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展示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的博物馆

1863年（清同治二年）创设的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是今天可以考证的中国第一家豪华型近代宾馆，被称为“华夏第一店”。在近代早期，它是接待外国重要宾客的场所。从它创设以来的130年间，直接或间接和近代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发生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的风云变幻，可说是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天津市发展的历史见证。

利顺德的创办人是英国传教士殷森德，他在天津租地盖房，经营饭店，是和英国女王政府签立字据的。最初是旅馆兼作货栈的英式平房建筑，后来扩建为豪华宾馆。

饭店的创设几乎和天津开埠同时。1856年至1860年（清咸丰六年至十年）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1858年）和《北京条约》（1860年）。天津开辟为通商口岸是在《北京条约》中规定的。此规定是英国、法国为了便于和清政府打交道而特别提出来的。在此以前，《南京条约》规定了五口通商，即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天津条约》规定了十口通商，即牛庄、登州、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这是最早的15个通商口岸。按照条约的规定，外国人可以携带家眷，居住在通商口岸，“贸易通商无碍”，外国军舰也可以在此出入停泊，但是，除通商口岸外，外国人“不准赴他处港口”，亦不许华民在他处港口“游奕贩卖”（《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这最早开辟的15个通商口岸都在沿海沿江、交通发达、商业繁盛的地区。侵略者可以在这些口岸进行经济、贸易、传教活动，以剥削中国人民，可是，为了使侵略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必须由中国的政权来帮忙。为此，外国必须和清政府经常接触、谈判，施加影响或压力。可是，北京并非通商口岸，而已开辟的15个通商口岸均远离北京。外国公使虽已取得常驻北京的权利，但非使馆人员，包括政府的官员、军队均不得进入和居留在北京。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在交换《天津条约》的时候，驻防大沽的僧格林沁有充足的理由限制外国军队进入京津，英法联军即以此为借口，重开战火。当时的清朝政府虽然昏庸腐败，被迫打开门户，准许外国人和外国军队在通商口岸任意出入、活动。但北京是首都，清政府说什么也不肯将北京开辟为商埠，让外国人在这里自由活动。因此，在1860年签订《北京条约》的时候，英法侵略者和清政府相互妥协，英法不要求开放北京，以保全清朝的面子，而清朝则同意开放天津为商埠，以补偿外国，使他们能在北京附近建立一个可以随意进出、居住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据点。这样，天津就成为第16个通商口岸。

由此可见，天津开埠是不同寻常的。它在早期的通商口岸中有其特殊的地位和重要的意义。在其他通商口岸，外国人看重的是经济和文化活动，至于政治活动，只能和地方督抚打交道，而天津被要求开辟为商埠，主要是着眼于政治，为了和北京的清王朝打交道，赋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样一来，外国的高层人士要和清廷打交道，虽不能任意在北京居住和活动，却可以在天津停留，从天津到北京距离很近，朝发而夕至，天津不仅是北京的门户，而且成了替代北京的场所，其地位大大提高。从前，天津只是漕船行经和芦盐集散的地方，后来发展为全国性的大城市，直隶总督衙门原在保定，也迁到这里，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达20多年，俨然成为第二个权力中心。当时，北京虽已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负责对外事务，但清朝中枢的许多大官，多畏惧洋人，又不懂对外事务，他们怕和碧眼黄发的洋人打交道，就把很多事情推给李鸿章。洋务运动期间，兴办工厂、开采矿山、建造铁路、设立学堂、训练陆军、建立海军，以及和外国的重大谈判交涉、许多条约的签订，几乎都由李鸿章在天津办理。在许多外国人的眼里，李鸿章就是中国政府，天津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梁启超后来写过一本《李鸿章》，亦名《中国近四十年来大事记》，连梁启超都认为晚清40年中的大事都是由李鸿章办理的。

由于天津开埠的特殊作用以及掌握大权的李鸿章常驻天津，所以，许多外国官员、使节、军官、顾问、传教士、商人群集于天津。他们在这里可以方便地居住、活动，可以对清王朝提出种种要求，施加压力，可以迅速地往来京津之间，办理交涉。大批外国高层人士纷纷来到天津，他们需要有个居住、活动、会议的适当场所。这样，利顺德大饭店就应运而生，从一个小店铺，很快发展成为豪华宾馆，接待中外的高层人士、重要宾客。中国最早接待外国人的豪华宾馆不可能建在北京，因为当时的北京不准外国人随意居留出入；这种宾馆也没有在其他通商口岸出现，因为外国人只希望和北京朝廷，或经朝廷授权的李鸿章打交道，而不愿意和其他地方督抚打交道。这种形势造成了天津在近代初期的特殊地位，外国人进不了北京，就长期居住在天津，近代第一家豪华宾馆即始创于天津，可以说，它是近代早期开放形势下的产物。

