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基本权利的不同分类
公民的基本权利从不同的视角或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分类。学界有不少具有代表性的分类方法。
比如将基本权利分为绝对权利和相对权利、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等。以基本权利的效力范围为标准，基本权利可以划分为绝对权利和消极权利。例如，有学者认为：“思想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因为思想自由不可剥夺，不能限制，也无法限制。”[1]还有学者认为，人格尊严权特别是其中的名誉权，也是一种绝对权利，不能限制，也无法限制，并不以履行相应义务为前提。以国家有无积极作为为标准，基本权利则可以划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一般认为，所谓积极权利是指国家必须履行积极作为的义务，才可以实现的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参政权大都属于积极权利；所谓消极权利是指必须排除或逃避国家的干涉才利于实现的权利，如身心自由、言论自由、经济自由等多属于消极权利。
如何华辉教授认为：根据在现代国家中人具有的三种属性，即政治生活中的人、社会生活中的人和私人生活方面的人，把公民的基本权利分为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三类基本权利。
上述分类往往导致三类基本权利互相渗透，难以截然划分。解决之一问题的办法是：第一，根据某项具体的基本权利所反映的人的生活的主要方面，确定它的类别归属；第二，根据宪法规范、学者论著中已经确立的共同归类，确定某种基本权利的类别归属。[2]
如周叶中教授主编的《宪法》主张，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分为以下几类：（1）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和自由：1）平等权；2）选举权和被选举权；3）政治自由；4）批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2）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1）人身自由；2）人格尊严不受侵犯；3）住宅不受侵犯；4）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5）宗教信仰自由。（3）公民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1）劳动的权利和义务；2）劳动者休息的权利；3）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4）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5）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4）特定人的权利：1）保障妇女的权利；2）保障退休人员和烈军属的权利；3）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4）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成长；5）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3]
如赵树民教授将基本权利分为以下几类：
（1）关于人身自由的权利。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是指公民的身体、举止行动依法受法律保护，公民有保护身体和举止行动的权利，包括人身非依法不得被逮捕、搜查、拘留。
（2）关于政治生活的权利。这主要指参政权。
参政权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者指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权利。广义者除前四种外还包括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罢工等自由权利。
（3）关于社会生活的权利。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多方面的，作为社会生活的权利自然也较多。
1）平等权。平等权有三，即公民平等权、民族平等权、妇女平等权。
2）劳动权。劳动权是一切权利的基础。
3）受教育权。
4）物质帮助权。
（4）关于个人生活的权利。仅指财产权、宗教信仰自由、通信自由权。
（5）国际人权斗争中必须强调的两项基本权利——生存权和发展权。[4]
许崇德教授主编的《中国宪法》（修订本）也主张五分法，并将基本权利归纳为：（1）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3）公民的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4）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5）特定人的权利保护。[5]
如谢鹏程教授认为，我们可以把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归纳为如下六类：
（1）生存和发展权（生命权，健康权，个人财产权，劳动权，契约自由，受教育权，学术和创作自由，获得物质帮助权，妇女、老人、儿童受国家特别保护）。
（2）人身自由（人格尊严，身体自由，婚姻自由，住宅安全，通信自由，迁徙自由）。
（3）平等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格平等，男女权利平等，民族平等）。
（4）表达自由（言论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
（5）参政权（知情权，创制权，选举权，监督权，请愿权，自治权）。
（6）精神自由（良心自由，宗教自由）。
前三项权利基本上属于一般人格权的范畴，后三项权利则基本上属于社会和政治权利的范畴。[6]
如俞子清先生主编的《宪法学》认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分为以下几类：（1）平等权。（2）政治权：1）选举权与被选举权；2）言论自由；3）出版自由；4）结社自由；5）集会、游行、示威自由。（3）宗教信仰自由。（4）人身自由：1）人身自由不受侵犯；2）人格尊严不受侵犯；3）住宅不受侵犯；4）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5）社会经济权利：1）财产权；2）劳动权；3）休息权；4）物质帮助权。（6）文化教育权利：1）受教育权；2）文化权利。（7）监督权和取得国家赔偿权：1）监督权；2）取得国家赔偿权。（8）特定人的权利：1）保护妇女的权利；2）保护儿童的权利；3）残疾人的权利；4）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7]
如姜士林先生等主编的《宪法学辞书》认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1）平等权；（2）政治权利和自由，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3）宗教信仰自由；（4）人身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5）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和取得赔偿权；（6）社会经济权利，包括劳动权、休息权、退休权、物质帮助权；（7）文化教育权利和自由，包括受教育权，进行科研、文艺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8）男女平等；（9）保护婚姻、家庭、老人、妇女和儿童；（10）保护华侨、归侨和侨眷的正当权益等。[8]
从逻辑上讲，权利的分类属于权利概念的外延。因此，权利分类应该服务于权利概念本身以及权利的保障，从这一意义上，权利的分类应该具有几个基本功能：第一，能够直接体现权利的基本或主要属性；第二，分类之间没有明显的交叉关系；第三，分类不能过多，否则可能会导致权利体系的碎片化。
上述分类方法中，许崇德教授的五分法是较为普遍接受的观点。在五分法中：平等权在现代宪法中被认为属于原则性权利，是其他具体权利的基础；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以及人身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均属于自由权；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属于社会权，而特定人的权利属于广义社会权的范畴。因此，五分法中的权利可以进一步整合为三种，即平等权、自由权和社会权，其中，平等权属于基础性、原则性权利，因而，在笔者看来，在具体的基本权利中，自由权和社会权是主要的权利分类的形态。
注释
[1]李步云主编：《宪法比较研究》，467～468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2]参见何华辉：《比较宪法学》，206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3]参见周叶中主编：《宪法》，261～27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更早的四分法还有魏定仁先生主编的《宪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第172～196页的内容。
[4]参见赵树民：《比较宪法学新论》，344～3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国宪法》，修订本，407～4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6]参见谢鹏程：《公民的基本权利》，37～3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7]参见俞子清主编：《宪法学》，227～25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8]参见姜士林等主编：《宪法学辞书》，64页，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7。更早的十分法还有吴家麟先生主编的《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中第364～386页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