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经济变动的历史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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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严格地讲,农业剩余劳动力不等于农村剩余劳动力。显然,关键点在农业不等于农村。

1.异地转移与城市化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实质上是就业问题。如果针对的是农业劳动力转移,而不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无疑只涉及自愿性失业(宁可无工作,也不愿从事农业)。那么,这是凯恩斯早已明确指出的没必要研究的问题。[40]显然,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应归入非自愿性失业,由此又提出农业失业者到哪里就业的问题。理论上的三次产业划分,给出就业领域在第二、三产业。

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仅限于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就业,那么第二、三产业本身并无城市和农村的区分;也就是说,既有城市工业和服务业,也有农村工业和服务业,而后者可以将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归结为“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当然,一方面存在着农村工业和服务业的就业空间有限,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城市引力(富有、高雅)和农村斥力(贫困、低俗)合力产生的“理性选择”动因,从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也选择了“离土又离乡”的异地转移这个途径。异地转移又与工业化和城市化有一定关联性。

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涉及转移到第二、三产业,由此引出农业和工业的比例以及农业和服务业的比例。由此可见,这主要与产业结构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涉及转移到城市就业,由此引出中国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就业人口状况。可见,前者主要与就业结构有关。至于后者,就城市化的本质而言,它主要与非农化有关。这样就构成下面的逻辑关系:

工业化+服务化→城市化→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人口转移

formula

就这个关系式来说,人口转移一方面是此前城市化的结果,另一方面它又对此后的城市化产生了影响。但是,需要注意四点:人口转移不是城市化的起因;城市化是工业化和服务化合力作用的结果;城市化的本质不是工业化和服务化的扩展,而是把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农村非劳动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成为城市化的一个影响因素。

因此,我们需要观察城市化率(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非农就业率(非农就业人口与城乡就业人口之比)、农村非农就业率(农村非农就业人口与非农就业人口之比)、城镇就业率(城镇就业人口与城镇人口之比)、农村就业率(农村就业人口与农村人口之比)五个变量。

2.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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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1952—2005年三次产业的劳动力比重

(1)三次产业就业人口。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必然涉及农业和工业、服务业的比例。为了减少研究的复杂程度,我们可以认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相当于三次产业。那么,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就是农业就业人口,第二产业就业人口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就是非农就业人口,即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和城镇就业人口(见图3-1和表3-1)。表3-1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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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变化

1985—1988年由于工业增长过快,使工业与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以农业为1,1979—1988年工业生产与农业增长速度比例关系的变化情况为:1979—1984年为1.25:1,1985—1988年为4.34:1,1988年为5.33:1。1988年与1984年相比,工业和农业的比例从1.25:1增长为5.33:1。经过1988年4月开始的治理整顿,1989—1990年工业与农业增长速度比例关系由1985—1988年的4.34:1变为1.55:1。

(2)城市化和城镇就业人口。城市发展的数量变化(见图3-2)可作为反映城市化的一个指标,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讨论城镇就业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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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49年以来中国城市发展趋势

1949—1961年中国城市发展呈上升趋势,1961年为高点;而后呈下降趋势,1965年为低点;随后又开始上升,但到1978年还未达到1961年水平,1979年开始超过1961年水平。此后,一直呈上升趋势———1985年城市数量进入300,1988年城市数量进入400,1992年城市数量进入500,1994年城市数量进入600。小城市在1949—1961年基本呈上升趋势,1961为高点;而后下降,并多年停留在90左右。1979年达到1950年的水平,随后呈上升趋势———1986年小城市数量进入200,1992年小城市数量进入300。中等城市数量在1985年进入90,此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此后, 1987年中等城市数量进入100,1997年中等城市数量进入200。

1952—2005年的城市化水平和城乡就业水平的情况,可通过城市化率、非农就业率、农村非农就业率、城镇就业率和农村就业率的变动趋势一并显示出来(见图3-3)。[41]

图3-3说明:①1952—1960年城市化率呈上升趋势,1960为高点;而后下降,1963年为低点;随后又呈上升趋势,但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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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城市化率和就业率变动趋势

还未达到1960年的水平。1981年开始超过1960年的水平,并进入20%区段。1996年进入30%区段,2003进入40%区段。②从总体上看,非农就业率基本上大于城市化率。③21世纪最初5年城镇就业率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呈上升趋势,与80年代以来相比呈略微下降趋势。21世纪最初5年农村就业率与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比呈上升趋势,特别是80年代以来有大幅上升。21世纪最初5年农村非农就业率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呈上升趋势,但上升的幅度不大,说明农村非农就业的空间是有限的。

