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系统思维
一、系统及系统思维的内涵和属性
领导，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控制和引导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有机系统。把现代系统思维运用于领导活动过程中，在领导实践过程中提高领导者的系统思维能力，有利于领导者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自觉性和领导科学发展的能力。
世界上看似不太相关的事情，联系却十分紧密，最终形成一个系统。有时候，一旦系统中一个要素被破坏，整个系统就有可能崩溃。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同样如此。
相传理查三世和亨利准备决一死战，这场战斗将决定由谁来统治英国。战斗前一天，理查派一个马夫备好自己最喜欢的战马。马夫对铁匠说：“快点给它钉掌，国王希望骑着它打头阵。”由于铁片没有了，铁匠要他等等。马夫不耐烦地叫道：“我等不及了。”铁匠只好从一根铁条上弄下四个马掌固定在马蹄上。钉了三个掌后，他发现少了几个钉子，需要砸两个。马夫急切地说：“我等不及了，只要能把马掌挂住就行。”战场上，理查冲锋陷阵，忽然，马掌掉了，战马猛然跌倒在地，理查也被掀翻。受惊的战马跳起来逃走了，国王的士兵也纷纷转身撤退，亨利的军队包围了上来。于是，从那时起人们传唱着这样一个歌谣：“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少了一只马掌，丢了一匹战马。少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败了一场战役，失了一个国家。”
理论和实践不断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从来就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演化着，只是并非人类从一开始就对系统有深刻的认识和了解。人类步入现代社会以后，便自觉地将系统观作为一种思想和方法加以科学运用，不断地推动社会实践向前发展。
（一）什么是系统
系统，就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相互联系和作用的要素组成的、不断运动着的整体。任何事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系统而不断发展变化的。大系统由小系统组成，系统整体中必然包含若干个子系统。比如，宇宙是一个系统，地球是一个系统，北京城是一个系统，故宫是一个系统，故宫中的不同部分可以自成一个系统……大到整个世界，小到一个微生物，都是一个系统。只不过有些对象，如中国女子排球队，人们相对容易看出它们就是系统；而有些对象从某一方面看不是系统，但换个视角看它仍然是系统。例如我们常吃的锥形冰激凌，从某一方面看很难看出它是系统，但是当我们将它分成薄饼和冰激凌两部分时，就容易明白它其实也是一个系统。这里不妨介绍一下锥形冰激凌的来历。
1904年夏天，西班牙人哈姆威知道美国即将举行世界博览会，他把自己的糕点工具搬到了会展地点。不料他的薄饼生意很不好，而和他相邻的一位卖冰激凌的摊点生意却很好，以至于很快就把用来装冰激凌的小碟子用完了。好心的哈姆威就把自己的薄饼卷成锥形，让他盛放冰激凌。结果，这种锥形的冰激凌被顾客十分看好，而且被评为“世界博览会的真正明星”。从此，这种锥形冰激凌开始大行于市。可见，正是由于薄饼和冰激凌结合成一个系统后，才会有这种神奇的效果。
系统的基本属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系统的多元性，主要是指组成一个系统要素的数量多（至少在两个以上），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功能类型多、模式多、状态多，系统未来走向的可能性多，等等。从自然界来看，生物生态系统就有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即非生物环境、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这四个要素在系统中充当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功能，共同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转。在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系统同样都具有多元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就包括人的自身生产、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功能各异，但又互相联系，任何一种生产都必须以其他三种生产为前提，而任何一种生产本身又是其他生产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离开了其中任何一种生产，都不能完整地说明其他三种生产的再生产。
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之一，系统的这种联系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互相联系。系统内的各个组成成分看似毫不相干，实际上互相影响互相牵制。一个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另一个要素发生连锁反应。正确利用系统思维的关联性，在处理事情时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宋神宗熙宁年间，担任权都水监丞（掌管水利方面的官）的侯叔献征发民工，在濉阳县境内掘开汴河河堤，引用汴河中的大量泥沙淤灌田地。谁料这一年，洪汛特大，汴河水突然暴涨，洪水从掘开的河堤缺口汹涌而出，顿时堤防崩溃了……侯叔献决定，只有想办法泄洪，减缓凶猛湍急的水势，才有可能修复堤防，堵住决口。往哪里泄呢？侯叔献早就想好了：在离濉阳几十里的上游，在汴河河边，有一座废弃的古城，里面虽无人居住，房屋也都早已毁坏，但那几尺厚、几丈高的城墙却还是基本完好；用它来临时泄洪储水再合适不过了。侯叔献一声令下，带领民工们火速奔向上游那座古城边，连夜掘开了汴河河堤，把水引到古城里。第二天，下游的水量大大减少，侯叔献马上带领民工堵塞住了汴河河堤上的缺口。当古城里的水储满，又往汴河里流的时候，原来塌陷的堤已修复了。百姓的生命财产保住了，农田也免遭淹没。人们为侯叔献在大水汹涌的紧急关头随机应变的智慧所折服。
二是指系统整体与要素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常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成语，字面上说的是牵一根头发就带动全身，实际上是比喻一个极小的部分就可以影响全局。也就是说，如果要素发生变化，系统整体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如果系统整体发生变化，要素也必然要随之发生变化。只不过由整体变化而引起的要素变化，在程度和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罢了。否则，系统整体与要素之间，就难以相互适应，就难以协调发展。
三是系统整体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系统整体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容易被人们忽视。事实上，任何一个系统都离不开与它周围环境的联系。比如，经济发展本身可以成为一个系统，但是任何一个经济实体都离不开政治、文化等属于经济实体这个系统之外的其他因素。
公元981年，宋太宗决定请著名巧匠喻皓在东京汴梁建造一座大型木塔。989年，喻皓建塔完工。奇怪的是，这座塔竟然微微有点向西北方向倾斜。有人问喻皓为什么把宝塔设计成这样。喻皓笑着说：“这京城一带地形平坦，四面无山，又经常刮西北风。如果塔身是正的，在西北风的压力下，就会慢慢向东南方倾斜，到一定程度，就会倒塌。现在把它建造得稍微倾斜一点，是为了抵抗风力，不到一百年，他自然就会被西北风吹正了。”人们这才恍然大悟，风力也是高层建筑设计中一项不容忽视的因素。可见，在木塔这一系统，与它之外的风力构成密关联。
