丁玲全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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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写给女青年作者

一九二八年冬天或一九二九年春天,我在上海刚刚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先后在叶圣陶同志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在当时的文坛上开始露了一点点头角。记不清是哪家书店请客,我第一次被邀参加。我那时是一个不大喜欢在生人面前说话的人,也还有一点倔脾气,我虽出席了这个人数众多的宴会,但只默默地坐在一隅,观察着上海滩上各种流派的这些作家,和他们之间的热闹的酬酢。忽然,有几个穿着非常讲究的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人走到我的座前向我招呼,自我介绍。呵!原来是《真美善》杂志的编辑先生们。我虽然勉强和他们寒暄问答,心里却思索着:“他们找我干什么呢?”因为我自以为我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在我那时比较简单的直觉中,尽管他们在上海还是有点名气的一派,也不过比鸳鸯蝴蝶派稍胜一筹,是地地道道的海派。我呢,还说不上有什么派,那时我不是党员,只不过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作家,在上海没有熟人,又很穷,是只靠微薄的稿费为生的年轻人。可我却早就认为我同这些海派没有关系,所以我很矜持。他们告诉我,要出一期“女作家”专号,约请了一些有名气的女作家写稿,希望我也给他们一篇,文章不拘形式,不拘长短,稿酬从优,而且可以预支。是的,稿酬从优,可以预支,又同当代一些比我写文章早的著名女作家名列一起,真是多么诱惑人的好事呵!但,我当时婉言拒绝了,因为我不懂得在文学创作中还要分什么性别。先生们不理解我为什么拒绝,还笑吟吟地解释,哇啦不已,我有些烦了,就直率地答道:“我卖稿子,不卖‘女’字。”同桌的人,可能觉得我的话不好听,帮助打圆场,他们尴尬地走了。第二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就听到院子里的铁栏门有人摇晃,有人叫门。我走出来一看,还是头天晚上约我写文章的那几个人。我一见就有点生气,问道:“什么事?”他们手里拿了一张纸头,嗫嚅地说道:“无论如何,请女士给一篇稿子,现在就预支稿费……”他们说着,就把握在手中的那张纸片,微微抖动着向我递过来。我心中一时火起大声嚷道:“昨天不是已经讲过了吗?我绝不给你们的什么‘女作家’专号写稿,你们没有得到我的同意就跑到我家里来,太不礼貌了,请你们走吧。”我不理他们,转身回房去了。

后来,那期“女作家”专号果然出版了,里面刊登着“五四”时期就发表了作品的老的女作家和参加北伐的年轻的女兵,还有当时其他女作家的优秀之作,但单只没有我的文章。我一点不后悔,我很高兴,我至今以为我那时的傲气是对的,是应该的。如果我没有这份傲气,在那繁华的上海滩上,以我一个稚弱贫穷的少女,而不为一些小小风头弄得晕头晕脑,最后落得同流合污才奇怪咧!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同意说那个“女作家”专号真的是为广大妇女说话,解决什么妇女问题。自然,这和当年为“女作家”专号投稿撰稿的人是不相干的。

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时代变了,社会变了。去年黑龙江《北方文学》杂志社,出了一期女作家专号,我应约给了一篇散文。现在,南京的《青春》杂志也要出一期女青年作者专号,也约我写稿。写稿,我是乐意的。说些什么呢?

首先,为什么要特别把妇女当成一个值得提出来的问题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社会还存在妇女问题,妇女还没有取得同男子一样的平等的地位。本来,按照党的政策,按照宪法,按照社会主义制度,在我们国家里,男女一般是平等的。如我们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取舍稿件时,绝不会先考虑作者的性别的。然而,在什么地方,在影影绰绰的一些阴影里,大家(不只妇女,也还有男同志)又都不约而同地总认为还是有问题,有妇女问题。特别是妇女本身和研究妇女问题的人,总会看出,敏感到这里或者那里还是有问题的。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意识,不可能不影响我们的新社会。每个妇女对此都会有切身的体会,特别是那些奋斗在各条战线,从事各种专业的人。我曾经说过:“我懂得妇女的弱点,也更懂得她们的苦痛。”我尊敬那些做妇女工作的同志,我也感谢那些要使这个世界大翻身,从而创立社会主义理想乐园的战士。只有全人类的解放,才会不再有什么妇女问题,才能使我们不再为许多不合理的现象鸣不平。

既关心妇女问题,又从事文学事业的热心家,常常会想到女作家,他们惆怅新中国女作家的数量,担心女作家们的成长,他们常常想到要为女作家做点有益的事,这种好心是值得感谢的。

现在有些老年人不相信年轻人能管事,我感到很多事完全可以让年轻人去干。过去年轻人能打天下,为什么不能管天下,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接班管事,我们应该热烈鼓掌。当然对年轻人也要有要求,首先要和群众在一起,要沉下去,把自己看做人民的一分子,千方百计寻求跟社会接触的机会,多结识人,多听人谈话,多参加社会上的活动,多了解大家最迫切关心的问题。写文章不是玩魔术,不是拼凑方块字,好的文章应从心里来,作家心里要始终想着群众。如果不是长期地和群众一起战斗,一起生活,血肉之情,骨肉之亲的深厚感情是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人生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爱。我们的爱从哪儿来?一定要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如果不是与人民同患难共命运,没有共同的生活基础,就不会有真正的爱。我们讲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就是立足于共同的生活基础和奋斗目标的。据说,有不少年轻人没有信仰、信心,总嫌我们国家贫穷落后不自由,只讲吃喝玩乐,这是不行的。作为一个青年女作者如果没有信心,那怎么活下去?没有信心就没有爱,而写作的人如果没有爱,就可以把笔丢掉算了。同样的道理,一个人没有信念,没有爱,也就没有恨。十年大乱,国家民族大好河山被糟蹋得乱七八糟,大家从心里、从感情上都有怨恨,我们现在有些人写对“四人帮”的恨,有点经验、体会,所以作品写得深切感人。搞创作就要有爱憎感情。

再一个,就要多读书。国内国外,古的今的,只要能找到的,都不妨读一读。有比较才能有鉴别,采百花之精,酿一家之蜜,即使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也好。生活和读书,两者不可缺少。如果吸收得少,营养不够,那么纵然挤出来的是奶,这奶也会一天一天稀薄起来,慢慢就变成白水。人民是不能成天喝白水的。我过去说过,树要它结果,就得上肥,我们要支出,就要有收入,要多生活、多研究、多读书。

关于“女青年作者”专号,就说到这里。我想只要我们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生产高度发展,科学文化水平日益提高,肃清了封建思想余毒,加强民主与法制,国家繁荣昌盛,文学事业百花争艳,那么,大批大批优秀的女作家就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让我们为这一天的早日到来而团结奋斗吧。

一九八〇年八月末于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