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

谷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切实地付诸实施，使我国经济从封闭半封闭状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作为一个曾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国务院分管过对外开放工作的“过来人”，面对我国对外开放的丰硕成果和蓬勃发展的势头，我深深怀念敬爱的邓小平同志。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外开放的每项关键举措的推出，每一重大步伐的迈进，都是小平同志殚精竭虑、雄腕运筹的结果。

“大政策”的提出

作为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平同志就很注重国内建设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为发展我国对外经济交往进行了艰苦开拓。他曾力主从国外引进化纤生产技术装备，来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复出工作，围绕着所谓的“风庆轮”事件，对“四人帮”乱扣“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帽子的倒行逆施，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他在主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期间，更加明确地提出要把扩大进出口、引进先进技术作为一项大政策。这桩事是从“整顿”发展而来的。

整顿一抓，很见成效。6月，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由李先念同志召开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总结整顿工作经验，系统研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方针、政策和重要措施。我被指定组织国家计委综合讨论意见，起草题为《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文件。小平同志很关心此事，多次听取汇报，并审阅了文件草稿，基本肯定了它的内容。8月18日，他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其中就有：要扩大进出口，积极引进新技术、新设备，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他强调说这是一个大政策。这一重要意见，在今天看来当然顺理成章，不言而喻，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纵览全局的战略眼光，是难以提出的。

按照他的这一指示，我们对文稿认真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由十四条改为二十条（因而简称“工业二十条”），准备提交当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后，报中央政治局批准下达执行。我还会同有关负责同志和冶金专家进行了研究，设想在沿海某个港口城市，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建设一个主要“吃”进口矿石的大钢铁厂。后来上海宝山钢铁总厂的兴建，即由此肇始。

正当我们兴致勃勃讨论如何贯彻小平同志指示和“工业二十条”时，当年第四季度，发生了大家周知的政治形势急剧逆转，整顿工作被迫中断，“工业二十条”被“四人帮”一伙诬为“反党大毒草”，“大政策”遭到攻击和“批判”。但是，整顿赢得党心、民心，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大政策”的提出，把对外贸易、技术引进这一原被视为一般经济事务的工作，提到了国家经济建设战略方针的高度，在干部中起到深刻的启迪作用，为80年代实行对外开放作了思想准备。

“关起门搞建设是不行的”

粉碎“四人帮”后的翌年夏季，小平同志在万众翘首企盼中，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他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峻局势，在千头万绪中从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反对“两个凡是”，致力于把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经济建设，由因循成规转向改革，由封闭半封闭转向开放。

对于那些一时未能实施的“大政策”，小平同志旧话新提，做“大文章”。他广泛深入地向各方面的干部和专家学者、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宣讲：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吃了闭关自守的苦头；建国以后主要是帝国主义封锁我们，但60年代也有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的问题；关起门来搞建设不能成功，现在有了“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

为了借鉴国外经验，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78年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让我带领一个包括6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比利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小平同志十分重视这件事。出访前，他专门在北京饭店听取我们出访的汇报，指示我们：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当时我理解，小平同志对于实行开放的决心已经下定，他正在思索和考虑的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我深感这次带团出国考察责任重大，因此出去之后一直“马不停蹄”，从5月2日到6月6日一个多月内走了上述五国的15个城市，会见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许多工厂、农场、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尽量多收集资料信息，多思考研究问题。

回国后，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同志专门开会听我的汇报。我着重讲了三点：（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2）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3）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我发言过后，展开了热烈讨论。叶帅、聂帅和先念同志都说，外边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

这次汇报后，小平同志找我去谈话。我向小平同志汇报了出访情况，他讲了一番话，中心意思是：第一，引进这件事要做；第二，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第三，要尽快争取时间。

根据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国务院召开了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参加的关于“四化”建设的务虚会，我在会上报告了考察西欧五国的情况，并敞开思想讲了我的想法和意见。这次务虚会开了20多天。会上，大家畅所欲言，认真总结新中国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成功经验，就如何正确运用价值规律、改革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等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务虚会后，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意见又多次进行讨论，最后体现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由此被郑重确立。

“还是办特区好”