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种运动的规律性决定了事物的联系不是紊乱的，同样决定了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排列是有规律的。各个要素有规律的排列就构成系统的层次性。而且，下一个层次是上一个层次的基础。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的有机整体。这一社会有机体，就体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它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之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人们形象地把它称为“三层楼”。生物生态系统中，生物链上的各个环节就是一个层次。人们在确定一个目标时同样能够体现出层次性，因为为了有效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对这个目标进行层次分解，建立目标体系。如总目标下有若干个子目标，总分结合，相互衔接，共同形成整体功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中，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我国要实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所谓多层次，就是根据各地区的实际和特点，通过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沿边和沿江地区以及内陆省区等不同开放程度的各种形式，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开放。
系统的层次性又有其固有性和客观性，绝对不是人为作用的结果。人为地增加或减少一个环节即一个层次，该系统就会打破原有的平衡，形成新的结构体系，出现新的功能调整。实现系统整体功能优化，实际就是对其层次进行优化调节。这种层次还要严格的主次之分。改变这个主次，破坏这个系统的顺序，结果只能是使这个系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导致原有的系统不复存在。
系统的层次性决定了系统的结构性。系统内部各个要素按照一定的次序排列，形成系统的结构。改变系统的结构，往往会改变系统的功能。系统结构优化，其功能就优化；要实现系统整体的最佳功能，就必须优化系统结构。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要从根本上优化我国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生态结构。我们党还提出，要通过发展高科技的途径来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系统，彻底改变我国产业结构落后、经济效益低下的状况。这些都是系统结构性思维的体现。
系统的关联性决定了任何一个系统不可能是封闭的，它必需与其更高一个层次的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进行物质和能量、信息的交换，从而实现系统的存续和发展。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由于无法获得外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必将走向没落。
在17、18世纪交替之际，当时世界上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彪炳史册的皇帝，一个是清朝的康熙皇帝（1654—1722），一个是俄国的彼得大帝（1672—1725）。两个人同为少年登基，同为博学勤政。然而，两人对后世的影响却大相径庭。彼得大帝看到了落后的俄国与先进西欧的差距，搞改革开放，使落后的俄国与先进发达的世界很快对接，促使落后的俄国与先进发达的欧洲工商业沟通血脉，摆脱了落后的局面。康熙皇帝则夜郎自大，自以为是，沉湎于大清帝国的繁荣之中，下达禁海令，闭关锁国，也关上中国未来的希望，康乾盛世逐渐变成了落日的辉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一个系统，就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推进和我们党对实践经验总结的逐渐深化而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从横向看，它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文明成果；从纵向上看，它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具有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由于系统内部各组成要素之间关联十分紧密，系统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大于其要素简单相加的特定功能和运动规律的统一整体，人们可以把系统内的所有要素作为一个对象看待。整体性是系统的实质和核心。离开了整体性来谈系统就毫无意义。系统与一般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就没有多大差别。比如，我们曾经有领导班子的说法，后来又有领导集体的说法，现在更加趋向于使用领导团队的说法。从系统的角度来看，领导团队一说更加强调了整体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系统工程，就必须注意它的整体性。就广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来说，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要从整体上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的关系；就狭义的和谐社会建设来说，要能够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现公平与正义，完善社会政策和措施，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统筹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要求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
（二）系统思维
所谓系统思维，就是将现实事物看成系统，从整体性、层次性、结构性、功能性和动态性等方面加以分析的思维方式。
五代末的吴越王钱镠据守浙东、浙南时，在杭州梵天寺建造了一座木塔，刚造了二三层，钱谬登塔观赏，却发现塔在摇晃，就问建筑师是什么原因。建筑师说：“这是因为还没造好，顶上没上瓦，塔上轻，所以晃动。”钱谬派人铺上了瓦，可是木塔仍然晃动。那位建筑师急得没办法，只得去向著名巧匠喻皓请教。喻皓说：“这个塔是很容易稳定的，只要逐层用木板钉结实就行了。”造塔的建筑师问为什么。喻皓说：“木板上下都钉牢了，六面互相牵连住像箱子的板壁那样。人踩在上面，上下与四壁相互支撑牵引着，当然就不会晃动啦。”建筑师照喻皓的主意去办，果然木塔稳定了。这个木塔实际就是一个系统，喻皓比别人高明的地方就是以系统的思维来看待木塔。
系统思维作为一个独特思维方式，它与传统分析方法最大的不同是，否定孤立、静止、还原论的观点，坚持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强调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过程。它着眼于事物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多变量地考察事物，全面地认识事物，有效地把握事物，从而优化处理问题的方式和方法，达到提高系统整体功能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讲，系统思维不仅是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而且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
首先，系统思维丰富了普遍联系的思想。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之一，而系统思维则强调世界由系统构成，系统是由相互联系的各个要素构成的层次分明、结构稳定的统一体，这就拓宽了人们对世界普遍联系的认识。