利顺德大饭店初创于1863年，扩建于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由当时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英籍德国人德璀琳倡议，由中外富商集资，在原来饭店的旧址上，建造了一幢三层砖木结构、平坡屋顶的豪华建筑，占地3 200平方米，无论外部结构或内部设施，都十分精美讲究，远远超过了其他房屋。直到20世纪初，利顺德大饭店一直是天津最巍峨宏伟的建筑。来到天津的外国客人，没有其他地方可住，大多住在这家饭店内，甚至日本和德国最早的领事馆也设置在这里。

由于德璀琳和李鸿章的关系十分密切，这家饭店的英文名字叫作Astor House Hotel（总督官邸饭店）。这个奇怪的名字，也许包含着招待李鸿章总督邀请来的客人的意思，因为李鸿章在天津搞洋务，办外交，招来的各种外国人是非常多的。

利顺德早期的股东德璀琳是鼎鼎大名的人物，德璀琳本是烟台的海关税务司，在1875年英人马嘉理被杀后的交涉中，德璀琳帮着李鸿章在烟台谈判，显露非常的才能，深受李鸿章的赏识，以后调任津海关的税务司，一直在李鸿章身边工作，成为李鸿章的顾问和心腹，操纵着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外交。中日甲午战争中，德璀琳非常活跃。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战败，曾经通过外国调停，派出过三次使团，向日本求和。第一次即是派遣德璀琳到日本，试探议和谈判，日本因尚未取得充分的战果，不肯停战，以德璀琳不是中国人为借口，拒绝接待。第二次，清廷又派张荫桓、邵友濂为议和代表，日本政府以张、邵资望不足，无全权证书，也拒绝谈判。并指定要由资深望重的李鸿章亲自前来日本议和，这样才发生了马关签约的屈辱的一幕。由此可见，德璀琳的地位何等重要，他可以代表清政府去进行重要的谈判，所以有的外国人称他是中国“实际上的外交部长”。另一位股东汉纳根是德璀琳的女婿，他本是德国军官、李鸿章的军事顾问，大沽炮台的改建、旅顺和威海卫军港的建设，他是主要的策划者、设计者。北洋水师的建立和他关系密切。当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形势紧张，清军乘坐英国轮船“高升号”前往朝鲜，行至丰岛海面，遭到日本战舰“浪速号”的袭击。当时中日并未交战，“高升号”是一艘没有武装的外国商轮，日本的袭击完全违反了国际公法和人道精神。“高升号”上1 200多名清军官兵，毫无自卫防御的能力，大部分人被炮火打死或落海溺毙，这就是著名的“高升号事件”。当时汉纳根也在“高升号”上，船被击沉，他掉进大海，奋力泅水，九死一生，幸免于难。他得救后在济物浦英国副领事前做了证词，详细叙述日舰偷袭的行径，义正词严地谴责日军的暴行。他返回中国后，又被派往北洋水师，在黄海大战中，他在铁甲舰“定远号”上，协助丁汝昌、刘步蟾与日舰鏖战。定远舰中炮甚多，伤亡甚重，丁汝昌在作战之初即被炮弹震落舰桥，不能指挥。据记载：汉纳根冒着枪林弹雨，自始至终，站在甲板上，协助指挥作战，他在黄海大战中表现很勇敢。以后，他离开北洋水师，来到北京，愤于日本的骄横残暴，向清政府提出编练陆军的计划，清廷采纳他的建议，遂令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从此，中国有了近代化的陆军。从汉纳根的主要事迹看，他和中国近代的军事建设关系很密切，特别在中国最困难的时刻，他站在中国一边，奋不顾身，抗击日本，应该说，他是中国人民的朋友。

