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从长沙到武汉

1.从长沙到武汉

从《沁园春·长沙》到第2首《菩萨蛮·黄鹤楼》的两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不定，十分复杂。不仅整个社会大动荡，而且在军阀、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部，也各自出现了矛盾和纠葛。作为社会上的大事件，首先应该举出“五卅事件”和“北伐”。在写《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的前后，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就总体而言，按照中国革命史的说法，中国革命蓬勃兴起与革命的惨重失败都在这两年间。如同《沁园春·长沙》总结了以前的生活一样，在《菩萨蛮·黄鹤楼》中，可以感觉到作者以这两年为背景，流露出对革命的深切感受。

正如1925年“五卅事件”所象征的那样，这一时期高涨的工人运动是惊人的。所谓“五卅事件”，是指日本资本家在上海经营的纺织厂发生纠纷时，他们向工人开了枪，由此引起工人的抗议运动和反帝运动。在英国统治的香港，十几万工人撤回了广州，使香港一时变成死港的“省港大罢工”，也是受“五卅事件”的影响。1925年，有组织的工人为54万人，翌年达到124万人。由此可见，中国工人的觉悟提高得多么迅速。

以这次“五卅事件”后的工人运动的高涨为基础，1925年7月在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以前称大元帅府），国民革命军又以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为核心诞生了。它们得到了“省港大罢工”的工人和被组织到广东省农民协会中的农民的支持。广东省农民协会会员也从1925年不到20万人，急剧增加到翌年的62万人。农民们组织起自卫军协助封锁香港，并为罢工中的工人提供资金。

另一方面，在北方，中华民国只是徒具形式，成立了执政府。直系（曹锟、吴佩孚）、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各军阀或联合或对立打内战。不过，由于受“五卅事件”后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属于直系的冯玉祥（安徽人，受孙文的影响，基督教徒，1882—1948）把自己的军队改称为国民军，并与奉系军阀合作大破直系军阀。段祺瑞（安徽人，1865—1936）在奉系军阀的支持下，在北京自称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并成立了执政府。段祺瑞对外实行屈从政策，对内镇压反帝运动，曾向北京的反帝游行队伍开枪，他的军队枪杀过四五十人。鲁迅把这一天叫做“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无花蔷薇之二》，收入《华盖集续编》）。那是1926年3月18日的事情。这一天，一起上街游行并负责指挥的李大钊也负了伤。由于国民军的出现，在中国北方发展起来的革命运动从此走向低潮。

与北方的停滞形势相反，南方的革命正迎来高涨时期。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出发开始“北伐”，试图讨伐北方的反动军阀，在中国建立起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北伐军总司令是蒋介石（浙江人，曾任台湾的“国民政府总统”，1887年生），但是他不仅把军队而且把国民政府支配的各省民政和财政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实现了军事独裁。孙文为同段祺瑞协商，去了北京，于1925年在那里病逝后，国民党右派企图赶走与之合作的共产党，另立国民党中央。因此，国民党左派于1926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继承孙文留下的政治遗产——国共合作。蒋介石此时还属于左派，他利用共产党的力量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可另一方面，他又巧妙地施展阴谋，实行排除中共势力的做法，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当时，周恩来也遭到逮捕）。毛泽东主张给予反击，但是陈独秀却一再妥协退让。“北伐”本身虽然有种种内部纠葛，但是前进是顺利的，罢工的工人发挥了运输队的作用。北伐军进入湖南省以后，毛泽东组织农民协会的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参加了战斗。此外，铁路工人破坏了铁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北伐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而在北伐军的内部，共产党员由于形成了核心力量，应该是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据说，特别是共产党员叶挺（1924年入党，抗日战争期间被蒋介石投入监狱，战后释放，在返回延安时，因飞机故障而死）率领的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的士兵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英勇善战，严守纪律，深得民心。国民党中央违背蒋介石的意愿，不是把南昌而是决心把叶挺部队警备的武汉作为新首都，这说明，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北伐”的真正功绩属于谁。