如何具体实施这项基本国策，从哪里起步，这在当时还很是个问题。不仅因为我们国家地域大，发展不平衡，情况各不相同，而且因为人们的认识和管理体制上也存在着需要逐步加以解决的问题。是小平同志倡议举办经济特区，使我国的对外开放迈出了突破性的第一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人们解放思想，冲破长期以来经济工作中“左”的思想和旧框框的束缚，把眼光投向世界，认真观察和分析国外经济发展，深入研究加速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问题。当时世界上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有效地开展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这种经验启示人们思考：我国沿海某些地区，是否可以借鉴采用。广东省委和省政府根据本省邻近港澳、商品经济比较活跃、对外经济交往历史悠久、祖居于粤的海外华侨和华人为数众多等特点，对举办出口加工区的可行性进行了反复讨论和论证，并在领导层中形成了一致意见。

1979年4月下旬，在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经济建设的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向小平同志汇报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若干权力，让广东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有较多的自主权和机动余地；允许在毗邻港澳的深圳和珠海以及属于重要侨乡的汕头举办出口加工区。小平同志十分赞同这一设想。他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他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党中央、国务院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责成广东、福建两省进一步组织论证，提出实施方案，并要我同他们具体研究，把此事抓紧抓好。

从1979年5月11日到6月5日，我带领由国务院进出口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国家建委、物资部等部门同志组成的工作组，到广东、福建与当地同志一道，分别就两省经济发展的条件与规划设想进行调查和讨论。经过反复研究，理出了这样一个思路：粤、闽两省要把潜在的经济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改变过分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据此拟订了几项重要措施，并帮助两省的同志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党中央、国务院于7月15日批转了这个报告，决定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批准举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这项重大举措的出台，显著提高了人们的开放意识，启动了通过改革实行开放的进程。此时，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根据小平同志指示，经过深入调研，用了近半年时间制定的第一部利用外商投资的法律。据此，当年批准了6家中外合资企业的创办。9月，我奉命访日商谈借用“日本海外协力基金”。经过一番交涉，年底签订了第一笔为数500亿日元的贷款协议，从而打破了“不用西方国家政府贷款”的禁锢。利用外资、侨资兴建旅游饭店，发展国际旅游事业的问题，也接着提上了日程。外贸体制改革，也由广东、福建两省自营若干商品进出口业务开始起步。还同一些国家签订了海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风险合同。对外开放由充分的议论决策，进入了在许多方面组织实施的阶段。

“不是收，而是放”

正如小平同志后来所讲：对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尤其对举办经济特区。社会主义国家举办主要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经济特区，马列主义的著作中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此先例。它是一项重要的创举和试验。因之，一些人对之心存疑虑，多有非议之词。比如“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如此等等。所有这些，给特区创办工作增加了困难，建设发展步履维艰。我是分管经济特区和对外开放工作的，深感压力不小。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经过一再深入思考，我认为，实行对外开放已经被列为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战略决策；办特区是小平同志倡议，中央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国务院明令组织实施的大事。这些都没有变，更没有哪位中央主要领导说事情办错了。中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人们对于同资本主义打交道存有戒心；我们党受长期“左”的影响，对特区和开放有疑虑和非议，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许多议论不符合实际。比如旧中国上海租界的产生，主要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现在主权在我，情况根本不同了，怎么能简单类比呢？我仍然要坚决执行党中央委托的任务，把举办特区和对外开放推向前进。

本着这种精神，1982年第二、三季度，我花了较大工夫对经济特区问题进行调研，到广东、福建实地考察，在北京召集有关干部和专家座谈，而后向中央报送《关于举办特区工作的汇报提纲》。11月中旬，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进行了多次讨论，12月下旬批发了根据《汇报提纲》整理的《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重申举办经济特区的重要意义，强调办经济特区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实行改革开放的一项重要措施，要“力求使特区办好”。

在对外开放艰苦行进之时，小平同志亲自出马了。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他先后视察广州、深圳、珠海、厦门和上海。一到广州，他就说，举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么样了。众所周知，小平同志此行，通过对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特区的题词，充分肯定了举办经济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他回到北京后，就对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发表重要谈话，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于3月下旬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上海、天津、大连、秦皇岛、青岛、烟台、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这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小平同志接见这个座谈会的到会同志时，对我一再叮嘱：搞好对外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要下工夫训练干部。5月4日，党中央、国务院批转了这次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的《纪要》，这一文件明确指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和办好经济特区，主要是给政策，一是给前来投资和提供先进技术的外商以优惠待遇；二是扩大沿海港口城市的经济管理自主权。这样做，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还具体指派我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

