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钢：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新模式
陈锦华
新中国的历史，以1978年改革开放来划分，到2009年，正好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中国现代钢铁工业基本上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1949年中国生产钢15.8万吨），毛主席、周总理亲自领导、亲自策划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大计，但是受当时的条件限制，想多生产钢也多不了。前30年结束时的1978年，中国钢产量才3100多万吨。后30年，即2008年，钢产量猛增到5亿吨，比1978年增长了16倍。从21世纪初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大国。
中国钢产量前后30年为什么差距这么大？我曾经讲过，后30年同前30年相比较，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并没有变化，还是共产党领导，还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这块土地，还是我们这些人，唯一变化的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特别是对外开放，使中国钢铁工业找到了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
回顾新中国60多年的钢铁工业发展史，我们曾经历过四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开始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模式，并不很成功；1958年，“以钢为纲”的“大跃进”运动，失败了；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行“鞍钢宪法”，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也不成功；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找到了一条快速发展的成功模式。宝钢就是这个模式的代表。
宝钢厂史陈列馆是展示中国钢铁工业的一个窗口
我很感谢宝钢现在的领导重视宝钢过去的历史。中国有尊重历史的优良传统，宝钢做的事是正确的，是应当称赞的。这也体现了宝钢现领导班子继往开来的理念。重视继往开来，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位、一个企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
宝钢厂史陈列馆，不单单介绍宝钢本身，还要起到窗口作用，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中国现代钢铁工业的发展变化。教育人的起点应该是高的，视野是宽广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钢铁工业应该走什么样的路？通过参观宝钢厂史陈列，能让人振奋精神，受到启发，看到希望。
宝钢厂史陈列馆注意表现中央领导的重视和关怀是对的。没有他们的重视，没有他们的关心和支持，宝钢是建不起来的。我赞成陈列馆要有这样的内容，但要保持适度，不一定所有到宝钢来过的领导同志都要展示。
2007年，我在日本大分参观了日本现代钢铁工业的第一座高炉。记得当年我们建武钢一米七轧机的时候，有人介绍说，新日本制铁株式会（简称新日铁）会长（董事长）稻山嘉宽曾指着这个高炉跟新日铁的人讲：“这个高炉是用中国大冶的铁矿石、开滦煤矿的煤，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燃料和铁矿石点燃了日本现代钢铁的第一把火。今天我们帮助中国建设武钢，是有了报答中国恩情的机会，我们要全力以赴。”这些话讲得很好，很有感情，尊重历史。
在那座日本最早的200多立方米的小高炉旁边，就是新建的展览馆。馆内展示的领导人活动只有一张照片，是皇太子在开工时剪彩的照片。整个展览突出表现的是建设者，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出贡献的建设者。比如，第一座高炉投产以后，炼钢的设备（买的是德国的）很长时间都生产不正常，德国人也束手无策，待不下去了，最终依靠日本的技术人员把问题解决了。这个展览，就突出介绍了这位日本工程师。
我想到了我们的厂史陈列馆。中国钢铁工业现代化也碰到过很多难题。邓小平讲要重视创新，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指出了方向。具体怎么创新？则是宝钢建设者的使命。这些人在现代化过程中怎样突破各种难题？陈列馆里面要有相当的位置去展现他们。比方说，桩基位移的事。我们自己在研究这个问题，日本也来了些专家。日本专家很牛气，但对桩基位移的理论讲不清楚。能从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是宝钢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李国豪教授。据说，李国豪花了几个晚上的时间，拿出了计算公式，把这个公式去跟日本人一讲，日本人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讲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即使我们是引进成套技术设备，也不代表我们没有难题，有些难题还得靠中国人的智慧，靠邓小平说的创新精神去解决。
我再讲个例子。无缝钢管的设备是引进德国西马克的。西马克没有做过这样先进的无缝钢管设备，是一个专利供应商提供的图纸和工艺技术，由西马克制造，好像设备本身以及电脑控制系统也有问题，总是运转不正常。后来这套设备也是我们自己摸索解决了一些技术难题以后，最终成功投产。
我还想说一个例子，也是体现创新重要性的例子。宝钢炼钢需要大量的水，而且水质要求非常高，氯离子的含量得很低，但到哪儿去找这样的水呢？当时，有很多方案，有淀山湖的，有黄浦江上游的，有邻近江苏河网的。上海市科协由李国豪主持的顾问委员会，为这件事情花了一两年时间，寻求最佳方案。水的问题要是不解决，宝钢根本就不能投产。日本新日铁副社长大柿谅见了我，一再讲水的问题要早点定下来。但这几个方案，究竟哪个方案可行？从淀山湖引水，管子都运到沿线了。但淀山湖是上海唯一干净的水源，如果给宝钢用，将来老百姓用什么水？这个矛盾太大了。市委也非常担心这件事，研究来研究去，举棋不定。后来，宝钢指挥部副总工程师凌逸飞等人研究提出，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长江的潮涨潮落，“蓄淡避咸”，这是很大的创举。这样一来，水解决了，水质也有保证，而水源的解决也支持了上海。最终在书记会上，我讲了这个方案。市委一致叫好，说这个太好了，一致赞成这个方案。对于上海来说，不用淀山湖的水，最大的问题就解决了，负担就免除了。江河入海的地方，都是经济发达的地方，都碰到一个水资源的问题。宝钢发明这个办法以后，其他河口地方都可以参照采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我认为，类似这样的事例，在宝钢厂史陈列馆的陈列上都要有一定的表现。要通过这些事例来教育我们的职工，教育参观的人。摆一大堆领导人的照片没有必要，包括我的照片。我在宝钢，以宝钢的事业为荣，并不是以当领导为荣。
