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理解卢梭
卢梭去世后，理解他的努力持续不断。在史学界，1851年，莫兰（G.-H. Morin）寻找卢梭精神问题的起因，尤其是1766年英国之行后他的心理变化。1859年，梅西埃同情他的遭遇，“尿潴留起因于尿道炎，而非行为放荡”。1878年，布朗什（L. Blanc）说他是“令人悲叹的命运的玩物”。1909年，布弗诺瓦（H. Buffenoir）将卢梭的问题归咎于不正常的敏感，以及普世的同情破灭后的心理冲突。勒塞什（J.-L. Lecerche）说他的病态思想源自身心的不协调，“一味想象自己病了”。[133]在卢梭的传记作家里，拉马丁（A. Lamartine）说他天性良善，但疯癫让他怪异。勒梅特尔（Jules Lemaître）说他不邪恶，却是有罪之人，后来成了疯子。[134]这些分析缺乏医学根据，未深究思想与病痛、生存境遇的关系，又因研究者的思想倾向而难有共识。
因涉及病因学、症状学、精神病学，《忏悔录》是19世纪精神分析的文本，精神病学家参与其中。1802年，里什兰（A. Richerand）说卢梭的忧郁是疾病，不是特殊的禀赋，1821年，伊塔尔（J. Itard）注意到他在尚贝里时已有疑病症（Hypocondriaque），盖兰（J. Guislain）将病因归于从加尔文教改宗天主教时的精神冲击，布瑞尔（A. Bougeault）以为从自然意义上认识事物导致了精神问题的发作。[135]早期的精神分析缺乏实验理论，忽视身体症状，与当时的文学批评无根本区别。
生前，卢梭抱怨最多的是胃胀、尿潴留、肾绞痛等症状，外科医生随即介入，但他们很少思考卢梭精神的异常。夏特莱（A. Chatelain）根据解剖报告断定他的先天残疾（尿潴留）是想象的疾病，或神经质，庞塞（A. Poncet）和勒里什（R. Leriche）将神经衰弱和动脉硬化引起的早衰归因于尿路疾病。[136]20世纪初，艾洛叙（S. Elosu）仍从生理学的角度解释，“高血压、氮血症和慢性尿毒症是精神异常（受虐狂、精神衰弱、奔走狂）的原因”[137]。徒劳的纷争无益于寻求确定的答案，应对之策是追溯起源，对比病人陈述、舆论传言与现代医学研究，问一问卢梭是谁，去世后他如何以病痛之躯进入现代历史。
一、时代医学与误解的起源
疾病史是单向度的研究，论证思路可以是完整的，但人已作古，缺少临床证据，某一诊断即使有理有据，也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关于卢梭紫质症的诊断同样有不确定性，“他是病人”却是无疑的。2012年，时值卢梭三百年诞辰，尚贝里、里昂、格勒诺布尔、日内瓦等地的医院共同举办卢梭健康问题展览，包括症状综述，为他治疗的医生（Côme，Daran，Fizes，Frazan，Helvétius，Malouin，Morand，Tissot，Tronchin，Salomon）的相关信息，卢梭疾病史专家瓦克曼应邀做了报告。[138]
卢梭的病表现为身体和精神两方面，他只在意前者，诸如腹痛、呕吐、尿潴留、失眠等，生活中备受嘲讽，他却觉得自己禀赋善良、信仰真诚，只是风俗堕落与人世纷争使之心绪不宁。但在外界看来，1750年从他借助《论科学与艺术》进入文学共和国后，就精神异常：自相矛盾（自己写戏剧却反对日内瓦演戏剧）、哗众取宠（当众拒绝路易十五的年金）、奇装异服（1763年后穿亚美尼亚民族的长袍，便于导尿）、忘恩负义（背叛朋友，诬蔑帮他到英国避难的休谟）。
为什么卢梭与他的时代有这么多误解？18世纪，无人理解他的病，包括最好的医生。医学理论不统一，实验方法不系统，医生希望脱离宗教迷信，疾病分类法却不清晰，医学进展缓慢，皮内尔统计了19世纪初的疾病分类标准，有三类说、六类说、十六类说。[139]蒙彼利埃医学院（Faculté de médecine de Montpellier）的课程涉及病理学、生理学、外科学、保健学、化学、医用材料、医学文献。其中病理学分为人体器官与组织、传染病与营养缺乏、发烧与呼吸系统、急性病和慢性病、神经问题和精神问题，传染病包括痢疾、霍乱、天花、坏血病、鼠疫、腹痛、痱子、疮痂、风疹，而人体器官和组织方面分为生殖、肺部、内脏、呼吸、肠道、消化、心脏、眼睛，生殖系统包括普通病理学、女性生殖和性病学。现代医学知识体系初见眉目，但来蒙彼利埃医学院学习的人不多，根据1707—1789年的注册资料，年均入学不足四十人，休学率为10%～20%。[140]法国医学界有注重实验观察的愿望，博尔德（Bordeu）主张人的生命从属于自然规则，他的学生皮内尔将医学与自然科学并列，避免形而上学倾向，但神秘主义仍是主流，常用的治疗方法是放血、淋浴、通风和服鸦片。[141]1759年，特罗尚分析卢梭的病情，未发现病因，却开了一剂药方：
半斤白蜜，两品脱水，煮一小时，漂去泡沫，加两盎司压碎的茴香根，靠近火浸泡两小时，滤除液体，冷却后加一德拉马克的氯化铵溶液，每两小时服用一杯。[142]
这是18世纪典型的神秘主义药方，文辞里有科学雄心，也有敷衍与混沌，其中的氯化铵可利尿，缓解尿潴留，但对紫质症难有疗效。久治不愈，卢梭不再相信他的医术，斥之为江湖骗子。特罗尚针锋相对，说他是最危险的作家，“向人的心灵倾倒的毒药是如此隐秘，只能从他们读后的效果中才能觉察，他坏事干尽，还想做更多”[143]。他们相互指责，言辞激烈，不再有和解的可能。之后，卢梭求助于瑞士的第索医生。第索想摆脱怪诞的治疗法，提出现代医学的宣言“人的身体是医学研究的对象”，与神学争夺人的身体管辖权，但他的诊断仍旧有形而上学的风格。卢梭时常腹疼、胃胀，右侧更明显，第索断定肝脏为病灶，肠部病变是诱因，那是多发于18世纪的文人病，“文人久坐不动，下腹循环紊乱，遂引发身心病症，包括肾结石、消化不畅、发烧、神经问题等”。[144]
