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发展与市场形成

美国学者施坚雅对古代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做过专门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施坚雅模式”。他在分析唐、宋定都时指出:“长安就被设置于西北中心地区附近;开封比北京更接近华北的地理中心位置;而杭州作为大运河的南端终点处于江南金三角与浙江东北部的中心位置,这比南京更为优越……事实上,南京和北京被选为帝国首都主要是一些战略原因……作为贸易、工业和金融的地区中心,开封和杭州的位置远比北京和南京好,而且开封和杭州在成为都城的时候已经都是繁荣的经济中心了。因此,地理位置的优越极大地提高了开封和杭州在本地区的经济中心性,使这两个城市成为名副其实的多功能的大城市。……回想到在长安、开封和杭州的极盛时代鼓励对外贸易,而明、清王朝却阻止对外贸易时,把帝国都城设置在自然的经济中心之中,这样的城市发展的意义就显得突出了。”^[9]其中,北宋定都开封、南宋定都杭州都与大运河有关系。

“结构合理的大地区范围的城市体系,只是在唐代才在中国西北部形成,在北宋时期才在华北形成。”^[10]施坚雅观察的唐、宋定都及相关问题,我们可以再深入研究。

与大多数区域经济研究者一样,施坚雅也会探讨地区体系的存在原因。他认为,地区体系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①生产—交换的技术(科技进步)和管理(社会组织);②自然地理结构。地区体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那些在自然地理方面拥有更高的生产与交换潜力的地方”^[11]。

施坚雅还想到了从移民路线来发现问题。“在汉代,最大的移民路线是从中国西北开始,然后到大都市地区、汉江流域,再向南经湘江流域进入岭南地区。”“长江上游地区的定居者来自汉江流域以及西北地区。”“在北宋时期,这条主要的南北移民和贸易路线起自华北,然后是大城市地区,长江下游,向南到汉江流域,再经关口进入岭南地区。”^[12]按我所理解的,宋代新儒家学说的出现^[13],江南才子通过科举大量进入仕途,反映出最有机会合法进入社会管理阶层的知识分子群体,其主体成分已经从西北(当时以长安为中心)移向中国的东部区域。精英们的实践活动舞台迅速东移,以往直接有助于当地居民受到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熏陶这个因素,在西北地区明显趋于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