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
万里
我一般是不接见记者的，因为已经离休了，我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到处去发表议论。但你们是党史研究室的，而包产到户又是农村改革的起点，是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段历史中的一件大事。仔细研究这一段历史，写清楚这一段历史，无论对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还是对整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都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我破例同意和你们谈谈，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介绍一些当时的情况，也谈谈我个人的一些感受和想法，供你们研究党史作参考。
农村第一步改革，也就是平常大家说的包产到户。实践已充分证明，这项改革是成功的。别的不说，先拿市场来讲吧，这些年来市场供应的情况一直不错，吃的、穿的、用的，什么都不缺。特别是农产品和用农产品加工的食品，更为丰富，几乎是应有尽有，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回想一下改革以前，要什么没什么，只能凭证凭票供应，什么粮票、布票，这个票那个票的，连买块肥皂也要票。至于水果，什么香蕉、橘子呀，见也见不到。什么都缺，人们把这种状况叫短缺经济。现在完全变了，短缺变为充足，甚至变为饱和。什么票证也不要了，只要一个票，就是人民币。有了人民币，什么都可以买得到。当然，改革正在深化，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有些问题还很严重。但是，同人民公社的时代毕竟大不相同了，有了历史性的变化。发生这个变化的关键一条，就是农民有了积极性。几亿农民的积极性提高了，农产品便丰富了，市场供应便充足了。现在外国人到中国来，不管是友好的还是抱怀疑态度的，对这一点都不能不承认，不能不肯定。许多人甚至还表示钦佩，表示羡慕。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基础十分落后，发展又很不平衡，这一点与别的国家不同。按总量计算，我们不少农产品名列前茅，甚至世界第一，但一看“人均”就成了后列。这是大国的好处，也是大国的难处。要保证这么一大家子人有饭吃，而且要逐渐逐渐地吃得稍微好一点，是很不容易的。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头等大事，绝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包产到户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产品丰富了，这对保证物价稳定，进而保证社会稳定、政治稳定，是个根本性的因素。因此，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不是个小变化，而是个大变化，体制的变化，时代的变化。
过去搞农业社特别是高级社，要求太急，步子太快，形式过于单一，农民不赞成，上面硬要搞，造成“左”倾错误。这些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都讲过，你们比我更清楚。后来搞人民公社，更厉害了，简直是强迫农民，甚至剥夺农民。农民怎么还会有积极性呢！毛主席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历史功勋永远不会磨灭。但是，他晚年犯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三大错误，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你们可能还记得人民公社化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非常惊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现在要翻过来，搞包产到户，把农民的积极性再提起来，提得比过去更高，这当然不可能那么容易，要有一个历史过程。你们研究党史的，要好好写一下这个历史过程。
我认为这个历史过程，是同“左”倾错误斗争的过程，应当把纠正“左”倾错误作为主线来考虑。农村第一步改革过程中怎样同“左”的错误作斗争，大体有三个回合。
头一个回合是突破学大寨的框框，坚持以生产为中心
大寨本来是个好典型。周总理专门总结过几条，特别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认真学习，发扬光大。但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号召全国学大寨，要树这面红旗，事情就走到反面去了。中国这么大，农村的条件千差万别，只学一个典型，只念大寨“一本经”，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实事求是。何况这时学大寨，并不是学它如何搞农业生产，搞山区建设，而主要是学它如何把阶级斗争的弦绷紧，如何“大批促大干”。在农村“四清”中，曾提出基层“四不清”干部有走资派做后台，后来又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的问题，党内资产阶级的问题，逐步形成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有些人就吹捧大寨不是生产典型，而是政治典型，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大寨也自我膨胀，以为自己事事正确，一切正确，一贯正确，把“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成为“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的工具。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呢？并不是因为我对大寨有什么成见，而是我到安徽工作以后，从农村的实际中逐渐体会到的。
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念的是师范，抗日战争时期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成天同农民打交道，对农民是有感情的。但是全国解放以后，我没有再做过农村工作。南京刚解放时，派我去接管工业；后来到重庆，也是管工业；到中央工作后，管工业交通，管城市建设，也没管过农业。只是1958年北京搞人民公社时，我到农村去看过一下，发现搞公共食堂问题很多，回来就提出这种搞法不行。但当时没人听，说也没用，我也不敢太多说了。第二年又去了一次，看到自留地的庄稼比集体种的、比公社种的庄稼要好得多。我看后也发过感慨，当然也没有人听。我的任务不是管农村工作，以后就再也没有管过农村的事了。