其次，深化了对立统一规律。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系统思维则认为，系统内部的关系是矛盾或潜在矛盾的关系，要从整体上把握对象的思想，也就是要按照对立统一规律从事物的各个方面、各种关系、各种矛盾的总和上把握事物的基本要求。这就拓宽了人们对对立统一规律的认识。
第三，深化了否定之否定规律。唯物辩证法强调事物要实现自身的运动和发展，就必须进行自我否定，因此，事物的发展总是呈现螺旋式上升，体现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而系统思维则强调，事物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不能仅仅从事物的内在矛盾考察，还要考虑与其他事物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联系，事物系统是在开放的前提下而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中获得发展的；同时，要从总体上把握事物发展的前进性和规律性，但是，发展的模式不能事先设定，因为事物发展有多种可能性。
人类很早以前就萌发了朴素的系统思想。在中国，先秦时期的阴阳五行说把事物看成相生相克的整体；春秋末期思想家老子在《道德经》中强调“道”和“一”，它们都蕴含着系统性思想。此外，我国的医药、工程、农事等方面的知识，都不同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古代朴素的系统性思想。在西方世界，古希腊原子论的创始人德漠克里特就著有《世界大系统》，认为世界是由原子和虚空组成的，同时最早使用了“系统一词”。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了“整体大干部分之和”的杰出观点，这也是系统科学的一个基本原则。近代生物学、物理学、量子力学等自然科学界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为现代系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反过来，这种系统思想又在科学界和工程技术等实践领域得到迅速而广泛地推广和应用，极大地推动自然科学高速向前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王阳元说：“针对客观实际需要开展系统的研究工作，必将有所发明、有所创造。只有整体地把握研究对象的一般性质，才有可能实现创新。如同作曲家把握旋律后再具体化到每个音符，数学家设想一个方程式时也是这样。创新不是对事物某个局部认识的修修补补，不是零敲碎打地解决问题，而是整体研究，深入掌握其物理本质，组织系统实验。”“开展系统研究，运用理性思维，会大大提高对机遇的敏感度，可以缩短整个研究进程。由于研究者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整体思路，尽管不太明确，但是对于一些微不足道、看来似乎无用的线索，会意识到它的研究价值，对它进行深入研究，就可能捕捉到机遇”。
系统思维方法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大变革，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人们在观察和研究社会现象时不仅能够运用系统思维的方法去实践，而且能够形成系统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个十分科学的系统。马克思在观察人类社会时，始终从全局的观念出发，系统地分析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一系列办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人，同样善于运用系统思维，清醒地看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极其复杂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想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必须统筹兼顾，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
比如，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圆满完成这一工程，我们运用了系统思维。在解决企业存在的困难和矛盾时，不仅看到有些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且还看到了有些是国民经济中深层次问题的反映。深化国企改革，既注重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又注重进一步抓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和各项配套改革，比如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现整个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联动等各个方面。
系统思维方式的科学运用必然导致领导方式上的革命。现代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需要处理各项工作，无论是调查研究、科学决策，还是选人用人、组织指挥等大型活动，面对的都是多因素、多层次、结构复杂、动态多变的大系统。现代领导者只有运用系统思维方法，才能把握全局、把握未来，抓住问题的重点，把握住工作的重心，争取工作的主动权。
二、系统思维的基本方法
运用系统思维指导工作，关键是掌握系统思维的几种最基本也最常用的思维方法，包括整体性方法、结构性方法、相关性方法、综合性方法、协调性方法、立体性方法等等。此外，还有其他各种方法，但都不外乎在这几种方法上派生而成。
（一）整体性方法
“整体大干部分之和”是系统最基本的首要规律。以这个基本规律为依据，从系统的整体与部分、要素与结构、系统与要素的相互关系出发，把认识上升到整体性上来，对每一个要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整体评价，这种方法就叫整体性方法。整体性方法特别强调把这每一个要素放在整个系统的背景之下来考虑，认真研究要素与整体的结构，分析这种结构组成是否合理，搭配是否协调顺畅，终极目标是否发挥整体功能。
毛泽东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就是从革命斗争的整体性和全局性需要来考虑每一个要素的。在以军事斗争为主的艰难岁月里，他不仅十分重视思想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且特别强调了经济建设。在他看来，这些是一个完全不能分割的整体，并且必需实现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整体的最大效应。当时受王明左倾进攻路线的影响，对于苏区经济建设工作十分漠视。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他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在今天不但和战争的总任务不能分离，和其他的任务也是不能分离的。”他身体力行，积极研究和领导经济建设工作，最终为苏区建设和取得多次反围剿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整体性方法的对立面是片面性方法。我国古代思想家对那些片面性思维方法有着十分精辟而通俗的概括：用“坐井观天”比喻把自己在特定条件限制下看到的局部当成整体；用“以偏概全”来指把那些原本是多特征、多功效、多指标的系统看成是只有某一项特征、功效和指标；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来比喻由于自己是群体的一小部分，加之缺乏整体思维的自觉性，从而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体，更加把握不了整体的规律；用“面东而立，不见西墙”比喻自己不自觉地被置于某个方位之后，从而把特定的方位看成唯一的方位。从根本上讲，这些都是缺乏系统思维、没有整体观念所致。
（二）结构性方法
结构决定功能。系统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功能，根本上是取决于系统内部的结构。依据系统结构功能原理，对系统结构进行一些调整，以保证特定系统功能、提高整体效应的思维方法就是结构性思维方法。一个系统要正常发挥出自己的功能，就必须保证其具有合理而稳定的结构。领导者一定要运用结构思维方法，经常观察、分析系统的结构状态，看其结构是否合理、运转是否顺畅、整体功能是否正常。要通过事前预防、事中控制、事后跟踪，确保系统优良而稳定的结构状态。
