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复仇女神”与“自由的科学研究”
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1]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同时拥有强烈的革命精神和严谨的科学精神，才可能求得真理。
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
马克思在科学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勇于前行。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面临着来自科学领域内的挑战，也不断遭受着科学以外的保守力量的阻挠。对此，马克思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2]由于《资本论》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真理，引起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的恐慌，“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3]。但真理的光辉迟早会突破迷雾，散发出迷人的魅力，为人类带来新的光明。
马克思终身从事最纯粹、最高尚的科学研究，鄙视“卑鄙”：“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引出的观点，而是从外部、从与科学无关的、外在利益引出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4]在他看来，从事纯粹的科学研究，其结论或者论证都可能是错误的，但这是次要的，关键在于研究者的出发点是不是从科学本身出发，如果是，那么他的错误并不妨碍其学术品格，依然是高尚的，正如马克思反复批判而又高度赞扬的黑格尔、斯密等人。
如果是站在科学以外的立场出发，从个人的私利或者狭隘的小团体的利益出发，这种研究者就是“伪学者”，其学术品格是“卑鄙”的。正如马克思多次批判的蒲鲁东、马尔萨斯之流，他们在学术上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创新，然而，他们为了狭隘的个人利益而卖弄自夸甚至剽窃，出卖自己的学术灵魂。卑鄙的人必然导致“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5]。卑鄙的人从事学术研究，坚持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形式上的学术规则，骨子里却是为了私利而践踏学术精神。马克思还特别严厉地批判了庸俗经济学：“在庸俗经济学中，想把资产阶级世界看成是可能有的最美好世界的善良愿望，代替了爱好真理和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一切必要。”[6]他们自夸、虚荣、剽窃，并常常与统治者勾结在一起，阻碍科学的进步。
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对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蒲鲁东的批判，就能更深刻地理解“卑鄙”二字的真实含义。蒲鲁东在《什么是财产》一书中提出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这在学术上并没有什么创新，但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了蒲鲁东在当时社会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然而，蒲鲁东却日益偏离了科学的正轨，并且自高自大。因此，马克思对蒲鲁东展开批判，并深刻地剖析蒲鲁东的学术品格，一针见血地指出，普鲁东的辩证法是与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联系在一起的，与他的经济利益一致，因而他在政治上、宗教上、科学观点上、艺术观点上都是一致的：“科学上的招摇撞骗和政治上的投机，都是和这种观点分不开的。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这样，那种例如使卢梭不断避免向现存政权作任何即使是表面妥协的简单的道德感，也必然消失了。”[7]也就是说，蒲鲁东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向反动政府妥协，完全丧失了学术道德，因此，蒲鲁东属于“科学的暴发户”。因为，“他（指蒲鲁东——引者注）作为科学的暴发户，觉得必须以自己所没有的身份和东西来炫耀一番”[8]。盛名之下，其实不副，这是“科学的暴发户”的典型特征和本质。
马克思在任何时候都能完全彻底地坚持学术道德底线，特别是在因缺少金钱而使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遭受巨大困扰的时候，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坚守自己的底线原则，决不为了五斗米而折腰。1849年到1853年是马克思流亡生活中陷入极大困难的一个时期，当时，他极度贫困，欠房东钱、欠店铺钱、欠医生钱，重重的债务压得他透不过气来。更令人痛苦的是，因为无钱，孩子生病也无法医治，眼睁睁地看着先后失去3个孩子：1850年11月19日，刚刚1周岁的儿子（出生于1849年11月5日）亨利希·吉多死于肺炎；1851年3月28日出生的女儿小弗兰契斯卡在1852年4月14日就夭折了，甚至连给孩子买小棺材的钱也是借别人的；3年后，儿子埃德加尔（1847年1月出生）患了结核病，1855年4月6日也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他连续地忍受这样的丧子之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6天后，1855年4月12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9]即使遭受如此巨大的家庭不幸，马克思也丝毫没有动摇最伟大的学术追求。
其实，马克思在英国有机会谋取一个有固定收入的中等职位，获得至少还不错的物质条件，但他意识到，接受这份工作将会使他无法正常地从事科学研究。马克思征得了夫人的同意，放弃了这个职位，为此，他和全家人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0]在贫穷和自由的科学研究之间，马克思及其夫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1867年，完成《资本论》第一卷后，马克思也是一贫如洗。在得到恩格斯的资助后，才亲自带着书稿去面谈出版商。在汉诺威停留期间，马克思接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其实，两年前，马克思就接过类似的邀请，要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马克思都断然拒绝，并在1878年反社会主义浪潮高峰的时候刊出他与布赫尔（洛塔尔·布赫尔是中间人）的通信，令俾斯麦难堪。[11]尽管马克思经常陷入贫困状态，可是，在面对来自德国官方乃至于德国最高权力人物的邀请和诱惑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坚持自己的学术底线，决不为了金钱、地位和名誉出卖自己的灵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革命需要的时候，马克思会不顾贫困，毫不犹豫地为革命贡献出自己仅有的财产，而且一生无悔。1866年，在致保尔·拉法格的信中说：“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12]这表明，马克思虽然不富有，但也把仅有的个人财产奉献给革命事业，正是这样，其家人在革命斗争中也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对此，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马克思深感愧意，一句“我不再结婚了”，更加彰显出马克思最伟大的胸怀。
