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宋代《周礼》学文献概述
《周礼》是宋人议论最盛、研究最多的儒家经典之一。[1]富于变古创新精神的宋代学者大胆批评、驳斥以郑玄《周礼注》、贾公彦《周礼疏为代表的汉唐《周礼》学权威，在《周礼》本经解释方法上开以义理解《周礼》、以议论解《周礼》之研究新途径，从而突破以训诂考证为中心的汉唐《周礼》学窠臼，变“考证之学”为“论辩之学”，卓然自成一派与汉唐《周礼》学分庭抗礼。
宋代《周礼》学文献是我们研究宋代《周礼》学的基础，此部分我们将概述宋代《周礼》学文献的数量、存佚和分类。
一、宋代《周礼》学文献的数量及其存佚情况
与汉唐相较，宋代《周礼》学文献的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如清人朱彝尊《经义考》著录的汉唐时期《周礼》学文献共有38种，而宋代《周礼学文献有97种；王锷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著录的汉唐时期《周礼学文献共有52种，而宋代《周礼》学文献有106种。
我们参考历代公藏目录、私藏目录、序跋目录、史志目录、省府地方志等文献，也对宋代《周礼》学文献的数量进行统计，认为目前尚可考见的宋代《周礼》学文献大致有120种，其中的28种流传至今。[2]这27种流传至今的宋代《周礼》学文献包括17种专著和10种论解之作。本文界定的《周礼》学专著是指专门诠释《周礼》，或专门借《周礼》抒议的著作，或专一诠释《考工记》的著作，皆独立成书，并刊行于世；本文界定的论解《周礼》之作，是指宋人著述或文集中的一章或一部分专论《周礼》者，其内容或从整体上论解《周礼》一经，或论解《周礼》所载某一职官、某项制度，甚或某句经文，不独立成书，附于著述或文集传世。
宋代《周礼》学文献流传至今的17种专著分别是：李觏《周礼致太平论》10卷、王安石《周官新义》[3]、黄裳《周礼义》2卷、王昭禹《周礼详解》40卷、胡铨《周礼解》6卷、史浩《周礼讲义》[4]、黄度《周礼说》5卷、俞庭椿《周礼复古编》1卷、叶时《礼经会元》4卷、夏惟宁《礼经会元节要》4卷、易祓《周官总义》[5]、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11卷、朱申《周礼句解》12卷、魏了翁《周礼折衷》4卷、王与之《周礼订义》81卷、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2卷、无名氏《周礼集说》[6]。这其中王安石《周官新义》、黄度《周礼说》、易祓《周官总义》本已佚亡，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是清人的辑佚本。
宋代《周礼》学文献流传至今的10种论解之作分别是：刘敞《七经小传》卷中《周礼》、张载《经学理窟》中《周礼》、陈埴《木钟集》卷七《周礼》、《朱子语类》卷八六、《丽泽论说集录》卷四《门人集录周礼说》叶适《习学记言》卷七、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周礼》、黄震《黄氏日抄》卷三〇《读周礼》、《六经奥论》卷六《周礼经》、章如愚《群书考索》卷四《六经门·周礼类》。
除此之外，宋代还有关于《周礼》的序跋和论说《周礼》单篇文章27种，如胡宏《极论周礼》、范浚《读周礼》、林之奇《周礼讲义序》、陈傅良《进周礼说序》、楼钥《书周礼井田谱》、王焱《周礼论》、方大琮《周礼疑》、洪迈《周礼非周公书》、黄仲元《周礼》等。
二、宋代《周礼》学文献的分类
参照《中国丛书综录》的《周礼》学文献的分类方案，我们也将宋代《周礼》学文献分传说之属、分篇之属、专著之属、图之属四类进行介绍
（一）传说之属
传说之属《周礼》学文献，是指对《周礼》经文进行注疏、论说的文献。此类文献占据宋代《周礼》学文献总量的绝大部分，可以说是宋代《周礼》学文献的主流。根据诠释方式的差异，我们再将宋代“传说之属《周礼》学文献分为五类进行介绍。