特罗尚和第索是欧洲名医，诊治依据不是科学理论，仅凭似是而非的经验，而庸医和骗子用神秘的手段牟利更使医学名声不正。勒格朗（Legrand）有治疗神秘疾病的药方，在法语报纸《阿姆斯特丹杂志》（Gazette d’Amsterdam）登广告，1717年七次，1719年九次。[145]与之相应的是批评医生的潮流，那是欧洲现代早期的风俗。1513年，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旅英期间致信坎特伯雷大主教，“我不得不与胆结石抗争，落到医生和药剂师手里，就落入了残酷贪婪者的魔掌”；在莫里哀的戏剧中，医生也不是救人危急的职业，“乱开药方，敲病人竹杠”；拉封丹在寓言诗里取笑大夫的医术，“经他治疗，病人重返大自然，付的诊费是生命”[146]。启蒙时代的画家布歇（F. Boucher）讽刺兜售万灵药的人，1748年12月，狄德罗在病痛中批评外科医生的糟糕医术，“放血法会加重病情”[147]。卢梭也曾斥责野蛮的放血疗法，1761年他差点搭上性命，在《忏悔录》中，他说医生是招摇过市的骗子，败坏风俗。18世纪晚期，梅西耶（L.-S. Mercier）仍然批评医生拙劣的医术与不良的品性，“草菅人命，只为图钱财”[148]。
卢梭因不明不白的症状处在世俗伦理与现代医学的边缘地带，日夜来袭的痛楚在外界看来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一个人本来性情沉郁，又遭逢不幸，言行更易偏离常理，他常说病发时疼得泪流满面，这是否言过其实？乔治三世发病时，疼得狂奔乱跳，宫廷医生维里斯将之绑在特制的椅子上，结结实实，动弹不得，罔顾一国君主的体面。[149]又据“紫质症基金会”的病人自述：瓦伦（Warren）说那疼痛像是尖刀穿过腹部，身体虚弱，不能说话；里昂十七岁时首次发作，就医几小时后，身体疼痛难以忍受，陷入幻想，医生要他描述感受，他说身体里有上千把烧红的刀；约翰逊（Charles Johnson）也说上千把带火的刀在腹部游离，医生切除了他的阑尾，可疼痛丝毫不减；布鲁诺（Ruth Bruno）感到腿和手臂刺痛，身体右侧抽疼，之后全身麻木，恶心呕吐，心跳过速，惶恐混乱；杜格尔（Richard Dugger）自童年起时常腹痛难忍，发作时犹如烧红的长矛刺过身体，灵魂像离开了肌肤，有时看不清东西，他的姐姐有同样的问题，多年虚弱不堪，却没有明确的诊断；布里奇一生有无法解释的症状，后背疼，腹部疼，说话急促不清，不能走路，他觉得那感受无法描述，来去捉摸不定。所以，卢梭病痛中的绝望是真实的，而非“说谎成癖”或“性情乖戾”。
革命前夕，法国精神病人增多，政府开设专门收治精神错乱者的疗养院。1785年，哥伦布（Marie de Sainte-Colombe）夫人成立圣·哥伦布矫正所（Maison de correction Sainte-Colombe），同年，杜布莱（Doublet）发表关于精神错乱的研究报告，之后这一问题被纳入现代医学领域。[150]革命时代，皮内尔负责照顾比塞特医院的精神病人，两百名患者之前接受的是粗鲁的治疗，他改用温和的精神疗法，隔离发作的病人，等亢奋过后辅以游戏、散步、阅读、谈话、听音乐、劳作和旅行，取代放血、催泻、监禁等手段。[151]总之，去掉锁链，同情病人，以坦诚的对话传递生活的希望。在疯癫医学化的进程里，萨德有独特的意义，他的恶行最初被人看作是疯癫，这意味着疯癫处在道德领域与医学领域的边界上，更倾向于道德评判的领域。19世纪初，情况有所改变，疯癫开始倾向于医学领域。1803—1814年，萨德被关押在夏朗东医院（Hospice de Charenton），一个囚禁精神问题者的地方。1808年8月2日，该院院长克拉尔（A. A. Royer-Collard）致信警察部长，抗议政府将萨德关押于此：“夏朗东有一个人，他的放肆与不道德行为使之恶名远扬，他的出现引起极大麻烦，我知道他是《朱斯蒂娜》（Justine，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的作者，这个人精神没有失常，他的癫狂是恶的发作……有人冒冒失失地在这里建了一座剧院，要给疯子演戏，却不考虑混乱的场景对其想象力的可怕后果，萨德是剧院的负责人，他指定上演剧目，分配角色，负责排练……我希望阁下将萨德先生羁押在其他地方，而不是夏朗东。”[152]克拉尔以“邪恶不同于疯癫”为由未能将萨德驱离夏朗东，但在现代知识领域里，这一论断说明疯癫向医学化又近了一步，即邪恶是伦理问题，但疯癫不是伦理问题。
疯癫进入现代医学知识体系之前，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先是驱赶，但游荡中他们仍是社会的威胁，于是将之囚禁，铁链锁手脚。[153]野蛮的治疗方式暗示疯癫受世俗伦理排斥，不是纯粹的医学问题，卢梭曾被人斥为疯子，但那不是现代医学称谓，而是道德谴责。在滥用道德评价的时代，他的病得不到治疗，反而被曲解，伏尔泰谣传他有性病，遗弃亲生的孩子。“自15世纪末，性病像有遗产继承权似的接替了麻风病，被置于排斥性的道德空间，受到一整套的道德判断。”[154]此类的疾病与放荡的生活相关，难以治愈，受世俗伦理审判：病人是美德的背叛者，要受惩罚。那时，肆虐的梅毒加剧了民众的恐慌，因为那是品性堕落的标识，甚至是民族间相互诋毁的口实，英国人将梅毒讥讽为“法国天花”（Fench Pox），法国人称之为“日耳曼病”（Morbus germanicus）。[155]横遭无端指责，卢梭只能辩解，在遗嘱和晚年自传中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端正名声，但在动荡的风俗中，一个人的声音微乎其微。
二、自我理解的偏差