马克思太需要金钱了，可是，当革命需要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奉献出自己的所有。在实践层次上，他以最崇高的行动诠释了如何拒绝学术“卑鄙”、如何鄙视学术“卑鄙”。在马克思的眼中，学术决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而是一项高尚的革命事业，所有致力于学术研究的人，都应该用自己的学识服务于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他不畏艰难困苦，抵御一切诱惑，坚守学术道德底线，拒绝“卑鄙”，最终创造了人类思想史上最强大的理论力量。
二、“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
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13]。他无私地追求真理，严格的自我批评的科学精神，内在地推动着马克思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首先，马克思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决不夸大自己的理论成就。例如，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的那封著名信件中，马克思谈及俄国批评家米海洛夫斯基时说：“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14]马克思认为，米海洛夫斯基不顾世界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复杂性，以机械思维的方式无限夸大了马克思的理论，并把它变成了一般历史哲学这把“万能钥匙”，以贴标签的方式理解现实运动。就是说，只要牢记马克思的具体结论，不需要进行具体的研究和思考就可以解决一切历史问题。因此，马克思认为，这是“过多的荣誉”，也是“过多的侮辱”。因为，“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5]。可见，马克思在否定了任意夸大理论的同时，也有力地维护了自己的学术尊严。
其次，马克思决不会墨守成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的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党宣言》的一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但是，25年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某些具体的观点可以做出一些修改，并具体列举了4条：《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末尾关于革命的10项措施已经没有根本性的意义；因为二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经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就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对于社会主义文献的批判截止到1847年，因此，现在看来，这种批判并不完全；共产党对于各个党派的态度在原则上正确，但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那些党派多数已经消失了，因此，其实际运用就过时了。[16]出于对历史的尊重，马克思并没有对《共产党宣言》文本进行修改，而是在序言中加以说明。
再次，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重大历史命题，即“两个必然”要予以重新的阐释。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生存不再同社会相容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了，确实给人造成一种资本主义马上就要灭亡了的印象。后来，结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指出，“《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17]。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了“两个必然”的基本思想，但是，资本主义的灭亡并没有如当初想象的那么乐观，他们纠正了自己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方面的偏差。对此，恩格斯在1895年《卡·马克思〈1840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同时也代表马克思的观点，指出：“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18]马克思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修正了自己的重要观点，时刻站在时代的最前沿。
最后，马克思文本的水准远远地超越了同时代的人，而其本人的思想又不断超越了其文本，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富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对此，恩格斯高度赞扬说：“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19]就是说，马克思在公开自己的成果之前，总是力求达到最完善的程度，而其不停顿地进行新的科学研究，又总是超越了其表现出来的文本。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真正实现自我批评，在不断地修正中推进研究的水准达到人类思想的巅峰。
当然，马克思以更高的标准严格遵守技术性的学术规范。为了编纂和研究搜集到的资料，马克思不怕麻烦，做了许多耗费时间的琐事。他把书里的每一处证据都仔细核对过，他总是找原始材料，尽量不采用间接的证据，甚至一些无关大局的论据都要拿原始材料来对照，哪怕是为此而专门跑一趟图书馆。马克思早已精通英语和法语，但是，为了能够看懂更多语种的第一手材料，他在几年内又学会了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确保用第一手资料服务于自己的研究。为了研究俄国社会，马克思在50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俄语。他每写一本书，总是积累许许多多的资料，如笔记、提要、表格、大纲以及切实可行的计划，编了详细的内容目录和每项内容的梗概，常常把自己的见解和研究成果写在开本较大的草稿本上，供自己查阅使用。只有在做出这些步骤以后，再进行细致的加工整理，以备出版。他不仅阅读大量的书籍、报纸、专业杂志、官方公报、会议记录，还要研究所有收集到的经济统计和社会统计材料，工业的、商业的、交易所的行情表等，经年累月地研究，并且充分利用这些材料。[20]据不完全统计，为了创作《资本论》，马克思研读了1500多本书，做了大量笔记、摘要和评述。