春秋战国时期，齐王经常与大将田忌赛马。谁输了一次，就要给赢者一千金。齐王和田忌各有三匹战马，而且每人的马都分上、中、下三个等级。在同一级别的战马中，齐王的马都明显的强于田忌的马。每次比赛时，田忌都用同等级的马与齐王同等级的马对阵。即上等马对上等马，中等马对中等马，下等马对下等马。比赛的结果，每次都是田忌输给齐王三千金。自从田忌收留谋士孙膑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有一次，齐王又要与田忌赛马。孙膑就给田忌献了一条计策，他告诉田忌这次赛马要变化一下方法，但是一定要礼让三先，先让齐王说出赛马安排的顺序，然后你以自己的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以你的上等马对齐王的中等马，以你的中等马对齐王的下等马。田忌按计行事，结果田忌以两胜一负的成绩赢了齐王一千金。田忌在不改变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着眼于结构性上适当变化，实现系统的有效整合，最终赢得了胜利。
当然，任何系统都是动态的，因此，这种系统的结构稳定性也是相对的，尤其是当系统结构处于不良状态时，要促使它向优良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领导者注意用系统思维法去深入调查、认真分析。当发现单位结构不良时，就要通过仔细工作、合理调整，甚至增加一些要素，改进系统的结构，提升系统的整体功能。作为一个系统的领导者，首先要弄清该单位是否需要增加组成要素。该增加的要果断尽快地增加，不该增加的切不可盲目地乱增加。
（三）相关性方法
通过处理好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以使系统保持最佳的整体稳定状态，并得以发展的科学方法，就是相关性方法。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相互关联是十分容易理解的，系统与环境相互关联却不容易为人们所理解。事实上，任何一个系统，自身要实现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必须与外界不断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一个系统要得到发展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外部环境，以便从中获得需要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从中获得信息和能量。领导者在进行领导系统的设计、组建和管理时，都要注意到系统与外部环境相关性的特点，尤其要充分考虑外部环境的客观性、差异性、复杂性、多变性和可塑性的特点，最终实现领导工作的成功。
东汉末年，曹操与马超在潼关交战。曹军损失惨重，元气大伤，曹操只得收拾残军，到达渭河北岸。马超乘胜追击，驻寨于渭河边，使曹军一时难立营寨。曹操知道，如不赶快安营扎寨，马超随时有可能发起攻击，无营寨的军队将不堪一击。可是，北岸的附近没有现成的城池可供安营扎寨。这时有人向他建议用渭河的土筑个土城。可是，渭河的土尽是泥沙，松散得怎么也垒不起墙来，加上马超的兵马又常来骚扰，急得曹操日愁夜叹。当时已是初冬时节，严寒即将来临。这时，一位隐士建议说：“这几天阴云密布，今晚定起北风，天气必将暴冷，用渭河泥沙筑城，必定随筑随冻。”曹操经隐士一指点，顿时恍然大悟，当即传令士兵做好一切准备。当天夜里，果然气温骤降，全体将士一边堆土，一边浇水，等到天亮，土城已经筑好。古代人们认为这是应了天时。事实上，隐士正是利用了寒冬这一特殊的时间特点，将筑城和特定时间的天气状况关联在一起，从而取得了独特的效果。
（四）综合性方法
一般说来，任何思维过程都包含着分析和综合的因素，即对事物的性质一一进行分析，然后在分析的基础上重新加以综合，借以找出事物的本质特征来。系统思维方式的综合性，并不等同于思维过程中的综合方面，它是从“部分相加等于整体”上升到“整体大干部分相加之和”的综合。综合性方法就是指既把综合作为起点又把综合作为终点，同时运用综合与分析的手段把握系统客体的思维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人们在考察对象时要从它纵横交错的各个方面联系出发，摒弃孤立的、静止的分析习惯，从整体上综合地把握对象，使分析和综合相互渗透、“同步”进行，每一步分析都要顾及综合、体现系统整体，这样才能使人们站在全局的高度上，系统地综合地考察事物，着眼于全局来认识和处理各种矛盾问题，达到最佳化的总体目标。
公元279年，西晋司马督马隆率领兵士去执行收复被鲜卑族首领树机能抢占的凉州的任务。部队渡过淄水，很快进入了凉州地界。凉州城内的树机能早就分派重兵占据了险要位置和有利地形，在马隆军队的必经之路扎好口袋，并预算好马隆可能撤退的路线，同时，埋设伏兵截断他的后路。马隆则首先让部队全部换上犀牛皮盔甲，然后到附近运石头，要求他们把运来的石块堆在一条窄路的两侧。他算准树机能求胜心切，必定由此道来偷袭西晋军。当树机能的部队冲过来后，一个个都被两旁的石头吸住了动弹不得。马隆士兵冲杀过去，一下子砍倒了几千鲜卑兵，树机能也被杀死。原来，马隆曾对这里的地理环境进行了专门考察，了解到这里有一种吸铁磁石。马隆即刻联想到，战场上士兵的盔甲多是铁铸的。若把这一特点使用到战场上制敌，会发挥出奇妙的效果。就这样，马隆一举收复了凉州。可见，马隆获胜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综合了战场上的各种有利因素，从而使它们发挥了神奇的效果。
运用综合性方法考察和处理问题，是现代化大经济、大科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当今许多工业化国家都把发展以各种新工艺为基础的综合性自动化生产以及建立综合性无废料生产当成是更新生产力的合乎规律的方向。许多农业先进国家已经将生态系统的原理用于规划、设计、建设和组织农业生产系统和农村生活系统以至农业政策系统，引起了农业生态系统综合化的趋势。这种把农业技术系统同农业生态系统有目的地实行综合，是现代化系统化大农业发展的趋势。至于现代的信息产业、宇宙工业、海洋开发等新兴产业，更是应用系统科学理论对单科单项技术进行综合配套和综合调控的产物。
（五）协调性方法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在平衡与不平衡、协调与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变化发展的。协调因此强调系统整体与要素、层次与层次、结构与功能、要素与要素、自身与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协调性方法，就是指人们从有效协调的高度，寻求系统各因素之间、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共性，暂时搁置差异，排除干扰因素的思维方法。
运用协调性方法，最重要的是有利于实现系统的可持续发展。系统只有保持内部的协调，才能实现自身的相对稳定。邓小平着眼于现代经济的实际情况，充分利用系统思维中的协同效应，运用协调性方法既强调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协调发展，又提倡要敢于竞争，加速发展，争取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既提倡互帮互助，共同致富，又反对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现代化系统中，他强调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这两个子系统中的协调动作，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能“一手软一手硬”，顾此失彼；在改革这个大系统中，强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这两个子系统要协同作用，提出两方面的改革要配套进行，不能让经济体制改革“孤军奋进”，等等。只有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事业中各个子系统的各种协同效应，才能达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优化这个总系统的目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实现速度、效益、结构和质量的协调，实现经济发展速度、体制改革的力度和社会承受的程度的协调，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关系的协调，促进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运用协调性方法时，要善于激发组织成员的积极性。任何一项工作的实施都是一个系统工程，在实施的过程会遇到许多挫折，要想使参与者始终处于施展才干的最佳状态，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表扬和奖励，不断化解存在的矛盾，解决存在的问题，使单位和部门更加协调，从而取得更大的成绩。
