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的崛起及其对新经济地理学发展方向的影响[1]
自20世纪末以来，空间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不断受到追捧，研究空间问题的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地理学”或“地理经济学”等学科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克鲁格曼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地理学”，该学派将空间作为经济学研究“最后的前沿”[2]，通过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将收益递增、交通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纳入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推动了经济学的地理转向。回顾理论演进历程，空间研究在经济学中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兴衰沉浮的过程。
一、空间问题的经济学研究脉络
所谓空间问题，是指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问题，也就是“生产发生在何处？”[3]。市场经济主要解决四个问题：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生产多少、在哪生产，最后一个问题便是空间问题。离开了对“在哪生产”的回答，将使整个经济蜕变为“没有空间的奇境”[4]。经济活动在空间上最突出的特征便是聚集或者说集中[5]，具体地表现为产业集群和城市的出现以及区域差距和区域分异现象。
空间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26年杜能的开创性研究。杜能将空间因素融入完全竞争分析框架，研究均质空间中城市周围的农业分区问题[6]，并因此被萨缪尔森归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列[7]。但空间的经济学研究热潮并未从此开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演绎主义方法论的主导下自发轫时期始就将空间抽象出去。李嘉图继承了重农学派的演绎主义传统，在地租理论中用土壤肥力的差异取代区位差异，并将空间成本定义为一般化的普通成本，从而将空间维度从其分析体系中抽象出去。根据克鲁格曼[8]的观点，空间问题一直徘徊在经济学主流分析之外，关键障碍是缺乏处理收益递增的建模工具，因为分析空间问题必须考虑收益递增，而后者与完全竞争的阿罗—德布鲁体系不相容。尽管经历过两次回潮———20世纪50年代艾萨德的“空间科学”和60年代末的“新城市经济学”，空间研究依然未能复兴。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采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将空间因素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才使得空间问题研究再次走上前台。本文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根据理论的体系完备性和特色鲜明性将已有研究成果分为六大流派（见表1）。[9]
表1 经济学中空间问题研究流派
区位理论是研究产业的选址和布局问题的经典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杜能开创的农业区位论[10]、韦伯开创的工业区位论[11]和勒施开创的市场区位论[12]。区位理论尽管存在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但是却为后来的空间问题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在区位理论之后，马歇尔提出聚集经济理论。[13]该理论将聚集经济分为内在于本产业的地方化经济和外在于产业而内在于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有三种：共享、匹配、学习。[14]聚集经济理论从企业外部寻找收益递增的来源，维护了竞争框架，但是也受到以新经济地理学为代表的其他流派的批评。首先，用“聚集经济”解释聚集现象多少有一些同义反复的嫌疑[15]；其次，马歇尔将产生聚集的原因归结为聚集经济或者外部经济这个“黑箱”，不但难以理解，而且在实证中也难以把握。[16]
空间竞争理论是解释企业区位选择和空间聚集问题的另一类重要理论成果。霍特林模型[17]抓住寡头垄断和企业策略性行为这一基本特征，研究一维连续空间上的企业竞争和区位选择问题，得到“最小差异化”原理等一系列结论。塞洛普圆周模型[18]分析位于一个圆周上而不再是一条线上的企业空间竞争行为，得出均衡状态下所有企业制定相同的价格并相互之间距离为1/n的结论。空间竞争模型提升了人们对企业空间选址问题的认识深度，但由于考虑了策略性行为，往往难以求出解析解而不得不依赖数值解法，影响了理论的推广和普及。
结构主义理论是20世纪50年代在发展经济学中兴起的重要流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包括罗森斯坦—罗丹[19]的“大推进”理论，缪尔达尔[20]在借鉴扬[21]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等成果。结构主义在70年代之后衰落了，这一方面是由于该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实现预期的发展目标而导致新古典主义的反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该理论未能构建起处理收益递增问题的核心模型。但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空间分析的很多观点被之后的流派所吸收。