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去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的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我又不熟悉农村工作，所以一到任就先下去看农业、看农民，用三四个月的时间把全省大部分地区都跑到了。我这个长期在城市工作的干部，虽然不能说对农村的贫困毫无所闻，但是到农村一具体接触，还是非常受刺激。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都没有了？当然，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我也不能乱说，但我心里已经认定，看来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最重要的是怎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连肚子也吃不饱，一切无从谈起。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了，当时党中央的口号还是“抓纲治国”。抓什么纲，还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人民公社一套“左”的东西变本加厉，“左”的错误恶性发展。
定远县严桥公社有个红岗大队，是安徽省里学大寨拔尖的典型。我去了一看，庄稼似乎长得还可以，但仔细一了解，所谓“学大寨”实际就是推广“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寨式”的“大概工”。最糟糕的是强调算政治账，不必算经济账。庄稼好是化肥催起来的，做样子给上面看的。产量不低，成本很高，农民很苦，还要大搞“穷过渡”。所谓“普及大寨县”，也就是说，不仅农业要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管理越僵化，弄虚作假、强迫命令越严重。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0％。我这个第一书记心里怎么能不犯愁啊？而北京有些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官老爷，还在大喊大叫“把普及大寨县推向高潮”，“决战三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一再强调这才是中国农业的出路。这不是瞎折腾嘛！
我下去调查，轻车简从，一般是一部小车，三两个人，事先不打招呼，说走就走，随时可停，直接到村到户。这样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发现了问题再找县委、地委商量解决。那几个月，我不开会，不作指示，不提口号，只是看、听、问。越看越听越问心情越沉重，越认定非另找出路不可。于是，回省便找新调来的顾卓新、赵守一反复交换意见，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同时，决定派农委的周曰礼他们再去作专题调查，起草对策。随即搞出了一份《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常委讨论通过后，再下去征求意见修改。经过几上几下，拿出了一个正式“草案”。“六条”强调农村一切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农民搞正当的家庭副业，产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实行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责任到人，等等。现在回头来看，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不足为奇的。但是在“抓纲治国”的时期，这些也成了禁区，成了“唯生产力论”，成了“资本主义尾巴”，要批，要割，要砍。我们的办法是，强调毛主席教导的实事求是，从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农业六十条”中去找根据。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这总是应当允许的吧。我们当时的决心是，不管上面那些假、大、空的叫喊，一定要从安徽的实际情况出发，切切实实解决面临的许多严重问题。这样做，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听传达的人数之多、情绪之高，为多年来所未有，而且是奔走相告，连最偏僻角落里的农民也知道了。但“左”的影响确实是年深日久，有些干部满脑子“以阶级斗争为纲”，听到“六条”的传达竟吓了一跳。他们忧心忡忡地说：“怎么能以生产为中心呢？纲到哪里去了？不怕再批‘唯生产力论’吗？”
就在1978年年初，党中央决定召开全国“普及大寨县”的现场会议。实际上那时候我们已抛弃了学大寨的那一套，而且开始用行动批大寨了。我们认定，大寨那一套办法不能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是压制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不能继续学大寨那一套，而必须改弦更张，用新的政策、新的办法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前的农业生产力主要是手工工具，靠农民的两只手，而手是脑子指挥的，农民思想不通，没有积极性，手怎么会勤快呢？生产怎么会提高呢？我们不能按全国这一套办，又不能到会上去说，说也没有用。怎么办才好呢？按通知，这个会应该由省委第一把手去，我找了个借口没有去，让书记赵守一代表我去。我对他说，你去了光听光看，什么也不要说。大寨这一套，安徽的农民不拥护，我们不能学，也学不起，当然我们也不能公开反对。你就是不发言、不吭气，回来以后也不必传达。总之，我们不能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必须对本省人民负责，在我们权力范围内做我们自己应该做、能够做的事情，继续坚决贯彻“六条”。在这段时间，新闻界的一些同志比较深入实际。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为我们写“内参”、写通讯，宣传“六条”，《人民日报》还发了评论，这些都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发展生产为中心，这实际上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可以说是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
安徽的“六条”是在全国学大寨、搞穷过渡的风浪中制定下发的。那年（1977年）冬天，差不多与安徽“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发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而安徽的“六条”突出的却是：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这些都是与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精神不一致的。特别是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是反对瞎指挥。这个问题对农业生产影响太大了。