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围剿”与反“围剿”
走下井冈山的毛泽东和朱德等人领导的红军日益壮大,还扩大了根据地。不仅在江西省,各地均发生了与此呼应的起义。看到这种情况,已将军阀战争告一段落的蒋介石,开始进攻红军的据点江西根据地即中央苏区,逐渐高涨起来的革命高潮面临着反革命的全面进攻。
蒋介石的进攻采取“围剿”根据地的形式,而反击它的红军则采取反“围剿”的形式。毛泽东后来指出,采取“围剿”与反“围剿”的形式,将在长时期内反复进行,这是国共内战的特点。[94]实际上,蒋介石的“围剿”共进行了五次,从1930年至1934年,前后历时五年。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作的词,从《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到《清平乐·会昌》四首,都以当时的战斗为题材。如果细分的话,《渔家傲》与后来的《菩萨蛮》、《清平乐》格调略有不同。可以说,它们不是毛泽东直接从军之作,但大体是延续从《西江月·井冈山》到后来充满战斗气息的作品。它们都是与红军一起在江西省和福建省的红土地上行军过程中产生的。
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围剿”,是在1930年10月,集结10万兵力,自11月上旬开始进攻。红军的兵力为4万人,按照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并不严重”。也许因为看穿了蒋介石未动用直系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而是使用所谓的杂牌军进攻红军,他企图坐收渔翁之利。针对蒋介石的“并进长追”战术,毛泽东采取的是“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歼灭敌人”的方针。
一开始,红军第一方面军在罗坊街,但像对樟树镇和临川之敌挑战似的,又突然出现在蜜蜂圩、崇仁和潭坊的敌人前面。在被诱之敌开始进攻后,红军则采取了“向心式退却”的战术南下,集结在黄阪、小布、砍柴冈一带待命。不久,敌人进入龙冈、源头、洛口、头阪一线,已经休息几天的红军决定向疲劳之敌发起进攻。据当时在军中的刘亚楼回忆,出击之前,毛泽东在小布附近的河原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举出六项必胜条件,大大鼓舞了士气。
六项中的第一条是根据地的军民一致,人民积极援助红军。他在其他地方讲过同一内容的话,其中展现了建立根据地的根本理念。第二条以下是讲战术:主动地选择有利的阵地,设下陷阱,把敌人关在里面打;可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分,一口一口吃掉;要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可以把敌人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再打;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之隙,加以打击。在这次大会上,除一般农民外,还有农民自卫军参加。据说,最后毛泽东带头高呼“打倒蒋介石”的口号,那声音“像万丈狂涛,震得山鸣谷应”。词中有“天兵怒气冲霄汉”一句,也许是他把这一情景记在了心中,脱口而出的吧。
部队出发是在12月27日半夜,首先去打谭道源师,人们挖战壕,埋伏在里面,冬天寒冷,冻得直打哆嗦。由于敌人没有出来,毛泽东便把目标改为龙冈,包围龙冈后筑起阵地,派出一部分红军和民兵作为诱饵,要求“只能败,不要胜”,把张辉瓒的军队引出龙冈。据当年16岁参加这支部队的士兵回忆说:我们刚与敌人接触,连长就命令“撤退”!连准备好的雪白大米饭和萝卜炖肉也没吃上就出发了,很是生气。但越过一个山头后,炊事员同样准备好了白米饭和萝卜炖肉。[95]要是能用白米饭和肉菜来诱敌,那可称得上是逍遥自在的战争了。30日早晨开始下雾和雨,山路很滑,但战士们边行军边唱着《国际歌》,据说歌声把枪声都淹没了。
下午4时发出总攻的信号,几百个冲锋号一起吹响,红军战士的喊杀声震撼着龙冈城。号称“扫荡”军、精锐的张辉瓒师的锐气被挫败,陷入了混乱状态,天黑前便结束了战斗。在灌木丛中躲藏的敌军师长把上衣换成了普通士兵服,尚未来得及换裤子,最后还是被认了出来。据说,被发现时,他脸色苍白,全身直哆嗦。这条裤子后来被送到第一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的战利品展览会上展出了[96],而抓获张辉瓒的欢呼声则被写到了这首词中。在这次战斗里,俘虏了敌军的两个主力旅和师部共9 000人,师长也一起当了俘虏。后来,毛泽东曾自豪地说:“一人一马也没让逃掉。”当时,AB团这个反革命组织在富田、东固、东韶街蛊惑群众。在群众的协助下,红军把能采取秘密行动的龙冈作为第一个打击目标,并取得了成功。在龙冈南面的兴国有红军的独立师,对这次作战也很有利。最后,向东韶街的敌人进行第二次打击,歼灭了半个师。经过五天的两次战斗,国民党军队撤退了。
这次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武装了过去扛梭标的战士,他们换上了步枪。红军还得到了无线电发报机,从此以后可以用无线电进行联络了。对待俘虏,是参加红军,还是回家,或者再回到国民党军队中去,都可以自由选择,但很多人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给回家的人发三块银元,还开了通行证。保卫根据地的农民对国民党军队入侵后干尽坏事很气愤,不愿让这些俘虏通过,甚至有人还把通行证给撕掉了。为此,红军战士护送俘虏到边界,并向农民做解释工作。[97]关于如何对待俘虏,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已制定了注意事项,并被严格遵守着。这一方针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也实行了,有不少日本士兵在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后,都亲身体验过这一方针。