宋代依经诠义类《周礼》学文献，依旧保持着传统的传注形式，即随经文章句训字释经，变化的是诠释重点，不再以训诂考证为中心，而侧重阐发《周礼》制作之精义、圣人之微旨。
兹举一例说明，《膳夫》：“大丧则不举，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有灾则不举，邦有大故则不举。”郑玄注曰：
大荒，凶年。大札，疫疠也。天灾，日月晦食。地灾，崩动也大故，寇戎之事。郑司农云：“大故，刑杀也。《春秋传》曰：司寇行戮，君为之不举。”
郑玄训释此句经文，重点放在对“大荒”“大札”“天灾”“地灾”“大故的解释上，即以训诂名物为中心。王安石《周官新义》卷三注解此句经文，侧重点则放在经文蕴义的阐发上，曰：
王以能承顺天地，和理神人，使无灾害变故，故宜飨备味，听备乐。今不能然，宜自贬而弗举矣。
此处，王安石不再对名物进行新的训解，而是阐发经文字里行间蕴含的微言大义。
此类《周礼》学文献占据宋代“传注之属”《周礼》学文献的绝大部分，如王安石《周官新义》、王昭禹《周礼详解》、易祓《周官总义》、黄度《周礼说》、朱申《周礼句解》、郑锷《周礼解义》、史浩《周礼讲义等皆属此类文献。
宋代借经抒议类《周礼》学文献，不再保持传统的传注形式，既不列经文，也不随经文章句训字释经，而是采取别立标题的方式阐发《周礼制作之精义，并结合古今历史，婉转地表达对现实政事的建议。
兹举一例说明，叶时《礼经会元》依据《周礼》所载先王制度，别立100标题，其中卷四下《诅盟》一篇曰：
穀梁子曰：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愚谓五帝非无诅盟也，而后之诰誓则不及五帝之时。三王非无盟诅也，而后之盟诅则不及三王之时。盖虞氏未施信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而民敬，商人作誓而民始叛，周人作会而民始疑。商人且尔，他可知也，故曰诰誓不及五帝。蚩尤惟始作乱，苗民弗用，灵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苗民且尔，他可知也，故曰诅盟不及三王。今《周官》有诅祝，有司盟，先正横渠亦尝疑之，以为王法不行，人无所取直，故要之于神，决非周公之意，亦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又不可以此病周礼。夫既不以盟诅病周公之意，而又曰不可以此病周公之法盖周公立法，非为当时虑，为后世虑也。周公知时变之不可回，人情之不可遏，故事为之制，曲为之防，如缰马堤川，庶其无!踶滥溢之患。虽其!踶滥溢有不可遏，不犹愈于坏堤彻缰乎。《诗》云：侯诅侯祝，靡届靡究，君子屡盟，乱是用长。周公逆知后之必至此也，是故诅祝有官，掌作盟诅之载辞，以叙国之信用，以质邦国之剂信。司盟有官，掌盟载之法与盟约之礼仪，邦国之有疑会同者，则北面诏明神盟，万民之犯命者，诅其不信者，有狱讼者，使之盟诅焉。夫所以盟诅者，狱讼一也，有疑会同二也，万民犯命不信三也，有是三事而盟诅焉，则诏之于明神，歃之于牲血，祈之以酒脯，约之以载辞，亦期于相信而已。故诅祝盟诅之辞，亦惟叙信用尔，曰质剂信尔，此所以先结其信于未叛之前也，既盟诅矣，而又有不信者，则司约如所掌，若有讼者，则珥而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乱，则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杀也。又以太史所掌邦国、官府、都鄙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六官之所登若约剂，乱则辟法，不信者刑之也。此所以继施其刑于不信之后也，岂有王法不行，人无所处置，而姑一听之神邪！