小平同志这次重要谈话的发表、上述中央文件的发出，意义和作用十分重大。“是放不是收”的指导思想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举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画上了句号，迎来了对外开放的春天。让工业较有基础、科教水平较高、对外交通较为方便的沿海14个城市，跨上对外开放的骏马奔向世界，加大了改革经济体制、调整产业结构、推动科技进步以振兴经济的力度。这是我国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对于广泛深入地推动城市经济改革也起了重要作用。我记得，当年10月小平同志在一个党内高级干部会议上曾风趣地说，他在1984年办了两桩大事，一桩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另一桩就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

“再加上闽南‘三角洲’”

到了1984年年底，根据沿海14个城市开放的进展情况，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研究进一步扩展沿海开放地区，即把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一些市、县，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比照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政策，以扩大出口贸易为导向，发展工农业生产，繁荣经济。参与酝酿决策的领导同志认为，这两个地区有较好的工业加工技术基础，乡镇企业发达，农业商品率高，实行开放后，加上扩展外贸、利用外资的牵动，将会促进改革，加快经济发展，先行富庶起来，成为沿海开放城市依托的坚强腹地。这样做十分有利可行。从这两个三角洲取得经验后，可在适当时机扩大到北方的胶东半岛和辽东半岛。

在研究此事的过程中，1985年1月4日，应小平同志之召，我前往汇报。我先后向他讲了14个沿海城市开放8个多月来的主要进展情况，小平同志听了之后说，看起来大有希望，接着又谈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开放问题。他说，这很好嘛！沿海连成一片了。这时，我把在国务院讨论时我的一项建议，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即把条件与上述两个三角洲大致差不多的福建南部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的沿海市、县也列为沿海经济开放区。我说，这既有利于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又有利于加强对台工作。小平同志说，好嘛！再加上闽南“三角洲”！在这次汇报中，小平同志还对培训人才、老企业技术改造、发展对台贸易、宁波要加强海外“宁波帮”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1月25日至31日，受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委托，我在北京召开珠江、长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座谈会，经过讨论，形成了《会议纪要》，2月18日由党中央、国务院作为中央文件批发全国。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之后，又产生了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个新的开放层次，有59个市、县纳入了这一序列。我国的对外开放在沿海从南到北次第铺开，初步形成从东到西有重点、多层次、梯度推进的格局。这是继举办经济特区之后第二次推出的重大举措。这些年来的成功实践，对这样做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已经作了确凿的证明。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在小平同志1984年视察特区和沿海实行开放的推动下，全党对办特区的共识显著提高，经济特区发展的步伐大大加快。但是，前进中总会有新问题产生。主要是特区基建规模铺得过大，非生产项目多，产品出口增长慢，外汇支出大于收入；特别是有的特区热衷于成为商贸、金融中心，对以工业为主、出口为主的方针贯彻不力。本来在小平同志1984年年初的谈话中，已经要求特区成为“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和“开放的基地”，对特区的发展方向，已经指明了。可是人们的认识，总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对小平同志的要求，有的领导干部并没有真正领会，执行不力。

信息传到小平同志那里，他针对那些有关特区发展方针的模糊认识，强调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为了提醒人们谦逊扎实地做好工作，小平同志还说：“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再次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力量。

到1990年年底，与1985年相比，各经济特区的工业产值翻了一番，外贸出口翻了两番半，并且做到出口创汇大于进口用汇。在此基础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继续大步前进。现在，特区不但成为发展外向型经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的“排头兵”，而且成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一马当先，创造了许多经验（尤其是深圳特区），在全国日益显著地发挥着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

