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　功名难居

咸丰四年甲寅岁

九月十三日（1854）

原文

澄、温、沅、季四位老弟左右：

二十五日着胡二等送家信，报收复武汉之喜。二十七日具折奏捷。初一日，制台杨慰农霈到鄂相会。是日又奏二十四夜焚襄河贼舟之捷。初七日奏三路进兵之折。其日酉刻，杨载福、彭玉麟等率水师六十余船前往下游剿贼。初九日，前次谢恩折奉朱批回鄂。初十日，彭四、刘四等来营。进攻武汉三路进剿之折，奉朱批到鄂。十一日，武汉克复之折奉朱批、廷寄、谕旨等件。兄署湖北巡抚，并赏戴花翎。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若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于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是以决计具折辞谢，想诸弟亦必以为然也。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1]，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

罗罗山于十二日拔营，智亭于十三日拔营，余十五六亦拔营东下也。余不一一。乞禀告父亲大人、叔父大人万福金安。

解读

儒家思想中，君子应是有德且能进于行的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学而优则仕”。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为“学而优则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不少寒门士子得以脱颖而出，成为官员，实现自己的治国抱负。所以，在宋代时，道学家的理想是天子与文臣“共治天下”，可见官员本身有很大的自主性。但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越追求公平，就越容易制定更为繁琐的要求，越繁琐的要求就越容易使科举制度走向僵化。到了曾国藩时期的清代，科举取士的官员，早就没有了宋代儒生阶层的自主性。所以，曾国藩为官，有不少掣肘，他既要服从皇帝的命令，还要协调京官与地方官的关系，同时还要自己招兵买马。总之，虽是有学识的人，但要真正地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却并非易事。

这封信中，曾国藩就透露了自己对于宦途的复杂情绪。虽然在湖北，湘军节节告胜。国藩受命治湘军，抗太平军，乃是在为他的母亲奔丧的时候，此时的他虽婉拒皇帝的要求，但是“圣意难违”，他仍旧需要临危受命。这是他在这一年的军旅生活中，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一种为难，一面是孝，一面是忠，忠孝之间，很难说他是主动选择了忠。形势的急迫，让他难以完成自己的心愿。可是，若认为他这样的选择，是为了博取美誉，他是万不能认同的。所以，在信的第一段最后说，若是为了高位的官职和很好的差事，他将怎样面对地下的母亲？怎样面对家乡的亲人？在这方寸天地，他该如何心安理得？

内心的挣扎使曾国藩对宦场充满了矛盾的态度。虽然受皇上肯定，虽然被赐予高官爵位，但是这些功名自古以来，就是难以持久的。他虽然造船、招勇，似乎成就了一番事业，名震湘乡。但是，人对于名利的喜好，谁又少于他呢？当曾国藩获得了世人的赞誉时，定有人在其同时未能获得这美名，毕竟，美名只属于一人。做得了事的人，未必人人都能成名，相比较而言，获得名望的人只能自行惭愧，感到难为情。正因如此，曾国藩必须要时时保持谨慎、谦虚，时时刻刻反省自己，时时刻刻保持着庄严肃穆的态度。难道这不就是被声名所累的生活吗？所以，曾国藩说，如果可以仰仗皇帝的威严，迅速地肃清江面上的太平军，并消灭他们，他便会下定决心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他要侍奉父亲、改葬母亲，久的话就三年，最短也要有一年，以表达自己一点点的孝心。然而，皇帝究竟会不会同意他的请求，则是无法预料的。

我们常说“忠孝不能两全”，而儒家的传统中“家国”又是一体的。君子必须要齐家，之后才可治国。然而，理想的道德在实践中却会遭遇忠孝之间的撕扯。曾国藩能在功名急进的时候，保持着一颗纯孝之心，可见是一位赤诚的孝子；又能在丧母的巨大悲痛中，强忍悲伤，奉旨抗敌，又是一位忠诚的臣子。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贪恋于官场的名与利，时刻能以赤子之心警醒自己，自觉地抗拒来自名声所累的生活，这才是难得的智慧。而我们也从他的困境中，看出了儒臣在宦场中的双重心境，以及对于功名难居的清醒认识。

注释

[1]佚：放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