现代城市经济学包括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城市经济学”以及亨德森的城市规模和城市体系理论。[22]阿朗索借鉴杜能农业区位论，基于土地使用的家庭竞租行为分析构建出城市土地利用模型。[23]米尔斯权衡了城市内生产活动收益递增产生的聚集力与交通对土地使用造成聚集不经济的分散力，构建起单中心城市结构模型。[24]亨德森将整个经济看成一个城市体系，通过权衡城市内产业集中产生的聚集力和与大城市相联系的聚集不经济带来的分散力得到了城市规模与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形关系，并论证了城市功能的不同决定了城市最优规模的不同。[25]但是现代城市经济学往往将城市作为外生变量，这一点使该理论遭到了质疑。
在区位论和结构主义等一系列成果的基础上，新经济地理学异军突起，顺应并且带动了“空间”崛起的趋势。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在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垄断竞争模型（DS模型）的基础上将空间问题纳入一个有严密的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掀起了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领域的第四次革命浪潮。在“空间”崛起的背景下，新经济地理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空间研究的基础上发端，并立足新古典分析范式实现了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和突破。
二、新古典经济学探索和新经济地理学滥觞
在空间问题研究方面，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重要的探索。从克服传统上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到解决“空间不可能定理”给空间研究带来的困难，许多围绕空间问题的理论流派竞相发展，而近来炙手可热的新经济地理学便是新古典大树上结出的最新硕果。新经济地理学采用垄断竞争框架取代传统的完全竞争框架，将空间分析成功地纳入主流经济学体系。它不但拓宽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实现了对新古典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一）空间因素独立性的早期争论
尽管杜能早在1826年就做出了关于空间问题的经典研究，但是空间因素并未就此进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舞台。自从李嘉图通过土地肥力差别替代区位差别，从而将空间因素从经济理论中抽象出去以来，众多学者围绕经济分析中是否应该考虑空间因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希克斯继承李嘉图传统，在建立一般均衡分析过程中假设运输成本为零，忽视空间阻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26]熊彼特支持希克斯的做法，认为将运输成本隐含在生产成本之中是合适的处理，对此艾萨德表示强烈反对。艾萨德认为，不能因畏惧纳入运输成本带来的巨大困难就将其放到生产成本中，必须充分考虑运输成本和空间因素对经济系统的重要作用。[27]艾萨德争论的关键是在一般均衡分析中是否应该将空间因素作为独立的要素进行分析。
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不断完善，阿罗和德布鲁建立了最精致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整个经济的参与者通过最优化行为实现了市场出清。[28]这个框架通过把空间视为商品属性的一个变量来将空间因素纳入分析之中，但这种处理方法能否解释空间现象引发人们的质疑。众所周知，空间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聚集，如果在阿罗—德布鲁体系中能够推导出聚集现象的存在，则说明空间聚集是内生于这个体系的，进而证明阿罗—德布鲁体系能够分析空间问题，否则，空间问题就不能在新古典一般均衡框架下得到解释，从而证明竞争范式在这一问题的分析上是失效的。
（二）“空间不可能定理”及新古典范式的空间研究思路
针对竞争框架能否解释空间问题的争论，斯塔雷特给出了决定性的答案，这就是“空间不可能定理”[29]：在市场参与者有限和区位的经济中，如果空间是均质的，存在不为零的运输成本，所有需求在当地无法满足，则不存在包含运输成本的竞争均衡。空间不可能定理有两层含义：第一，如果经济活动完全可分，此时由于并不发生运输行为而存在一个竞争均衡。消费者和厂商为避免运费的发生而在各自区位上实现自给自足。经济活动无限细分，形成“后院资本主义”的局面，不存在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这一结果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第二，如果经济活动存在不可分性，也即存在规模收益递增时，运输行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总会有一些人存在变更区位的激励，竞争性均衡并不存在。这一结果说明阿罗—德布鲁的竞争框架不能处理空间问题。
空间不可能定理尽管称作“不可能”，但究其实质却是“可能”的：在它推出的当满足某些严格的假设条件时空间问题不可能纳入经济分析这一极端结论的背后，蕴含着通过放松相关假设而将该问题纳入分析的可能性。该定理指出了新古典经济学空间问题研究的主要思路，见图1。