“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

我国第二大岛海南岛的开发，为小平同志所深切关心。早在1984年2月他就说过，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海南岛从1983年实行以开放促开发的方针以后，工农业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有了起色。但是，它是个行政区，属于广东省，下面有个黎族、苗族自治州，州下面又有县，行政层次繁多，管理体制需要进一步理顺，同时开放的力度也不够，需要加大。1986年年底前后，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们多次就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交换意见。1987年4月，香港有几位华商巨子提出建议：将海南岛辟为特别行政区，采取自由港的办法管理，由港商投资开发。国务院认为，这基本上是“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模式，缺乏可行性，责成我进一步研究提出新方案。5月，我专程前往广东，与有关同志共同商讨。大家也认为，香港几位人士所提办法，一是国内难以接受，二是海南经济技术底子薄，基础设施不健全，也不具备办自由港的条件。大家还是比较赞成国务院几位领导同志酝酿过的意见，即将海南岛及所辖南海诸岛从广东划出，单独建省，省直接领导县；撤销自治州，设立若干个民族自治县；将整个海南岛办成经济特区；赋予更加开放的政策、更多的经济自主管理权。我根据这个思路，写成报告，送请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领导同志审阅指示。小平同志表示完全赞同。他高兴地说，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把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6月12日，他对来访的一位外国贵宾说，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

事情很快就这样敲定下来。遵照国务院的指示，我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海南建省筹备组，共同研究即将建立的海南经济特区怎样在对外经济政策上更加放开一些，并由国务院特区办公室联系、协调、综合、起草有关文件，报请党中央、国务院审批。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海南建省和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的议案。随后，国务院先后发出两个政策性文件，一个主要是对外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公开见报；另一个是有关海南的建设方针任务、处理上下左右权责事务的有关规定，其中特别要求海南经济特区致力于建立主要是市场调节的新体制框架，逐步形成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内部下达执行。从此，海南岛揭开了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新篇章，这些年过去，现已旧貌换新容了。

沿海地区扩大开放“事关大局”

与筹备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差不多同时，1987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还研究，要在对外开放上迈出新的大步。这就是按照1985年年初小平同志明确表示过给以支持的那个思路，将沿海经济开放区扩大到长江以北的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环渤海地区和其他沿海地区，赋予沿海开放地区（包括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及其所辖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广大的沿海经济开放区）以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任务。要求沿海地区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机遇，发挥劳务费用低、加工技术较高、对外交通便利的优势，开展加工出口贸易，积极走向国际市场，并按照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有效地举办外商投资企业，利用外商的资金、技术、信息和销售网络，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也可给中西部让出部分原材料和市场，带动内地经济的发展。

小平同志对此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他还强调，沿海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

根据小平同志的批示精神，我让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会商有关部门起草了《关于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若干补充规定》，报请国务院审定下发；经我组织人征求沿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意见，报请国务院批准，将沿海234个市县列入沿海经济开放区。至此，沿海开放地区范围有293个市县、面积42.6万平方公里、人口2.2亿。

1988年3月上旬，国务院召开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对沿海地区实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我根据上述小平同志批示的精神和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在会上作了报告。我说，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将为全国的共同富裕开辟道路。小平同志要求我们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放胆干，加快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这是语重心长的。我们必须带着强烈的责任感，以期必成的决心，去贯彻实施。上海、天津等大中工业城市和经济特区要走在前头。

现在回顾起来，沿海地区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没有辜负小平同志的殷切期望。经过这些年奋斗，基础设施建设、工农业生产、进出口贸易、吸收利用外资、各种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现在都面貌一新，正在快步进入小康，向建成工农结合、城乡一体、现代化、开放式的文明富庶的新天地迈进。

在沿海地区努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过程中，小平同志又把他指导、推进对外开放的重点放到上海。在他的倡议下，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浦东新区、重振上海雄风的决策，特别是1992年春，他视察深圳经济特区等地，发表重要谈话，推动了长江沿岸港口工业城市和内地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以及沿内陆边境若干城镇的开放，使全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永恒的思念

我国这些年来对外开放能够开创出今天这样的生气勃发的局面，有诸多因素，可以总结出许多条经验。而我认为，最关紧要的是：端赖小平同志的真知灼见、果敢决断、精心指导和大力推动。

小平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实际以及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基本格局这三者结合起来，经过深思熟虑，推动党中央郑重确立和成功实施了对外开放这项基本国策，解决了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和如何实行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不但是对长期“左”的倾向的一种纠正，也是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经济工作方针、政策和经验的飞跃性的新发展。

小平同志关于对外开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是他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和今后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努力中，一定要奉为恪守的圭臬，当作工作的指南。我们要把小平同志倡导、指引、推动的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不断取得新丰收，来纪念站在时代前列的伟人——敬爱的邓小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