我曾经说过，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原来在“六条”中经营管理那一条里只提了一句，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建议把它分出来，单独写了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面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规定，那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我感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支配权，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不能公开说，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啊。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发表了点意见。我说，从安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主要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机械化问题。这是个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农民没有积极性就没有了一切。“一大二公”“穷过渡”“大概分”这一套，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相反，还打击、压抑了农民积极性。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在经济上使他们得到实惠，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要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六条”下达后，安徽农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产，于是就提出了个联产承包的问题。不少地方开始划小核算单位，有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有的地方搞了大包干（到组）。这年秋收以后，许多地方搞了包产到组，极少数地方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群众普遍认为这种办法好，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很快。
正当安徽各地农村热火朝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组迅猛发展的时候，《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张浩来信”[1]。那天我在合肥，听到广播后，我说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我说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我给王郁昭（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打了电话。我说：不要管它（指《人民日报》）怎么讲，我们该咋办还咋办；谁的话它都登，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同时，我们以中共安徽省委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3月16日）一早，我就出发到下边去了。首先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我一再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经过紧张的、大量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但个别县的领导不行。他们不听省委的招呼，跟着那封“读者来信”干了。霍邱县1/3的生产队由联产承包退到不联产。结果，周围各县因为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普遍比1978年大幅度增产；而霍邱县不但没增产，反而减产了20％。为此，我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凤阳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都是包产到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些，更彻底些。“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后，那里是更紧张一些。由于他们听了省委、地委的意见，不但没有变，稳定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但有些人心里总是犯嘀咕。不久，我到凤阳去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全县广大干部和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张浩来信”这股风被大家顶住了，但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错，群众怕变。他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违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说，只要能增产，什么都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有什么了不起，照样是社会主义嘛。家庭也要搞经济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不要管他们那些。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回合，主要是围绕“张浩来信”前后的斗争。
第三个回合是突破“不许包产到户”，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但是，“左”的思想影响年深日久，还不是可以轻易消除的。新的农业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作为草案下发试行。这个文件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总结了七条经验教训，实际是批判“左”倾错误在农业方面的表现；又提出许多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也是很好的。但是，文件并没有完全消除“左”的影响。在1978年11月讨论文件草稿时，我提出过不同意见。草稿中有“三个可以”“两个不许”[2]，我说，前面“三个可以”表现了解放思想，能放开农民的手脚，我赞成保留；后边“两个不许”不符合这个精神，应当不要。当时负责起草的领导人没有接受我的意见。第二年，在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这一文件之前（1979年9月），我又提出“两个不许”是不是可以不要，他们还是不肯听。我为此事去找过耀邦同志，郑重其事地向他提出：“文件中不要‘不许包产到户’了吧！”耀邦说：“他们起草人都不同意。我再去做做工作。”据后来了解，文件正式公布前，紫阳同志根据我的意见，又考虑了反对方面的意见，把“两个不许”改成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这一修改使两者有所区别，为包产到户开了个小口子，作为例外。这比原来发的草案当然是个进步，但矛盾并没有完全解决。