（六）立体性方法
系统不是以平面的形式存在的，而是纵向和横向的统一。立体性思维的方式就是把思维客体作为系统整体来思考，既注意纵向对比，又注意横向比较；既注意了解思维对象与其他客体的横向联系，又能关注思维对象的纵向发展，从而全面准确地把握思维对象。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将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将时间和空间有机统一，注意从多向空间，从各个角度、各个侧面、各个层次及其外部的联系进行全面考察；将整体性和开放性有机统一，有利于主体从整体上全面地把握客体的本质，有利于打开思路，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多方面的连贯思索。
1726年，江苏北部闹蝗灾，忧国忧民的徐光启，毅然决定去研究治蝗之策。他收集了从春秋战国到明朝共2000多年里有关蝗灾情况的记载。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他首先注意到：在110次的蝗灾中，发生在农历四月的有19次，发生在农历五月的有26次，六月的31次，七月的有12次，其他月份总共只有9次。他确定蝗灾大多数发生在夏秋炎热的季节，且以六月为最多。接着，他把注意力引向发生蝗灾的地区上，他从史料中发现，蝗灾大多发生在“幽涿以南，长淮以北，表兖以西，梁宋以东诸郡之地”（相当于现在的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东部，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仅在元朝的百余年间，史书所记载的大约400多处受灾地中，95%的地方都在这个范围之内，原因是这一地区湖泊、沼泽较多。正是由于从上述“时间”“地点”“原因”等多个维度来研究和思考，徐光启才最终找到了正确的治理对策。他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写成文章向群众宣传，并且还向皇帝呈递了《除蝗疏》，为治理蝗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是一个十分科学的概括，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又是一个运用立体性思维方法的最好实例。“三个面向”的核心是面向现代化，它是其他两个面向的基本出发点；面向世界是面向现代化在空间上的拓展，面向未来则是面向现代化在时间上的延伸。“三个面向”的提出，体现了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来认识教育地位和作用的一贯思想，既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教育的客观要求，又把握准了时代特征和对世界未来的科学预测；既总结了教育改革的基本经验，又阐述了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从世界发展和民族命运的高度对教育提出的总体要求。
三、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系统思维注重从事物的整体出发，遵循“整体——部分——整体”的思维程序，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全局性思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逐步地克服片面性”，“采用比较全面的观点看问题，就是要用辩证的观点分析事物的矛盾，看到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看到事物的全貌。”全面看问题是领导者具有较强系统思维能力的最主要表现；树立全局观念，是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必备的素质。
（一）目标要明确
目标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的成果。目标，也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是组织进行活动的旗帜。没有目标就没有方向，最终将一事无成。我国古代著名谋略家刘伯温曾经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条小鱼在向前游动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而当它有一天被河水冲到某个小溪中的时候，它才突然明白原来它的家园就在刚刚游过的某个大河深处。小鱼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目的地在哪里，所以最终离开了广阔的大河而到了自己并不喜欢的小溪中。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社会组织也会有不同的目标。个人崇高的目标有利于激发工作热情，保持一种高昂的斗志，增添力克困难的勇气和实现人生价值的决心。
哈佛大学有一个关于目标对人生影响的跟踪调查，研究结果表明：3%的人有清晰而且长期的目标，他们25年来几乎都不曾改变过自己的人生目标，25年后，几乎都成了社会各界的顶尖人士；10%的人有清晰短期目标，他们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上层；60%的人目标模糊，他们几乎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没有什么特别的成绩。27%的人25年来都没有自己的目标，他们几乎都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常常失业，并且喜欢抱怨他人，抱怨社会。
领导者与被领导者构成的一个重要的领导活动系统，如果具有十分一致而高尚的目标，整个系统中的成员就能够自觉地全面看问题、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系统内的所有成员能够风雨同舟、和衷共济。
领导活动系统中的目标必须具有明确性。所谓明确性，是指领导者不仅要确立系统的最终目标、明确每个特定阶段的中间性目标，而且对于这些目标要有十分清晰的表述和界定，使系统内所有成员容易理解、认同和接受。目标不明确或者混淆了不同的目标，必然会由于人、财、物、时间、信息各方面因素的相互干扰而达不到优化。毛泽东说：“任何经验（实践），均是从实行某种政策的过程中得来的，错误的经验是实行了错误政策的结果，正确的经验是实行了正确政策的结果。因此，无论做什么事，凡关涉群众的，都应有界限分明的政策。我感觉各地所犯的许多错误，主要的（坏人捣乱一项原因不是主要的）是由于领导机关所规定的政策缺乏明确性，未将许可做的事和不许可做的事公开明确地分清界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商船为了防止敌机轰炸而在船上装了大炮，当时，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装大炮花了很多钱，可是并没有打下几架飞机，划不来。这种说法迷惑了许多人。后来才发现是目标搞错了，不自觉地将原订防止敌机轰炸的目标换成了打下敌人飞机的目标。从打下敌机数目出发来思考问题，确实是效率不高。但商船装大炮的目标，并非是为了打敌机，而是保护商船不会因为敌机轰炸而遭受损失。敌机看到商船装有大炮，不敢低飞，即使轰炸，命中率也极低，商船装大炮有效地保护了商船，从而证明了商船装大炮的决定是合理的。
