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中国民间舞学科建设的历史回顾
中国民间舞学科的文化建设是个诱人的课题，同时它也是个惑人的课题。在千年沉淀的基础上描绘今日民族文化的宏图，是其之所以诱人的磁场所在；在百种风情的网络里探寻今日高等教育的路径，又是其之所以惑人的“菜单”所在。不论“诱”也好还是“惑”也好，这一学科的建设毕竟度过了它的“不惑之年”。关于这一学科的文化建设不仅出现了多种学术主张，而且落实为具体的实践步骤。
（一）学科文化建设40年来的历史足音
作为专业舞蹈学校的一个学科，“中国民间舞”与北京舞蹈学校的建立是同步启程的。据罗雄岩、许淑英教授的陈述，作为舞蹈学校必修课的“中国民间舞”教学，最初是以“民族”为单位进行教学的——即按年级不同，先后学习汉、藏、维、朝四个民族的民间舞蹈。这种采取单一民族教材的教学方法，在教学过程中出现了教材难易程度与学生能力不适应的状况；在教材建设过程中则出现了新整理的教材不能及时补充到教学大纲中的状况。于是，学科的文化建设开始考虑苏联专家曾提出过的“代表性教学”的建议。
所谓“代表性教学”，就是在各民族民间舞蹈教材建设的“纵线”基础上，进行“横线”的教学——各民族民间舞蹈教材按其难易、深浅、繁简的程度差别归类，同一堂课中可以出几种不同的民族民间舞蹈。以罗雄岩、许淑英教授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民间舞学科的建设者们认为“代表性教学”的方法比较适合于正规的舞蹈学校：它有利于教材的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它有利于既有教材的复习巩固和新教材的补充；它有利于训练学生对不同风格的辨别、把握和适应能力；它有利于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率；它还有利于培养“通才”的教师。在这种方法指导下的教材整理，首先要求教师在素材采风时就记下笔记，一个阶段的咀嚼后再找出最基本最有特点的动作，然后把难做的动作列为把杆训练或单一训练，接着再深入研究动作的风格特点及原有组合的衔接规律……简言之，这种方法指导下的完整教材包括基本的训练、简短的舞蹈语汇和一定情节的性格组合。（注：参见罗雄岩、许淑英：《中国民间舞的教学情况和教材整理》，载《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北京舞蹈学院内部教材。）
随着学科文化建设的不断深化，许淑英教授认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学科建设必须使不同色彩的民间舞蹈特性抽象化，上升为由各类系统的概念所组成的完整理论。通过回顾，许淑英指出中国民间舞的学科建设走过模拟的路，走过口传心授的路。走过生搬硬套的路，走过“极左”的用工农兵形象改造课堂改造规律的路……她认为这之后的学科建设要从探求各民族民间舞“原动”的原理开始，其次要研究是何外因制约着“原动”的动力性质。为此，许淑英认为中国民间舞的教材建设必须首先抓住“根元素”，这样就可以做到提纯教材上的元素核心；做到教学环节上的少而精；做到教学质量上的准确无误；做到事半功倍、触类旁通的效率；做到发展教材、编创组合及片段时的得心应手。（注：参见许淑英：《中国民间舞教材规律探索》，载《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
几乎与之同时，马力学教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从提炼教材把握动律起，到突出强调动律开法儿，再到以动律为中心择取主干动作和基本动作，直至体现风格和编排典型组合等，这条逐渐深化的“动律线”已成为民间舞教学上最重要的规律特点。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中国舞必须在代表性、训练性和系统性原则的观照下来选择提炼；他认为教材的构成可以剖析为基本体态、风格特点、基本动律、骨干动作、基本动作和组合特点等6个方面。与教材建设相关的是教学方法，马力学认为要有明确的教学步骤，要启发自娱性，要形象地进行教学；并且，从基础训练、组合训练、因材施教训练直到综合提高训练都应由“动律”来决定。（注：参见马力学：《中国民间舞教学规律特点探索》、《中国民间舞教材的选择提炼和教学方法》，载《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