在中国做一件事情，没有领导的关心和支持，确实是很难的，甚至做不成，这是中国的体制决定的，但也不等于领导关心就能把事情办好。真正做好这件事情，领导关心是一方面，还有另一方面就是要靠实际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聪明才智。我十分赞成邓小平对建设宝钢所起的关键作用，展示他是尊重历史，陈云也是很重要的，还有李先念，赵紫阳也是关键人物之一。此外，宝钢的开工建设还有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华国锋，查档案可以发现，最终批准建设宝钢的是华国锋。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华国锋、赵紫阳在宝钢建设过程中都是重要人物。宝钢当时要引进设备，一机部认为不应该成套引进，要搞分交，即一部分设备由国内制造供应。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4000立方米的高炉，1250轧机、300吨转炉也从来没有做过，如果一定要自己做，还得经过试验，势必影响工期。就在这个时候，李先念到了上海，听了宝钢汇报，讲了一句极而言之的话，说抽水马桶也可以引进。意思是争取时间，不要误事。这是叶志强告诉我的，我当时正在北京开会。
我讲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党的十七大时，我们都坐在主席台上，选举那天，中间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都排了队，拿了信封请华国锋签名，徐乐江也站在里面排队。等到徐乐江签字的时候，我就介绍说：“国锋同志，这是宝钢现在的董事长。”华国锋看了看，指着我问徐乐江：“你知道他是谁吗？”紧接着，他就对徐乐江讲：“这是以前宝钢的负责人。”我跟华国锋说：“你要是身体好、精神好，可以到宝钢去看看。”我还说：“你去，我陪你去。”后来我给徐乐江写了个条子，请他回去以后，把宝钢的图片资料和光盘送来。那年春节前，我派人送到华国锋家里去了，还附了封给他的信，说这是宝钢送来的光盘，他有空可以看看。他给我回了张贺年卡。
1980年12月决定“宝钢退够、下好”（一期停缓、二期不搞、“两板”退货）以后，1981年6月赵紫阳到上海，我陪他到宝钢。他一看，说“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还是要搞好”，还讲了设备保护等一些事。回到北京，他就给韩光批示了，也给国家计委批示。他是总理，要是自己不亲自到宝钢去看看，那就不可能很快恢复建设，宝钢后来的进展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我还想讲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宝钢厂史陈列馆里面要相当地展现冶金工业部。这些年的宣传，讲上海比较多。我认为，冶金部做的工作比上海市委多得多。他们从国外考察、筹建到建设、投产，不断调集全国的精兵强将，集中冶金工业的全国资源，四面八方，全力以赴。这是历史的真实情况，要实事求是。冶金工业部所花的心血、耗费的精力、受到的责难，都是最多最大的。冶金工业部先后有6位副部长在宝钢主持工作。在宝钢开工建设30周年大会上，我特地讲了一段冶金工业部的重大贡献，感谢冶金工业部。
我觉得要特别感谢国务院代表韩光、李东冶。国务院代表要协调很多事，而且协调的都是全国各地的事、各部的事，这些事靠上海协调不动、做不了。没有各部、各地的支援参与，宝钢建设不可能顺利推进。
宝钢是中国钢铁工业推进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是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成功范例。通过宝钢可以看很多东西，不仅有领导决策情况，还有广大建设者的创新精神和无私奉献。
我参与宝钢工作的六年
我是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以后，作为中央工作组成员到上海的，我在中央工作组的分工是文化教育，还有卫生、体育、出版、电影、高等院校。工作到1976年年底，中央考虑工作组要有人留在上海继续工作，就定了我参加市委常委会。1977年1月，我留下来担任市委常委，我的分工还是管这些事。
到1977年年中，经济工作就逐步突出起来了。生产要上来，首先是钢。上海生产的钢材品种最多、最全，国家要靠上海生产很多用途的钢材品种。但上海缺少铁，多半的铁是从全国各地调到上海的。当时，从全国各地调生铁，越调越困难，调不动了。你说给上海支援一下，调20万吨，他给你个三五万，供需矛盾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就想自己建高炉，自己炼铁，林乎加找国家计委，找冶金部，他们派人到上海来调查，计划在上海建高炉自己生产铁，建在一厂，建2000立方米的高炉。从这个时候开始，市委的工作重心由运动转向经济，中央批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恢复活动，任命我为市“革委会”副主任。这恐怕是上海市“革委会”最后一任的副主任，以后就没有“革委会”了。
就在恢复“革委会”之前的五六月份，为了炼铁、炼钢的发展问题，林乎加拉我参加相关活动，包括讨论新建铁厂的事。到12月，我任“革委会”副主任，名正言顺地分管经济，组织上还要我兼市计划委员会主任，基本建设委员会则归林乎加管，他又要我协助他管建委的日常工作。
1977年11月，宝钢要上马的呼声高了起来。当时还不叫宝钢，叫新建钢铁厂，调了许言同志负责。市委、市政府决定由我分管这个项目。许言在宝钢的工作时间不长，不到一年。耿心是被许言调来的，还有冶金局的陈大同，都是这个时候过来的。到1978年10月，宝钢的领导体制改变。本来是以上海市为主，1978年10月以后，转为以冶金工业部为主，叶志强副部长到上海担任总指挥，这样，许言就不好和他搭配了，因为许言比他低一级，市委就决定我当宝钢建设工程总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当时叶志强是书记（后来我是书记，他不当了）。这样，一直到1983年3月调离上海，我连续在宝钢担任工程总指挥部党委书记、政治委员。
我在宝钢的时间大体上是六年。前两年，基本上属于分管性质。我那时在市里兼计委主任，主管经济当然很忙，但只要宝钢有事，我一定去。我平时没有时间，但星期六或星期日一定到宝钢去，和叶志强商量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特别是涉及上海市要做的事。后四年，我就直接在宝钢担任职务了。
我在宝钢的六年时间里，冶金部大概有六位副部长先后在宝钢工作过。这六位副部长是叶志强、马宾、李非平、马成德、刘学新，一直到后来的黎明。其中担任主要职务、先后在宝钢主持工作的是叶志强、李非平、马成德，时间最长的是马成德。冶金部先后换了六位副部长，我则始终没换职务，一直都是宝钢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从筹建到建设，我是主要的当事人之一。
六年中，我在宝钢具体做的工作，大概有这几个方面：
第一件事，是负责上海冶金工业的规划和实施，包括最早计划在一厂建高炉，解决上海钢铁工业的原料问题，直到后来建宝钢。
这个规划当时是由国家计委牵头做的，我参加。因为这是国家的计划，大方案定下来以后，全国要多少钢铁？给上海多少？上海还差多少？上海的产供销、原料与产品、调入与调出，都要与全国计划衔接、综合、平衡，确保生产供应不受影响。
第二件事，参与研究和审定在上海建宝钢的规划与正式报告，即“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三委就是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一部是冶金工业部，一市是上海市。就是这五个部、委、市联合向中央、国务院写报告，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在上海建钢铁厂。宝钢真正的法定依据，是这个“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这个报告主要由冶金部牵头组织研究和撰写，包括宝钢建设的内容、生产大纲、经济效益等等。
第三件事，是选厂址，包括选定浙江宁波的北仑港码头。
当时的厂址，一开始大家就比较明确地看上了现在吴淞区域的月浦。因为月浦临近长江口，水运条件好，没有多少居民动迁，空地比较多，还有个废旧的月浦机场，在那里建工程能够比较顺利地展开。选这个地方，具体行不行？就由我再具体组织勘查，领头的是林乎加，就在月浦一带找地方。我记得当年靠长江那边是个土质大堤，堤坝上面都是野生芦苇。2008年在纪念宝钢建设开工30周年大会上，我引用了王安石的诗：“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我说，我现在正是满头白发，再来宝钢找当年的地方确实找不到了。原来的堤坝不见了，上钢一厂、五厂的钢渣山没有了，月浦机场没有了，农田没有了，实实在在是“欲寻陈迹都迷”。