蒋介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一个月的1931年2月,又发动了进攻。正如《渔家傲》里所说的“二十万军重入赣”,他集结了20万大军,并任命嫡系何应钦(贵州人,日本陆军士兵学校毕业,曾任中国台湾“国府战略顾问委员长”,1890年生)为总司令。同第一次一样,直系部队并没有出动,而动员了蔡廷锴(广东人,后在上海抵抗日军入侵,曾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892年生)和孙连仲等的部队去。
这次,迎击它的红军兵力略有减少,为3万人。但是,由于反动组织AB团已被肃清,所以在作战上比第一次更为有利。鉴于张辉瓒等长驱直入后失败的教训,何应钦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针。他以宁都为目标开始行动是4月上旬,兵分四路侵入,5月15日推进到江背洞、桥头江、沙溪镇、头阪一线。与上次一样,红军等待敌人摆脱阵地,采取运动战实行各个击破。他们把主力从边界线上撤下来,集结在广昌、瑞金、古龙冈一带,利用敌人未到的一段时间,边整顿部队加紧训练,边做农民的政治工作,争取在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展开军事行动。不久,敌人接近了,便决定把富田作为攻击的目标。不过,敌人构筑了坚固的阵地,所以在东固停止前进,等敌人从阵地出来,足足等了有25天。有人提出,敌人可能发现了,应该速战速决,但毛泽东没有改变原方针。
东固一带四面环山,西北方的九层岭和观音崖尤为险峻。越过后,北面便是富田。红军在东固周围构筑了工事,附近的地方党组织和民兵全体动员封锁道路,日夜警戒以防情报泄露。时值插秧季节,农民很忙。但在第一次反“围剿”时目睹了红军胜利场面的农民热情协助红军。集结在这小地域内的3万大军曾为粮食不足而烦恼,看到这些,农民们把自己的粮食拿了出来。红军帮助人手不足的农家,打山草,捞泥鳅,以补充粮食的不足,同时发起节约运动,例如一张纸分四次使用(用铅笔写,用毛笔写,在正面写,在背面写)。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未必仅局限于这些事情,却描绘了真实的情况。不久,敌人一部分转移,在右翼5公里处有郭华宗军,左翼20公里处有蔡廷锴军进入,形成夹攻的态势。有人批评说,没有发现这两支军队而接近王金钰军是“钻进了牛角尖”,但毛泽东没有改变方针。急不可待的敌人终于在第25天从阵地出击,红军设下的圈套成功了,总共歼灭两个师(共计11个团)。接着,立即向与福建交界的白沙、中村、广昌、建宁方向边战斗边闪电般的进军。正像《渔家傲》里说的那样,“七百里驱十五日”,5月16日至30日走过350公里,经过五次战斗,歼灭一个整师、五个师的各一部分,缴获步枪两万余枝。“痛快淋漓”是毛泽东当时的感想。
这之后的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的词中虽无描述,但作为参考也应该叙述一下。
在这两次失败以后,蒋介石亲自指挥,于1931年7月动员30万大军开始第三次“围剿”。在总司令蒋介石下面,分左、右两路,分别由何应钦、陈铭枢任司令,蒋与何在南昌。主力是直系的陈诚(浙江人,曾任中国台湾“国府副总统”,1898年生)等五个师,约10万人,实行“长驱直入”,企图把红军追歼到赣江东岸。
因为离上次反“围剿”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红军尚未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补充。红军在福建建宁动员了群众,可即使加上这些,主力部队也只有约3万人,是敌人的十分之一。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毛泽东率领驻在建宁、宁化间的部队向南方大迂回,把兵力集中到江西南部的兴国。敌人吃尽了苦头,寻找红军的踪影,最后发现红军已经向西转移,于是又调动主力追赶。可红军又突然东进,攻击了敌军守备薄弱的永丰县良村、宁都县黄陂,相继歼灭了两个师和一个旅(三战三捷)。发现红军已绕到背后的敌军又赶紧东进,集中兵力严密包围了黄陂。这时,红军派出小部队在敌人前方进行得意洋洋的假进攻,利用上了钩的敌人追击诱饵的间隙(这一个间隙只有10公里,红军在包围圈中的山中的裂缝秘密通过)返回了兴国县。等敌人发现,已是半个月之后的事了,红军已经得到充分的休息。敌人被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地拉来拉去,又受到革命根据地群众和红军的袭击,因而士气低落,粮食不足,9月开始退却。红军乘胜猛追,在老营盘和方石岭的两次战斗中获大胜,分别歼灭一个师和一个旅。在这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击溃了敌人7个师,歼灭17个团,俘虏两万余人,缴获枪支1.4万枝、迫击炮50门、子弹250万发。敌军发牢骚说:“剿匪是无期徒刑。”[98]
第四次“围剿”是从1932年6月开始的,蒋介石集中了90个师50万人。敌人避开直接进攻中央根据地,将其主力用于挤压武汉附近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和洪湖一带的红军(第三军)。这一地区的红军由于准备不足,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正面作战,陷入苦战,最后分别放弃根据地,转移到四川和贵州附近。接着,国民党军队集中主力向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央根据地进攻。武汉附近和洪湖的红军放弃根据地是共产党中央新的“左”倾政策造成的,这种政策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也实行了。党和军队的人事变动了,经济政策和劳动政策都有出现偏误的苗头。不过,毛泽东的影响很深,第一方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的战术是毛泽东制定的,不是党中央的决定。1933年2月至3月,红军共歼敌三个师,缴获枪支两万枝,粉碎了第四次“围剿”。第一方面军后来在江西省和浙江省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把中央根据地和福建境内的根据地连成了一片。在四川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从武汉附近转移出来的红军相继击败四川小军阀的结果。到1933年,全国红军有30万左右,党员也增至约3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