可见，无论是对他人还是自己的科学研究，也无论是对自己的支持者还是自己的论敌，无论是对自己著作的整体还是细节，马克思都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1890年恩格斯在《资本论》第四版序言中，针对各种对马克思学术上的诽谤，特别指出：“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21]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后，马克思的自我批评的精神和高度严谨的科学态度赢得了包括自己的反对者在内的尊重和认可。
三、无论是伟大的思想家还是普通学者，马克思都给予足够的、同等的尊重
马克思从事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习惯于摘录自己阅读过的书籍，有时会加上自己的理解和评论，并利用这些摘要笔记推动自己思想的发展，即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时采取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通过研究和批判其他学者的方式阐发、创造自己的思想。这就特别需要划清界限，不能以任何形式侵占别人的成果。他严格地遵守学术规范，避免了任何形式的学术纠纷，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马克思严肃地对待自己的学术创新，决不把别人的成果剽窃到自己的名下，决不自吹自擂、夸大自己的成就，同时也坚决维护自己的思想，表现出高度的学术自尊和自信。例如，1852年在致魏德迈的信中，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22]从中可以看出，当他人把阶级斗争理论全部归功于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丝毫没有贪功之意，而是实事求是地把成果归还给历史上那些发现和研究阶级的“资产阶级历史编撰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同时申明了自己在阶级斗争理论中做出的新贡献。
特别是，如果在研究中采纳了别人提出的意见，甚至算不上学术成果，他也实事求是地予以肯定。比如，关于第一版的叙述方法问题，他就明确指出：“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23]这样严谨的科学精神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在全部科学史上，也是无出其右的。
无论是面对黑格尔、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大思想家，还是面对蒲鲁东、凯里、穆勒父子、洛贝尔图斯、巴顿等普通学者，马克思都采取了在真理面前一律平等的态度，对每个人的学术观点都给予足够的尊重，并严肃认真地进行批判性的研究。
对于黑格尔，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说：“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24]黑格尔关于辩证法、劳动的思想对马克思思想发展走向起到重大的作用，但他并没有简单地接受黑格尔，而是深入其思想内部，进一步分析道：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25]。把劳动视为人的本质是黑格尔的重大理论贡献。但是，黑格尔的劳动观是片面的，而且，“黑格尔惟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26]。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劳动观点的唯心主义本质，并把自己与黑格尔区别开来。
1873年，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版跋中，马克思再次明确地阐明自己与黑格尔的思想关系：“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27]但是，马克思还是充分肯定黑格尔的伟大功绩：“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28]实事求是地给予黑格尔以极高的历史地位和学术评价。马克思没有简单地抛弃或全盘接受黑格尔的思想体系，而是通过批判的方式发现其合理内核，把自己的思想奠基于人类智慧的基础上，推进科学的进步。
马克思与亚当·斯密的思想关系也非常复杂。从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到完成《资本论》的创作，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基本观点上，他都没有离开斯密。马克思用别人的话说明自己与斯密之间的关系：“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29]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推进政治经济学发展到全新的境界。
以剩余价值的研究为例。资本主义诞生之时，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出现了，关于其起源的研究也早已在实践中产生，并产生了诸多的观点。起初，主流见解是把剩余价值的产生归因于产品价值的增加。马克思认为，斯密创立的古典经济学驱除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正确地规定了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产品的总额，充分地肯定了斯密的历史功绩。但是，马克思客观地指出，斯密错误地把这些组成部分变成了一切交换价值的源泉，也就是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而不是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源泉。由于这种颠倒，商品价值转变为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从而背离了自己的前提，造成其理论内部不可克服的矛盾。在这种颠倒的观点的指引下，产生了“斯密教条”：“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v＋m，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29-1]
进而，马克思批评“斯密教条”为庸俗经济学打开了方便之门。更重要的是，斯密没有把剩余价值当作一个专门范畴加以研究，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它的表现形式——利润和地租区别开来，而把事物的现象直接等同于本质，造成了理论上的错误。马克思则区别了现象与本质，并把劳动价值论贯彻到底，彻底克服“斯密教条”的内部矛盾，为创立科学、完备而开放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推进人类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峰。
对于那些普通学者，马克思同样也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给予充分的尊重，从中发现其理论的合理内核。比如，在研究洛贝尔图斯时，马克思认为，“我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地租率的，洛贝尔图斯称为‘资本盈利的高度和利息的高度’”[30]，“‘地租和租金的高度决定于它们对一定地段之比’”[31]。对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说法不合适”[32]，指出了洛贝尔图斯用词是荒谬的。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在洛贝尔图斯的观点中，马克思还是发现了他的可取之处，“花费在劳动上的工资减少了 獊獊獊獊，花獊獊獊獊獊獊獊獊獊獊獊獊獊獊 费在产品上的劳动还没有减少”[33]，马克思肯定了洛贝尔图斯在两种劳动之间关系上提出了正确观点。