关于铁矿石码头还有点趣闻。建设宝钢的原料，从开始就考虑进口矿石，矿石船的吨位太小，不合算，一定要10万吨以上的，可是长江口航道浅，10万吨的船进不来，因此必须在上海附近另外找个地方建港口码头。我们到沿海去找，看了绿华山等海岛。苏振华专门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给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在亚丁湾护航的那种军舰。乘坐导弹驱逐舰去找建设钢铁厂所需的码头，古今中外恐怕都没有过。我们乘坐导弹驱逐舰，首先去了绿华山。绿华山的水域很深，约三四十米。但该地有两个不足：一是堆放矿石要有很大的陆地，没有土地，中转的矿石往哪里堆放？另外，绿华山的水域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实际上水下面的涌很大。由于这两个因素，绿华山被否定了。
于是我们继续往南开，到达宁波，选上了北仑港。北仑港可以停10万~20万吨的船，矿石船停在那里卸掉一半，载重5万吨的船就可以进长江口。北仑港建码头，还可以依托宁波市的建设力量，工程不会耽误。我们到杭州同浙江省委交换意见，看法一致，北仑港作为宝钢进口矿石码头就这样定下来了。
第四件事，是组建筹建班子，调集人马。
当时组建筹建班子的工作，由我分管，调人的难度很大，我就在一次市委常委会上讲：“这个事情要赶紧动作，没有人，事情都搁在那里，要赶紧调人。”上海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长赵振清同志为了支持我，自告奋勇，亲自挂帅帮助调人。第二天，他就在外滩的市总工会大楼借了一个会议室办公，根据市委定的调干条件，同主管单位一起商量确定名单，并立即发通知，三五天内就报到。因此，选调耿心、陈大同等人，以及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都很快落实。
人一报到，筹建班子就能开展工作，开始是在人民广场的市人大常委会楼上办公，后来搬到淮海路的社会科学院楼上办公。搬了两次以后，觉得不行，还是要到现场去。我就跟许言讲：“马上到现场去，不能在市里遥控。”当时现场也要进人，勘察队伍就要进来，武汉勘察院都进来了，冶金方面也来人了。这样，筹建班子很快就去了现场的雷锋中学。
第五件事，是对宝钢配套工程，按建设的相关任务确定分工包建单位。
这是上海石化总厂的建设经验。因为要修路、修桥、通水、通电，还要组织生活服务，都要组建工作班子，由指挥部来做这些事情工作量很大，分散建设精力。利用市里的现有机构，一经组织，分工包建，马上就能动作，齐头并进，修桥的修桥，铺路的铺路，管水厂的建水厂，开商店的建商店，医院、学校都迅速到位，协同动作，服务主体工程，从不误事。
第六件事，是筹集资金开展前期工作。
通水通电，平整场地，建临时用房，都要花钱。但这个时候项目还没有批，国家不给钱。没有钱，什么都动不了，包括进入工地的日常开支。什么地方来钱？只能由上海市先垫付。本来市里的资金也不是很宽裕，因为我兼计委主任，协调方便，计委就想办法挤出钱来，当时可能挤了七八千万到上亿元的资金。
宝钢早期涉及市里的工作就是这些事情。需要市委定的，我请示、报告以后，落实、实施都是我的工作。
宝钢建设得到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支持
宝钢上马以后，大家都认识到这是我国最大的工业项目，建在上海，是中央对上海的信任，是上海的光荣。具体地点落脚到宝山县。一个县级地区，要容纳全国最大的建设项目，它的体制不适应。打比方说，你要放那么大的一块蛋糕，可盘子太小了，放不下。我们就研究，要改变宝山县的体制。当时，宝山县的上面有个市农委，许多事情要经由农委再请示市政府，隔两个层次，影响了工作效率。我们想把宝山改成区。改成区以后，就直属市里了，有事情就不要经过农委，就可以直接到市委、市政府了。
市里定下来以后，还要国家批准。这使我想起了一件事。当时，复旦大学的主校区在杨浦区，主校区的教职员工享受的都是城市待遇，户口、学习、参军、吃的、用的都是城市标准。后来复旦大学发展到马路对面的宝山县去了，很多教职员工住到马路对面，就变成农村户口，连孩子上学都是“不平等待遇”。当时，我管教育，复旦大学就找我说这件事。因为牵动户口，是最难办的事。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病危的时候，市委要我去看他，他很费劲地、断断续续地跟我讲，希望我关心复旦大学的户口问题。一个大学两种制度、两种待遇，住杨浦这边，你和家属就是城市户口；在马路对面的宝山县，你和家属就是农村户口，永无出头之日。这个工作太难做了。一位老人在弥留之际还想着这样的事情，真让人感动。我说：“我会关心，尽力做工作。”那天我到宝山县委开会，研究改县为区，一致赞成。那个时刻，我就想到陈望道对我说的事。县改区，农村变城市，陈望道托我的事情就彻底解决了。后来国务院很快就批了。吴淞区改成宝山区以后，区委书记兼我们指挥部的副指挥，涉及当地的许多事情，包括大批外地调来的施工队伍五六万人，“吃喝拉撒睡”，都要就地安排，都及时妥善解决了。
1977年、1978年夏天，天气非常热，从北方过来的施工队伍，不习惯这么炎热的天气，工地浴室不够用，有些人就到河里去洗澡，又不熟悉水性，先后淹死了几个人。我就一再讲，要想办法在外面多建几个简易的洗澡的地方，不要让工人再去河里洗澡。那时的临时工棚就搭在稻田上，上面盖上油毛毡，外面热，里面更热。这些事例说明，宝钢当年的创业是非常艰苦的。
宝钢建设得到了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总体上来讲，上海市委对宝钢是重视的，对宝钢的领导也是有力的，因为宝钢项目太大了，是“通天”的，一有问题就反映到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那里。调整时，有人提出要把已到的设备“五马分尸”，就是把炼焦设备给一个老厂，高炉给另一个老厂，炼钢给谁，轧机给谁，也就是把设备分给现有的几个大钢厂，被称做“五马分尸”。中科院冶金所有一位专家，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反对建设宝钢最坚决。在宝钢论证以后，市委听汇报，决定“焦化不停，炼出来的焦炭给上海；电厂不停，电给上海。这样，宝钢就有点收入，建设就不用停下来”。就在这个方案通过以后不久，冶金所那位专家又写信，经马洪转给市政府一位主要领导，他看了以后表态同意这位专家的意见。当他把信转给我看后，我就不高兴了。我说：“宝钢刚刚论证完，市委听了汇报，做了决定，他这个意见完全是反对市委的论证方案的，你怎么能表态赞成呢？”他听我这么一讲，自知理亏，连说：“哎呀老弟啊，我也没仔细看。”我说：“你没仔细看，怎么表态了？这封信转到赵紫阳那里去，他会讲你这个市委怎么回事呀？”
我在宝钢工作的六年中，市委、市政府对宝钢的领导和参与，主要是：
第一件事，争取把宝钢放在上海。
国家决定引进设备建设一个新的钢铁厂后，当时很多地方都争这个项目，河北在争，江苏在争，山东在争，天津在争，都想把这个成套引进的项目放到他们那里。这个时候，中央的态度至关重要。从华国锋开始，到李先念、余秋里，到冶金部部长、计委分管主任，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和我都去做工作。我们到北京就去找他们，他们到上海我们就汇报。我们众口一词地讲：“建在上海，请中央放心，我们一定搞好。”上海也还是争气的。这件事情做得很及时，如果1977年不做下来，那就谈不上1978年的开工了。
第二件事，由市委、市政府主持，审议冶金部起草的“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审查会议在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就是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同周总理签署《上海公报》的地方，市委的书记都到了，常委一致表态赞成，全力支持。这个分量是很重的，没有他们参与讨论、参与作决定，这个报告就报不出去；报出去了以后，在外部争论激烈时也会有不同声音，缺乏党委强有力的政治支持。这是办成一件事的首要环节。
第三件事，落实厂址、港口码头。
苏振华调了一艘导弹驱逐舰，林乎加带队，各部委和上海市的对口办局的同志参加，出海考察，选中了北仑港。
第四件事，组建筹建班子，选定负责人。
上海市委非常重视，在起草“三委一部一市”报告的同时，就组成了筹建班子，选定了一批从事冶金工业多年的领导干部和工程技术骨干，开展前期工作，全力以赴，一天也没有耽误。