在流言、嘲讽与混沌中，卢梭对病痛有所曲解。1749年10月，他到巴黎东郊的文森城堡看望因《盲人书简》被囚禁的狄德罗，边走边读《法国信使报》上第戎科学院的征文启事：科学与艺术是否有助于净化风俗？[156]天气炎热，他躺在路边的橡树下休息，一个迷幻的场景出现了：
突然间，我感到灵魂被上千道光照亮，无数思想强有力却混沌地袭来，把我抛进难以言表的不安，头晕目眩，酒醉一般，心剧烈跳动，胸膛受压迫，喘不过气，走路时呼吸不均，倒在路边的树下，之后半个小时狂躁。起身时，衣衫正面为泪水湿透，我却不知流过泪……树下的一刻钟里，那么多伟大的真理启发了我，其中的精华散见于三部著述：《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爱弥儿》……几乎是在无意间，我成了作家。[157]
这是现代学术界所谓的“文森之象”（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卢梭在致马勒泽尔布的第二封信、《忏悔录》第八章和《卢梭评判让-雅克》中提到这个神启般的场景，他由此踏上启蒙之路，影响了时代的写作风格，被视为浪漫主义鼻祖。19世纪，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等地浪漫派的传记里有思想刹那间开明的场景，类似于宗教界的顿悟，“赋有灵性的眼睛突然睁开，发现了自我，以及自我和世界的关系”[158]。
“文森之象”的魅力持续了两个世纪，一直被视为进入精神世界难得的路径。20世纪初，医学界重新思考卢梭的身心关系，朗松质疑这个场景的传奇性，“那更像是模糊不规范的沉思”[159]。罗曼·罗兰赞同艾洛叙医生的诊断，即卢梭患有膀胱炎，并据此推断“文森之象”是膀胱炎发作时的病态心理，但罗兰未怀疑卢梭的神圣感，“天才降临其身，违背他的意志，使之陷入悲剧性的精神错乱”[160]。当代学者加里尼（Galliani）从圣经解释学的角度理解：《忏悔录》第八章如此叙述，是因为耶稣死后第八天复活，数字八意味着末日审判与灵魂重生，“树”在犹太教和基督教中象征永恒的生命，“书”象征真理与启示，“旅行”为的是寻求真理，“光”意味着来自上帝的祝福。[161]似是而非的推理是现代解释学的短处。历史文本中的蛛丝马迹说明“文森之象”源于卢梭的夸大或曲解。早在1748年，病痛时常发作，8月26日，他向华伦夫人诉说难忍的苦楚：
给您写上一封信时身体两度发病，先是肾绞痛、体内燥热、尿潴留，淋浴和利尿剂减轻了病情，但排尿依旧困难，肾结石落到尿道里……最近上腹疼痛，伴有呕吐。[162]
1749年年初，他的健康依旧坏，一个多月没力气写信。[163]《忏悔录》透露了当时的情况：“狄德罗被捕后，我在酷热中常跑到文森城堡，结果受了热，得了强烈的肾绞痛，此后我没能恢复以前的健康。”[164]关于卢梭对炎热天气的描述，加里尼认为“热”不是指天气，而是逻辑的需要，去除后不影响这一图景的完整意义。[165]参考医学研究，“天热”是解释卢梭问题的关键，当时已十月，巴黎天气转凉，他强调眩晕与炎热的关系，不妥。1748年8月至1759年4月是卢梭病情的第二发作期，1749年10月的“文森之象”不排除是紫质症急性发作时的体内燥热，那时完成的《新爱洛漪丝》有类似的感受：“天上的火不比你吻我时的火更热烈，在美妙接触时，我身体的所有部分结合在一起，火与嘴里的灼热叹息一同爆发……致命时刻之后发生了什么，我几乎全然不知……它们太过激烈，燃烧到骨髓，让我疯狂。”[166]之后，他的症状未消失，1765年11月5日，途经斯特拉斯堡去巴黎的路上病情发作，他致信培鲁时提及发烧和内脏灼热的问题，以至于不能行路。[167]
撰写《论科学与艺术》时，卢梭为《艺术与科学大辞典》（Grand Dictionnaire des Arts et des Sciences）撰写词条，这为他批判现代科学、赞美古代风俗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对于身体感受，他从宗教信仰，而不是从医学角度解释，塑造了一个宗教启示的场景，虽是现代思想史上的神话，却无意间发现了“我”，一个现代意义的主体人格，“它在古代感伤诗里偶尔出现，中世纪到18世纪中期几乎无人问津”[168]。
《新爱洛漪丝》是一部让18世纪的读者潸然泪下的小说，女主角茱丽以忠诚与率真应对不如意的婚姻，由善良姑娘变为有美德的女性，能否从中发现卢梭的病痛与思想的关系？1764年9月，卢梭和来访的客人亲岑多夫（Zinzendorf）谈及这部作品，强调那就是他的故事。[169]《新爱洛漪丝》有三个主题：美德、爱情和病痛。写作的两年（1756—1757年），卢梭沉浸于这样的语境，他的心情如此，与友人的通信也如此。那时，他住在沙尔麦特（Chevrette）的退隐庐，与乌德托夫人往来频繁：“我形单影只，意志消沉，长期遭受折磨的心渴望慰藉，我在她那里找到了。”[170]现实感受是卢梭描述茱丽与圣普栾相互爱慕的灵感，1757年年初到1758年3月，他时常给乌德托夫人写信：
病痛和忧愁使我衰亡。即使精疲力竭，我的心里依旧想念您，想念的只有您。我应给您写信，可信里满是忧伤。您一定知道我那致命的激情，苏菲，我会在激情中死去……如果我看到您变得脆弱，我立刻会经受不住。[171]
1757年11月的一封信里有这样的表述：“再见了，可爱又亲切的朋友，我的笔竟敢这样称呼您，我的嘴唇、我的心灵竟敢这样说，真是快乐，真是自豪！”[172]所以，卢梭的书信与《新爱洛漪丝》风格一致，坦诚热烈，触动人的心灵，在理性日益横行、情感淡漠的时代，这是开拓性的风格。