在北京舞蹈学院的中国民间舞学科建设之外，中央民族大学舞蹈系马跃教授对学科建设亦有比较系统的主张。他认为中国民间舞教材必须具有明确的训练目的，具有准确的音乐形象及其与舞蹈的完美结合，具有合理的材料布局，具有鲜明而典型的民族风格。他认为，训练目的是教材的灵魂，基本动作和组合结构分别是血肉和骨骼；为此，他特别论及了“教学组合”这一民间舞教学中最重要的环节。马跃认为建立系统教材、进行计划教学有赖于教学组合，而教学组合又能大幅度地提高教材的训练价值。对于教学组合的编排，他认为要讲究材料的集中、风格的统一、节奏的一致、速度的协同、性格情调的吻合、动作连接的可能性、动作连接的逻辑性以及艺术性和系统性等等。他认为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可塑性、创造性、想象力和表现力。（注：参见马跃：《民族民间舞蹈的教学目的》，载《舞蹈论丛》，1984（4）；《民族民间舞组合在教学中的作用》，载《舞蹈论丛》，1983（2）。）
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让我们知道，中国民间舞的建设有两个重要的关注点：一是作为教材的民间舞与原生态（作为素材的）民间舞的关系；二是民间舞的教学方法与民间舞人才培养的关系。在超越最初的“代表性教学”的阶段后，许淑英的“根元素”论、马力学的“动律线”论、马跃的“教学组合”论都为中国民间舞学科的文化建设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二）学科建设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触角
要分析中国民间舞学科建设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触角，不能不关注作为大学教育的中国民间舞学科的毕业晚会。这样，我们想稍稍回溯到1984年首届民间舞本科生的毕业晚会。该班的两台晚会带有很强的学术性，被认为展示了30年来教材整理的成绩：毕业生通过民间舞的律动元素训练，掌握了各种民间舞的韵律特征；通过民间舞原始形式的学习，学到了很多保持着民间特色的套路。用当时的学科带头人许淑英教授的话来说，如何在教材中保留民间舞的本质，是民间舞教材的核心。民间舞之间的区别在风格，风格的核心是韵味，韵味的关键是动律；提取民间舞的元素，不从“形”而从“律”入手就抓住了纲。这两台晚会一反过去基本动作、组合，再加上以表现某种内容的舞台舞蹈作品的做法，而采用了从基本律动元素又回到民间的原始形式中去，使这些元素有所依附，得以运用。（注：参见美莲：《从素材到教材———观舞院教育系演出后访许淑英》，载《舞蹈》，1984（2）。）关于这两台晚会所体现的学科建设主张，我们还可以在该届毕业生刘倩的毕业论文《元素训练在民间舞教学中的作用》中读到。
第二届民间舞本科毕业生属“91届”。这届毕业生除《献给俺爹娘》（张继钢编导）毕业晚会外，还在毕业前演出过《乡舞乡情》晚会。作为学科文化建设的又一探索触角，我觉得论及《乡舞乡情》和稍后的“厦门班”（属舞院附中学历，由大学民间舞系组织教学）毕业晚会似乎更有意义。在我看来，《乡舞乡情》是在实现吕艺生教授“寻找民间舞自我”的主张。吕艺生认为，我国民间舞单纯的形式剧场化、内容戏剧化、创作个人化的做法，使我国远离了国际民间舞坛。我们应关注广场民间舞的美学特征，即其朴实性、娱乐性、民俗性、幽默性和即兴性；民间舞的道路很宽坦，民间舞更本质的特色是蕴涵在广场民间舞中的特色。（注：参见吕艺生：《广场民间舞的美学特征》，载《舞蹈论丛》，1989（1）。）主持中国民间舞“厦门班”教学的明文军副教授认同这一主张。他认为作为舞剧体系组成部分的民间舞与作为独立体系的民间舞应是有本质区别的；因而在该班的教学中，不再从严格规范的外部动律入手，教材的规范也不只是手的位置、脚的方向、腿的度数等，而是注重从心态体验入手并注重其核心本质的强化训练；在动势上、动律上不再去刻意追求线条的刻度，而更注重内在气质的培养。（注：参见明文军：《由秧歌教学所想到的……》，载《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
“96届”毕业生作为民间舞本科的第三届毕业生，演出了《我们一同走过》的毕业晚会。作为主持该班教学并担任晚会总编导的高度副教授不仅创作了《长调魂》来伸出自己的探索触角，而且通过论文对当代民间舞教育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我们民间舞教育本应开放的体系“封闭”了，我们民间舞本应纯洁的舞种“杂色”了，因此，我们现在不能再“从原型到素材、从风格到组合、从势态到元素”地维持教学，而应沿着前辈走过的路再走回去。在民间舞学科的文化建设上，他鲜明地提出了“分进合击”的设想，即一部分人偏重继承，以“保护主义”的态度对原生态民间舞进行复制，进行原汁原味的传承；一部分人偏重创新，以“现代主义”的态度脱开“母体”，力创当代民间舞。为此，高度一方面认为应搞出一套“万能性”的、舍风格取性格和舍技巧取节奏的民间舞基本训练教材；一方面应开设民间舞动作分析课，这包括对民间舞原生态动作风格内涵的分析和对“学院派”民间舞程式化动律规律的分析。（注：参见高度：《当代民间舞教育批判》，载《舞蹈》，1996（4）；《中国民间舞动作分析课的开设》，载《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