武汉也叫武汉三镇，它是武昌、汉口、汉阳三座城市的总称，在长江和汉水的汇合处，隔江紧密相连，现在已合并成武汉市。作为长江中游的大城市，那里除有美、英资本的烟草工厂和日本资本的纺织工厂以外，海关和邮政都在帝国主义的支配之下，所以在“五卅事件”时，这里的工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英国海军陆战队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还切断了租界的电源，乘着黑暗将尸体扔入江中。在决定武汉是新首都并召开庆祝北伐胜利的大会时，就在“五卅事件”的同一地点，英国水兵又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六十余人。对此，武汉政府立即接管了英租界。这反映了苏兆征（广东人，总工会执行委员长，1885—1929）、刘少奇领导的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

蒋介石与受到这一革命运动威胁的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在南昌和九江镇压共产党，其后又通过三次镇压把上海夺到手中，以此对迎接北伐军的当地工人进行了大规模屠杀。这就是“四一二政变”。之后，不仅在上海，而且在东南各省都发生了流血事件，广州也出现了屠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并号召全国讨伐蒋介石。然而，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封锁了武汉，使武汉的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动摇。在武汉政府的军队中，还出现了叛乱。而在长沙，许多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也被杀害。7月15日，武汉的汪精卫（名兆铭，原籍安徽，追随孙文从事革命，1940年与日本合作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病死于名古屋，1883—1944）一派决定赶走共产党，在进行了不亚于上海“四一二”的大镇压和大屠杀之后，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此结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

“五卅事件”时，毛泽东在湖南农村搞农民运动，他大概有如鱼得水的感觉。不久，因为有被捕的危险，他去了广州，担任国民党机关报《政治周报》的编辑。在1926年1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并成为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亲自拿起了教鞭。然而，在同年5月，蒋介石搞“党务整理案”，从中央各部长中排除共产党员。毛泽东转而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自12月开始用约两个月的时间考察了湖南各地的农民运动。北伐战争以后，高涨的革命空气充满了农村。据1926年4月统计，湖南省农民协会会员达518万人。而在考察途中，毛泽东在家里只待了三天。

出现在故乡韶山的毛泽东受到男女老少近千名群众的夹道欢迎，他们彼此坦率地交谈着。他在欢迎会上的讲话通俗易懂。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农民，记得毛泽东的谈话内容是：“世道变了呀！过去只有手推车，走路靠步行。但是现在已经有汽车了，早上从湘乡县去湘潭买肉，回来吃早饭都来得及。”他身着中式上衣，行李只有提篮和箱子，带着雨伞。他同农民边走边聊，遇到路上有杂草刺时，就用伞拨开让农民先走。^［45］长沙的欢迎会也是盛大的。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的考察报告是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它明快地揭示了被谣言和误解笼罩的农村斗争的真相和意义。从湖南省委员会的机关杂志《战士》连载这个《报告》，可以想象出《报告》是多么让人盼望的文章。反动派到处传播农民杀人放火的谣言，然而，实际上他们屠杀了大批农民和农民协会的干部。北伐战争初期，赞扬过农民参加北伐军的反动派，在农民斗争从1926年10月前后开始以不法地主和当地的封建富豪为对象之后，便集结力量进行攻击，各地均发生了殴打和杀害事件。毛泽东赞扬农民的革命行动“好得很”。他甚至说：“论功行赏，如果把完成民主革命的功绩作十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三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七分。”（这些话在《毛泽东选集》中被删去了。）党的机关杂志《向导》和汉口的《民国日报》中途停刊，大概也是因为毛泽东的明快评价与陈独秀的机会主义产生了冲突。1927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上没有了毛泽东的名字，似乎说明了这段时间的情况。当然，毛泽东提交大会的“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也被无视。不过，在前一年的12月，在他受欢迎的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农民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之一，就是成立全国农民协会，这在共产党代表大会召开的翌月在武汉被认可，毛泽东被选为主席。虽然受到党的主流力量的排斥和打击，但可以说，自下发展起来的实际运动与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为严厉批评采取错误路线的党中央主流派而写的。1927年5月，在长沙发生了反革命恐怖活动，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其后，在长沙秘密会见毛泽东的谢觉哉记得，毛泽东曾说“必须搞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他痛骂怀疑土地革命的同志是“黑眼晕”（“黑眼晕”是湖南方言，指一种头昏目眩要摔倒的疾病）。他写《菩萨蛮·黄鹤楼》这首词大约就是在这一时期。如果说长沙是他的青春之地，那么有黄鹤楼的武汉则是他的革命之地了。在革命与反革命对立达到极点的形势下，如何对待令人不快的党内斗争的问题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