“不许”也罢，“不要”也罢，还都是不让搞，可是安徽已经搞起来了。因为在包产到组的同时，少数偏僻的地方已悄悄地搞了包产到户；凤阳在普遍大包干到组的同时，有的村也大包干到了户。对下面这些做法，我都没有表示反对，更没有加以制止，实际上是默许和支持了。1978年夏秋，安徽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激发了农民对包产到户的积极性。肥西县山南公社群众自发搞了包产到户，省委机关议论纷纷。1979年年初，我让省农委派工作组去考察，专门开常委会讨论，决定作为试点，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后来我又两次亲自去山南公社考察，表示支持。至于凤阳小岗的包干到户，开始是悄悄搞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先发现，帮他们瞒上不瞒下，地委也不清楚。我后来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去考察时还加以鼓励。安徽与别处不同，20世纪60年代初在全省范围内搞过责任田，广大农民尝过包产到户的甜头，所以上面政策松一点，就发展得很快。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文件做了这样的决定，事情就不好办了。我们的这些做法既不符合宪法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也不符合中央文件中的“也不要包产到户”，不得了呀。有些好心的同志向我反映说，有人批评我们既违背宪法，又违背党的决定。怎么办呢？我说，农民赞成，农民一定要搞，那只好硬着头皮顶着吧，反正已经干了，就这样子干吧。党的决定说不要搞包产到户，我不能公开表示反对，但我对他们说，是我同意你们干的，就这么干算了，出了什么问题我来顶着。安徽那一段就是这种“违法乱纪”的情况，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和已不适应的旧的上层建筑、旧的规章制度之间的矛盾。
1980年年初我到中央工作，进了书记处，分工管农业，这个难题可大了。当时解放思想的口号很响亮，人们的思想也很活跃，平反冤假错案使人们感到中国有了希望。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思想观念，还是很顽固的。从整个农村工作来看，农民要求改革，有些地区行动比较快，但是，上层领导机关基本上还是推行农业学大寨的那一套，对农村改革，特别是对包产到户，抵触情绪很大。我分管农业，依靠原来这套“机器”来开展工作怎么行呢？还有不少省的领导思想也不通。我跟耀邦讲，中央决定中规定“不要包产到户”，我们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会始终被看作“违纪”“违法”，这样不行啊！是不是先开一次省委书记会，大家通通思想。5月31日，小平同志作了重要讲话，热情赞扬肥西和凤阳的包产到户。此后情况有了好转，但还是吵吵嚷嚷，全国性的争论并没有停止，有些反对的人手里掌着权，他不同意你就干不成。于是，决定9月开一次省委第一书记座谈会。
那时候，农业部门的一些领导，认为包产到户破坏了集体经济，阻碍了机械化、水利化，思想很不通。我兼农委主任，农委里思想转过来的也不多。我就抓了个杜润生，他是邓子恢时代农村工作部的秘书长，实际经验多，也有理论水平，又比较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就请他来主持起草会议文件，对文件作解释、说明。我的意思是想把“不要包产到户”改为“可以包产到户”或“支持包产到户”。但是，会上争论很激烈，看来通不过。公开赞成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贵州的池必卿，一个是内蒙古的周惠，一个是辽宁的任仲夷，这是少数；多数表示沉默，有的还坚决反对。好在当时包产到户已见成效，有说服力的材料很多。经过反复讨论，终于通过一个妥协性的文件，即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文件撇开包产到户姓社姓资的问题不谈，大讲包产到户的好处，特别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同时，文件也指出了包产到户可能出现的问题，强调要认真防止，及时解决。这个文件对广大农民是个很大的支持和鼓励。当时《人民日报》发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就是阐述会议精神，为包产到户说好话的，很受农民欢迎。文件正式发下去以后，农民感到理直气壮了，不怕再说他们违背中央决定了。其实，什么叫贫困地区？很难有个标准，你划去吧。最主要的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谁也挡不住的。实际上是不管贫困不贫困，都说自己是贫困地区，就都呼呼地搞起包产到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共产党的领导，没有群众观点，不了解群众的真正意愿，不尊重群众的要求，是不行的。就这样，包产到户逐渐成了全国性的改革浪潮。
包产到户成为大潮流以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有些地方原来思想不通，后来又撒手不管，集体财产确实受了不少损失。这不怨包产到户，而是工作问题，领导问题。农村不是一条线，而是一大片，与许多部门都有关系，单靠一个部、两个部管不好，没有个强有力的综合性机构不行。中央书记处商量决定，撤销农委，建立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同时又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都是杜润生，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主要任务是掌握农村情况，制定农村政策，协调有关农村各领导部门的关系。尽管它只是个研究机构，是个参谋部，不管人、财、物，不直接发号施令，但它受中央委托起草政策性文件，协调各方面关系，实际上起着一定的综合性、指导性作用。我们根据小平同志关于改革要不断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指示精神，责成农研室组织调查，起草文件。1981年冬召开了改革后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发了个中央红头文件。会议开得很成功。为了使文件更加完善，我们没有赶时间，反复进行了修改推敲，最后把它作为1982年的开年文件，即中共中央〔1982〕1号文件。