再如，对约翰·巴顿，马克思在引用其著作《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时，准确地标明版本（1817年伦敦版）和具体的页码。经过对比分析，马克思认为，“巴顿有很大的功劳”[34]，其贡献在于“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是‘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的就业工人的人数相对多于工业发达的国家”[35]。同时，马克思又客观地指出：“巴顿的错误或缺点在于，他对资本的有机区别或资本的有机构成，只从它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来理解”[36]，并深入细致地剖析了巴顿的其他一些观点，等等。就是说，任何学者，哪怕是有一点点的可取之处，马克思都会客观地指出来并予以肯定，表现出对每个学者及其学术的最大尊重。
同样，马克思也高度重视那些态度严谨的批评者。马克思曾经直接采用自己的批评者——伊·伊·考夫曼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的概括，说明自己的社会有机体的方法：“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37]“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38]对此，马克思认为这个概括很恰当，并用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把经济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只有从这个观点出发，才能最终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再赘述。马克思平等对待每一个学者，极其严谨地阐明自己的理论创新与他人思想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出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马克思探求政治经济学的真理这段辉煌的历史表明，自私自利的“复仇女神”在马克思的“自由的科学研究”面前，一败涂地。马克思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真理，并把它摆在世人的面前，引导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马克思追求真理时所表现出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光辉典范，令人敬仰。在当代中国，马克思追求真理的实践弥足珍贵，这对于遏制学术腐败，优化学术氛围，强化学者自律，推进中国学术健康发展，必将起到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0.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3.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8.
[4]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29.
[5]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7.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56.
[7]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2 63.
[8]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62 60.
[9]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442.
[10]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84.
[11]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38 339.
[12]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21.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4.
[14]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0.
[15]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30.731
[16]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377.
[1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76 379.
[18]恩格斯.卡·马克思《1840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0.
[1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
[20]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95.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4.
[22]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25 426.
[2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
[2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0.
[2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0.
[26]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20.
[2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
[2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2.
[2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9.
[29-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10.
[30]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31]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32]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5.
[33]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7.
[34]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51.
[35]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51.
[36]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52.
[3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
[3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