首先，通过放松空间同质假设，我们得到新古典贸易理论，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该理论认为要素丰裕度是区际贸易的决定因素，一个区域总是出口用自己丰裕要素制成的产品，而进口自己稀缺要素制成的产品。
图1 空间不可能定理与新古典经济学空间研究脉络
其次，空间不可能定理证明当经济中存在不可分性也即存在报酬递增时，竞争范式失效，对此我们从两个方面进行拓展：从收益递增出发来寻找相应的框架和方法，或者直接放弃竞争框架而从不完全竞争理论中寻找出路。从收益递增角度，新古典经济学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方法认为收益递增来自企业外部而为各企业平均享有，从而可以继续沿用竞争框架，这一思路的典型代表是马歇尔的外部经济或聚集经济理论；第二种方法认为收益递增来自企业内部，此时完全竞争框架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垄断竞争框架，这个思路的典型代表便是新经济地理学。从不完全竞争角度，新古典经济学根据市场结构的不同也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采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其代表是霍特林的空间竞争理论；另一种方法是采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其代表也是新经济地理学。
最后，以杜能为鼻祖的现代城市经济学是作为空间不可能定理的特例而出现的，其特殊性在于模型中的城市或市场区位是外生给定的而非内生的。这一外生市场区位假定造成的空间异质性排除了空间不可能定理中的否定结论，实现了空间区位与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有效结合。[30]
三、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框架
新经济地理学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垄断竞争模型基础上的重要发展，具有深厚的区位理论思想渊源和经济学的方法基础。从思想上，新经济地理学继承了区位理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城市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的重要思想成果，如聚集力与分散力权衡的分析思路、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思想；从分析方法上，新经济地理学是继产业组织理论、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之后垄断竞争革命的第四次浪潮，分析收益递增、交通成本和要素跨区域流动基础上经济活动的聚集与分散，提供了分析经济地理问题的完整框架。
（一）新经济地理学基本框架和CP模型
新经济地理学从内容角度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区域聚集理论和城市体系理论。区域聚集理论主要分析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和分散机制，其代表性成果就是核心—边缘模型（CP模型）。
该模型假设有两个区域、两类劳动力和两种产品，通过引入DS模型的垄断竞争市场结构纳入企业收益递增和交通成本分析。在两个区域对称分布的初始状态下，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导致流入区域市场规模增加，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吸引企业入驻；由于商品跨区域流动存在交通成本，因此企业聚集区域的商品由于包含较少的交通成本而使得价格较低，从而产生“价格指数效应”吸引劳动者流入。这两种效应产生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形成聚集力。同时，由于农业劳动力不可流动，并且一个区域内企业增加会导致竞争加剧，产生“市场竞争效应”，从而产生分散力。聚集力和分散力的权衡形成区域聚集或扩散的格局，其中贸易成本是关键参数。从图2可以看出，区域Ⅰ和Ⅳ走向分散均衡路径，区域Ⅱ和Ⅲ走向聚集均衡路径。
图2 NEG核心—边缘模型
注：改编自Brakman，S.，Garretsen，H.，Marrewijk，C.The New Introduction to Geographical Econom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理论侧重关注城市体系的空间分布而非城市的内部结构。“跑道经济”[31]模型假设经济分布在与钟表刻度类似的12个区域构成的环形空间上。无论初始经济版图如何分布，时间轴上的演化过程最终必然导致经济活动聚集在空间上相对的两个区域。另一个思路是藤田和克鲁格曼[32]提出的城市演化模型。该模型假设土地沿一条直线均匀分布，只有土地不可流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受市场潜力的影响，市场潜力则随要素的跨区流动而变化，通过这一过程的不断演化推出城市分布的规律性结果。
（二）新经济地理学框架突破和理论进展
当区际要素流动性较低时，CP模型不再适用，维纳布尔斯将中间投入品作为聚集力的重要来源纳入模型。[33]他假设企业存在垂直分工，并且上下游企业生产存在收益递增和交通成本，中间投入品生产商和最终品生产商都有动力向对方靠拢，从而产生空间聚集。另一个研究思路是赫尔普曼提出的，他加入要素流动性假设，但转向对不可移动的设施的分析作为分散力的来源，替代CP模型中不可流动的农业劳动力的作用。[34]在这种情况下，交通成本的下降反而导致区域的分散，这个结果与CP模型截然相反。
除了在模型内容方面进行延伸，很多研究对CP模型的分析框架进行了简化，最重要的是奥塔维安诺等引入拟线性效用和线性交通成本建立的OTT框架。[35]这个框架更容易得到解析解，但却存在无法纳入收入效应的不足。对此，贝伦斯和穆拉塔发展出了能够纳入收入效应的一般均衡框架。[36]