利顺德大饭店接待过的历史人物很多。近代早期，外国高层人士来到北京，必先到天津落脚。当对，利顺德是京津地区首屈一指的豪华宾馆，故大多数人均在这里居住过。如美国总统格兰特，他在总统卸任后来中国观光访问，曾在天津与李鸿章晤谈，即借寓于利顺德；另一个美国总统胡佛，在当选总统以前，长期在中国活动，进行矿业投资。在八国联军时，他趁乱并吞了中国的开平煤矿，后长期涉讼。胡佛在天津活动，也住在此店内，其居室至今可以指认。英国军官戈登是英法联军的参与者，规划和开辟了天津的紫竹林租界，后来又在上海组织常胜军，在镇压太平天国中和李鸿章是老搭档。19世纪80年代，他再来中国，旧地重游，和李鸿章多次谈话，后来他在非洲被起义人民击毙。利顺德老门的右前方，至今还留有戈登纪念堂的遗迹。日本的伊藤博文和西乡从道于1885年来中国谈判朝鲜问题，签订《中日天津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中日均可出兵，彼此先行知照，埋下了十年后发生甲午战争的祸根。条约的谈判与签订均在天津，日本使团即下榻于饭店。甲午战败，李鸿章赴日本马关议和，聘请刚卸任的美国国务卿科士达做顾问，科士达参加了谈判与签约的全过程。1895年上半年的大多时间内，科士达即居住在利顺德饭店内。5月间他陪同李经方（李鸿章之子）前往台湾，将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交割给了日本侵略者。此外，英国公使威妥玛、窦纳乐，法国公使宝海，日本外相柳原前光、大藏相伊达宗城，俄国公使喀西尼、拉德任斯基，美国公使田贝，秘鲁使节葛尔西耶，还有在中国海关或军队中供职的英国人赫德、赫政、金登干、琅威里，德国人穆麟德，经常居住或往来于天津。他们的行踪虽尚待考查，但利顺德是天津最重要的涉外宾馆，这些重要的历史人物，想必也会和这所饭店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利顺德饭店接待过各种不同类型的中外名流：有的是外国侵略分子，也有中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中间有著名的革命领袖、政治家，也有官僚、军阀、政客，还有各行各业的知名人士、艺术家、企业家、工程师、宗教领袖等等。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家孙中山几次北上，路经天津，住过利顺德饭店。屈武先生曾述说他当年在利顺德晋见中山先生的情形，今天中山先生的住室，已辟为“翠亨北寓”。另一位重要革命领袖黄兴也曾在这里下榻，护国军领袖蔡锷在反对袁世凯前从北京秘密出走，反袁胜利后北上，路经天津，都住在利顺德。中华民国的历届大总统均和利顺德有点关系。张勋复辟，大总统黎元洪被驱逐，黎不甘屈服，跑到天津，住在这家饭店里，仍然发号施令，执行总统的职权。徐世昌和曹锟当过总统，下野后都在这里做寓公。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皇宫后，住在天津，也常来利顺德设宴迎客，跳舞娱乐。《雷雨》中道貌岸然的主人公周朴园的原型，即是利顺德的一位股东，此外20年代风流倜傥的少帅张学良、京剧表演大师梅兰芳都是饭店的经常主顾。

在近代中国的早期，举不出另一家宾馆（或企业）曾和那么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生过关系。进入利顺德大饭店，观赏其建筑型式，浏览其古色古香的房舍、家具，谛视各种陈列的实物、照片、图画，犹如置身于近代历史与文化博物馆，引起历史的联想和文化的反思。既有野蛮的侵略、屈辱的国耻，也有救国救民的探索和正义的抗争；既有传统文化的璀璨瑰宝，也有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的早期轨迹。许多厅室堂馆、许多陈设器具，富有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利顺德的建筑反映了中国近代模仿西式楼房，但又融进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特色。饭店内保留着中国最早使用的电话机、电报设施，最早的电灯照明，最早安装的电梯，还有一百多年前制作的文艺复兴式的意大利长椅，这些使我们看到了中国近代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和生活方式的某些历史痕迹；饭店内也有许多精美的瓷器、漆器、铜器，百年前的金银餐具，十世班禅住室中的法器和肖像都是稀世之珍。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在利顺德饭店中可以找到丰富而珍贵的实物素材。

近几年来，江泽民总书记再三号召大家努力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回顾中国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把握现在、创造未来。利顺德大饭店为我们提供了进行爱国主义和历史、文化教育的生动课堂。

注释

[*]原载《繁露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