第五件事，动员全市的力量，开绿灯，对口包建，工作迅速到位。
市委在雷锋中学召开区县级干部会议，市委书记彭冲亲自主持，我作了动员讲话。上海各行各业为宝钢开绿灯，包括农村的征地、城镇的动迁、对口包建、队伍进厂等。没有市委的决定，就动不了。这里一个很大的难题是征地，当时规划是10平方公里。那天下午，我们在雷锋中学开区县局干部现场动员会，晚上就开市委常务会，决定征地1万亩，“一次批准，按需使用”，当天晚上就定了下来，第二天执行。时任江苏省省长的惠浴宇亲自给我打电话，说：“锦华，听说你们征地一下就批了1万亩，怎么能这么快就批下来？”我说主要是市委下的决心。这些事情，要是没有市委的领导，是很难推进的。
第六件事，调整方案前后，现场波动很大，市委领导带头做思想政治工作，稳定人心。
工地上有外地队伍，也有上海的队伍，上海队伍不稳定要影响外地的队伍。市委动员各个包建单位工作要到位。上海的队伍不动荡，就靠市委的工作，靠市委强有力的领导，令行禁止。中央说调整我们就停，说维护好设备我们就维护好设备，说续建我们就续建。后来，向国务院汇报论证方案，要是没有市委的支持态度，国务院也不会这么快同意调整方案。涉及调整方案，一个人是很难起作用的，一个组织就不一样了。
第七件事，宝钢一期投产，二期紧接动工。
一期没有建完的时候，二期就有方案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上海。由市委出面，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回京就找赵紫阳、姚依林谈话。这一路顺风顺水地走下来，没有市委的关心，没有市委的态度，是做不到的。这些重大的决策，不管是中央的决策还是上海的决策，市委都是很及时的，态度也是鲜明的。正因为有市委的领导，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就好做多了。市委讲的我们都贯彻；指挥部有什么请示市委的，市委都支持。这在别的项目里是不多的。
在宝钢工作时，遇到的最难处理的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宝钢能不能按时开工。
那是1978年11月，现场已有几万人，施工的准备工作都摆开了，我们跟新日铁也都商量好了要开工，但是时间定不下来。新日铁问我们，我们一再推托，说这个事情各方面正在做准备。
为什么定不下来？当时，我国社会上又出现一些不好的势头，新日铁很着急，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开工，担心中国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因为新日铁跟武钢合作建设一米七轧机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停工、武斗印象太深。当时中国和日本定的长期贸易协定，宝钢是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项目，因此宝钢的建设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是影响巨大的。新日铁不断地找我，从他们在现场的总代表一直到大柿谅都来问我，担心再一次发生“文化大革命”，担心宝钢开不了工。我的最大问题，就是心里没底。究竟这个事情会不会闹大？宝钢究竟能不能按时开工？我也是底气不足，不敢说硬话。后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召开很长时间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提的问题太多，讨论了很长时间。我们非常着急。新日铁催问我们，究竟能够定在哪一天？我只能笼统地答应新日铁，宝钢的事情不会变，也不会再发生“文化大革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结束，在北京开会的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都不能参加开工典礼，国务院也不能来人，这很显然是降低了宝钢的规格。我们不断给在北京开会的彭冲打电话，问全会什么时候能结束。全会结束的日期不定，我们不敢定开工的日子，也不能正式答复新日铁。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停了两三天，接着开三中全会。会上，彭冲就宝钢一事问李先念、华国锋，中央答应全会结束第二天派谷牧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正式通知新日铁，这期间也就是四五天的时间。
新日铁方面是稻山嘉宽董事长亲自来的，我到飞机场去接他，走也是我送他的。我陪稻山嘉宽到现场去，我们两人坐一辆车，沿共和新路走。那时共和新路两边有许多棚户，稻山看了以后就问我：“这些都是什么时候的？”我就老实跟他讲：“这些地方主要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解放后我们也改造了一些，像曹杨新村。因为数量比较大，我们只能逐步改造这些地方。”他就跟我讲：“日本战后也是这样，的确需要花很长时间。”
当时，比较匆忙，稻山收到我们的邀请以后，也就是四五天的准备。他对开工庆典还是比较满意的。他一定要举办一个小型宴会，摆一桌，请我，请冶金部的唐克、叶志强，外贸部的刘希文，都是同新日铁合作建设宝钢的中方主要部级官员。这充分表达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稻山先生要随员问锦江饭店，说：“稻山先生请客，你这里最高的标准是多少？”其实，锦江饭店那个时候哪有什么标准。改革开放之前，几十块钱就很不错了。锦江饭店总经理任百尊讲：“这里的最高标准是两百美元一个人。”稻山先生高兴了，说要三百美元的标准。锦江饭店从来没做过。后来我一看，没有什么像样的东西，小碟子摆了一桌子。我问任百尊，说：“三百美元，你就给人家这些东西？”他说：“不是别的原因，是来不及。”这个细节说明当时确实很匆忙。
还有一个细节。我送稻山先生走的时候，他在汽车上显得心事重重，问我：“中国还会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我就跟他讲：“前些天我们共产党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昨天报纸发表了公报，宣布今后中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说：“那好，那好。”我还跟他讲，因为宝钢很重要，中国政府决定让国务院主管基本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就是国家建委主任韩光来具体负责宝钢协调的事。他对这个也表态说：“那好，那好。”
第二件事，是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代表的质询。
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质询是由北京、天津等5个最有影响的代表团提出的。会后，宝钢把他们提的问题归纳了一下，一共有60多条意见，中心的意思是：宝钢搞得不对。投资占得太多，而且是个无底洞。代表们质问投资能不能收回？上海是软土层，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上海的代表还提了污染问题，说上钢三厂、五厂，还有市区几个厂是“黄龙”，宝钢会不会成为上海新的“黄龙”？
人大代表的质询，是什么背景？怎么会挑起这个事？怎么会搞得这么凶？我们一点也没有数，没有任何人事前给我们打过招呼，或者通报一下。我们跟大家一样，是从《人民日报》上知道情况的。《人民日报》整版整版地发表人大代表的意见，对宝钢的质询都很突出。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什么目的？只是批评批评，还是质询一通后不让你搞了？如果下马，那我们该怎么办？你在那里纸上谈兵的事，我这里可是真刀真枪的现实问题，现场已有五六万人了啊！像我们这一层的干部，当时是非常难受的。
新日铁也是通过报纸看到的，他们找了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想了解一下北京开人代会质询宝钢是怎么回事。大使没有得到国内的指示，不敢乱说，只能回复无可奉告。后来，新日铁在北京的代表就找到外贸部，找到当时具体管项目的中技公司，也没有数。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日铁决定派一个叫铃木的中间商到上海找我，想了解一下北京对宝钢的质询究竟是怎么回事。