演出《泱泱大歌》毕业晚会的“98届”毕业生是第五届民间舞本科毕业生，这台晚会的演出由广场形式、组合教学形式、艺术创作形式三部分构成，可以说是主持该班教学的赵铁春讲师对民间舞学科建设的探索触角。在他看来，原生态民间舞有其“自足性”的历史局限。这主要是由于民间舞艺人对地域文化的狭隘理解，对民间舞认识的随意性及个人的审美取向，导致了其自足自恋的个性。赵铁春认为，中国民间舞教学作为一个体系还不完善，还必须再走到民间挖掘、整理、提炼民间舞教材。他的“再走到民间”与高度的“再走回去”内涵不同，他是为了“完备体系”而高度是为了“原汁原味”。赵铁春认为，当我们认同中国民间舞历史积淀的“合理”，确信它生存于现在的“实在”意义，真正懂得它的历史、现实及其发展规律，完善自我，才能超越现在。（注：参见赵铁春：《中国民间舞：祈盼万众修补的万里长城》，载《舞蹈》，1997（2）。）
作为中国民间舞学科文化建设90年代的探索触角，我还想再提及一下这一学科带头人马力学教授当下的思考。在80年代主编《中国民间舞教材和教学法》后，他于90年代又对中国民间舞作为独立学科建设进行了思考。他认为，中国民间舞学科应由6门课程构成，即节奏律动训练课、技巧课、传统民族民间舞典型组合课、节（剧）目编排分析课、中国民族民间舞艺术美学、民俗与舞蹈。他认为，过去四十几年几代人完成了学科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教材，在实践过程中亦形成了以“动律线”为核心的教学理论。这第一期工程是以继承、保存和完善各族各地风格为中心的代表性训练模式，是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积累起来的。当前，应抓住深化教改的机遇，启动以完善自身体系为目标的民间舞学科建设的二期工程；其重点应是在“深化提炼”前提下的创造性、开拓性的发展，是把已积累的教材当素材，再作深层次的提炼和筛选，将其真正提炼成“少而精”的教材体系（注：参见马力学：《“龙族律动”的由来》，载《中国舞蹈教学参考资料》。）。
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间舞学科建设“探索触角”的分析，可以看到这一学科的关注点仍然是教材和教学方法的问题。对于教材建设，一种看法是“基本律动元素回到民间广场形式”；一种看法是“舍风格取性格舍技巧取节奏”；一种看法是“再行挖掘提炼完善教材体系”；一种看法是“把已有教材当素材进行深化提炼”。对于教学方法，一种看法是“学习律动元素和原始形式”；一种看法是“注重心态体验而非外部动律”；一种看法是“搞出‘万能’基训加强动作分析”……应当说，这些“探索触角”不仅都有合理因素而且互相之间并不截然排斥，对于中国民间舞学科的文化建设都是很宝贵的思想财富。
（三）学院的文化功能与学科的文化建设
“中国民间舞”作为一个学科的文化建设，有宝贵的历史经验积累，也有宝贵的现实进程思考。我们以为，思考中国民间舞学科的文化建设，不能脱离“学院的文化功能”这一宏观视野。一般认为，现代教育有5个基本功能，即教育的经济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在调整社会人才构成能。作为一所高等艺术院校，北京舞蹈学院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择、整理、传递和保存文化的功能；二是创造、更新文化的功能；三是吸收、融合世界先进文化的功能。应当说，这三个方面就北京舞蹈学院不同的学科而言是各有侧重的。中国民间舞学科应以“保存文化”为体，以“吸收文化”为用，然后实现文化的创造和更新。（图2—11）
图2—11 中国民间舞蹈创作作品《苗女》（赵士英 速写）