新经济地理学的另一个框架性突破是异质性的引入。[37]过去的研究仅仅关注产业层面的异质性，区分农业和工业在空间经济塑造中的不同作用。然而，现实中相同产业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异质性以及企业劳动力的异质性要明显得多。因此，借鉴国际贸易领域“‘新’新贸易理论”的思路[38]，研究企业和劳动力异质性及其加总之后的宏观结果的“‘新’新经济地理”[39]兴起，异质性因素的纳入成为新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的又一次突破。
四、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批评
新经济地理学自问世以来就遭到了以地理学家为主体的学者们的批评，原因之一是“新经济地理学”的“新”字暗含着过去的经济地理学是“老”的，这不啻是一种贬低。尤其是随着克鲁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新经济地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批评之声更是不绝于耳。归纳这些观点，主要有六种代表性的批评意见。
第一，对模型化分析方法的批评。批评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过于注重主流经济学家所推崇的正式的数理模型分析，并且为了方便建模而剔除了对历史、文化和制度等真实因素的分析。[40]尽管很多批评者都同意一定程度的简化是任何学科必不可少的，但是他们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太过执著于模型化方法而导致过度简化，这种简化对于分析真实世界是有害的。[41]
第二，对时空处理方式的批评。从空间处理方式角度，批评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总是一维空间（沿着一条线或一个圆展开），是抽象空间而不是真实的空间。[42]新经济地理学没有内在地界定空间单元或尺度，只包含微观（企业和家庭）和宏观（区域或国家）两个尺度，这就导致新经济地理学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面临不同理论的竞争：在本地层面，知识溢出理论非常重要；在国家层面，聚集效应就不那么明显了，而要素禀赋等理论的重要性凸显；新经济地理学只依赖金钱外部性进行解释没有说服力。在时间处理方式角度，新经济地理学由于关注均衡状态，因而它采用的是抽象的时间概念而非真实时间。即使经济最终走向均衡位置，它也无法解释所需要的时间和采取的路径。[43]
第三，对冰山成本的批评。新经济地理学所依赖的冰山成本假设为了保持简便性而牺牲了真实性。首先，冰山成本理论假定运费完全正比于运距，这与边际运费率随着运输路程增加而递减的现实相悖。其次，在冰山成本假设下越贵重的物品单位运费越高，这没有现实依据。[44]正确的做法是将交通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进行处理，尽管这样做增加了建模的困难。另外，新经济地理学假设农业运输成本为零而工业品运输成本大于零也是没有经验依据的臆断。[45]
第四，对理论应用价值的批评。由于新经济地理学采取了严格的假设，因此该理论的现实应用性不强，经验研究和政策分析都受到还原论的模型方法束缚而难以进行。例如，抽象的两区域模型能否直接应用于多区域的现实就引起了学者们的争论。[46]这一缺陷严重制约了新经济地理学的应用性和影响力。批评者认为新经济地理学的经验研究还很滞后，缺乏对空间经济的福利与政策分析。
第五，对理论基础的批评。新经济地理学所依赖的不完全竞争框架比较薄弱。DS模型的垄断竞争框架是众多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中的一种特例，立足于DS模型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所能分析的情况并不普遍。而且空间竞争在本质上是寡头垄断而不是垄断竞争，厂商之间的博弈是塑造空间经济的重要力量，而新经济地理学却没有考虑厂商之间的策略性行为。[47]
第六，对理论时代性的批评。西方一些批评家认为新经济地理学关注交通成本等有形因素的作用，忽视了知识溢出、信息共享等无形因素。而当代发达国家经济中有形因素的作用大大降低，无形因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8]因此他们认为，新经济地理学是“后视”的、过时的[49]，它只适合于发达国家100年前的情况。
五、回应和展望
综上，对新经济地理学的批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学科分析范式差异导致的争论。第二，新经济地理学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第三，新经济地理学现实应用性的差异。我们分别对这三方面的争论进行回应，并对新经济地理学发展的未来前景进行展望。
第一，坚持演绎法的方法论原则，客观看待范式差异，积极促进学科交流。对新经济地理学的很大一部分争论是源于经济学与地理学分析范式的差异，前三条批评就是如此。地理学坚持归纳法的方法论原则，注重刻画事物的异质性、特殊性，强调经济活动发生的历史、文化和制度环境。尽管经济学中出现过归纳法和演绎法的方法论之争，但新古典经济学更加注重演绎法，认为“只有能够模型化的理论才能得到垂青”[50]，简化是建模的必要步骤。正如克鲁格曼所说，“当危机来临，人们问的是‘遇到危机该怎么做？’而不是‘我们怎样走入危机的？’。一味强调个体异质性和历史的独特性是无法回答这种问题的。”[51]不同学科之间方法论之争是学术分科的必然结果，正确的解决方法是促进学科交流和融合。未来空间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应当在坚持演绎法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与地理学的交流，实现对空间经济规律更科学的把握。