铃木对我说：“新日铁稻山嘉宽先生很关心。想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我跟他们一样心里没有数。但我不能说我也不知道，我只能从另外一面跟他讲。我说：“这个事你们应该这样看，在人大会议上人民代表拿宝钢来质询冶金部，这是我们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行使民主权利，是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一种新气象，是件好事。民主嘛，大家都发表意见，对宝钢关心嘛，不关心不会质询，因为对宝钢关心才问冶金部。宝钢是中日合作长期贸易协定的第一个大项目，中国政府从来都是讲信用的。”我说：“你们建新干线的时候，国会不是也争得很厉害、吵得时间很长嘛！你们成田机场建了多长时间了，还在吵，一样的道理嘛！”他又问：“稻山先生关心，唐克部长会不会下台？”我也不知道唐克会不会下台。我只能讲：“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废除领导干部的职务终身制，一个人当部长不会永远当下去。唐克部长会不会有变？将由中国政府考虑。”我也不好说他不变，只说：“即使职务会变动，宝钢这个项目是不会变的，中国政府是守信用的。”
铃木又说：“稻山嘉宽先生还关心，将来上海开人代会，陈市长会不会也像唐克部长一样受到质询？”我说：“那非常可能。这个项目在上海，上海人民代表关心这件事，也是很正常的。”他们要问我，我只能如实讲。最后我对铃木讲：“你回去给稻山先生带话，就说人大的质询是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化的新气象，是好事。对宝钢这样的质询也是对宝钢的关心。关于唐克部长，我没有听到唐克部长要变动的消息，即使将来变动也是很正常的，但这个项目不会变。”我还说：“请他不要担心，尽管放心，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办好。”
会见铃木以后，我让市外事办公室把谈话记录整理出来，报给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我还给谷牧附了封信，说：“人代会的质询影响太大了，新日铁着急得到处找人找不到，跑上海来找我，我跟他讲了这一通话，请你看看，讲得对不对？”我还说：“我没有底。如果讲得不对，你告诉我，我来更正。”后来，也没有答复。
我不是人大代表，当时，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张世珠是五届人大上海代表团的秘书长。他回来后，跟我讲人代会的情况。他说：“火力相当猛。上海代表团也很厉害，于光远代表在会上是最激烈的。他在会上讲，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于光远代表讲得很激动，市委书记韩哲一就跟他讲：“你慢慢讲，别着急。”韩哲一讲的意思是，你不要着急，先听听意见。于光远代表就讲：“我着什么急啊？宝钢花200个亿，全国人民每人要花20块钱，我花20块钱还买不回一个发言啊？”我和光远同志是认识的。我说，他对我有意见是可以的，但说我是罪魁祸首，那是抬高了我，我还不够这个格。宝钢并不是我决策的，也不是华国锋，更不是李先念，是邓小平决策的，是邓小平拍的板。他在参观日本新日铁君津制铁所的时候亲自跟稻山嘉宽讲，你就按照这个厂的样子帮我们建一个。
1983年我调回北京，有个单位在王府井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的大院里，举办一个很重要的论坛。他们不知怎么也把我请去了，我没有发言。会上有个专家，讲得慷慨激昂，批宝钢。批什么呢？批宝钢花那么多钱，请了那么多外国人，盖很豪华的外国人住的宾馆，给德国人、日本人住，德国人跟日本人住在一起就打架，为了避免他们打架，后来又另外盖了一个给德国人居住，和日本人分开住。我听了很生气，这完全是信口雌黄，无中生有。宝钢盖好的外国专家住的房子住不下了，只好再盖一座，入住完全按先来后到安排，根本没有分什么日本人、德国人。当时批评宝钢是种时髦，表示他对国家是负责任的。
第三件事，是宝钢建设规划的调整。
1980年12月23日晚，赵紫阳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因为宝钢项目很大，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专门为宝钢的事情开会，万里、姚依林、谷牧等参加。会上，冶金部、国家计委的人都不吭声，没有一个人讲话，就是等着挨批。
我是财经小组开会讨论宝钢前两天接到的通知。我就打电话给韩清泉，说：“你把宝钢现场的施工情况照一批照片，后天上午给我送来。”韩清泉就把高炉、转炉、初轧、码头，所有的现场照片都印成12寸的放大照片，派专人送来。晚上开会，我中午收到的。到了会场上，我就把照片给了谷牧。后来讨论时，赵紫阳讲了一通以后，要我讲，我就讲了现场的情况，主要是：人到了多少，设备到了多少，材料到了多少。我说：“完全停下来，这个难度太大了。”我提议用细水长流的办法：“不用完全停下来，可以把进度缓冲一下，缓中求活。”没人吭气。后来，他们要谷牧讲，谷牧没讲该停，也没讲不该停，只是把照片举在手里说：“问题是已经搞到这个程度了，你不考虑也不行。”接着，他把照片传给赵紫阳他们去看。
我是来自现场的，我讲的那些情况，他们不能不考虑。
究竟怎么办？这时，陈国栋讲话了：“是不是再论证一次。”这就转弯了，不然僵在那里也不是办法。赵紫阳一看这架势，就说：“那好，同意。一期再论证。”当时就指定国务院副秘书长马洪，还有国家建委副主任李景昭，负责主持论证。这个论证会是在北京开的，开了一半转到宝钢现场去开。
那天晚上的收获就是没有决定一期完全停，还要再论证一次。
散会以后，都快晚上11点了，我回到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一直琢磨这件事：搞到这种程度了，要是完全停下来，损失太大。我总感觉上面对现场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策者和具体做事的人之间有差距。我想再奔走一番，就给王玉清打了电话，他是陈云办公室的主任，在冶金部当过副部长。我把刚刚散会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情况跟他说了。我说：“陈云同志在上海的时候曾当面对我说过，宝钢的事情碰到困难可以找他。这是他自己亲口跟我讲的。”“我觉得现在这个事情很难，我想找陈云同志当面再汇报一下。”他说国务院有个财政经济委员会，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组成的，陈云是主任，李先念是副主任。现在，陈云不当财经委员会主任了，中央另成立了一个财经小组，由赵紫阳担任组长。王玉清说，陈云同志再为这件事情讲话不合适。我坚持要他报告陈云同志，并告诉他我是第二天中午12点多的飞机，如果陈云同志见我，请在11点钟前给我打电话。我等到11点，电话没有来，只好回上海。
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还在琢磨这件事。项目这样重要，弄到这个程度，说不搞就不搞了，总有点不甘心。日本的大柿谅曾经给我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你们吃饭是天天要吃鸡蛋的，你天天买鸡蛋回来吃，谁都不会有意见，两个、三个、五个、八个，买多少都没有意见。现在要买个老母鸡回来自己下鸡蛋吃，倒反而意见都来了。”他说：“你不敢买老母鸡，你们的事就是这么回事。”这话虽然挖苦点，不大好听，但他的话讲得有什么不对？我想，还要再争一争。
回到上海以后，我就把马成德、方如玉、黄锦发、韩清泉几位副指挥找到市委我的办公室来。我说：“这件事我还想再争一争，下马确实损失太大。”他们当然都赞成。我说：“那好，我会上讲得不大完整，你们再帮我收集些资料。具体来讲，设备到了多少？材料到了多少？施工人员多少？我们生产培训人员多少？你们把这些数字说得全一点。”后来我写了信，写给赵紫阳、万里、姚依林、谷牧四个人。我的信发出去以后，把副本送给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请他们传阅。我说：“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有什么错误的地方由我自己负责。”他们也没表态。