中国民间舞学科文化建设20世纪90年代的探索触角，是与当代文化开放性、多元化的发展分不开的，在文化开放的条件下，我们能否保持、怎样保持中国民间舞的整体性和文化传统，是这一学科文化建设首先必须回答的问题。对于“能否保持”，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其一，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来看，各民族都有强烈地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趋向。这是因为特有的文化不仅是相同民族互相认同、互相帮助的重要标志，而且是各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表现民族自我的重要标志，是形成一个民族自尊心、自豪感的重要精神力量。其二，从文化内容的构成看，各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是一个相互关联、紧密联系的一个系统。从价值观念、人生态度、社交活动、风俗习惯到思维方式、处世原则、审美趣味、伦理观念都是如此。这一网络系统使系统层面在协调动作中保持相对稳态的内质。但我们毕竟是在具有开放性和多元化发展的当代文化的视域中，我们不能不研究“怎样保持”的问题。
“怎样保持”作为学科文化建设的课题，首先必须着眼于课程体系。我们知道，课程是学校为了实现培养目标而规定的学习科目及其目的、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当代课程理论的发展，以美国教育学家布鲁纳和苏联教育家赞可夫的影响较大。布鲁纳主张按学科结构来编课程，认为学科的结构就是学科基本原理，掌握学科结构可以更好地理解学科，可以使知识迁移，举一反三。赞可夫则主张教学要使学生的一般发展取得尽可能大的成效，提出了有助于促进学生发展的5个教学原则，包括高难度进行教学、高速度进行教学、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使全班学生都得到发展等。应当说，这两种课程理论是可以互补的，它们实际上涉及的是教学中传授知识与发展智力的关系。研究者们认为，传授知识与发展智力两者之间具有统一性。知识是发展智力的基础，知识为智力活动提供了广阔的领域；智力发展又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条件，是开发新知识的工具。为了使知识传授达到促进智力发展的目的，一要重视学生学习内部动因的培养，这样才能引发学生积极的思考。二要传授给学生规律性的知识。只有这种知识才需要理性思维的形式。三要采用启发式教学，使学生处于对知识的追求状态。四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即有统一要求又能各得其所。
有了上述教学理论的学习与思考，我以为可以对中国民间舞学科建设的“探索触角”集思广益、求精排序了。首先，我们应从学科结构出发编排课程。这样，马力学教授关于“中国民间舞学科应由6门课程构成”的设想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当然，我们也可以重新审视学科结构和课程命名，比如“中国民间舞基础课”和“中国民间舞动作分析课”与那6门课程的关系。其次，我们应找到“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的课程结合点。事实上，在“基本律动元素回到民间广场形式”的教学中不能说没有智力的发展，而对原生态民间舞风格内涵和“学院派”民间舞动律规律的分析也不能说不依赖于知识的传授。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指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传统学科，智力的发展不应偏离知识的传授。因为没有这一学科知识的智力或毁灭这一学科知识的智力是无助于学科文化建设的。第三，我们应分析课程建设的轻重缓急、得失利弊。是如马力学所说“把已积累的教材当素材，再作深层次的提炼和筛选”，还是“重回民间”，再从素材建教材；就后者而言，又有高度“保护主义”和赵铁春“完备体系”的差异。从“保护主义”的立场看，当下的“重回山东”就有一定的意义；而从“完备体系”的立场看，则应“转战陕北”、旁搜苗傣。第四，我们还应认真思考剧目创作的价值取向。虽然吕艺生主张“寻找民间舞更本质的特色”而高度主张“脱开母体力创当代民间舞”，但我们不妨对北京舞蹈学院多年来与这一学科相关的创作加以排序：一是游开文的《玩灯人》和《苗女》，二是孙龙奎的《残春》和《娜琳达》，三是张继钢的《黄土黄》和《一个扭秧歌的人》，四是万素的《扇妞》和《新衣服旧衣服》……这其间似乎可以看到从“寻找民间舞更本质的特色”到“脱开母体力创当代民间舞”渐变的光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