这个文件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称之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新型的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文件下达后反响很大，农民特别高兴，说是吃了“定心丸”。1981年年末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文件，作为第二年的1号文件来发，并不是事前商量好的，实际上有点偶然性，但农民都认为这是党中央对农业重视的表现。既然这种方式上下都感到不错，我们便每年来一次，了解当年的新情况，总结新经验，解决新问题，年末开个会，年初出个中央1号文件。开头是中共中央的，后来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名的，都叫中央1号文件。连续五年发了五个1号文件，当时是很有名的，对农村改革起到了指导、推动作用，后来农民一直念念不忘。1983年的1号文件对包产到户作了很高的评价，说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农民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的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文件在中央书记处通过时很顺利，有几位曾经不赞成包产到户的老同志都说了话，认为自己原来担心这担心那，看来还是思想解放不够，没有估计到这东西作用这么大。当然也有个别人不吭气，可能心里不那么赞成，但是效果明显，人心所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到1984年年底，全国569万个生产队，99％以上实行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可以说是第三个回合，农村第一步改革取得初步胜利。连续几年农业特别是粮食增产幅度很大，1984年达8000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国务院向世界粮农组织宣布，我国已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
农村改革任务还很艰巨，包产到户的实现，只是开了个头；也可以说，只是把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创造了活力很强的市场经济的细胞。我们当时的想法，主要是贯彻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发展商品经济。要农村富起来，先得活起来，放开政策，改变“以粮为纲”的老办法，打破一潭死水的局面，也不必齐步走，谁有本事谁就可以向前跑。新的方针是：“决不放松粮食生产，放手发展多种经营。”农村里能人很多，他们特别积极，不少人成了专业户，有的还办了小作坊、小企业。1984年1号文件已提出要加以支持，不久又发了个4号文件，规定了一些优惠政策，把农民新办的、合伙办的和原来的社队企业，合称为乡镇企业。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劲头更大了，农村商品经济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小平同志很赞许，称它为“异军突起”，也有人说这是中国农民继包产到户之后又一个“伟大的创造”。中国整个经济的发展，乡镇企业的贡献是很大的。
连续五个1号文件，重点只讲农村改革，发展农村经济，没有公开否定人民公社。但实际上，每次讨论文件的会议都在消除“左”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步一步否定人民公社，以求解除人民公社体制束缚农民的枷锁，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人说五个1号文件是尾巴主义，不过是总结了点农民的经验。其实，这正体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不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就是群众，就是要到实践中去摸群众的意愿、群众的要求，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后千万不能再丢掉了。
农村第一步改革实现后，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成为城乡一体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就更复杂、更困难了。农村改革先行了一步，但毕竟只是整个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问题都不是农村本身所能解决的。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当时议论得很多，研究过种种方案，限于各方面条件，还是只改了一半，成了双轨制，遗留下的弊端不少。农村改革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并不容易，斗争非常尖锐，只不过没有公开化，不使它公开化。我们吸取过去的教训，没搞那些“左”的做法，不强制，不压服，而是让大家从实践中受教育，逐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因为大家长期都受“左”的影响，解放思想不是一下子能完成的。我常在会上说，“左”的思想大家都有，没有有无之分，只有多少之分，多一点，少一点，先觉悟一点，后觉悟一点。这样说，就把大家都解脱了。我们说，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只要你改革，有了错误可以改，允许改。对看不准的事情，比如雇工问题，可以先看一看，经过实践，比较利弊，再作处理。如果在改革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效果肯定不同。这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的一种改革。农村改革就是这样搞了五年，连续发了五个1号文件，才全部解决，并为农村商品生产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为后来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基础。
1988年，我离开国务院到全国人大，农村工作就交给田纪云同志去管了。他在困难的条件下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村改革深化了。但限于种种条件，随着改革全局的发展和变化，步履也更为艰难曲折。我到全国人大后，对农村工作、农村改革仍然十分关注。1992年10月，我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宪法，把现行宪法中关于“人民公社”的提法删去，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营管理体制长期不变”。这一建议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正式通过。我做的这项工作，为农村第一步改革画上了句号，完成了它的全过程。
（张广友 韩钢整理）
注释
[1]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张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的来信，并加了“编者按”。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编者按”还提出：“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2]“三个可以”，即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两个不许”，即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