当时的争论，是件很难应对的事情。至于桩基位移、滑坡这些问题，我倒是心里有数，并没有感到太大的压力。桩基位移，宝钢会不会滑到长江里去？一开始我心里也没有数，这是个技术问题，我找了上海的专家开会调查。他们跟我说：“锦华同志，你放心，没有问题的，给你讲个例子，苏州河畔的外白渡桥旁边就盖了上海大厦，上海大厦的体积多大，它的左右，还有两边，压下去以后，很容易把土地掰开的，那大桥不就拉断啦？但几十年了，外白渡桥一直稳定，河岸也很稳定。”我一听，有道理。就地质情况来讲，上海大厦、外白渡桥跟吴淞是差不多时候形成的，下面的情况应该是一样的。我听这些专家一讲，觉得挺有道理。我跟韩光讲了外白渡桥的例子，他听了也说有道理。
我在宝钢工作的那几年，这几件事情是比较伤脑筋的。有些人不了解情况，吵得又很凶；有的人权力很大，你跟他讲又讲不通，可是你又怕这件事搞不下去。这种情况真难，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是体会不到的。那几年，我的头发一下子白了很多。
建设初期，宝钢在体制、机制上的突破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们一共引进了22个特大型项目，总额是68亿美元，宝钢占了一半。宝钢的发展，大大超过了我们当年的预期。
宝钢建设初期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不像现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用市场配置的手段向社会融资，灵活得多。宝钢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不断地探索、改革、完善，有几件事情是做得很好的。
第一，宝钢建在上海，依靠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雄厚的技术和物质力量、人才优势，是正确的选择。
宝钢开始筹备的时候，是以上海为主的体制。不执行这样的体制，上海就不能动员全市的力量。上海的力量雄厚，工业部门齐全，缺什么东西，上海大部分能自己解决，包括设备、材料、人才。那个时候冶金部还没有直接介入，国家没有批一分钱。上海可以动员全市的力量，最重要的就是对口包建的体制，把电厂交给华东电管局，华东电管局就组织队伍建了电厂，宝钢不需要花什么精力，很快建起来了。要建一个很大的自来水厂，就把它交给自来水公司，交给城建局。设备进来以后，很快就能安装。我在财经小组会上汇报用的照片显示，不到两年时间，现场就摆开了这样的架势，设备都吊装了。要摆到别的地方，做不到这个程度。
第二，一年多以后，把上海为主的体制变为冶金部为主，也是正确的、适时的。
以冶金部为主后，叶志强副部长到现场负责主持工作。开始，上海的施工队伍去了几万人，后来都陆续撤出了，特别是专业的施工，高炉、炼钢、轧钢的施工，上海没有相应的专业技术力量，做不好。冶金部把相应的冶建公司调来，而且这些调来的队伍，韩清泉都是多年指挥惯了的，一呼就应。
第三，国务院决定派出代表。
宝钢建设中的问题，上海市能解决一部分，冶金部也能解决一部分，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上海市解决不了，冶金部也解决不了，需要更高一层的领导来解决，一机部、交通部、电子部、物资部，方方面面都有。这些部门，跟冶金部、上海市都是同一级的，商量来商量去，容易误事。派出国务院代表来协调就非常好。韩光同志非常负责任。他一年总要开一两次办公会，把各部和相关地方找来。这是你们部管的，请你们负责；这个东西没有，你物资部有，物资部就拿出来。协调很灵。这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这是制度性的优势，不是哪一个人的。比方说，电厂，你叫宝钢自己组织把它搞定，就会困难重重。冶金部的电厂也不是很大的，把这件事交给华东电管局，它的上级是国家电力部，实力雄厚。在宝钢自备电厂对外谈判过程中，涉及技术问题、设计问题，华东电管局谈不过日本三菱，条件谈不下来。他们就请电力部支持，电力部把全国所有电厂最能干的人、最有对外谈判经验的人调来，再同三菱谈，把三菱打败了。三菱跟我讲，我们这次输了，你们是用国家队来打我，我是个企业，我怎么打得过你们啊？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四，集中各种优秀人才的顾问委员会。
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把上海最知名的各方面的专家请来。水里含的氯离子腐蚀设备、材料，全国最有名的防腐蚀专家就在上海，长江口的水质符不符合要求，他一言九鼎。顾问委员会还有个好处就是一旦出了技术问题，饮水的问题、桩基位移的问题，专家都能请到。在论证水源地的时候，大家发表了很多意见，各不相让，一派主张用这里的水，另一派主张用那里的水，都有道理，我判断不了，就给李国豪同志讲，各种各样意见，技术复杂，你最后拿个意见，我听你的。到定下来的时候，李国豪要我抽半个小时时间听汇报。我说：“行啊，宝钢的事情我从来不耽误。”第二天上班前，我在外滩的市政府办公室里，他来了。他把争论的情况讲了讲，讲他倾向长江口蓄水的方案。我说：“行，就照你的意见定。下午市委开会，就把这个方案定下来。”下午，市委开书记办公会议，我把水的问题讲了讲。我说，淀山湖饮水不可取，它跟上海的民用水争资源，将来要误大事，其他地方的水，水质、水量都有问题，最好在长江口建个水库，利用潮水来“蓄淡避咸”。市委书记都赞成。我就回到宝钢开会去传达落实，宣布：“水方案就这样定了，不然就要耽误投产了。”
今天看起来，这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智力决策，是真正的民主，是很有专业素质的民主，重大项目的决策尤其需要这样的民主。
第五，适应建设需要，把宝山县改成吴淞区。
作为地方政府，要配合宝钢做的事情没有耽误。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要就地解决，上级要为当地政府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权办事。这不是哪个人的事，其实区委书记也就是原来的县委书记。宝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仅仅两年，干了这样大的工作量，这样大的场面，有条不紊地展开，连陈云同志都说搞得好，主要举措之一，是适时把宝山县改为宝山区，发挥了组织的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体制、机制和制度的优越性。
在宝钢工作期间，印象最深的几件事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能量是巨大的。
宝钢建设初期，提出要抢建宝钢，到处开绿灯，一路顺风。这是别的国家做不到的。宝钢有什么事情，无论请谁支持，都痛快地说，好，马上就办！因为他认为给你做的事情是他的光荣，他是为宝钢建设作贡献，是为国家作贡献，他有种光荣感、使命感。乘坐导弹驱逐舰去选民品工厂厂址，恐怕古今中外都难找先例。苏振华还说：“你们不要耽误，时间很宝贵的，我派军舰送你们。”这种制度的优越性，用好了的话，激发的能量是巨大的。宝钢早期的抢建，办什么事都是一路开绿灯，就是最好的证明。
反过来，这种制度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阻力同样是难以想象的。说宝钢搞得不对，应该下马，应该调整，便一路红灯，没有绿灯。1979年年底以后，还是我们这些人在那里干，但却把我们骂得要死。我们照样干得很欢。你外面怎么骂我，我心态很好，我并没有受你多少影响。你说要缓下来，设备来了，材料来了，怎么办？要盖仓库，把它保管起来。盖仓库是国家批准盖的，你要花钱吧？好，这个钱我不盖仓库，我用来把厂房盖完，我把机器放到厂房里去，不用另外盖个仓库，还节省了土地。一举数得，这不很好吗？把厂房盖起来，把机器放到厂房里面，怕机器存放久了设备变形，就把它放到基座上，叫“就位保管”。就是把机器放到台架上安装就位，一通电就可以动了。当时提出，精密设备要维护，要通电，使它不要损坏。宝钢形式上停了半年，实际上没有停。后来一说续建，马上恢复施工常态，这都是智慧。
我感到，宝钢的队伍非常好。1980年12月确定要再论证，第二年6月底赵紫阳到上海，8月1日批准复建。采用就位保管的做法，没有耽误时间，后来进展很快。在这个过程当中，干的时候，拼命干；要停下来，我想办法要停得好，而且准备好有朝一日重干的时候能有一个好的条件。这种做法得益于这支队伍，得益于一个好的指挥班子，包括各分指挥部的班子。