书信段落能融入作品，病发时的痛苦也常进入文辞。1757年，卢梭身体虚弱，心情悲观（参见附录，1757年的病情），描述《新爱洛漪丝》里的圣普栾的感受时，卢梭写道：“您的手刚落到我身上，一阵战栗袭来，使我发烧甚至昏迷，什么都看不见，什么也感觉不到，在那精神错乱的时刻，我能说什么，能做什么？”紫质症发作时，视力模糊、意识混乱是常见症状，还有体重下降和烧灼感，圣普栾常觉得“火在血管里流动，不能缓解，人在痛苦中憔悴，自己是季节的玩物，太阳或云雾、阴天晴天都能操纵他的命运”[173]。卢梭害怕严寒，1757年秋末冬初，病情反复，他担心“看不到来年的春天”，1758年3月留下遗嘱。[174]《新爱洛漪丝》还提到皮肤问题，“那些你认为是疤的，实际上是很快消失的红斑”[175]。紫质症患者在阳光照射后常有此类症状。
同样是在这部作品，卢梭对自杀的态度与众不同。中世纪，教会法规不许自杀，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但丁构想的地狱的第七层是收押对自己施加暴力的人，他们同样受世俗伦理的谴责，世俗法律会严厉制裁，“毫不顾全自杀者的体面，在街上拖来拖去，羞辱他，将他的财产充公”[176]。生命是上帝赋予的，个人无权支配，卢梭不以为然：“我们抛下躯体时，只是扔掉一件不方便的衣服，用得着大喊大叫？”[177]圣普栾是一个屡次思考生死问题的病人，他忍受的痛苦与紫质症患者相似，不由让人想：卢梭为何如此关注疾病，描写得那么真切？
作者与他塑造的人物息息相通，这是卢梭对僵化语境与说教式写作的革新。之前的神学传统与古典主义时代，作者多隐藏起来，文字里即使有酸甜苦辣，却是虚构的感受。广而言之，在卢梭的其他作品里，身体话语也时隐时现。所谓身体话语，是描述身体感受（疼痛、呕吐、燥热）的同时阐述思想，赋之以反思或批判的内涵。病痛发作时，身心分离的意象一次次出现，《忏悔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漫步遐想录》遍布对身心之苦的诉说，由此造就了浪漫派卢梭。健康时，身体话语减弱或消失，卢梭更关注外部世界，1758—1762年，他住在卢森堡公爵位于巴黎北郊蒙莫朗西的寓所，生活无忧，健康好转，浪漫的心情油然而生，“自去年到现在（1759年11月），我未曾抱怨健康，身体状况着实不错”[178]。1760年冬，病情未发作，他盼望天气转暖后去旅行。[179]那时，他写信多，语气和缓，充满希望，《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在平静中完成，论证严谨，是启蒙风格。
卢梭的宗教观素来是为人所热议的话题。他生于信仰加尔文教的日内瓦，后在意大利都灵迫于生计改宗天主教，1754年回日内瓦时又转向加尔文教。这就让人迷惑：他究竟信不信上帝，他是新教徒还是旧教徒？1764年冬，博斯韦尔旅行途中拜访过卢梭，交谈时得知他的游移，随即有疑问，卢梭说他仍是基督徒。[180]1767年5月，《瑞士报》刊登日内瓦人勒盖特（Requete）为舒瓦瑟尔（Etienne François de Choiseul）公爵写的诗歌：
我的同胞让-雅克，
作为人并不贤明，
献给公众几部著作，
他不是基督徒，
尽管他说自己是。[181]
卢梭不说自己是无神论者，常以基督徒的身份阐述宗教问题。1769年，他与弗朗科耶尔（Franquières）谈及上帝的启示：“我相信上帝对世人的启示已经很多，倘若有人还未认识到上帝的力量，或是因为他不想认识，或是不需要。”同样在这封信里，他又质疑上帝的绝对权威：“我信仰上帝，却不以为人人要如此，我不知道上帝为什么非要向我们展示他的存在。”[182]所以，卢梭的信仰不是简单的问题，他不只是在旧教与新教之间变换，还有从敬畏上帝到质疑上帝，从信仰天国到关注尘世历史的不同。这与启蒙时代信仰的衰落有关，又是否关乎身心病痛？
1735年，卢梭信仰天主教的上帝，将身体之苦视作为灵魂赎罪：“现在极度虚弱，没有人比我忍受的残疾更多，我心中有那么多罪恶要纠正。”[183]之后，他的原罪与救赎观念有所变化，1758年致信维尔纳（Vernes）神父：“我受了那么多折磨，灵魂若不能永生，上帝就不公正。”[184]18世纪中期，卢梭进入文学共和国时认同蒙田的“野蛮人是善良的”观点，并参考沙尔勒瓦（Charlevoix）、拉菲陶（Lafitau）编写的远方游记和塔西陀、普鲁塔克的古代善政与美德故事，构想了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这意味着他远离了信仰语境中的创世与原罪观，尘世理想取代了伊甸园的传说。此外，他在书信中多次提及身心矛盾，“肉体是自由精神的累赘”[185]。一般而言，对上帝的信仰与对尘世欢乐的追逐是矛盾的，灵魂要摆脱肉身的束缚，去追求至善。他说要卸下肉身的重担，那是源于病痛折磨的灵肉之争，而非宗教意义的欲望与信仰之争。
卢梭的遗嘱暗示宗教观的改变，第一份写于1737年6月27日，他与华伦夫人住在尚贝里，做化学实验时，装着雌黄与石灰的瓶子爆炸，卢梭受伤，神父以为他当天会去世，于是让他口述遗嘱。第二份写于1763年1月29日，1762—1763年冬天，他与伴侣特蕾兹在莫第埃避难，天气严寒，病痛发作，自觉不久于人世。[186]心情不好，易怒，此时写的四封信有许多错误表述或模糊之处，也不再渴慕天国的荣耀。[187]另有1758年3月的遗嘱，只涉及财产分配问题。现存于柏林皇家图书馆的1771年遗嘱通常称为“文学遗嘱”，是一个现代人对文字生涯的总结，包括他所受的赞赏与迫害，不忘批评坏医术。[188]该遗嘱的真伪尚存争议，冉森（Jansen）和戈雅（Schultz-Gora）认为那是卢梭写的，但杜福尔（T. Dufour）、里特（E. Ritter）和布弗诺瓦（H. Buffenoir）认为是伪作，卢梭家谱学者里特推测出自律师马尚（Marchand）之手。[189]鉴于此，本书不对其做疾病与信仰关系的分析。