且以诅祝一官，固为礼之属，而在大史之前，司盟一职，是为刑官之属，而继于司约之后，是其始焉之不信者，固有盟，终焉之不信者，则有刑也。不然，则大司寇凡大盟约莅，其盟书登于天府。以司寇而莅盟，特以天府而藏盟书，亦已重矣，又何以使太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何邪？昔展禽有言曰：周公、太公股肱王室，成王劳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太史职之周公、太公固无待于盟载，然后人必以盟而为据，则人心之赖盟者亦固矣，迨至春秋之时，斯盟替矣。《春秋》之作始于隐公元年，所书未遑他事，首之以邾之盟，继之以宋之盟，自时厥后，有书来盟，有书莅盟，有书同盟，然盟墨牲血之未干，使聘邦交之未反，而相侵相伐之兵已环四境，是盟也果有信用之叙，果有剂信之质否乎？观《周礼》之司盟，而知世变之犹可防，观《春秋》之书盟，而叹世变之不可遏。故尝谓周公立法，为衰世虑，而孔子作《春秋》，亦所以救周礼之坏，而拯世道之穷，不独诅盟一事为然也。田制坏，而《春秋以税亩田赋书；军赋坏，而《春秋》以丘甲三军书；三日之役不均而《春秋》以城筑书；九伐之法不正，而《春秋》以侵伐书；讲武之田不时，而《春秋》以大蒐、大阅书；救荒之政不施，而《春秋》以大饥请籴书；宗伯之宾礼废，而《春秋》有来朝来聘之书；司徒之封疆废，而《春秋》有归田、易田之书；太史之告朔不颁，而《春秋书不视朔；司烜之火禁不修，而《春秋》书宣榭火；保章失其官，而《春秋》书日食、书星孛；职方失其官，而《春秋》书彭城、书虎牢圜丘之祀不典，而《春秋》以卜郊书、以犹望书；庙祧之序不明，而《春秋》以立宫书、以跻祀书；昏姻之礼失，而《春秋》书曰夫人于齐、曰季姬归鄫；贡献之礼失，而《春秋》书曰家父求车、毛伯求金；典命之职务不修，而《春秋》书曰天王使来锡命；天府之藏不谨，而《春秋》书曰盗窃宝玉、大弓。此类实繁，未易殚举，无非以权衡一字之微，而救礼经三百之坏也。周公虑后世之深，于是乎详曲防之制，孔子救后世之力，于是乎严直笔之书。世道盛衰，实赖二圣人先后为之维持也，不然孔子何拳拳于周公之梦，而戚戚于周公之衰欤！
此篇无引用《周礼》一句经文，叶时仅是依据《周礼》记载的诅祝、司盟、司约、大史、内史、司会、大司寇诸职与盟诅相关的职事展开议论表达周公立法“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的见解。
宋代“借经抒议”类《周礼》学文献，完全摆脱了汉唐《周礼》学文献对经文亦步亦趋的训诂考证，作者可依据经文大意，更多阐发自己的政治见解、伦理观点，这种议论解经的方式与其说是注经，倒不如说以经注己更为贴切。此类“传注之属”《周礼》学文献是宋代《周礼》学文献的一大特色，李觏《周礼致太平论》、黄裳《周礼义》、叶时《礼经会元》和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等皆属此类文献。
宋代补亡《冬官》类《周礼》学文献，是作者依据己意重新编次《周礼》六官经文，再对割裂、改窜的《周礼》经文加以论解。兹举一例，俞庭椿的《周礼复古编》曰：
天官之属：大宰、小宰、宰夫、宫正、宫伯、膳夫、庖人、内饔、外饔、亨人、甸师、兽人、渔人、鳖人、腊人、医师、食医、疾医、疡医、兽医、酒正、酒人、浆人、凌人、笾人、醢人、醯人、盐人、幂人、宫人、掌舍、幕人、掌次、玉府、大府、内府、外府、司会、司书、职内、职岁、职币、司裘、掌皮、内宰、内小臣、阍人寺人、内奄、九嫔、世妇、女御、女祝、女史、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缝人、染人、追师、屦人、夏采。凡六十有三。今编兽人、渔人、鳖人、兽医，右冬官之属也。后人因膳夫、庖人之属遂置之“天官”，非也。《天官》掌供王之膳羞，固也，而兽人、渔人、鳖人则非所掌。至于兽人[7]附列于医师，此尤不可者。