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宋代以前的《周礼》学文献与《周礼》研究
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宋代《周礼》学及其在《周礼》学史上的地位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宋代以前的《周礼》研究。
一、两汉《周礼》学文献与《周礼》研究
两汉是《周礼》一书被发现，首次被奉为经典，进而获得发展的重要时期。
（一）两汉《周礼》学文献
朱彝尊《经义考》著录的汉代《周礼》学文献有10种，如：杜子春《周官注》、郑兴《周官解诂》、郑众《周官解诂》、贾逵《周官解故》、卫宏《周官解诂》、张衡《周官训诂》、马融《周官礼注》、郑玄《周官礼注》等。
王锷先生《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在此基础上增补了6种，分别是：班固《周礼班氏义》、胡广《周官解诂》、卢植《周官礼注》、临硕《周礼难》、郑玄《答临硕周礼难》和《周礼序》。
故现今可考知的汉代《周礼》学文献约有16种，今存10种，除郑玄《周礼注》外，皆为清人辑佚之作。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收录了杜子春《周礼杜氏注》2卷、郑兴《周礼郑大夫解诂》1卷、郑众《周礼郑司农解诂》6卷、贾逵《周礼贾氏注》1卷、马融《周官传》1卷，王仁俊《十三经汉注》收录班固《周礼班氏义》1卷，王谟《汉魏遗书钞收录马融《周官传》1卷。
（二）两汉的《周礼》研究
西汉，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礼》于民间，《汉书·艺文志所载《周官传》四篇很可能就是河间王国研治《周礼》者撰著的。[1]然河间献王将《周礼》等古文经典奏献朝廷后，武帝指《周礼》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藏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见焉”。后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书，《周礼》再次面世，然西汉今文经学家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刘歆独识之，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2]。西汉末年，王莽对《周礼》特加提倡，其居摄时，置《周礼》博士，《周礼》一跃成为“经”，备受瞩目，而《周礼》学在西汉末年有了相当规模的发展传播。
至东汉，刘歆弟子杜子春在民间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皆出其门，而传注《周礼》之作渐多，目前尚可考知的就有杜子春《周官注》、郑兴《周礼解诂》、郑众《周礼解诂》、卫宏《周礼解诂》、贾逵《周礼解诂》、胡广《周礼解诂》、班固《周礼班氏义》、张衡《周官训诂》、马融《周官传》、卢植《周官礼注》、郑玄《周礼注》。因《周礼多古字，所载名物制度亦纷繁复杂，故正字读、训名物和考制度成为东汉学者传注《周礼》的重中之重。值得一提的是，马融和郑玄推重《周礼》不仅以《周礼》移释他经，更将其他经义纳入礼学的阐释系统[3]，东汉末年，《周礼》《仪礼》《礼记》并称“三礼”，而《周礼》居“三礼”之首可见《周礼》已经发展成为东汉古文经学的一面旗帜。杨天宇先生曾评价曰：“尽管终东汉一代《周礼》没有立博士，然实堪称东汉古文经学之‘素王’。”[4]
二、魏晋南北朝《周礼》学文献与《周礼》研究
（一）魏晋南北朝《周礼》学文献
《经义考》著录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周礼》学文献有24种，如：王肃《周官礼注》和《周礼音》、司马"《周官宁朔新书》、傅玄《周官评论》陈邵《周官礼异同评》、徐邈《周礼音》、李轨《周礼音》、虞喜《周官驳难》、干宝《周官礼注》、伊说《周官礼注》、宋氏《周官音义》、刘昌宗《周礼音》、孙略《周官礼驳难》、崔灵恩《集注周官礼》、沈重《周官礼义疏》、王晓《周礼音》、戚衮《周礼音》等。
王锷先生的《三礼研究论著提要》在此基础上新增8种，分别是：王朗《周官传》、干宝《周礼音》、袁准《周官传》、雷次宗《周礼注》、刘芳《周官音》和《周礼义证》、沈重《周礼音》、熊安生《周官义疏》。
我们在此基础上再补充3种，分别是：王晓《周官音训三郑异同辨（见《通志·艺文略》）、陈邵《周礼详解》（见《江南通志》）、张冲《周官义证》（见《江南通志》）。