第二，立足收益递增思想，实现框架突破，加强经验研究和政策分析。新经济地理学作为新兴的学科，正处在理论扩展的阶段，必然面临一系列不足和挑战。第四、第五条批评指出了新经济地理学面临的不足。首先，新经济地理学经验研究和政策研究尚浅。尽管已经建立起一套精美的模型体系，但是新经济地理学经验研究存在较明显的滞后和脱节，福利和政策分析不足，影响了理论的说服力和应用性。其次，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组织理论基础单一。DS框架采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无法包含作为空间中企业行为重要特征的策略性因素。与之相比较，采用寡头垄断结构的霍特林模型则充分考虑了这一点。因此，发展出能够包含策略性行为的理论基础是新经济地理学未来的努力方向。
第三，基于中国经济现实，应用和发展新经济地理学理论，指导区域经济运行。现实应用性是评价理论的重要维度，而中国的发展实践为新经济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平台。第六条批评中关于新经济地理学已经过时的判断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阶段做出的。作为回应，克鲁格曼指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讨论的是过去，不是现在，更不是未来”[52]，但是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新经济地理学正当其时。中国的温州等地制造业集聚态势非常明显，正在经历劳动力从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大规模转移，新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空间。因此，我们应当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加强对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并运用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指导中国的空间经济实践。
原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注释
[1]本文由孙久文、原倩合著。
[2]Krugman，P.Space：the Final Frontier［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8，12（2）：161-174.
[3]Krugman，P. Space：the Final Frontier［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8，12 （2）：161-174.
[4] Isard，W. The General Theory of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49，63 （4）：476-506.
[5]参见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参见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吴衡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7]See Samuelson，P.A.Thünen at Two Hundred［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83，21 （4）：1468-1488.
[8]See Krugman，P.Space：the Final Frontier［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1998，12（2）：161-174.
[9]艾萨德（Isard）开创的区域科学尽管一度很兴盛，但作为跨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它只提供了一个工具箱而未能建构起统一的经济学内核，并且很快由盛转衰，因此这里不将其列入经济学流派之中。
[10]参见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M］.吴衡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1]参见阿尔弗雷德·韦伯.工业区位论［M］.李刚剑，陈志人，张英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2]参见奥古斯特·勒施.经济空间秩序［M］.王守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3]参见阿弗里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廉运杰，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4]参见吉尔斯·杜兰顿，迭戈·普加.城市聚集经济的微观基础［M］//约翰·弗农·亨德森、雅克-弗朗索瓦·蒂斯编.区域和城市经济学手册：第4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
[15]参见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M］.张兆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6]参见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蔡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7]See Hotel，H.Stability in Competition［J］.Economic Journal，1929，39（153）：41-57.