领导活动系统中的目标必须具有先进性。所谓先进性，就是指领导活动系统中的目标，既要突出重点，又要统筹兼顾；既要有前瞻性，又要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既要符合人民愿望，也要顺应时代要求。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中确立先进目标的重要意义。这次奥运会筹备之初我国就确定了“科技奥运、绿色奥运、人文奥运”的办会理念。这个理念中的三个方面实际上构成了29届奥运会的目标体系。围绕这个目标体系，自2001年申办成功，中国人民就从这几个方面进行努力，取得了令全世界人惊叹的成功。所谓绿色奥运，就是用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筹办奥运会，广泛开展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北京和中国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改善，倡导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所谓科技奥运，就说是紧密结合国内外科技最新进展，集成全国科技创新成果，举办一届高科技含量的体育盛会；提高北京科技创新能力，推进高新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和在人民生活中的广泛应用，使北京奥运会成为展示新技术成果和创新实力的窗口。所谓人文奥运，就是传播现代奥林匹克思想，展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和市民的良好精神风貌，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加深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人的精神与体魄之间的和谐发展；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以运动员为中心，提供优质服务，努力建设使奥运会参与者满意的自然和人文环境。
领导活动系统中的目标必须具有科学性。所谓科学性，就是指确定的目标必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目标出来以后，要具有可操作性，对系统中每个成员的激励作用。具体来说，一是目标的制订必须符合组织系统的实际。目标不同于幻想，它更加注重于其现实性。目标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过大，则很难实现，系统中的成员觉得可望而不可及，容易使人失去信心；过小，则触手可及，系统的成员又会觉得毫无挑战性，容易使人失去兴趣。总之，目标过大或过小，都容易造成目标落空，使目标形同虚设，最终导致系统方向感不强，凝聚力和战斗力缺失。二是要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措施。目标一旦确定下来以后，就要成为整个系统的行动指南。要确定目标中不同的阶段需要解决的问题，研究各个阶段之间以及各个阶段与总体目标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对各项具体措施以及发展的趋势进行综合性考核；探求达到总体目标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各个阶段的可供选择方案，进行分析比较，从中选择最好的方案实施。三是要适时调整目标。世界上任何系统都处在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因此，就大多数情况而言，由于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限制，系统运行的方向往往还会在目标附近出现摆动，只不过幅度大小可能有所不同。这就需要领导者头脑中应该具有这方面的意识，建立检测目标的反馈环节，及时发现偏差和出现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行为调整，甚至有时发现目标与现实条件相去甚远，就应该对目标进行符合实际的调整，以防因为目标过高难以实现而影响领导效果。
（二）善于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系统由要素耦合而成，系统整体由子系统耦合而成。全局由局部组成，但不是局部的简单组合，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各个局部所形成的整体。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问题。总揽全局，站在全局的高度去处理全局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是系统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高度重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关于战争，他认为，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个全局。战略和战役的关系，战役和战术的关系，都是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师的动作和团营的动作的关系，连的动作和排班动作的关系，都是全局与局部关系的实例。他曾经批评一些领导者：“他们看问题仅从一局部出发，没有能力通观全局，不愿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联结，把部分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连接，捉住一局部一时间的东西死也不放。”
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必须树立集体利益至上的观念。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等同于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要以大局为重，以国家利益为重。
宋朝时期，党项族人李继迁原先依附宋朝，后叛变建立西夏，且不断侵扰西部边境。在叛变时，李继迁的母亲因年事已高，被留在家乡。李继迁成为叛将，宋太宗为了惩处他，决定杀掉李继迁的母亲。皇帝金口一开，满朝文武没有一人提出反对意见，连一向仗义执言的寇准也深以为然。只有宰相吕端毅然表示反对杀掉李继迁的母亲。他对宋太宗说：“皇上今日杀了他的老母，明日就能生擒李继迁吗？如不能，愈坚定他的反叛之心啊。不如将他母亲安置赡养，以招降李继迁。即使李不能降，其母生死在我们手中终可系其心。”太宗听罢连连称好，说：“若不是你，差点误了大事。”吕端的话果然得到了应验，后来，李继迁去世后，他的儿子感激宋朝不杀祖母之恩，终于投降了宋朝。吕端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维护了大宋长远的利益，他因此也赢得了世人的景仰，皇帝都称赞“吕端大事不糊涂”，实际上是对吕端能够顾全大局的极高推崇。
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必须树立全局利益至上的观念。全局利益带有照顾各个方面和各阶段利益的性质。维护了全局性的利益，有利于局部利益从整体上得到加强，尽管某一时刻局部利益会受到一些影响。领导者一般都主持一个部门或者一个地区的工作，都应该努力谋求所在部门或单位的利益。但是，领导者都应该看到，自己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相对于全国来讲，只是一个局部。当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是遵循大局原则的典范，不仅从大局、全局上考虑问题，积极配合全局工作，而且当自己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敢于舍弃自己的局部利益，甚至牺牲局部利益以顾全大局利益。
解放战争到了1947年，我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是年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展开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按最初设想，刘邓准备在进行鲁西南战役后，经豫皖苏边区，稳扎稳打，逐步向南挺进。7月下旬，鲁西南激战正酣，毛泽东指示刘邓跃进大别山，时间定在8月中旬。他要求刘邓抓紧休整，尔后出击。这时，刘邓在鲁西南正面临着重重困难：国民党军各路大军蜂涌而至；暴雨如注，行动困难；黄河水涨，波涛连天，蒋介石准备阴谋挖掘黄河大堤，水淹刘邓部队和解放区。但为了战略全局，为了中央的安全，8月7日，刘邓大军毅然向南跃进，挺进大别山，完成了党中央交给的重大历史使命。