正因为城市化率来自城市人口与全国人口之比,所以城市人口是决定城市化的关键。在当代中国,城市化主要体现在城镇化,特别是“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42]由于社会保障机制尚未健全,所以中国城市化只能是一部分农村人口进入大中城市,大部分人依托乡镇企业就近迁居到小城镇。[43]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城市化又被看作城镇化。乡镇企业加小城镇模式曾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一种尝试。[44]

3.1987—1996年四川省农业剩余劳动力

1987—1996年四川省是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此时重庆市还未建直辖市。在此期间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以及相关问题,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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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1987—1996年四川省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城镇登记失业率[45][46]

资料来源:四川省统计局.四川统计年鉴(各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国家统计局.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1949—199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根据表3-2这个时间段的数据资料可以看出,当时四川省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在本省内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来解决就业。城镇失业率已经超过3%,而农业剩余劳动力人数又相当大,城镇的就业市场已无法承受如此巨大的压力。

四川省的情况是一个典型事例,反映出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严重不平衡。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只有在城市劳动力短缺的状态下才能解决,否则,只要城市劳动力过剩,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的结果,无非是加剧城市劳动力过剩。

[1][英]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1.说“收入和产量相契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法文版序”,3页),也就是就业量和产量相对应,又表述为“产量,也即就业量”(《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7 页)。

[2][美]沃西里·里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205.

[3]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在1936年说“最近一家值得称赞的企业代表东京国际经济集团再版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作为东京系列再版书的第一卷,这鼓励我去想:一部著作宁愿从马尔萨斯而不从李嘉图来追溯它的家世,是至少可以在某些方面得到同情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2页)。

[4][美]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313.

[5]同上书,第2卷,314-317页。

[6][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13-14.

[7][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经济学与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43.

[8][英]M.M.波斯坦,H.J.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45.

[9][英]约·雷·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19.

[10][英]约·雷·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220.关于“改良的速度”,穆勒说:“改良在此处必须从广义上去理解,不仅包括新的工业发明,或原有发明的推广应用,还包括制度、教育、舆论以及一切人类事务上的改进,只要给予了生产新的刺激或新的便利,就应包括在内。”关于“移民”,这一点很重要,英国正是因为有两次大移民缓解了本土的人口增长压力:一次是移民北美洲,即重点是移民美国。另一次是移民澳洲,即重点是移民澳大利亚。而中国向东南亚的移民并不是很多,所以中国的人口增长压力一直很大。

[11]《汉书·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序。

[12]《史记·平准书》。

[13]《汉书·昭帝纪》,《汉书·食货志》,《盐铁论·散不足》。

[14]《苏东坡集·策问》。

[15]《管子·霸言》。

[16]《韩非子·五蠹》。

[17]《意言·治平篇》。

[18]马尔萨斯之前的罗伯特·华莱士(1679—1771年)在《纵谈未来》中认为,共产主义共和国开始时虽能消灭贫困,但最终会因人口过剩而失败。马尔萨斯引用了富兰克林的话来说明“积极的抑制”的原理所在,“对于植物或动物的繁殖天性,除了它们的拥挤和它们在生活资料方面的相互干扰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约束力量的”(《人口原理》,12页)。

[19]参阅《洪北江遗集·意言》中的“治平篇”“生计篇”。

[20]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1]梁启超.《史记·货殖列传》今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北京:中华书局, 1989.

[22]陈长蘅.中国人口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28;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5;乔启明.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

[23]费孝通.生育制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7-60.

[24]同上书,177-181页。

[25]同上书,179-182页。

[26]《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5。

[27]户籍制度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的托达罗模型显示了中国使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困难的计划生育政策,即通过这个模型可以讨论中国的城市化和劳动力或人口流动问题。“自1979年开始严格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基本内容是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这造成了两个问题:第一,本来人口相对少的城市人口自然增加缓慢,而人口较多的农村人口增加较快。这使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受影响,现在仅为52%(按照常住人口计算,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统计只有35%)。第二,农村本来就相对贫穷,不仅缺医少药,而且教育和社会发达程度都很低,大部分儿童出生在农村,严重影响了这些人的健康成长。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城市化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这些生长在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就不可避免地到城市打工,而且不能获得城市的户籍,这就加大了中国非正规部门的就业队伍。”(《发展经济学———中国经济发展》,173- 174页)