“堡垒容易内部攻破”，宝钢的堡垒是相当不错的，内部一直没出事情。我们整个班子20多人，分指挥部加进来几百个人。外面叫下马的人讲得很凶，但宝钢内部没有人里应外合。2008年宝钢建设开工30周年，为什么我要回去参加呢？我就是想借这个机会看看这些老伙伴。多年不见了，很多分指挥部的同志早就退休了，那天都去了，我挨着桌子一个一个地敬酒，他们都很高兴。一个人一辈子有这样的经历，是很欣慰的，这是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
第二，从人代会质询到进行调整，我面对的巨大压力。
“渤海二号”发生事故的时候，石油部部长宋振明被撤职。“渤海二号”是海上的平台，应该讲是个责任事故。那个平台像座楼那么大，上千平方米，平台下面靠水面的地方，要做隔舱，上千平方米做隔舱要做几十个。万一这个舱有损坏的话，你一关闭隔舱，水就不会流到隔壁的舱里，就不会下沉。但当时买这个平台的时候因为没有经验，不懂得隔舱的重要性，结果舱内一进水，整个下沉。当时，批评的调子很高，说是冒进、瞎指挥。
对宝钢，也有人说是“冒进”，是“洋跃进”的产物。“渤海二号”敲响的警钟，再加上市委总结六年工作，要算市委前一届班子三年的账，让我感到有点山雨欲来的味道。林乎加专门给我打招呼，他当时已经离开上海，到天津当书记了，他说：“锦华，你要注意，所有宝钢的东西，跟你有关的文字材料，一定要一份不落地保存起来，万一有一天人家要定你‘欲加之罪’，你喊冤得有根据。”我们关系非常好，我把他当兄长看待，这样的招呼是对我的爱护！宝钢所有我经手的重要批示、答复、文件，整整一卷宗，我都完整地保留了。后来我离开宝钢的时候，交给了朱尔沛。那段时间，我的压力，说重一点，确是做了最坏的打算。我跟家里讲，你们要有点思想准备，万一要对我“欲加之罪”的话，要相信我是清白的。是不是我把问题看得重了？也很难说。要是没有“渤海二号”事件，也不至于这样。
第三，把宝钢的厂址定在上海是正确的。
宝钢引进的技术设备，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引进，我们总要按时投产，总要消化、吸收、有所创新。当时引进的对象不是一个国家、一家公司，而是几个国家、好多公司，这就需要把它总成，总成也是个本事。没有相当的技术水平，没有相当的专业技术力量，就办不成这件事。按当时的实际情况，中国没有第二个省、市、自治区能超过上海。上海人才济济，行业齐备，协同条件好，有问题都可在全市范围内找到解决办法。
宝钢这个项目，要骂它的话，需要有一批有影响的人来骂，小人物不起作用；要捧它的话，也需要一批有影响的人来讲话。邓小平讲：“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我们这些人喊死了也没有用，邓小平对别的哪个企业讲过这样的话？没有。宝钢只有建在上海，才能把你摆在很高的平台上，让大家都盯着你。说你好话是盛名远扬，说你坏话则臭名远播。宝钢要摆在别的地方，邓小平会一去再去吗？那是不可能的。他到上海，就去看宝钢。陈云不也去了，多少领导人去看过？我看，中国哪个厂也没那么多重要人物去看过。北京的中央领导同志，国务院的、人大的、政协的，都去过。这种影响对宝钢来讲也是种力量，批评你们是督促的力量，陈云不是讲“要苛求”嘛。如果没有这样的批评，你还苛求不起来。要表扬你们，劲头很大。到头了，邓小平表扬你们，不是到顶了嘛？！那还要怎么表扬啊？那就干得更欢了。这些事情只有上海能办，别的地方不可能。
第四，宝钢开创了中国新型工业化建设的一条企业发展路径，一个样板，一种模式。
毛主席的钢铁情结是很深厚的。1960年，他找李富春、薄一波等几个人谈话，中心意思是：我们还要有实力，没有实力是不行的，手中没有米，叫鸡都不来。中国所以长期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就是我们钢铁生产少。毛主席一直想把钢铁搞上去。要把钢铁搞上去，究竟采取什么路子？从苏联引进鞍钢、包钢等企业，他不满意，说是“少慢差费”，就推行“以钢为纲”，发动7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结果失败了。到了60年代初，提倡“鞍钢宪法”，强调政治挂帅，推行了多年，钢铁还是上不去。直到改革开放前的1978年，中国的钢产量才达到3100多万吨。
为什么后30年我们能一下子搞到年产5亿吨呢？这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发展的路子，模式对头了。这个模式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开放，进口矿石，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设备，重视人才和创新，坚持循环经济理念和环境保护，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现在宝钢的规模和技术水平，都大大超出了我们原来的预期。这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动力。
第五，宝钢的意义不局限在宝钢，它的现代化建设、环境保护和企业管理，对全国各行各业都有积极的影响。
我第一次去日本访问是1977年年底。去之前，专门去了天津看天津钢厂，去杭州看杭州钢厂，上海的钢厂我都看过。到新日铁一看，我们的工厂就显得特别落后。现在到宝钢一看，大家非常高兴。我陪卡斯特罗参观，他跟我讲，他到过世界上60多个国家，这是他所见到的最漂亮的工厂。
宝钢建成以后，给大家做了个榜样，而且宝钢开放了所有的资料，兄弟钢厂来看，通通无保留地给他们看，你想看什么就让你看什么，你想要什么资料就给你什么资料，你要培训我也给你培训。首钢的高炉就是参考宝钢的。没有宝钢，去哪里拿图纸？
现在，中国工业的大型化、自动化，生产经营集约化，市场国际化，人才高端化，融资多元化，等等，都极大地拓宽了企业的视野，开拓了发展空间。从钢铁工业到家电产业，从汽车到高速铁路，无一不是走的这条道路。翻开日历到1978年，中国最早走这条路的是宝钢，正是在它的后面，队伍越来越长，越来越大。
宝钢的主要经验和值得称道的事
第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件事，最突出的表现就是1977年，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率团访问日本。
1977年以前，我们基本上是封闭、半封闭的，对外界的情况并不很清楚，有时候能看到一些文字资料，都是间接的、抽象的。世界钢铁工业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并不是很清楚。1977年邓小平提出，要大家都出去看看。邓小平自己也去看了。走出国门，去看看世界的变化，促进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促进我们在新的形势下加快发展。叶志强率团访日，应该讲对宝钢、对中国钢铁工业都具有真正的、率先的、示范的作用。
1977年夏天，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认为十年“文化大革命”丧失了很多时间，搞得经济下降，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要急起直追，加快发展。各部委都提出了要加快发展的思路、规划目标。但这终究是纸上谈兵的事。究竟怎样加快发展？这要做些考察，做些调查研究。
在这样的背景下，1977年9月，冶金工业部副部长叶志强带了一批专家到日本考察了几十天，带回来很多资料，包括电影、幻灯片。电影和幻灯片给中央领导同志放了。我后来借到上海，请市委的同志也看了，看看人家的钢铁工业，再看看我们的钢铁工业，就觉得差距太大了。叶志强还写了个很好的报告，做了深度分析和对比，指出中国同日本的差距，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议。报告讲，1960年中国生产钢1866万吨，同年日本生产钢2200万吨，两国的差距也就300万吨多一点，并不是很大，但后来日本的钢产量上去了。到1973年，日本年产钢1.19亿吨，中国只有2522万吨，跟日本原来是百分之十几的差距，一下拉大到4倍半！为什么短短的十几年，差距拉得这么大？叶志强他们分析对比以后，介绍了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即引进世界先进技术，进口矿石，设备大型化、自动化，重视人才等等。不是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吗？这就是他山之石。