在1737年遗嘱中，卢梭向上帝说明发生的事故，神父根据天主教仪礼将十字架放在他的身上，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义祈求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入天堂，这是天主教会的临终礼。[190]1763年的遗嘱未提上帝，他也不再渴望救赎，如实叙述病情，希望由医生解剖遗体，证明他没有感染性病。天主教会不支持人体解剖学，因为人体生理与《圣经·创世纪》的叙述矛盾。在日内瓦改革的加尔文抵制人体科学，1553年，他将持异见、主张血液循环理论的塞尔维特（Servetus）处以火刑。卢梭践行现代学者喻世的职责，是公共事务的评判家，又在报刊舆论中发现了现代意义的读者，尊重他们的趣味，渴求他们的理解。从渴望灵魂救赎转变为关注尘世的名声，是因为他无法承受屡次发作的病痛，所以对天国不再有寄托。
信仰混乱，不唯卢梭如此。18世纪是从中世纪向现代无神论过渡的时代，启蒙哲学家有了符合个体知识体系的信仰。伏尔泰在《风俗论》第一章不再讲述上帝创造万物的故事，而是写了中华文明，否定天主教的世界观；狄德罗创作《修女》，讽刺教会生活的丑陋；霍尔巴赫的《健全的思想》倡导的是无神论，“有必要检验宗教，置之于理性法庭，在理智健全的人看来，那只是一堆谬论、没有条理的寓言、荒诞的教条、幼稚的仪式，是从迦勒底、埃及、腓尼基、希腊、罗马那里借来的概念”[191]。人的生命意义在于尘世功业，不是对天堂的幻想与对地狱的恐惧，这就符合卡西尔所谓的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宗教观，以及梅尼克（F. Meinecke）的“现代历史主义”，即现代人的主体精神觉醒，要在世俗历史而非神的历史中寻找生命的依靠。
卢梭多次提到对生活在孤儿院的五个孩子的愧疚（生于1746年、1747年、1748年、1751年、1752年），他的论敌愿意提及此事，以之为“复仇的方式”，1786年7月，《秘密回忆报》（Mémoires Secrètes）说他精神错乱才至于此。[192]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讽刺他薄情寡义，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怀疑卢梭人道主义的真诚，现代读者在自由谈中不时有否定性的疑问：他是因为信奉柏拉图的理想国才把孩子送入孤儿院？偶有为之辩护的声音，1789年，伯维尔伯爵（Barruel-Beauvert）说那是迫不得已，“他拿什么养他们……他们忘记父亲，却学会谋生的本领”[193]。但这样想的人不多，认同者寥寥。1751年4月20日，卢梭致信弗兰克里（Francueil）夫人，否定了柏拉图所谓的“每个孩子都在共和国中成长，不识父母”的观点，又言及丢弃孩子的实情：
我每天在痛苦中挣些生活资养，无力养活一家人。孩子们在孤儿院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但身体是健壮的；没有多余的食物，温饱不是问题；不会成为高贵的人，当个农民也不错。[194]
1761年6月12日，他与卢森堡公爵夫人谈及此事：
五个孩子都被送到了孤儿院，那时不曾想有一天去找回他们，甚至没记住他们的出生日期，近年来，疏忽引起的悔恨让我无法平静。[195]
病痛让卢梭无力承担父亲的责任，他宁愿孩子们健康成长，不愿他们在父亲身边挨饿。卢梭懂得为父之道，晚年忆及旧事恨不由而生，1770年2月又念及五个孩子：“上帝，如果他们有我一样的遭遇，命运将如何，会是怎样的人？工人或农民，在默默无闻中平静地过日子？”[196]在误解与嘲讽中，卢梭日益孤立，他已不认识街谈巷议里的那个人，于是断言世界上有两个卢梭：
我的书在欧洲城市里都能找到，它们的作者却生活在森林里。所有人读我的书，批判我，谈论我，我却不在场……一个卢梭出现在上流社会，另一个却在隐居，两个卢梭没有相似处。[197]
现代人政治身份的基础包括公正的法律、健全的制度、独立的私人空间、相互信任的公共交往、情感与理智的平衡，以及具有道德关怀的医疗体系。18世纪的法国，很少人有独立身份，权力说教和道德说教不断地否定个体的政治实践力。制度缺陷之外，疾病也会消解人的身份，落后的医学将病人推向道德评判领域，他的人格备受质疑，而流言喜欢这样的人格，怎么说都有人信，若遇到驳斥，它的形体更庞大，嗓门更嘹亮，受流言中伤的人开始变形，情感与理性各自走向极端。
青年卢梭在文学共和国里谋生，功成名就后在生命意义和政治意义上却没有独立的身份。中年卢梭在教权与君权之外寻求自我评判的力量，却因反复的病痛游离于科学、伦理与信仰交错的晦暗地带，像是意见王国里的流浪汉，自己的影子一个又一个，他都不认识，而别人以为那就是他。晚年卢梭要在现代历史意识中维护他的名誉权，不理会同代人的舆论，但他的意图为后代人的猜疑所冲散，寻找母爱的动机被视为心理病态，于是他抗争，他诉说，在孤独中创造了现代性批判的风格。一个人生前不被理解，去世后进入现代意识形态，误解更多。他的健康问题超越了时代医学的解释力，在不完备的医学体系里，寻求确定因果关系的雄心走入迷途，迷信荒诞、道德评价趁机蛊惑，病人的处境更糟。现代医学能够诊断紫质症，患者不再受非议，不再背负伦理的重担，而是躺在床上接受治疗，反复发作的病痛不再有末日审判的寓意，病人的精神却在科学面前沉寂，那个神秘的思想空间也消失了。
三、病痛与卢梭的历史境遇
1766年英国之行后，卢梭是承受病痛的贫苦者，但在公共空间里他是疯子，忘恩负义，哗众取宠。两个形象从没有过重合，卢梭以为后一个形象是假的，却难以纠正。去世后，他在思想界留下三个复杂的论题：卢梭与启蒙、革命和浪漫主义的关系。
