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以瑞金为中心

1.打圈战

毛泽东上井冈山不久，曾讲过这样一段话，大意是说：过去这个井冈山上有个土匪头子叫朱聋子，“军阀和反动政府围剿了他几十年，总是捉不到他。朱聋子说，他所以站得住脚，只有一条经验，就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现在我们要改他一句，叫：又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71］。根据这种战术，红军不仅在井冈山周围的农村建立了工农政权，而且1929年1月又在江西南部开辟了根据地，2月至10月三次进攻福建西部，与该地方的党组织合作在当地建立了根据地。

第4首《清平乐·蒋桂战争》和第5首《采桑子·重阳》，就是以这次进攻福建为背景的作品。

前一年7月，在平江起义的彭德怀（与毛泽东一样，生于湘潭县，抗美援朝时任志愿军司令员，1898年生）和黄公略［在《蝶恋花》（第8首）中可见其名，1898—1931］等占领了毛泽东上井冈山前活跃的浏阳、修水、铜鼓一带，建立了解放区。12月，彭德怀率部队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和朱德会师，这加强了进攻福建的力量。彭德怀作为留守部队坚守井冈山，但受到敌人21个团的攻击，在英勇奋战之后突破包围，途中继续战斗，又在瑞金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了。留在井冈山的红军家属和农民遭到屠杀，生还者受尽压迫和苦难，在一个有80人的村子里只活下来8个人。然而，在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以井冈山为中心的地区，红军和游击队5000人仍在继续开展顽强的斗争，捍卫井冈山的红旗。^［72］

毛泽东进攻福建是1929年1月、5月和10月，这是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统治阶层各军阀之间混战的间隙。军阀混战之一是“蒋桂战争”，“蒋”指蒋介石，“桂”指广西省，即以该省为地盘的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在1929年3月至4月进行的战争。1927年9月，武汉与南京的国民党合并，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感到威胁的各国，争先恐后承认了这个政府。因此，南京的国民政府基本上取得了代表中国的资格。不过，由于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的利害关系彼此冲突，它们扶植代表各自国家利益的军阀，试图用武力确保自己的利益。军阀又是封建势力和封建地主利益的代言人。这些更使统一后的国民党实质上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然而，为了争夺国民党这一正统的名义，合并后的次月，南京派的蒋介石、李宗仁与武汉派的汪精卫、唐生智之间又发生了战争。12月，广东军阀与广西军阀之间也发生了战争。翌年4月至5月，广西军阀、蒋介石、阎锡山（山西人，1883年生）、冯玉祥等联军与张作霖（奉天人，东北军阀，被日本军炸死，1875—1928）再次打起了仗。而在日本人帮助张作霖出兵山东以后，美国促使蒋介石与张作霖联合，在日本窥视的东北挂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表明张作霖接受了蒋介石的统治。于是，以前与蒋介石站在一起的广西军阀、阎锡山和冯玉祥等又举起了反蒋的叛旗。当时，毛泽东分析了这种变化的形势，作了如下阐述：“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蒋桂两派且在酝酿战争中。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73］

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蒋介石与桂系即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的联军之间的战争又起，后广西军阀战败，李、白回到桂林。这以后，在8月，蒋与阎、冯又发生战争，在1930年4月又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战争。此外，小军阀之间的混战也相继不断。据推测，在这些军阀混战中，战死者约50万人，百姓受害更为惨重。这些战争最后使具有中央政府这一正统名目并得到帝国主义和上海的浙江财阀支持的蒋介石取得了胜利。

在第一次进攻福建开始以前，毛泽东把干部召集在一起，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方针，他还亲自写了《红军第四军进军宣言》和《布告》。《布告》是由四字一句组成的顺口溜，毛泽东自己践行了红军除作战之外还要做宣传工作的规定。进军部队的军长是朱德，党代表是毛泽东。进军的路线是首先在井冈山的茨坪和东南山麓的小衡集结，然后沿大余、龙南、南定、吉潭、会昌、大柏地、宁都、东固、广昌、壬田、长汀，沿途经过数十次战斗，行程约数千华里。在长汀有一条河流过，即词中“红旗跃过”的“汀江”。毛泽东在井冈山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这里得到遵守并取得效果，赢得了群众的支持。这从敌军俘虏的口中得到了证实。^［74］

部队在长汀驻扎约二十天，打败了当地群众深恶痛绝的军阀军队之后入城，人心沸腾起来。

当人们亲眼看到，这些衣装褴褛得卸下武器就像“叫花子”似的红军，仍旧自觉遵守着买卖公平、借物归还、损坏东西必赔的严明纪律时，惊讶神奇的观念消除了，和我们更加亲近起来。尤其是穷苦群众，对红军亲热得简直就是一家人，都说：“红军才真正是咱穷人的队伍呀！”就连那些上层分子，这时也不得不赞叹着：“像这样秋毫无犯的军队，可真是少有。”……