按《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猎罝罘罗罔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用是以知此四官属司空无疑也。盖九职“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乃司空之职，则兽人、兽医、渔人、鳖人不为天官属亦明矣。《月令》虽非必圣人之书，或出于秦，亦去古未远，有古之遗事焉。司裘、染人、追师、屦人、掌皮、典丝、典枲右冬官之属也。司空掌百工，凡此四者，工人之官，所以供王之服御，而掌皮、典丝、典枲则备工之用，而典治丝枲，饬化八材，属之司空曰宜。官凡十一，宜在司空，今存者六十有三，三为羡，去十有一焉，于是阙其八矣，八者杂之春官，见于后。
俞庭椿先是列出天官所属的63职官，而后进行新编，先将兽人、渔人鳖人、兽医4官委之于冬官，说明理由；再将司裘、染人、追师、屦人掌皮、典丝、典枲7官委之于冬官，说明理由。经此安排，天官系统的63职官中，有11职官属于冬官系统，余52职官，距离俞庭椿所构想的每一职官系统60职官，还差8官，他指出目前缺少的8官，杂见于春官系统，他将在春官系统部分进行说明。
“补亡《冬官》”类《周礼》学文献是宋代《周礼》学文献的一大创造，汉唐不存在此类《周礼》学文献，而受宋代影响，元明时期的“补亡《冬官》”类《周礼》学文献骤增，由此产生《周礼》研究史上的“《冬官不亡”派。宋代俞廷椿《周礼复古编》、王与之《周礼补遗》即属此类文献。
宋代集解类《周礼》学文献，一般以“集传”“集说”“集注”命名采用传统的传注形式诠释《周礼》，其特点在于能够汇聚众家《周礼》学说，有的还能折中己见。
兹举一例，王与之《周礼订义》注解《内宰》“掌书版图之法，以治王内之政令”一句，先列贾公彦之说，
贾氏曰：“书，谓书之于版。”
次列郑玄之说，
郑康成曰：“版，谓宫中阍寺之属及其子弟录籍。图，王及后世子之宫中吏府官之形象。”
次列王昭禹之说，
王昭禹曰：“王内，后宫也。”
次列郑锷之说，
郑锷曰：“小宰所治之王宫，乃王之六寝；此所治之内宫，盖后夫人所居之宫，乃王之北宫。夫以王者之尊严，后、夫人之宠贵，而中宫之事乃以朝廷下大夫统治而宰制之，其意以为，第裯既交，则情与爱洽，颜辞媚熟，则公为私夺，故虽宫闱之政令一以付之，示大公至正，以塞险"私谒之原，故名官曰内宰，而使掌书版图之法焉。”
次列黄度之说，
黄氏曰：“康成谓政令施阍寺者，非均稍食、分人民，皆为政令不独施于阍寺。”
可知，“集解”类《周礼》学文献在每句经文后排列诸家之说，是汇集众家之说解经的。
“集解”类《周礼》学文献南北朝时已然出现，宋代的王与之《周礼订义》、黄钟《周礼集解》和无名氏《周礼集说》即属此类文献。
宋代辨疑类《周礼》学文献，在诠释《周礼》本经方法上发扬宋学的怀疑精神，质疑《周礼》真伪、《周礼》作者、《周礼》残缺、《周礼》内容，批驳郑玄《周礼注》、贾公彦《周礼疏》，勇于提出新见，其论瑕瑜互见。
因宋代“辨疑”类《周礼》学文献几乎已佚亡，我们仅能通过宋人的征引了解其特色。兹举一例，王与之《周礼订义》征引陈汲《周礼辨疑之说102条，其间涉及陈汲对《周礼》真伪、《周礼》作者的讨论。
陈及之曰：胡五峰云：“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于库门之外所以别内外、严贵贱也，今宫正乃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又曰去其奇邪之民，则是妃嫔与官吏杂处，帘陛不严而内外乱矣。”殊不知宫正所掌者，宫中徒役之民与夫典妇功、典丝枲、染人、屦人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宫庐、官署在内，虽在宫中，不应与妃嫔杂处汉郎吏舍、卫士庐，周匝殿内，自后世而观，亦与宫嫔杂处耶。稍有政事，亦必有节制矣，如胡氏之说，则凡在外朝者悉士民可也，凡在宫中者悉妃嫔可也。[8]