关于卢梭与启蒙，他是启蒙的，反启蒙的，还是启蒙的自我批判？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将启蒙视为人在理性的引导下发现真理的过程，卢梭的契约精神和个人主义符合这一解释，所以他是启蒙思想家，“与18世纪的思想运动有彻底的融通”[198]。格拉尔（Garrard）提出反启蒙的观点：1758年卢梭发表《致达朗贝尔的信》，驳斥在日内瓦建剧场，他对启蒙界的批判演变为公开论战；与休谟争执后又因为对文学共和国的背叛被哲学家斥为疯子，所以他是反启蒙的。[199]“启蒙的自我批判”来自胡里昂（Hulliung），他不像卡西尔那样将启蒙看作系统的精神体系，而是认同文化史家盖伊（Peter Gay）的观点，即启蒙时代致力于发掘现代问题，像其他时代一样也不具备思想的一致性；相反，混乱与模糊是它的特点，“启蒙首先展示自然法，最后过渡到功利道德，它以理性开篇，却以眼泪与多愁善感落幕”[200]。卢梭的风格有普遍性，是启蒙精神的自我批判。
三种看法，哪个更有道理？卢梭与启蒙的关系既关乎身心疾病，又有古今之争的渊源。健康时好时坏，导尿的难堪使之不便在公共场合久留。1752年10月18日，《乡村卜师》在枫丹白露宫演出后，他拒绝路易十五的会见和年金，趁夜色逃离。根据卢梭自述，他离群寡居，是因为病了，“如果健康，也乐于参加沙龙聚会，在讨论中扮演为公众利益思考的角色”[201]。既然难在文学共和国维持“公民”身份，他开始向往隐居生活，写作风格偏离了启蒙的体系精神与进步观念。对于英国之行，他有隐居之意，没想到陷入了纠纷，公共舆论对之褒贬不一，“像一场欧洲范围的战争”[202]。这更坚定了他退出文学共和国的意图，一度放弃写作，与外界断绝联系，专心于植物标本。1767年回国后，他改姓勒努（Renou），退出文学公共领域，“一个公开批判的练习场所”[203]。其他人与时代精神没有这样的决裂，卢梭的行为更加让人不解。
在古今之争的意义上，卢梭与启蒙的主调不同。17世纪末，法国知识界有一场古代与现代孰优孰劣的争论。在诗歌与艺术上，古派以为现代人无法超越古代人，今派坚持现代科学远胜于古代。[204]得益于科学与商业的进展，今派获胜，那是法国启蒙的先声，多数启蒙思想家亲近自然、鼓励发展科学与商业，呼吁独立人格。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序言》中阐述启蒙精神的主旨，“丢弃神学思辨，不再模仿古人，促进农学、医学、光学等实验科学，塑造健全的精神”；他觉得卢梭抨击科学与艺术，是因为混淆了科学精神的培育与滥用的区别，“真正的科学艺术有助于改良风俗”[205]。卢梭强调科学艺术对美德之害，批评今派哲学家拉莫特（La Motte）和特拉松神父（Terrasson）的浅薄。拉莫特不懂希腊语，却能写出优美的法语作品，“在诗歌、寓言、悲剧、芭蕾舞剧方面有杰作，以人的理性为思考基础，融合笛卡尔哲学与当时普遍流行的观念”[206]。特拉松神父也不懂希腊语，他以为笛卡尔的方法就是一切，“希腊人知道如何说话，拉丁人知道如何思考，但法国人知道如何推理”；1715年，他在《〈伊利亚德〉的批判》里历数《荷马史诗》的不实之处。[207]卢梭反其道而行，他赞赏古派学者费纳隆（Fénelon），希望从古代共和国中寻找教化现代风俗的良策，不同于启蒙思想家所坚持的知识从实践中来，以科学塑造现代人格的要求。
持续的病痛和坏医术导致卢梭的伦理身份不确定，追慕古代的文风使之难以融入厚今风格的启蒙世界，这是他批判时代风俗的原因，并非像卡西尔所坚持的“推理方法造成了卢梭与文人的决裂”。1766年后，卢梭着力撰写注重个体情感、迷恋乡村、疏远社会的自传，与启蒙时代的理性信仰、体系精神和进步观念有背离。批判时代风俗，向往独处的生活，个体因厌恶社会而退隐是对集体启蒙场景的否定。但卢梭与启蒙的疏远不同于天主教会对启蒙精神的压制，诸如1758年巴黎大主教博蒙（Beaumont）、高等法院和索邦神学院对《论精神》的作者爱尔维修的严厉谴责。与嘲讽启蒙的文人也不一样，1760年，维护古典主义品位、轻视启蒙风格的帕里索（Palissot）创作了讽刺戏剧《哲学家》。其中有一个四脚走路、吃莴苣叶的克里斯潘（Crispin），讽刺卢梭的原始风俗观念，说他是“猩猩一样的野蛮人”，伏尔泰、格里姆、爱尔维修、狄德罗、杜克洛（Duclos）都是骗子，“统帅着炫耀的言辞，伺机利用慵懒轻信的贵夫人”[208]。
卢梭与18世纪后期住在巴黎顶楼和聚集于伦敦格拉布（Grub）街的失意者对启蒙精神的攻击更不一样。狄德罗描述过一个顶楼文人的愤怒与麻木：“正直的人不快活，快活的人不正直，各阶层相互吞噬，他见惯了荒唐，每当夜里回顶楼，爬上床铺，伤心地蜷缩在毡子下，胸部收紧，呼吸困难，只是微弱的叹息，几乎没人听得到。”[209]格拉布街位于伦敦城区，到处是声名拙劣的小旅馆，寄居了出身寒微、为钱写作的笔墨客，18世纪初他们被称为“格拉布人”（Grubeans），散布虚假信息，煽动民众动乱。[210]1755年，约翰逊博士在其编纂的《英语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中将微不足道的作品称为“grubstreet”[211]。这些人生活艰难，在没落的风俗里无从实践理想，他们反启蒙的论调里有对社会不公的愤怒，可有时言行虚晃，为抚慰激烈的情感不惜歪曲事实。
卢梭对新的时代精神始终有温情的关怀，1771年完成了有启蒙政治理想的《关于波兰政府的思考》，平生喜爱植物分类学，植物叶子与花的形状接近自然秩序，这门科学寄托着启蒙的探索精神和现代秩序感。卢梭对于启蒙是内部的批判，与意大利思想家维柯相似。由于倡导新思想的人不一定公正，维柯提防那些带着浮华的知识加入文学共同体的人，“观察他们，看他们怎样庄严实践那个社会的法”[212]。只是病痛让卢梭感受到不为常人注意的风俗流弊，诸如以讹传讹、滥用道德评价等，他的批判更具锋芒，斥责现代文明的野蛮化，他的视野是超越时代的。启蒙经科学实践、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知识商品化之后才是现代性批判的阶段，文明的野蛮化是现代性批判的主题，全面怀疑启蒙精神。而卢梭在启蒙由实践体系走向形而上学的阶段就致力于此，容易引起争议。