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领导者就必须善于从全局出发进行决策。领导者不仅是领导活动的参与者，更是领导活动的决策者。能否从全局出发、能否抓住领导者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进行战略决策，事关领导活动的成败。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提出了著名的慎重初战三原则：第一，初战必须打胜；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局计划的有机的序幕；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这三个原则，具体说就是，初战要有充分的准备和把握，要正确选择打击目标，周密地制订作战计划，不仅确保首战必胜，而且要使初战与续战有机衔接和转换。最后要围绕战略全局来筹划、指挥战役，使得战役上的胜利成为完成战略目标的组成部分，能够推动下一个战略阶段的战役不断向着有利于完成战略任务的方向稳步向前发展。很明显，这是一个完整的战争指挥体系，做到了环环相扣、局部和全局的结合。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陕北受到胡宗南率领的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个方面夹击的紧急情况，毛泽东经过全面而周密的分析认为，不管自己力量大小，和敌人硬打硬拼是绝对错误的，从全国战局的进展和敌我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暂时放弃延安有利于解放战争的整个大局。于是他决定先撤离延安，诱敌深入，然后再在运动战中寻找机会消灭敌人。毛泽东的英明决策使解放军的有生力量得到了保存，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沉重地打击了敌人。1948年2月，延安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1949年，全中国得到了解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特别注重从全局出发进行整体决策。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这一消息震惊了世界。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是新时期军队几次精简整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我军历史上少有的。在当时东西方冷战仍相当激烈、裁军谈判没有取得多大进展的情况下，邓小平作出了主动裁军一百万的战略决策，体现了他无比深邃的战略眼光和巨大的政治勇气。邓小平认为，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百万裁军决策是从这一大局出发的。以后的时间证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裁军，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同时对世界和平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由区位劣势而来的经济劣势，使得山区和东西两翼经济一直是广东发展的“短板”。“珠三角”经济与东西两翼、山区经济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一直是广东的难解之结。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广东省委、省政府把加快山区发展摆上了重要战略位置，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从临时性、松散性的扶持转向制度性、集中性的扶持，从单一的经济扶持向整个发展环境的扶持，其力度前所未有，效果也前所未有，到2004年前7个月广东山区市财政收入增幅第一次超过了全省的平均水平。从分散孤立解决山区跨越式发展和“珠三角”快速发展，到全省一盘棋统筹谋划总揽全局，这一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表明广东科学发展的思路更加成熟。
现代领导者树立全局观念，就是要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联系起来，坚决防止和克服本位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同时，领导者在决策时应该考虑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一项改革措施出台的效果，并不一定正比于社会系统工程的整体效果。有的改革措施从局部来看是可行的，而从社会的全局来看却是不可行的；而有的改革措施出台后经济效益好，而社会效益差，这就不宜采用和推行，领导者要从局部效益和社会的全局利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整体上，综合考虑改革措施是否应该出台以及何时出台。
当然，讲树立全局观念，并不是说就可以完全忽视局部或者说是个体的重要性。任何一个系统不可能离开要素而存在和发展。有时，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响，就是因为这些局部不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东西。但是，组成全局的多数局部出现问题，或者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出了问题，全局就立即起变化，系统将很快变得残缺不全，功能也将严重下降，甚至丧失殆尽。因此，领导者要善于观察分析系统中相关要素的特点和变化来最终把握全局。有时局部的某些变化就可能影响全局。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但中美打开正式交往的大门却起因于“乒乓外交”。1971年4月6日，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国乒乓球队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问中国。中国的邀请既是为了促进两国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又是向美国作出一个重要的政治姿态。中国这一小小的举动，立即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美国总统尼克松说：“这个消息使我又惊又喜。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得以实现。”4月14日，周总理接见了第一批美国客人——9位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此后，中美两国人员开始频繁互访，小小乒乓球推动了中美外交关系，进而影响了整个世界。
日常领导活动中，领导者要想改善系统整体功能，就必须重视系统内各个要素素质和能力的提升，积极为要素提供必要的提升平台和实现价值的机会。此外，在抓紧中心工作的同时，应兼顾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弹钢琴”的领导艺术。
（三）善于做好协调工作
系统思维时刻注意保持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平衡和稳定，以追求系统结构的最优化及功能和作用的最大化。换句话说，系统思维以协调系统内部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矛盾为己任。体现在领导实践中，就要求领导者承认和尊重差异性、多元性，并且千方百计运用和驾驭差异性、多元性，做好协调工作，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在日常领导活动中，需要协调的矛盾冲突涉及方方面面、多种多样，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行政协调；二是人际协调；三是价值目标的协调。各级领导干部应该十分重视和研究各类性质的矛盾，把协调各类矛盾作为领导的一项重要职责，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力和品格。