第二天，我军把郭匪的全部物资和几家豪绅的财产，除留下小部分做部队供给外，其余全部分给了穷苦人民。宣传组的同志最忙，到处贴标语，组织小型讲演会，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全党代表和朱军长也亲自在南校场数千人的群众大会上，做了两次讲演。^［75］

一个月之后，红军又回到赣南，因为井冈山已经落入敌人手中，红军可能进驻了瑞金。

第二次是1929年5月，从江西瑞金和武阳附近进入福建。由于是在盛夏，士兵们非常疲劳。但由于在第一次进攻时群众对红军已有好感，所以“年轻人都争先恐后加入红军，老太婆烧香祈祷胜利”。在新泉休息一周后，到达龙岩西北约15公里的小池。龙岩、上杭、永定、长汀、武平各县曾去过广州农民讲习所接受训练的人，1926年以来一直在开展活动。当时处在国共合作时期，所以他们不仅宣传马克思主义，也宣传孙文的政策。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是，邓子恢（福建龙岩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1896年生）从江西回来后，重新开展农村工作，到8月形势好转，共产党员可以在各县加入国民党组织了。后来，国民党驻军换防了，由于新来的土匪出身的陈国辉对当地不熟悉，曾在政治上表示进步的态度，企图笼络人心，因此农民运动日益高涨。陈国辉于1928年与长汀、永定的军阀联合，并与大地主相勾结开始镇压农民，反而在各地引发了农民的起义和抵抗，各地建立了根据地和游击队。到1929年3月，红军打败长汀的军阀的消息传出以后，在龙岩很快贴出欢迎红军进军的标语，使陈国辉陷入不安。当时，在上杭的邓子恢立即去长汀，但红军已经返回了江西。为此，他写长信给毛泽东，要求再次出击。于是才有此次攻打龙岩的战斗。

到达小池的毛泽东与朱德，从邓子恢那里得到报告后便拟定作战计划。陈国辉在离龙岩5公里的龙门部署一个连的兵力，但被得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击敌人前哨”这一命令的红军士兵的气势压倒了，连上汽车的时间都没有，只顾逃跑。红军猛追猛打，很快便占领了龙岩市，立刻开展宣传工作。毛泽东在市内的中学发表了演讲。陈国辉当时正与广东军阀交战，没有足够的兵力对付红军。在他重整军力时，红军已经出发了，他们回到龙岩看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到7月，红军再次攻打龙岩，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苦战后取得了胜利。据说，没有刺刀和手榴弹的红军用枪托和石头进行战斗。这次胜利的结果是建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各地还成立了妇女会和少年先锋队等，并实行了土地改革。

打下龙岩后，邓子恢立即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根据闽西各地，主要是溪南里的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其中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分青苗，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肃反，赤卫队，少先队，革命委员会，苏维埃等问题。^［76］

从封建地主的手中没收土地平等地分给农民的土地改革，正像汉语中讲的“土地革命”一样，同时也是一场带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结婚、新的人际关系、新的社会风气的大革命。这些事情不是以命令和法律强制实施的，而是启发和组织农民和市民，靠群众自发的力量实现的。因此，情况正如《清平乐》里颂扬的那样——“真忙”。

第三次进军福建是在10月。虽说已是10月，可暑热尚未消除，忽而烈日当空照，忽而细雨淋身。毛泽东得了疟疾，病情严重，无法随军行动。红军部队在朱德军长的指挥下，从江西寻乌出发，经福建武平，到达上杭东北约25公里的白沙。

上杭是卢新铭长年盘踞的老巢，号称有一个旅（二千余人）固守。该城地形险要，城高墙厚，汀江由北环东而南，素有“铁城”之称，易守不易攻。自古以来群众流传着这样的话，说上杭南靠汀江，北有泥塘，东有战场无出路（有条河），西有出路无战场（小丘陵区）。^［77］

红军以各城门为目标发起进攻，在一城门前用高三丈的梯子向上爬，由于人多太重梯子折断了，红军苦战到最后。战斗从傍晚打到翌日黎明，除卢等数人逃走外全被歼灭，抓到千余名俘虏。

群众欢欣鼓舞，纷纷前来慰问。小伙子们踊跃参加红军。区、乡红色政权相继建立，打豪绅，分田地，热火朝天。这时，红军已经扩大到六七千人。^［78］

占领上杭以后，“毛泽东还患着严重的疟疾，用担架抬着来到城里，他在病床上指挥所有的政治工作，其中包括恢复各群众组织和成立上杭苏维埃”^［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