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补充论证：阶段论和国情论

相比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虽然在论证模式上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但其仍然是理想的，而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则从理想转变为现实。在论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上，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证模式发生了两个显著的变化：一个可以叫作“阶段论论证”，另一个可以叫作“国情论论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区分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两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前者存在“资产阶级权利”（如“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等），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至于后者，“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马克思早年就提出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晚年又提出了“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从对俄国“农村公社”制度的研究中，马克思指出：“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2]但是，“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3]。值得注意的是：阶段论和国情论论证扬弃了以往论证所存在的普遍性的形式，采取了特殊性的形式，这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阶段论和国情论论证导致了某种悬置论（信仰和理想的悬置）态度的出现，从而导致了一种不是批判和革命，而是为现存世界做辩护的保守态度的出现。

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社会主义到现实社会主义，从实践论、唯物论（历史观、自然观）论证模式到阶段论、国情论论证模式，社会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一方面适应了现实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个基本悖论。恩格斯曾说过：“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4]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最初按照一般原理所预测的是，社会主义应当首先在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内取得胜利，但具体事实恰恰相反，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些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俄国）甚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中国）内取得了胜利。这一悖论在唯物论中心的解释模式下是无法解释的。无论是根据历史必然性的解释框架，还是根据社会现实力量的解释框架，在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上，西方比东方都更成熟。这一悖论只有在实践论中心的解释模式下才能解释。革命，在相当多的一些情况下，并不是由历史必然性和社会现实力量的成熟决定的，而是由人们生存境遇的恶化决定的。因此，先进的西方成为保守的西方，而落后的东方却成为革命的东方。由此可见，社会主义虽然在理论上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成果，但在现实中是资本主义不发展的后果。

巴黎公社之后，西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一度进入和平发展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很早就注意到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和平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渐次平息这一历史事实。恩格斯最早在谈到英国无产阶级时指出：“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弄到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它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5]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英国的这一特殊现象逐渐成为西欧（西方）社会的普遍现象。除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稍有革命波动外，随着自身生存境遇的逐步改善，西方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愈益削弱，保守性愈益增强。

当西方的革命风暴渐次沉寂时，东方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西方不亮东方亮。”马克思、恩格斯在“困惑”中将目光从西方转到东方，从西欧转到俄国。马克思先后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理论。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预言。俄国（苏联）以及东欧某些国家、中国以及东亚某些国家、北美某国相继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成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发源于西欧（西方）发达国家，却流行于东方发展中国家；当它为发达国家无产阶级所冷淡时，却为发展中国家贫苦民众所信奉。这一历史事实在唯物论中心的解释模式下是不可思议的，在实践论中心的解释模式下却顺理成章。

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并且逐步成为主流意识形态首先是由当时中国贫苦民众恶化的生存境遇决定的，而不是由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社会因素的发展以及无产阶级的成熟决定的。

今天，我们需要重新考察各种社会主义论证模式。空想社会主义没有丧失它的历史意义，何况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安排，是人们为实现幸福生活而设计的，这就是实践论论证模式的真谛。但是，科学社会主义总是被解读为唯物论即历史观甚至自然观论证模式。诚然，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大社会基本矛盾和两大历史基本动力来解读人类社会历史（例如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及其表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个别工厂中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6]来解读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对我们把握实现社会主义的某种客观条件和物质基础，无疑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为某种“铁的规律”（社会规律，甚至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历史已经证明：我们将会不再以人为目的，而是以人为手段、工具，由此走向某种极权主义。因此，应该弱化唯物论即历史观论证模式，尤其是弱化自然观论证模式（这是自然哲学思想的残余），强化实践论论证模式。须知，社会主义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亦即既以人为手段、工具更以人为目的的人的自由自觉的选择、建构和创造的过程。至于阶段论、国情论论证模式，一方面因其具备特殊性关怀，社会主义接近现实，另一方面因其丧失普遍性关怀，社会主义则远离理想。其实，社会主义一方面是超越各个历史阶段和各国国情的普遍的价值理想，另一方面也是以这一价值理想为范型，适应各个历史阶段和各国国情的制度设计。

正如理论和实践之间曾经构成了一个基本悖论一样，革命和建设之间同样构成了一个基本悖论。无产阶级以及劳动民众投身革命，是基于自身生存境遇的恶化，是为了改善自身的生存状态。但是，一旦人们的生存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人们的革命精神风貌也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于是，马克思主义话语与它的实践论基础之间发生了矛盾。

教条化和实用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倾向是：一味谈论马克思主义话语，各取所需，淡化它的实践论基础。由此，马克思政治哲学也就成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因此，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实用化的实质是将马克思政治哲学重新置于它的实践论基础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对民众，尤其是对无产阶级以及劳动民众之生存境遇的关怀。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精神不仅表现在对人类（普通民众）之生存境遇的关怀上，而且尤其表现在对无产阶级（底层民众）之生存境遇的关怀上。如果我们懂得关怀多个阶层（上层、中层）民众之生存境遇，唯独忘却底层民众之生存境遇，那么我们同样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将马克思主义还原为底层民众的话语，才能恢复它的生机、活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64-365。

[2]同上，825。

[3]同上，83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34。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58，659，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