因此，现今可考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周礼》学文献约有35种今存4种，皆为清人辑佚之作。如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收录干宝《周官礼干氏注》1卷，王谟《汉魏遗书钞》收录干宝《周官礼注》1卷孙诒让《周礼三家佚注》收录干宝《周官礼注》。
（二）魏晋南北朝的《周礼》研究
曹魏正始年间（240—249），郑玄所注《周礼》增置为博士，《周礼再次得到官方认可，跻身于经典行列。曹魏中后期，王肃所撰《周官礼注》亦被立于学官，由于“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5]，故经注处处与郑玄立异。西晋时，郑玄《周礼注》、王肃《周官礼注》皆置博士但“晋初郊庙之礼，皆王肃说，不用郑义”[6]。永嘉之乱后，东晋元帝减省博士，置《周礼》博士一人，宗郑玄《周礼注》。南北朝分立时代，虽“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然《周礼》之学“则同遵郑氏”。由此奠定了郑玄《周礼注》官方学术的权威地位。
此时期，学者一方面沿袭汉代学风，采用“传”“注”等体式诠释《周礼》，如王朗《周官传》、伊说《周官礼注》、干宝《周官礼注》、袁准《周官传》、雷次宗《周礼注》、崔灵恩《集注周官礼》；另一方面，引入新的训诂体式———“音义体”和“义疏体”诠释《周礼》，如王肃《周礼音》、干宝《周礼音》、徐邈《周礼音》、李轨《周礼音》、聂熊《聂氏周礼音》、宋氏《周官音义》、刘昌宗《周礼音》、戚衮《周礼音》、沈重《周礼音》、刘芳《周礼音》、熊安生《周官义疏》、沈重《周官礼义疏》但无论是传注体，还是音义体或义疏体，他们诠释《周礼》的重点仍在于文字音韵、训诂名物和考论制度，这同汉代《周礼》学是一脉相承的。
三、隋唐《周礼》学文献与《周礼》研究
隋唐天下统一，南北经学亦归于一统，“三礼”皆立博士，皆宗郑玄《三礼注》，郑玄“三礼”之学益成独尊之势。
（一）隋唐时期的《周礼》学文献
《经义考》著录的隋唐时期的《周礼》学文献有4种，分别是：贾公彦《周礼疏》、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周礼音义》、王玄度《周礼义决》杜牧《考工记注》。我们在此基础上补充1种：王度《周礼说》（见《菉竹堂书目》）。
因此，现今可考知的隋唐时期的《周礼》学文献约有5种，贾公彦《周礼疏》、陆德明《周礼音义》、杜牧《考工记注》流传至今。
“三礼”之中，唐人最重《礼记》，《周礼》《仪礼》则研究较少，甚至“殆将废绝”。然官方颁布用以科考取士的标准读本———贾公彦《周礼疏》以“注不驳经，疏不驳注”之体例，对精简的郑玄《周礼注》进行了详密的疏解，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和补充了郑《注》中的训诂和考证。宋代大儒朱熹评价此书曰：“五经中，《周礼疏》最好。”[7]清代的四库馆臣亦赞此书曰“亦极博核，足以发挥郑学”[8]。此外，陆德明《经典释文》中的《周礼音义》采用“音义体”诠释《周礼》，既以反切注音，又广集汉魏六朝的《周礼》注解和陆氏本人所作释义对《周礼》经注加以训释、校勘亦有功于《周礼》学。
注释
[1]王葆玹先生在《今古文经学新论》（增订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中主张：“河间献王既重视《周官》，便极有可能组织编写《周官传》四篇，构成《周官》经传系统。”
[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首《序周礼废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杨志刚先生在《中国礼学史发凡》（陈其泰、郭伟川、周少川编：《二十世纪中国礼学研究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中写道：“从两汉之际始，学界渐以《三礼》尤其是《周礼》移释他经。及至马融、郑玄，更突出地将其他经义纳入礼学的阐释系统。”
[4]杨天宇：《略述中国古代的〈周礼〉学》，见《经学探研录》，20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5]（清）皮锡瑞：《经学历史》，105～106页，北京，中华书局，2004。
[6]同上书，109页。
[7]（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八六，2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
[8]（清）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周礼注疏》提要，1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