陈及之曰：《周礼》一书，周家法令政事所聚，或政典，或九州或司马教战之法，或《考工记》。后之作史者，纂其典章法度而成一代之书，有周公之旧章，有后来更续者，犹风、雅、颂通谓之“周诗”，誓、诰、命通谓之“周书”也。信之者以为周公作，不信者以为刘歆作，皆非也。[9]
关于《周礼》的真伪问题，陈汲驳斥胡宏的疑经之论，指出胡宏所论过于绝对化，其对《周礼》的怀疑是无根据的。关于《周礼》作者问题，陈汲既不赞成周公作《周礼》说，也不赞成刘歆伪造《周礼》说，他认为《周礼》的确记载了周代的典章制度，其中就包括西周初年周公所制之法，但《周礼》中也有后世增添的内容，崇《周礼》为周公亲撰或诋《周礼》为刘歆伪作皆失之于偏颇。
宋代“辨疑”类《周礼》学文献，一般以“辨疑”“释疑”“辨学“辨义”“辨略”“考疑”命名，杨时《周礼辨疑》、董濬《周官辨疑》、王居正《周礼辨学》、徐焕《周官辨略》、尤袤《周礼辨义》、薛季宣《周礼释疑》、陈汲《周礼辨疑》、乐思忠《周礼考疑》、包恢《六官辨疑》、杨恪《周礼辨疑》、马晞孟《周礼辨学》皆属此类文献。
（二）分篇之属
分篇之属《周礼》学文献，是指就《周礼》中的一官、一篇展开注疏、论说的文献。宋代此类文献较之汉唐有大幅增加，内容也更加丰富目前尚可考知的宋代分篇之属《周礼》学文献有14种，根据诠释内容的差异，我们再将宋代分篇之属《周礼》学文献分为三类进行介绍。
宋代“分篇之属”《周礼》学文献中就《周礼》中一官进行的传说类文献，是指以《周礼》所载六官系统中的一职官为中心进行诠释的《周礼》学文献。如易祓《周官总义职方氏注》、周必大《周礼庖人讲义》即分别围绕职方氏、庖人二职官进行注解、论说，属于此类文献。
宋代“分篇之属”《周礼》学文献中就《周礼》六官系统中一官或几官系统进行的传说类文献，是指以《周礼》中的一篇或几篇为中心进行诠释的《周礼》学文献。如史浩《周礼天地二官讲义》（又名《周礼讲义》）曹叔远《周礼地官讲义》、江与山《周礼秋官讲义》、尹躬《冬官解》即属此类文献。
宋代“分篇之属”《周礼》学文献中就《考工记》进行传说类文献是指专一诠释《考工记》的《周礼》学文献。如陈用之《考工记解》、赵溥《兰江考工记解》、林亦之《考工记解》、王炎《考工记解》、叶皆《考工记辨疑》、林希逸《鬳斋考工记解》即属此类文献。
（三）专著之属
专著之属《周礼》学文献，是指针对《周礼》所载制度或《周礼》学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献。此类文献汉唐时期已经出现，如郑玄《答林孝存周礼难》、陈邵《周官礼异同评》。
目前尚可考知的宋代专著之属《周礼》学文献有3种：夏休《周礼井田谱》、魏了翁《周礼井田说》和程霆《周礼井田议》，研究主要集中于井田制度。因为宋代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这就造成土地不均，继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反映在经学研究上，就表现为宋人对《周礼》井田制度特别地重视，这也体现了宋代《周礼》研究讲求实用的特点。
（四）图之属
图之属《周礼》学文献，是指通过绘制礼图的方式注解《周礼》的文献。汉唐时期有以图注解“三礼”的文献，但没有单独以图注解《周礼的文献，图之属《周礼》学文献是宋代《周礼》学文献的一大贡献。
目前尚可考知宋代图之属《周礼》学文献计有9种，其中8种已佚亡，王洙《周礼礼器图》是奉宋仁宗之命而撰，其内容包括车服、冠冕笾豆、簠簋等礼器的具体图形；魏了翁《周礼井田图说》则是宋儒以“图说”形式关注理想田制———井田制度的著作；其余礼图之作如：龚原《周礼图》、吴沆《周礼本制图论》、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项安世《周礼丘乘图说》等，内容已不得其详。存世1种是杨甲《六经图》中的《周礼文物大全图》，共65图，此书今有《四库全书》本传世。
注释
