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北京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
刘导生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开展起来的。这场讨论，为我们党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转折、我国迈向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了思想准备。然而，当时由于人们还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思想一时还转不过弯来，所以这一讨论也并非一帆风顺。
1978年12月26日，我被中央正式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先是任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1981年3月起任市委书记，分管意识形态领域工作。作为北京市分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我对北京市进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艰难曲折的历程，至今记忆犹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我的新岗位
1976年10月，华国锋、叶剑英等同志执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和国家。然而粉碎“四人帮”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继续执行“左”的路线，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明确宣布：“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两个凡是”方针严重阻碍了对“文化大革命”及其遗留问题的解决，阻碍了拨乱反正，阻碍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北京市原来在“四人帮”及其亲信谢静宜的直接控制下，各方面均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问题如山，而北京市的某些领导人一时也没转弯，积极贯彻“两个凡是”，甚至把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要求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急切愿望视为异端。突出的例子，如1977年1月李冬民等十多名青年刷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任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即被扣上“反革命罪”的帽子逮捕入狱。
1977年7月，邓小平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下复出，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从教育、科学工作入手，进行拨乱反正。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得到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支持，以不怕“入地狱”“下油锅”的气概，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解决“文化大革命”及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亲自组织和发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从思想理论上有力地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1978年11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确立了全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深深感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非同一般，我们党就此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套，从“左”的路线的泥沼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四天，被中央正式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就任前，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找我谈话，说中央准备调我到北京市工作，职务不高，但却是一项艰巨任务，因为北京市的工作长时间推不开，受“左”的影响太深了，很多事情阻力很大。他还说到，过去毛泽东批评北京“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虽然是错批彭真的一个借口，不过中央的干部到北京市去工作的确不太容易。他要我加倍谨慎，有事情可以多找中央宣传部商量。
因为刚开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我的内心同许许多多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一样，无比兴奋，渴望在自己的余生能为党、为人民尽心尽力地做些工作。当然，想到胡耀邦的叮咛，我对新的岗位还是有如履薄冰的感觉。
果然，我到市委宣传部一上班，就感到气氛颇为紧张。不少在职的干部以戒备的心态对待我，冷言冷语，一问三不知，采取不合作态度。有些人对于自己以前紧跟“四人帮”的那一套不认为错了，只认为自己现在倒霉了。有些参加过市委写作班子（住在香山红光寺，发表的文章就署名“洪广思”）的干部，虽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两年多了，全国的揭批查也搞了很久了，但在这里却一直没有触动过。如今听说我来，认为往后日子不好过，一时不少人提出要调离。我再三说服挽留，仍然说不动一些人。后来我想强扭的瓜不甜，勉强留下也不是个办法，就说愿意留下的我欢迎，实在要走我只好欢送。最后，一位副部长和办公室主任还是先后调走了。
后来听说，中央要调我到北京市工作，酝酿已久了。中央组织部正式上报后，中央某些领导人置之不理。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调任中央秘书长（当时还未恢复总书记和书记处）后，这一方案才得以实施。如此说来，我到北京市上班受到冷遇也就不奇怪了。
把干部的思想统一起来
于1978年5月在全国许多地方开展起来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但是半年多来北京市几乎纹丝不动，三中全会之后北京市委仍然犹豫观望。这时，我出席了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进一步明确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强调的：“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我感到北京市的工作百乱待理，要跟上中央的部署和全国前进的步伐，首要的一环就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尤其是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
1979年3月，全国兴起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热潮。我认为首先应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仅仅是一般号召不行，必须对各级干部进行轮训。同时还应动员舆论界进行广泛的宣传，形成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氛围，以冲破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束缚，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觉悟。我向当时的北京市委主要领导汇报，北京市委宣传部准备先召集一个各大学和研究单位约五六十人参加的座谈会。第二天，答复说，上海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经把群众的思想搞乱了，他们不得不让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出面干涉，不准宣传。因而，他也不同意我们召集这次座谈会。