[28]“一胎政策”实行了有三十多年,它基本上改变了1980年后出生的城市女性的生育观念,不愿意再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城市女性占了受访者人数至少50%以上的比重[顾宝昌.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人口研究,2011(2)]。实际上,这反映出一个根本性问题,养育孩子已成为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和超负荷的精力耗费。这个社会问题的坏后果,会在不久的将来显现出来。

[29]《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11-15。

[30]凯恩克劳斯认为:“‘发展’并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是经济的一种转变,它可能包括态度、习惯、价值,以及更重要的是知识和技能的变化。发展的实质是某种新颖的因素。增长也可能是这样,但它并不是发展。当只有数量的变化时,如工人人数或资产总量的变化,也能有增长,但是不会有真正的发展,不论是技术的发展或是人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影响生活水平和工作方法所必需的。”劳克林·柯里认为,发展的不同表现在生活的各领域中对环境支配的广度和深度,即“这并不仅仅是货币政策,或贸易政策,或增长率,或政府组织以及行政管理水平的问题,而是所有这一切。”凯恩克劳斯对此又评价说,“把发展与控制和文化变化的概念联系起来是正确的”(《经济学与经济政策》,155-156页)。

[31]前者以索洛等学者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为代表,后者以罗默、卢卡斯等学者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为代表。

[32]吴易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335362.

[33][美]道格拉斯·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225、166、183185、204、207;[美]道格拉斯·诺思,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1.

[34][英]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156-164.

[35][美]阿兰·格鲁齐.比较经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15.

[36][美]阿兰·格鲁齐.比较经济制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767-768、776.

[37]由于某些观念,导致存在着“自愿失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7页)。

[38][美]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 8、28.

[39][英]阿列克·凯恩克劳斯.经济学与经济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15、217.

[40][英]约翰·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7.

[41]《中国统计年鉴》(各年)。

[42]小城市、小城镇、乡镇、村庄是四个不同概念。小城镇是由县城、县城以外的建制镇和未设镇建制的集镇(乡镇)构成的复合体。按发展水平不同,小城镇可分为两类:一是县城和县城以外的建制镇;二是未设镇建制的集镇。现有建制镇的83%为“乡改镇”设立的。小城镇属于农村范畴,到集镇落户的农民及其家属转为城镇居民,统计为非农业人口,属于城镇人口,就业统计为城镇就业。

[43]姚开建,陈勇勤.改变中国———中国的十个“五年计划”.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中国的小城镇不仅距农村近,而且数量众多。截至2003年年底,中国共有小城镇42620个,其中建制镇20226个、集镇22394个。

[44]小城镇集聚和农村工业化。第一,城市的集聚功能与小城镇的集聚功能并非完全等同。小城镇属于农村范畴,它的集聚功能有城市集聚功能的共性,也有自身的个性。对研究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来说,主要还是考虑小城镇的个性。马歇尔把产业集聚称为“地方性工业”(localizedindustry)。中国小城镇的集聚功能偏重于工业集聚,这是兴办乡镇企业的结果。兴办乡镇企业可看作农村工业化的一个标志,随工业集聚而来的服务集聚只处于辅助地位。第二,小城镇工业产业集聚的有关模型,主要涉及产业动态集聚指数模型和区位熵指数模型。关于产业动态集聚指数模型,假定考察周期为[0,t],xij0xijt分别代表j地区i产业在期初和期末的某一项经济发展指标,Aijt表示j地区i产业在该区间内的动态集聚指数。令Sijt=tpatchxijt-1,Sit=tpatchxijt-

xij0∑xij0

1;则Aijt=SSijt。关于区位熵指数模型,有公式LQij=∑

xij//

xij

,其中的字母

itxijxij

含义与动态集聚指数模型中的字母相同。第三,农村工业化的有关模型,学者已设计出来的如Yit=α+βeit+∑δD+ηt+λt+uit。其中,Y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下标t代表年份,i代表省份,u为随机扰动项;e表示各省乡镇企业的相对规模,它包括两组变量:一是各省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与第一产业就业人数之比,二是该省乡镇企业总产值与第二产业生产总值之比,β为这两个变量的系数; D代表与城乡收入差距相关的变量,δ为这些变量的系数;ηt为以某年为基准的若干个年度虚拟变量;λt为若干个省级虚拟变量。

[45]根据西南财经大学吴忠观的研究,按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可负担耕地4.7亩计算,农业就业人口=耕地面积÷4.7。

[46]相关计算:城镇人口=总人口-农村人口,应就业率=城镇应就业人数÷城镇人口,城镇失业人数=城镇应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实际失业率=城镇失业人数÷城镇应就业人数,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应就业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