[1]卢国龙在《宋儒微言》（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中说：“儒学复兴表现为推阐《易理，发挥《春秋》微言大义，研述《周礼》典章制度……在儒家经典中，《周易》讲变通，讲变通中的一以贯之之道，有助于从思想理论上解决体与用、师古与用今等问题，所以在北宋儒学复兴中，《周易》始终是一门显学……《春秋》是一部有关政治批评的经典，它在庆历学术初兴之时，能起到破沉滞的作用，而且《春秋》包含‘尊王’之义，包含‘攘夷’的引申义，对于政治上增强民族凝聚力、抵御北方异族侵扰，思想排斥释老，都具有现实意义，所以在庆历学术中很凸现。至于《周礼》，更是儒家推求政治制度的经典依据，所以庆历和熙宁的儒学复兴以及政治变革中，发挥了直接作用。”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中说：“宋代学者治经开始集中在‘三经’即《易》、《周礼》和《春秋》上，之所以独钟‘三经’在于《易》讲抽象的通理，宋代学者乐于借此发挥自己的哲学思想；《春秋》讲名分，《周礼》讲兴治太平的教训和策略，适合北宋巩固统一政权的需要。”
[2]宋人夏休《周礼井田谱》20卷，《经义考》云“未见”，今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抄本《周礼井田谱》20卷，作者不明，是否为夏氏之书有待考证。如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确为夏氏之书，则现存宋代《周礼》学文献为28种。
[3]据王安石《周官新义序》云，此书共23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记载的王安石《周官新义》是22卷，清人辑佚的《周官新义》是16卷附《考工记解》2卷，《考工记解乃郑宗颜著。
[4]据《玉海》记载，此书原本14卷，今残存8卷。
[5]关于此书卷帙有两种记载：一是30卷，见于《郡斋读书志·附志》《玉海》；另一是36卷，见于《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一》。清人辑佚的《周官总义》是30卷。
[6]元人陈友仁在《周礼集说序》中云：“《周官》六典，周公经制之书也。画井田，立封建，大而军国调度、礼乐刑赏，微而服御饮食、医卜工艺，毫芥纤悉，靡不备载。六官之属，各从其长，其要则统于天官，大纲小目截然有纪，万世有国者之龟鉴也，周家太平气象不可复见愚于此书窃有志焉，然而诸儒训释甲是乙非，无所折衷，学者病之，余友云山沈君则正谓余曰‘近得《集说》于霅，手泽尚新，编节条理与《东莱诗记》《东斋书传》相类，其博雅君子之为欤，名氏则未闻也。’……于是携其书以归，是岁留于山前表伯之西榻，就而笔之，训诂未详者则益以贾氏、王氏之疏说；辨析未明者，则附以前辈诸老之议论。越明年，是书成，非特可以广其传，亦予之夙志也，姑叙梗概于卷末。”据此可知，南宋末年，无名氏撰《周礼集说》，然未及刊行，后沈则正于霅县得到此部书稿，沈氏友陈友仁爱重此书，对其重新编辑润色，遂刊行于世。南宋无名氏《周礼集说》原稿虽未能流传至今，但陈友仁《周礼集说》是在此书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故也可视此书见存。
[7]从下文内容判断，此应是“兽医”，而非“兽人”。
[8]（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五，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3～9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首《论周礼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