18世纪是科学革命的时代，是驱赶迷信鬼魅，回归真实的时代。但乐观中有不确定，致力于开拓现代事业的人受教条主义的阻挠，而他们自己有时也会在现代的路上走丢，打碎了旧教条的新观念随之变作控制一切的新教条。狄德罗与卢梭有仇怨，对于时代精神的缺点却有相似的见解：
理智有它的偏见，感觉有它的不确定性，记忆有它的限度，想象有它的朦胧，工具有它的不完善，现象是无限的，原因是隐蔽的，形式也许变化无常，我们面临很多障碍，自然又从外面与我们对立，实验很迟缓，思考很受限制，哲学想用来推动世界的正是这样的途径。[213]
关于卢梭与法国革命的关系，1789年前《社会契约论》发行量不多，尤其与畅销书《新爱洛漪丝》相比。之后截然不同，《社会契约论》是“革命圣经”，1789—1800年有44版[214]，卢梭的名字几乎出现于所有的政治辩论中。流行的戏剧多以之为主角，诸如1789年的《巴黎厄庇墨尼德的苏醒》和1790年的《圣皮埃尔岛上的卢梭》。[215]厄庇墨尼德（Epimenides）是古希腊克里特岛的诗人，根据古典作家拉尔修（Diogenes Laërtius）的描述，厄庇墨尼德放羊时在山洞里沉睡五十七年，醒来后有了预言能力，他的沉睡与苏醒暗示人在政治生活中的进退。1792年2月，国民公会将卢梭的胸像和《社会契约论》安置于议会大厅，他由启蒙文人变为革命精神之父。尤其是在1789年7月至1791年9月制宪议会时期，以及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的恐怖时期，各地雅各宾俱乐部承担了宣传的职责。1792年4月13日，里昂的妇女报国协会（Société des dames dévouées à la patrie）去当地的俱乐部向卢梭表达敬意。[216]
19世纪的法国，卢梭的影响挥之不去，但在共和制与君主制的对抗时代，他受到的批判越来越多。那时，如何调解绝对主权与代议制的矛盾是争论主题。基佐在《论代议制政府的历史》中斥责卢梭的公意如绝对王权一样恶劣，纯粹的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拉马丁批判《社会契约论》的负面影响：“如果这本革命教理是培根、伏尔泰或孟德斯鸠写的，变革可能采取改良的方式，但那是卢梭写的，所以社会充斥着断头台与犯罪。”[217]批判者未曾找到卢梭与激进主义相关的明确证据，即便如此，20世纪极权灾难后，卢梭与革命的关系演化为“公意—革命暴力—极权主义”的逻辑。这与卢梭的政治诉求不协调，他在《爱弥儿》中说过不公平会引起下层社会的革命，所谓“小人物变成大人物、尊贵的沦为卑贱的”，却未倡导以恐怖与暴力实践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想。
卢梭被视为革命精神之父，因其提出契约理论、主权者概念和公民宗教，以及对美德和自由的赞扬。[218]此外，疾病是解读的新视野，卢梭以身体话语塑造了一个在艰难困苦中寻求真理的形象，对受难者的同情与对压迫者的愤怒是革命的原始情感，这是他进入革命话语的心理基础。那些呼吁将卢梭的棺椁移入先贤祠的人为之鸣不平：“他无妻无子，无家无国，只因被社会剥夺了幸福才如此凄惨。”[219]1789年，伯维尔伯爵出版《卢梭的生活》，比之为苏格拉底，“一个忠实传达真理的人，饮下比毒芹汁更烈的东西”。现代学者特鲁松批评伯维尔以热情代替真实，可在革命时代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想象中，“伯维尔的小册子强化了卢梭与革命的思想关联”[220]。
卢梭的思想中有两个极端，生与死、爱与恨、入世的雄心与出世的苍凉，那是病痛引起的，与革命暴力的社会起源不同，但无限度的神化预示着他迟早是革命精神的信仰。革命者要打碎业已沦为世俗权力的天主教，寻找能托付心灵的真正信仰，他们在卢梭的身体话语中看到了纯粹的殉道精神，革命时代的宗教崇拜由此出现。在祭奠卢梭墓地时，崇拜者的心中有瞻仰殉道者般的情感：“面对棺椁，人们感觉不到恐惧，只是在神圣的肃穆中接受他的注视。”[221]1790年，一个法国年轻人想去亚洲传播卢梭的原则，并用阿拉伯语写了一本《教理问答》，他将卢梭视为先知；次年，巴黎贫困者协会（Société des indigents）的成员在他的胸像前祈祷，希望他在神意中复活。[222]现代思想家勒梅特尔从一本1787—1793年流行的小册子里觉察到“革命时期的人像宗教动物”[223]。这一点符合政治学者阿伦特的观察，即“（西方）现代革命本质上源于基督教，哪怕它们打着无神论的幌子”[224]。所以，卢梭与革命的关系，不只是文本传播的问题，抑或革命派对公意与专制的曲折解读，还有人心的好恶，他的生存困境契合了革命时代的人同情苦难的心理。
卢梭在退隐格调中发现了现代意义的“我”，它的孤独感符合浪漫主义风格，但思想之间的相似性是否等同于相关性？自17世纪晚期，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关系不断变化，科学理性排斥神学幻象，发掘人与物的关系，而在工业时代，启蒙精神转向客观、实证、控制与规训，法国革命后，旧制度又卷土重来，18世纪的普世主义与乐观主义落空了，“忧郁母亲生下神经质的苍白激动的儿女，那些在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战斗中孕育、在战鼓声里长大的孩子，彼此以阴沉的眼光你望我，我望你”[225]。旧的困惑未消解，新的困惑又来了，浪漫主义作为时代心理的表达方式而风靡一时。