[18]See Salop，S.C.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with Outside Goods ［J］.Bell Journal of Economics，1979，10（1）：141-156.
[19]See Rosenstein-Rodan，P.N.Problem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rn Europe［J］.The Economic Journal，1943，53（210）：202-211.
[20]参见冈纳·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的挑战［M］.顾朝阳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
[21]See Young，A.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J］.The Economic Journal，1928，38（152）：527-542.
[22]这里所谈的现代城市经济学不包括新经济地理学的城市体系理论，因为后者从研究方法上属于新经济地理学领域。
[23]参见威廉·阿朗索.区位和土地利用：地租的一般理论［M］.梁进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24]See Mills，E.S.An Aggregative Model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a Metropolitan Area［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7，57（2）：197-210.
[25]See Henderson，J.V.The Sizes and Types of Cities［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4，64（4）：640-656.
[26]参见希克斯.价值与资本［M］.薛蕃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27]See Isard，W.The General Theory of Location and Space-Economy［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49，63（4）：476-506.
[28]See Arrow & Dereu.Existence of an Equilibrium for a Competitive Economy［J］.Econometrica ，1954，22（3）：265-290.
[29]Starrett，D.Market Allocations of Location Choice in a Model with Free Mobility［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1978，17（1）：21-37.
[30]参见藤田昌久，雅克-弗朗科斯·蒂斯.集聚经济学［M］.刘峰，张雁，陈海威，译.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31]Krugman，P.On the Number and Location of Citi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1993，37 （2~3）：293-298.
[32]Fujita，M.，and P.Krugman.When is the Economy Monocentric？：von Thünen and Chamberlin Unifie［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1995，25 （4）：505-528.
[33]Venables，A.J.Equilibrium Locations of Vertically Linked Industrie［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6，37 （2）：341-359.
[34]Helpman，E.The Size of Regions［J］.Tel Aviv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1998.
[35]See Ottaviano，G.Tabuchi，T.J.F.，and Thisse，J.F.Agglomeration and Trade Revisited［J］.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2002，43，（2）：409-436.
[36]See Behrens，K.，and Y.Murata.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s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A New Approach［J］.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2007，136（1）：776-778.
[37]See Ottaviano，G.I.P.“New”New Economic Geography：Firm Heterogeneity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1，11（2）：231-240.Venables，A.Productivity in Cities：Self-selection and Sorting［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1，11（2）：241-251.
[38]See Melitz，M.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Econometrica，2003，71 （6）：1695-1725.
[39]Baldwin，R.，and T.Okubo.Heterogeneous Firms，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Geography：Spatial Selection and Sor-ting［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2006，6 （3）：323-346.
[40]See Olsen，J.On the Units of Geographical Economics［J］.Geoforum，2002，33 （2）：153-164.
[41]See Wilson，J.Colonising Space：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ory and Practice［J］.New Political Economy，2011，16 （3）：373-397.
[42]See Martin，R.The New Geographical Turn in Economics：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23 （1）：65-91.
[43]See Garretsen，Martin.Rethinking （New）Economic Geography Models：Taking Geography and History More Seriously［J］.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2010，5 （2）：127-160.
[44]See McCann，P.Transport Costs and New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05，5 （3）：305-318.
[45]See Garretsen，Martin.Rethinking （New）Economic Geography Models：Taking Geography and History More Seriously［J］.Spatial Economic Analysis，2010，5 （2）：127-160.
[46]See Bosker，M.，and S.Brakman.Adding Geography to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Empirics［J］.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2010，10 （3）：305-318.
[47]See Neary，J.P.Of Hype and Hyperbolas：Introducing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1，39 （2）：536-561.
[48]See Krugman，P.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Regional Studies，2011，45 （1）：1-7.
[49]See Martin，R.The New Geographical Turn in Economics：Some Critical Reflections［J］.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1999，23（1）：68-91.
[50]保罗·克鲁格曼.发展、地理学与经济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1]Krugman，P.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Regional Studies，2011，45 （1）：1-7.
[52]Krugman，P.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Now Middle-aged［J］.Regional Studies，2011，45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