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传统家庭模式及现代家庭应有功能

上述可见，在中国“家国同构”传统社会中，社会治理与社会和谐是建立在修身齐家基础之上的。历史是割不断的，在今天中国特色社会发展模式中，我们也必须十分重视家庭的独特社会地位和独特功能。一种模式和文化成为传统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家”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是一个基本的元点单位，除了生存归属单位外，它还是教育单位、秩序单位、独特的社会保障单位，当人生旅途中遭遇失利和风险时，家就会成为人们最好的避风救险的港湾。

（一）家的归属感功能与和谐幸福家庭

人是社会性情感动物，有归属感需求。人们说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不同的一点即社会人际的“碎片化”“原子化”，伴随现代化的个体化、碎片化社会状况会有各种焦虑（压力大、不安全感、无意义感、孤独感、身份焦虑）。市场经济改革的重要结果之一，即后单位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作为市场中的原子——个体都凭一张自己的身份证获得市场经济社会的流动资格，每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身份自由，但却产生了新的焦虑。市场经济把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打通了，人们可以走得更远，选择更多，但也可能因为被迫选择而不适应，远离自己熟悉和依赖的社会归属（家庭、家乡、国家），许多人也可能会产生不安和焦虑。

社会归属或生活共同体可表现为国家、民族，也可以表现为某种社会组织，某种事业、文化共同体，还可以表现为社区或家庭。每一个体都生活在一个或多个社会共同体中。置身于一定的共同体中，个体会因为与他人以及群体有共同的感受、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组织归属，而产生出强大的力量感和依赖感。在诸多现代性心灵困惑和心理危机中，用家庭建设解决心理孤独和归属感承载问题，是一个必须重视的治理、建设思路。市场大潮中，无论在哪，有家就有心灵归宿，就会心有所定。习近平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也强调了这一点：“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

家庭幸福指数之一即“老有所养”。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以家庭为主题的讲话，强调要“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中国传统形成的大家庭模式及其文化，使老年人生活在亲子家庭中，这对养老问题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在亲情关爱方面都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把家庭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把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和责任建立在亲情仁爱的基础上，这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家庭文化传统中积极的因素。西方家庭模式相对而言更强调个体独立性，西方社会学家马克·赫特尔在《变动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视》中，谈到西方社会老人赡养问题时指出，西方社会“老年人处境每况愈下的一个主要因素”，是“个体化核心家庭权利的扩大”。以至于一些西方社会学家把中国这种传统的家庭双向扶养模式，当作单向扶养模式的西方社会的一种有价值的参照。

中国共产党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执政目标就是要增进人民的福祉，让人民过“好日子”，但这个执政目标须要落实在千千万万的家庭幸福上。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为人民幸福谋利益就是这一执政承诺的具体化。习近平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所以，幸福中国与幸福家庭息息相关，家庭建设很重要。

（二）家庭教育功能以及家风家教建设

家是人生的起点，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建设还直接关系家庭教育，关系下一代的成长问题。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教问题。习近平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讲：“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应该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

注重家教，首先要注重创新现代家庭教育理念。随着社会历史变化和家庭关系结构的变化，家庭教育等一些传统家庭功能也在弱化。许多家庭教育只是学校教育的配角，养而少教、养而不教的现象并不少见。对于儿童、青少年而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儿童社会化的最初阶段都是在家庭中完成的，即便在进入学校和社会后，家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要创新家庭教育观念，注重早期教育。早期教育是儿童情商、性格、习惯、意志品质形成和发展的第一关键期，专家称之为“黄金期”。事实上整个成人过程家庭教育的影响都十分重要。李嘉诚曾说，任何事业的成功都弥补不了教育子女失败的缺憾。在此意义上，家庭教育至关重要！在教育内容和导向上，要注重以德－智教育双线展开。改变重智轻德现象，改变家庭过于偏重“成才”教育而忽视“成人”的教育。

其次，家庭教育和家风息息相关。家风是一种无言教育，悄无声息地影响家庭成员。“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在长期生活中，逐步形成的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的总和。中华传统注重家风建设，积累了厚重的传统家庭美德和家训文化，其中的精华都是我们进行家风建设的资源。古代家训中有许多名作，如诸葛亮的《诫子书》、司马光的《训俭示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家训》等，都有丰富的价值和内涵。西方家族文化中有“三代培养一个贵族”的说法。贵族爵位生而有之，但真正的贵族——有优良素质的人需要“三代培养”，这里强调的就是家庭家族的家风教养的重要性。

传统家风在道德人格涵养方面作用极大，“有家教”往往是人格和道德素质底线的代名词，“缺家教”等于没教养。古人强调“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民间俗语“传儿金银，不如教儿做人”，说的都是良好家风的重要性。积善之德和余庆之幸的问题，在伦理学上可归为德福关系问题。中国传统文化讲究行善积德，讲福报。事实上这个福报不是简单的因果报应，而是善善相循的结果。家有成才成事业的儿女，大多家教很好。好的家教家风传统，可以培养一代又一代人的优良素质。习近平在接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说：“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家风是家族子孙代代恪守家训、家规而长期形成的具有鲜明家族特征的家庭文化，是一个家族最宝贵的财产。对于领导干部这样一些重点群体来讲，家风建设尤其重要。

（三）领导干部群体尤要注重家风建设

领导干部是运行公共权力的主体群体，党性素质和独特职责素质是领导干部应有的底线素质。公共权力大于天。公共权力的特殊性在于，它承载的是公共权力、公共利益、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因而公共权力在运用过程中，具有强烈的公共性质，绝不能运用公共权力为权力个人或权力集团牟取利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才反复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复强调领导干部的家风建设。执政党的公权力规约靠制度，更要靠权力主体的本色自律，即“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清廉自守”，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这一点对于运行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来讲尤为重要。

公共权力的职业道德要求普遍比较高。而共产党不同于一般政党的地方，就在于除了政治信仰之外，还必须有较高的品德素质要求，即德性素质的要求。所以领导干部在有坚定明确的政治信仰和职业素质的同时还要有很高的道德要求、自律要求。他们拥有公共权力，是关键少数。全面从严治党，既需要全方位发力，也需要重点发力。

习近平强调家风重要，更强调要重点抓好领导干部家风建设。他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强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我们党历来重视从严治家。毛泽东、周恩来等作为国家领导人，对自己的家庭历来从严治理；陈毅同志在《七古·手莫伸》中，告诫后人“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习仲勋也反复教诲子女要艰苦朴素，平等待人，权为民用，不谋私利。这些都是领导干部的表率。领导干部是群众的表率，也是家庭成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表率。领导干部作为公共权力运行者，必须要处理好“八小时”内外的关系，把从严治家当作从严治权的一部分来抓。

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习近平强调，“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各级领导干部要教育亲属子女树立遵纪守法、艰苦朴素、自食其力的良好观念，明白见利忘义、贪赃枉法都是不道德的事情，要为全社会做表率。总之，家风可以聚为民风、世风，净化优化社会环境。

在今天我们建设现代中国、幸福中国，除了好的政治制度和好的社会法制外，我们还要诉诸中国特有的“家庭建设”和“家”文化取向。“家和万事兴”，家庭和谐不仅在传统社会而且在今天也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点和资源。一般来讲，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为本的生活方式及家文化，在血亲情感取向基础上，会培养出辐射到社会人际“波纹”中的仁爱情感文化；在培育起家庭责任取向的同时，也培育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中对他人和对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感。这些东西已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