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恢复与重建阶段（1978—1997年）
1978年，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法治建设重新起步。在随后的20年里，伴随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双重改革，法治建设也逐步推进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逐渐得到恢复与重建，在法律制度形成的同时，法律思想也不断被催生，法治精神逐步得到培育，同时还孕育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这一阶段主要有两条线索：其一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得到全面恢复，其二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逐渐形成。两条线索相伴相生、互相影响，构成了这一时期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两条线索，此阶段还可以细化为两个阶段：法治建设的恢复阶段（1978—1982年）和法治建设的重建阶段（1982—1997年）。
（一）恢复阶段
“文革”结束后，我国法制领域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全面肃清“反法制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专门对法制问题做出阐述，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十六字法制建设指导方针。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法制的恢复和建设工作，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从思想上确认了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在实践层面，重新建立法律体系和法制机构是这一时期的两大主要工作。
建立法律体系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在立法方面，邓小平同志有具体的阐述，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2]。
1979年起，新中国成立后第二次加速立法工作全面展开。1979年2月，叶剑英委员长提出我国法制建设的5点考虑，并指出人大常委会应该加快组织研究拟订或修改我国的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婚姻法和相关经济法规，以促进我国法制的完善。从1979年到1982年的3年时间里，我国就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法律（见表1-1）。
表1-11979—1982年颁布的法律
续前表
1982年12月4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八二宪法”），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全面恢复，法制建设迎来了高潮。八二宪法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重建了国家机构，继承了五四宪法的基本原则，并根据改革开放和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做了许多重要改革和发展。八二宪法在新中国法治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对新时期法治建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保障作用。
在法律执行和司法实践层面，1979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以下简称《刑法实施指示》），指出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们能否严格执行，是衡量中国是否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标志。《刑法实施指示》批评了过去长期存在的轻视法制、有了政策就不要法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等现象，对党委如何领导司法工作提出了以下明确要求：（1）严格按照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事，坚决改变和纠正一切违反刑法、刑事诉讼法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各级党委领导人都不得把个人意见当作法律，强令别人执行。（2）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3）迅速健全各级司法机构，努力建设一支坚强的司法工作队伍。（4）广泛、深入地宣传法律，为正式实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做好准备。（5）党的各级组织、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都要带头遵守法律。必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绝不允许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殊公民，绝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这一文件被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重新建立法制机构。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批示，强调“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切实保证司法机关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职权。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同时指出要“迅速健全各级司法机构，努力建设一支坚强的司法工作队伍”[3]。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十二次会议和1983年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先后对《人民法院组织法》进行了若干补充和修改，人民法院组织得以恢复和健全。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3条规定重新设立人民检察院，同年6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正式办公。1979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法小组向中共中央报送《关于恢复司法部机构的建议》，1979年9月1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重建司法部。司法部组建后，地方各级司法厅（局）也陆续组建起来，司法行政工作得以恢复。1979年7月颁布的《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被告人可以委托律师辩护。此后，各地相继恢复律师组织，开展律师业务，并陆续成立律师协会。1980年8月，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律师暂行条例》[4]。
1980年1月，中央恢复成立中央政法委员会。
1982年7月，中国法学会重新成立。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法学研究机构、法学教育机构迅速得到重建并有所发展。《法学研究》《民主与法制》《中国法制报》等法学主要期刊报纸也在这一时期恢复或创刊。
1983年6月，国务院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7月1日，国家安全部召开成立大会，国家安全部由原中共中央调查部（整体）、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以及中共中央统战部部分单位、国防科工委部分单位合并而成[5]。
法制建设重新起步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历史审判。198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进行公开审判。两案审判对中国法制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表明中国从此走上依法办事的法治之路，以事实向全国人民表明，任何人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触犯法律，都将毫无例外地受到法律的制裁。它还表明，在我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不再是一句口号。
（二）重建阶段
从八二宪法的颁布实施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法律秩序已经具备雏形，社会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方面都已经能够被法律所规范，自然人、法人组织等社会主体的权利义务基本得到明确，法制所要求的依法办事、守法的认知已逐渐被社会所接受[6]。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从“法制”到“法治”的变迁也逐步酝酿形成。
法律体系进一步健全。立法工作开始从注重数量向注重立法体系化的方向发展，立法的体系性和逻辑性获得进一步的重视。在法律体系的完善方面，先后制定、修改了一大批法律，如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法》《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1988年、1993年相继修订《宪法》，将“私营经济”“市场经济”写进宪法。在民商事法律层面，无论是立法层次、立法内容还是立法水平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颁行了一大批法律法规，最为典型的是《民法通则》颁行，它给我国民事法律关系和纠纷提供了原则性的法律规范。在诉讼法领域，颁行了《行政诉讼法》，使“民告官”有了法律依据。在这10年中，我国经济法从无到有，制定了一大批经济法律法规，社会法也渐趋成型。这一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部分——各部门法逐渐形成。
依法行政得到贯彻和加强。基于建设有限政府的共识，行政法律制度及体系建设得到加强。行政执法、行政监督以及行政救济等方面的规范均在这个时期取得了重大进展，如通过《行政处罚法》规范了行政执法权，通过《国家监察法》加强了行政监督，通过《行政诉讼法》完善了行政申诉救济途径，通过《国家赔偿法》实现了国家赔偿的制度化等[7]。
司法改革逐步启动。这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主要集中在审判制度改革、检察制度改革，以及仲裁、律师、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完善等方面。这一系列举措充分适应了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同时也为后续司法改革纲要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雏形显现。为了实现法律职业化发展并与国际接轨，相继制定了《法官法》《检察官法》《律师法》等，对于司法人员的任职条件、权利义务、待遇保障、管理方式等方面均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积累了经验。
法治人才培养逐步恢复。法学教育规模迅速扩大，中国政法大学等一大批法律院校相继复校或设立法学专业，法学毕业生日渐增长；法学教育层次渐趋齐全，结构日益完善；法学学科学位制度从无到有，成效显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法官、检察官、法学科研人员以及律师等。
全民普法教育运动持续开展。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全民普法教育。从1985年起，每五年一个周期的全民普法事业不间断地开展，使法治意识深入人心，人民法律意识显著增强，为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建设奠定了思想基础。
1978年到1997年，既是全面恢复法制的20年，又是法治萌芽的20年；既是彻底反思和不断摸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20年，又是积极探索和勇于开创依法治国新理念的20年；既是社会主义法制重新焕发生机的20年，又是法治建设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20年[8]。正是这20年的艰苦努力和不懈求索，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才能逐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才得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才得以形成。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6，146-147.
[3]《当代中国》编辑部.当代中国的审判工作.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155.
[4]韩延龙.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通史：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94-795.
[5]李林.中国：在新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1.
[6]亓光.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55.
[7]舒杨.中国法学30年.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184-193.
[8]亓光.新中国法治建设历程.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