我感到真是无法理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能宣传，宣传了就要搞乱群众的思想，这究竟是哪些群众，究竟有多少群众仍然坚持林彪、“四人帮”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不放，实在令人怀疑。难道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的定论对着干就不会搞乱思想？我还无法理解的是，如果对中央决定的方针有疑问，不向近在咫尺的中央请示，而向上海看齐，这也是不符合组织原则吧。我只好说“如有问题，我负全责”。我们便于3月5日至9日召集了由北京各高等学校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市委各部、委、办负责同志，以及市属各宣传单位主管理论工作的同志共五六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会议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在这次座谈会上，我在讲话中首先肯定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者在和“四人帮”进行斗争中做了大量工作，只是由于市委长时间迟迟不动，揭批林彪、“四人帮”很不得力，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没有组织全市性的活动，致使我们的理论工作落后了一大步。我们北京市的理论工作要跟上党中央的步伐，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新形势，就必须坚决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端正思想路线，迅速扭转目前的落后状态，迎头赶上，使我们广大理论工作者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和推动经济建设的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我还提出，这是党内的座谈会，应当发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理论务虚会的会风，没有什么框框。我们提倡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敢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各种禁区，敢于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敢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敢于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理论上的勇气，掌握了真理，就要无所畏惧，所向披靡。同时我还说，要提倡“三不主义”，有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会议简报上的发言，由本人定稿，会议不审查，也不作结论。这次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大家畅所欲言，同时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并对宣传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为了推动北京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们又请北京市哲学学会于7月24日召开座谈会，组织崇文区、电信局、昌平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负责人和教师结合本单位的情况发言，并在《北京日报》上对座谈会做了长篇报道，加以宣传推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两个凡是”的观点被放弃。1979年6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全国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有力地促进了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解放思想，打碎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给他们的精神枷锁，使毛泽东同志长期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在此前后，邓小平在上海、山东、天津等地多次讲话，都讲了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他指出，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基础。我们不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靠不住。政治路线解决了，要看是什么人来具体执行，政治路线正确，执行得好不好不一样，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胡耀邦也指出，要继续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要开展全国性的补课。
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委终于决定召开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如何搞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这是北京市委正式研究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一次重要会议。
1979年9月12日至29日会议顺利举行，各区、县、局一把手全部参加，由我做主报告，同时邀请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朱穆之作报告。朱穆之阐述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的重要意义，严肃批评了当前阻碍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若干错误倾向。他的讲话对北京市的宣传工作是很大的推动。在会上，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旗帜鲜明地讲了话。
我的报告首先肯定北京市委和各级党委为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精神所做的很多工作，同时指出北京市在解放思想，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方面做得还很不够。现在不少干部对这两次会议还有不少模糊认识和错误思想，如有的人认为党的工作重点转移是“丢了纲，离了线”，提出主要矛盾已经变成“阶级斗争熄灭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平反冤假错案是“搞翻案，是否定历次的政治运动”，给地主、资本家、右派摘帽或改正，是“解放百分之五，压制了百分之九十五”；坚持按劳分配，坚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是“搞修正主义的一套”；引进先进技术，是“放弃自力更生原则”；吸引外国资金，同外资合作办厂，是“消灭了国内资本家，又引来了外国资本家”；等等。总之，他们指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右了，方向偏了，担心搞资本主义复辟。这就是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过十个月了，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也已开过三个月了，还有一些人对党的方针政策怀疑、抵触，少数人甚至公然反对。
为什么现在还有这样严重的思想问题呢？我指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揭批林彪、“四人帮”搞得不深不透，前期是市委按兵不动，后期是市委只注意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而对政治、思想理论方面的流毒没有认真加以肃清；二是思想路线问题没有解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没有认真抓，尽管1979年5月市委扩大会议就提出要补上这一课，由于工作没有跟上，有的单位还按兵不动，补课仍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
我在报告中强调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并提出了补课的一系列措施。
