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就业岗位与劳动量的游戏规则

凯恩斯指出,造成“非自愿失业”的是就业岗位有限;至于“就业量”,“决定”它的因素又涉及“新投资量”^[38]。投资必然有投资主体,要么是国有经济,要么是私营经济。

一般来说,不是张、李的个人禀赋所造成的,而是社会游戏规则所造成的。比如通常的8小时工作制,它决定了一个用工数量。不过,一旦我们改变了这个规则,比如6小时工作制,那么它就决定了另一个用工数量。8小时的三班倒用3人,6小时的四班倒可以用4人,也就是多让1人有了工作。每人减去了1/4的工作量,相应地也减去了1/4的工资。这样,4人的工作量和工资是等同的。在这里,我们规定,这种办法叫作“工作—工资分出规则”。

这和“大锅饭”完全不同。“大锅饭”是现有用工数量大于实际用工数量,现有工资额大于实际工资额。“工作—工资分出规则”是现有用工数量等于实际用工数量,现有工资额等于实际工资额。减薪增员是“工作—工资分出规则”的实质。

政府的号召力反映在,能否通过舆论使国有经济就业人员认同共同生存观念,得到他们对实行“工作—工资分出规则”的配合。

工作岗位与就业岗位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工作岗位是给定的不变量,就业岗位是和劳动时间相联系的可变量。由劳动时间来反映的劳动量,实际上可以任意规定。劳动量一经规定,也就得到了就业岗位的数量。4小时工作制也不是不可能,只要规定了,相当于又多了两个今天的就业岗位总量。到那时,也许会出现与今天大量人员失业刚好相反的现象,即就业人员短缺。

就业问题实质上是劳动量的游戏规则造成的。把鲁迅的话改一下用到这里:世上本没有就业问题,人为规定了一个劳动量的游戏规则,便成了就业问题。

所以,政府完全可以修改劳动量的游戏规则,通过自己能够控制的国有经济来增加就业。国有经济的优越性再次体现出来,它不仅要取得经济效益,还要取得社会效益;尽可能让人人都能吃好饭,绝不能让一部分人吃好饭而另一部分人吃不好饭。至于工资和物价的关系,政府应该很清楚,借助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收入政策(限制货币工资、限制价格)完全可以对它们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存在严重的失业现象,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是一个敏感的事情。因为“灾难性的高失业率,足以使政府垮台”,所以英、美等国都认为“政府要遵循的国内政策方针是为了维持尽可能高的就业水平”。这被看作“政府坚决承担就业水平的责任”^[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