面临这样的情况，中国当然着急，要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要加快发展。
叶志强的考察报告，他们的分析，他们提出的建议，不只对宝钢，对中国的钢铁工业，对其他行业都有影响。国务院各部的领导同志都看过这个报告，觉得讲得确有道理，可以激励我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我认为，这是第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没有这个考察，没有这个报告，打动不了中央的领导同志，也不可能下决心引进日本先进技术建设宝钢。后来即使有重大争论，需要调整建设步骤，中央领导同志的决心也没改变。重要的源头之一，就是叶志强的考察报告。
第二，解放思想，突破“左”的观念和政策束缚。
“左”的思想长期禁锢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表现在：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就是崇洋媚外；什么都自己搞才是自力更生。宝钢敢于引进，善于引进，引进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日本没有德国有，我就引进德国的；日本新日铁没有，其他公司有，就指名要其他公司的技术，像高炉的无料钟、干熄焦等，要不是思想解放，就不敢采取这样的态度。
如何正确认识、处理自力更生和学习引进国外技术的关系，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中央的决心是支持引进。宝钢就敢于对世界的技术，不限于新日铁，也不限于日本，包括德国，把最先进的都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合成创新。这个组合，各种先进技术的合成，也是一种创新，还搞得很好，培养了人才，积累了经验。
这些事情现在看起来很平常，但在30年前，要突破“左”的思想、“左”的政策却是很不容易的。这就把宝钢的发展建立在世界先进技术和管理的起点上，这个起点和中等的起点或者低档的起点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了高起点，宝钢的发展就更高一点，如大量采用电子计算机，资源的循环使用、环境的严格治理等。宝钢用水的循环使用率是97％，高炉煤气用来发电，就是资源的循环综合使用，这是我们现在强调的科学发展观。30年前能这样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我在中国石化公司做总经理时，上海的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她到我家里来看我。两人聊起来，聊到宝钢，她对宝钢有意见，担心上海又要增加“黄龙”。过去，钢厂都没有除尘装置，排烟气的时候连灰尘都排出来了，那都是些矿粉的东西，红颜色、黄颜色都有，形成了红色和黄色的烟柱，被称为“黄龙”。我对她说：“袁大姐，你说的这些担心都是对的，但你没见到过，我到日本去过，看到像宝钢这样的厂，根本没有这样的排放，它排出来的都是水蒸气，烟也是白的。”我说：“邓小平也去看过，宝钢就是同它们一样。实际上，我们建的宝钢比日本的还要好。”我说：“袁大姐，你关心这个事，宝钢很感谢你，但你身份不一样，你老讲这个事情，宝钢觉得压力太大，我把你的关心转达给他们，让他们好好干，你以后就少讲或者不讲吧，免得给他们增加压力。”她说：“好，我听你的，我不再讲了。”后来，我听宝钢的同志告诉我，宝钢投产后她去看过，她惊叹道：“哎呀，太漂亮了，花园工厂。”
存在决定意识。人民的观念都是跟着实践来的，没有实践，很多观念都是虚的、不真实的。过去，她就知道“黄龙”污染环境，因为她没有看到宝钢的东西。我觉得，宝钢还是争气的，这样想，也这样做，做出来的结果也是很好的。
第三，领导决心不动摇，主要是邓小平的决心。
在吵得最凶、要宝钢停建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到上海找常委谈话。他说：“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没有小平同志强有力的支持，宝钢面临的困难、经受的折腾、责难会大得多，二期建设也会推迟。
领导的英明，很多事情是要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看它的后果怎么样。中央文献研究室采访过我，我讲第一代领导人的钢铁情结。他们参加革命的时候，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受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他们有亲身感受，觉得中国要改变命运，要富国强兵，就得有坚船利炮，就得有钢铁。第一代领导人的这种钢铁情结，是同国家、民族命运连在一起的，是高瞻远瞩，看到钢铁对国家的重要性。我1977年年底到新日铁，稻山嘉宽请我吃饭，吃饭以前我俩闲聊，他就跟我讲钢铁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极为重要。我就跟他说：“我们毛主席讲过，一个是粮食，一个是钢铁，只要有了这两样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他连说：“讲得好，讲得好。”
改革开放，小平同志强调不争论，对宝钢也是这个态度，不争论，你干了就好好干，他跟我们上海市委讲“我们不后悔”，这都是很鲜明的。所以，最高决策者对问题的认识和决心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最欣慰的是，宝钢指挥部的同志都很争气。如果我们这边动摇了，看到一点儿风就害怕，就躺倒或者不干，那就不是现在这个局面了。我们对小平同志的决心还是能够理解，能够很好执行的。当时，国家叫我们停，我来一个不盖仓库盖厂房，就位保管。一旦同意了，一通电就可以了，这就体现了上下一心。
第四，宝钢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模式。宝钢发展的具体模式就是：利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引进、消化、创新，大批量、高质量地生产大型化、自动化装备；重视人才；厂址放在能够停大船的沿海，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进口矿石，出口产品；重视资源综合利用和保护环境。这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开放模式。
今天看不是问题，当时都是问题。叶剑英副主席就当面问过我：“要打起仗来，马六甲海峡一封锁，你怎么办？”我说：“那当然没办法。国内也有些矿石，但国内的矿石品位比较低，质量比较差，还不一定适合宝钢的需要。天无绝人之路，到那时候要不停产就得另想办法。”
现在看来，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企业，都是有生命力、有竞争力的。不这样搞，早晚要被淘汰，汽车、家电业同样如此。技术很先进，成本不断降低，新产品不断开发，就有竞争力。
这么多年，我对宝钢一直是很满意的。1978年中国引进的22个大项目，我管过9个。这9个大项目里面，我直接参加建设、跟我联系也最密切的就是宝钢了。我一生最好的工作岁月有相当一部分是献给宝钢了，我为宝钢欢欣过，但让我这一辈子承受压力最大的事也是宝钢。
现在，钢铁市场的变化很大，市场变化带来的结构调整工作越来越突出。过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受短缺经济的影响，我们比较重视“做大”，也重视“做强”，但比较之下，对“做大”的注意力更多一点。宝钢在未来的岁月里，“做强”可能尤其重要。宝钢在未来的发展中，应该继续保持领先优势。因为宝钢有技术优势，有人才优势，要想办法在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多产精品上保持宝钢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