市委宣传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并同意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要首先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贾庭三和多数常委都发言支持我的报告。这次会议对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尤其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起了决定性作用，不过阻力仍然存在。
补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这一课
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后，我们在全市范围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工作。
这次补课从各级干部的思想上说，主要是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关于真“高举”和假“高举”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一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左”倾教条主义态度，如王明就是一切从本本出发，理论脱离实际，还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结果使我们党遭到惨重的失败。另一种就是毛泽东及其战友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结果将中国的革命引向胜利。现在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方针政策，对毛泽东的诸多指示，同样不能句句照搬，把本本当作“圣经”，仍然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这样才能恢复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确的加以坚持，错了的加以改正，这才是真“高举”。
其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补课就是要紧密联系实际，拨乱反正，继续深入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肃清其流毒。“左”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无限夸大主观意志、主观精神对客观世界的反作用，颠倒客观和主观、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不是用实践检验我们的主观认识，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只凭主观想象办事。本来从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八大提出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满足不了人们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全党要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生产力上来。只是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大搞政治运动，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未能得到贯彻。（2）习惯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夸大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唯一动力，而且说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范围越来越广泛，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如今把重点转移说成是“丢纲离线”，所谓“离了纲心发慌”。（3）把抓生产说成是“唯生产力论”，把按劳分配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在思想上还是以阶级斗争代替和取消生产斗争、科学试验，而对任何领导、管理和从事生产的努力都加以反对。这些现象流毒之深，对经济建设的阻碍、破坏十分严重。
在向全市各级党委部署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工作时，我特别强调，要充分认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重大意义，指出如不扫除多年来“左”的思想障碍，那么平反冤假错案、搞四化建设都无从说起，也无法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更谈不上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是识别真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是全党的大事，绝不只是宣传部门的工作问题。各级党组织的一把手必须亲自抓，坚决防止走过场。
为了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展好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补课，北京市委组织部和宣传部积极配合，着力抓好各级领导干部的学习，统一他们的思想。我们首先恢复了北京市委党校，开办区、县、局领导干部学习班。自1979年5月至1982年7月，学习班共举办了37期，参加学习的领导干部有4597人。我们又部署各区、县、局和高校、工厂、公司、公社、街道的党委，组织党委领导成员集中学习一段时间进行补课。据统计，18个区县共办学习班1144期，轮训干部8万多人。
在培训开始时，一些人想不通，说我这是反对毛主席。那时候“两个凡是”还有一定的影响，说我反毛主席这个帽子是很吓人、压力很大的。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很多干部思想都框在“左”的错误和个人崇拜之中，不少人转不过弯来。他们虽然觉得我们说得有道理，他们也不满意“四人帮”，但在感情上，对有些问题一时还不能接受。他们不了解，对毛泽东的伟大功勋应当歌颂，应当赞扬，但对他晚年的错误应当加以否定，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党的原则。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毛泽东是神。这个紧箍咒很厉害，我在这么多期培训班上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时很少有人公开表示赞成，这说明个人迷信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事实上就算有的干部赞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实践标准的观点，但他们也不敢公开表态，因为他们怕被孤立。还有的干部凭历次政治运动的老经验，在这个转弯过程中，觉得还没有看清楚，因而不敢轻易表态。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通过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补课，加之我们在各个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工作，使干部和群众接受并自觉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经过各级党委的努力，终于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逐步破除了迷信，树立起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观点，划清了是非界限，有力地批判了“反毛（泽东）”“砍旗”“丢纲”等谬误认识，弄清了我国当今社会的阶级状况和主要矛盾，懂得了中央提出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正确性，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而使党的各方面工作稳步地转到“四化”建设轨道上来。这在北京市党的建设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件大事，它也有力地佐证了“没有正确的革命理论，就没有正确的革命运动”这个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