注意搞好行政协调。行政协调是指领导者在对整个领导活动进行全局考虑的时候，如何统筹兼顾，如何安排好轻重缓急，从而实现领导系统功能的最大化。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各项事业的发展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始终离不开我们党所做的一系列协调工作。30多年前，我国尚处于短缺经济阶段，许多产品供应不足，人民群众生活存在很多困难，因此，我们毅然决然实行改革开放，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经济出现了大发展，总体上告别了短缺经济，人民群众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人民群众的物质需要与社会生产之间的协调。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矛盾开始出现，比如，由于重复建设，造成经济结构严重不合理；由于思想道德建设滞后，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某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适应的状况；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导致自然资源的利用不够合理，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制约。党的十八大强调：“必须更加自觉地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备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努力搞好人际协调。领导活动系统必然离不开人。而人又是领导活动系统中最能动的因素。人际协调也就显得十分重要。和谐的人际关系，是领导系统的润滑剂，有利于增强系统的韧性和张力。在革命战争时期，屡建奇功、威名赫赫的刘邓二人，就是军政领导之间充分协调与合作的杰出代表。
邓小平与刘伯承，一个是政委，一个是军事主管，年龄相差12岁，性格、情感、爱好、经历也不尽相同。然而，远大的理想和共同的抱负使这两位杰出人物紧密合作在一起。他们的合作成了表率，带动了整个军队的高度团结协调，用他们二人名义发出的训令、号令或者命令，部队无不坚决执行。邓小平曾经回忆说：“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个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设法搞好价值目标协调。领导系统明确的价值目标是领导系统的旗帜。由于人的思维差异，造成价值目标的多元化。只有通过协调实现体系价值目标的高度统一，才能达到系统整体功能的最大化。
（四）善于左右兼顾
所谓左右照应，就是既要考虑所要做的事情本身，又要考虑它所涉及的相关因素。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着，它们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影响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这就好比从NBA挑选最好的中锋、前锋和后卫组成的球队，如果每个球员都只想证明自己是那个位置上的最佳人选，那么，从整体看，这个球队就无法成为最佳的球队。因为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必然导致整体观念的缺失，彼此之间不能很好地磨合和协调，实际已经将一支球队变成了五支功能极不健全的小球队。因此，每一个球员不仅要有良好的技能，而且需要主动考虑到其他球员的作用。领导者只有左右兼顾，全方位地思考问题，才能真正提高系统思维能力，作出正确的决策。
1569年5月，海瑞升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粮储，提督军务，巡抚应天十府。海瑞到任后看到已是深秋季节，但许多良田仍然泡在水里，他决心整治水患。当时三吴地区的入海通道南面是吴淞江，北面是白茆河，中间是刘家河。吴淞江本是引太湖水经黄浦江入海的，但是河床淤积，太湖之水难以流出，反而回溢，造成了巨大灾害。而白茆河也是“水患不流泄。”三吴以北的一些县均受害。海瑞掌握这一情况后，力主疏通这两条河流。如何疏通两河？一方面，“吴淞江之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另一方面，那些流离失所的饥民，不开仓赈济，必将冻饿而死，这也是当务之急。而对此情，海瑞想出一举两全之策，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按工发给灾民银两和粮食，把治水和救灾一起抓了起来。
善于左右兼顾，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维方法。战场上，他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注意把军队的战斗与人民的支持很好地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牢固的整体。他十分偏爱诱敌深入的战法，而且屡战屡胜。毛泽东看到敌军强过红军，红军必须加上根据地群众的力量，才能压倒敌人的优势，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泽东后来对诱敌深入这一重要战术进行理论总结时，其中就包括：一是有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二是有有利于作战的阵地；三是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等等。毛泽东正是将这些因素放在一个系统内来思考，所以能够准确把握战争的全局，取得战争的胜利。在日常的领导工作，毛泽东也提倡要发挥两个积极性，说的就是要左右照应。他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五）善于合理安排层次
系统具有层次性，这个层次又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因此，领导者必须尊重系统层次的规律性，不能把系统层次划分过多、过滥、过细，否则必然会造成领导者考虑问题思路分散，失去主要目标和方向，抓不住主要矛盾，导致遇到问题优柔寡断，处理问题缺乏魄力；也不能把思维层次划分过少、过粗、过简，否则又容易造成领导者考虑问题太粗，过于简单，使其思路失去严密性和可靠性，导致作出的决策缺乏论证，实行决策缺乏具体措施和步骤，从而使领导实践变成了粗线条的、缺乏科学性的盲动主义。
通用公司是一个拥有14个产业集团（Group），上千家企业，约35万雇员，年销售额达405亿美元（1987年）、销售业务遍及全世界的大型跨国公司，在管理层次上也经历了由简到繁的进程。1981年，杰克·韦尔奇当选为公司董事会主席兼总裁时，公司由61个事业部组成，从上到下共设五个管理层次。机构庞大、层次多，公司的力量很难形成拳头，决策和贯彻过程复杂、时间长、难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的需要。杰克·韦尔奇上任后，首先精简机构，将61个事业部，按照产品性质或地区重新划分，逐步合并为14个产业集团；同时管理层由过去的五个层次减少到三个层次，各个层次的管理权限和责任很明确。从而大大提高了公司的整体效益。
作为领导系统来讲，其层次的安排，在尊重系统层次划分自身规律的基础上，还应该根据领导者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来进行。管理学上有“跨度”“幅度”之说，说的就是一个系统中管理层级的最大数目。研究表明，实际工作中影响有效管理的幅度因素很多。如领导者个人素质好、有参谋人员协助；下级领导能力强、经验多，且工作近似、规范；对直接领导下级的考核制度、办法和控制手段比较健全等等，领导者的管理幅度就可以大一些。反之，有效管理幅度就应该小一些。因此，领导者一方面要综合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来设计领导活动系统的层次，另一方面，在管理层次既定的情况下，就必须不断地加强学习和锻炼，不断提升自身的能力和素质，提高驾驭领导活动系统的能力和本领。
对于一个领导活动系统来说，其层次的多少必然会影响到领导者权力的分配。领导者的管理幅度大，在进行权力分配时就可以减少领导层次而同样能实现有效的领导。管理幅度若小，领导者在进行权力分配时就要增加领导层次来实现有效的领导。因此，领导者在权力分配时，要能正视自己、面对现实，确立适度的层级、合理的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