浪漫主义的早期风格里有高贵的忧愁，亲近自然，追慕中世纪的骑士传统，排斥理性主义和科学乐观主义，以人的情感为审美标准，与卢梭晚年的精神格调相似。夏多布里昂、斯塔尔夫人、雨果、乔治·桑、米什莱等多少受卢梭的情感语境和个体主义的影响。[226]夏多布里昂的《勒内》里有一个在北美荒野上流浪的孤独者，他不被文明的欧洲人理解，想去远方，混在人群里，谁也不认识。英国人华兹华斯（Wordsworth）的《抒情歌谣集》里有淳朴的自然，长篇诗歌《序曲》（The Prelude）关乎一个诗人的成长，像爱弥儿一样，“先学会用感官，情感完善后又有了理性……从自然界学到足够的经验，避免社会的缺陷，他会成长为健全的人”[227]。雪莱赞赏《新爱洛漪丝》的风格有普罗米修斯的力量，“打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障碍”[228]。在《麦布女王》（Queen Mab）里，雪莱描述了一个粗鲁的世界：
上帝已沦落为一个睚眦必报、冷酷无情的恶魔，像渴求鲜血的猛兽。商业横行，消解最初的美德，人类的手艺和天然孕育的一切，都用货币交易，凡金钱买不到而人人需要的东西，以前靠自然的仁慈，自此枯竭，在商业的阴影下，没有哪一种道德敢发芽生枝。[229]
浪漫主义的晚期风格开始分化，一端走向没有出路的沉郁，另一端走向打碎虚无的亢奋。在工业化时代，精神自由的领地越来越小，人生活在确定的目的里，那个目的十之八九不是他的所愿，而是一个罗网，像海水中养鱼的网箱。束缚人的网箱是抽象的，无处不在，伦理与禁忌、理智与情感、生存与礼仪、监视与惩罚，这些绳索结在一起，坚固不破。高贵的忧愁沉落为碌碌无为的愤怒，寻求确定性的愿望滑向虚无，现代人的主体意识有解体的风险。缪塞式的“世纪病”由此而来：“对社会不满，又无意反抗；对黑暗现实存几分嘲讽，又有几分厌弃。半是自由追求，半是沮丧颁唐。”在希望与绝望、迷茫与幻灭中，那些在理想与现实间无所适从的青年人体会得更深切。他们不再相信历史进步论，怀疑现代因果关系的正义性，情感与理性的对立开始了，这种对立不是某个人的心理困境，而是普遍的焦虑：
过去的一切已不值得留恋，因为信心已丧尽。未来嘛，他们是喜爱的，那是怎样的未来呢……像是用大理石雕的情妇，他们等候她的苏醒，盼望热血在她的血管里奔流。最后，为他们留下的只有现在了。所谓的世纪精神，黄昏的天使，不是黑夜，不是白天，他们看见它坐在一只装满骸骨的石灰囊上，紧紧裹在利己主义的大衣里，在可怕的严寒中发抖。[230]
浪漫主义文学表面上是沉郁的情感，但在政治意义上是19世纪无产阶级运动的心理背景。死亡率的降低使现代科层制度更牢固，社会结构固化，才华与情感不再受尊重，它或是为科层制度使唤的工具，或是无用，缺乏创造力的人规行矩步，却能获取足够的生存资源。现代生活的保守主义诞生了，它有别于政治性的保守，生活的保守主义是个体理智与情感的萎缩。一切神圣的转而让人鄙夷，一切让人有所托的让人厌恶，曾经因无限的可能性而兴奋，现在枯燥单一的确定性让人愤怒。君权和教权已被推翻，个体权利似乎解放了，但人与人之间的现代冲撞开始了，家庭出身、政治观念、经济地位、生存压力陡增交往的变数。资本是现代权力的基础，对于自古以来的乡村生活，以及人与土地的关系，它要将之从人的情感中剪除，人人都是生产者，不生产的时候是消费者，服从于物质诱惑能缓解二元生活的乏味，但这样的人不再是自然的生灵，这样的社会不再是理想者的归宿。一幅矛盾图景出现了，经济生机勃勃，人却不快乐：
当社会忙于制定各种程序时（分配人员，固定他们的空间位置，对之分类，最大限度地从他们身上榨取时间和力量，训练他们的身体，将连续的动作编入法典，维持他们的可见状态，在其周围设置观察的机器，发明一套相关知识并不断积累），监狱在法律机构之外形成了。[231]
现代人走在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上，越走越恍惚，他们觉得不对，只能呼喊，耳朵震得嗡嗡响，但声音只在嘴巴里环绕，无处传播，也没人理会，脚步止不住地滑向深渊，魔鬼在那里等着，他挖了这个窟窿。这是让人沮丧的真实感，随之而来的是绝望，但一些人能将忧郁和恐惧变作政治热情，打碎既有的制度，对抗资产阶级，获取平等的生存权，在自然状态中寻找合理的权力契约，这是政治化的浪漫主义。
卢梭有走向情感浪漫主义和政治浪漫主义的可能，但它们的心理渊源和历史背景不同。卢梭的身体话语是纯粹的肉体之苦，或残酷的生命体验，而非现代制度下的精神沉闷。退而言之，在旧制度下的法国，多数人口务农，卢梭四处游荡时看到了赋税、徭役等引起的不公平，这些现象古已有之，与物质霸权下的精神贫困不一样。对于卢梭，浪漫主义是源于病痛与生活阅历的“晚期风格”，一个人在生命后期，因身体功能衰退、健康或其他问题，作品会有新风格。[232]颠簸的生活、错乱的想象、源于疾病体验的生命感悟，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他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写作风格。而对于19世纪的人，浪漫主义是对物质化、不可预知的工业社会的迷茫，是在失望中呐喊的青年文学，是科学理性和科层制度所造就的普遍心理。
卢梭在德国思想界备受礼遇，他们对历史有共同的感受。1751年，莱辛（G.E. Lessing）赞赏《论科学与艺术》，康德将卢梭介绍给他的学生赫尔德（J.G. Herder），赫尔德又向歌德引介。1781年，席勒瞻仰他的墓地，创作《卢梭颂》：
我们时代耻辱的墓碑，
墓铭让你的祖国永羞愧，
卢梭之墓，我对你表示敬意！
和平与安息，愿你身后享受！
和平与安息，你徒劳寻求！
和平与安息，却在此地！
何时能治愈古老的创伤？
过去黑暗，哲人死亡！
如今光明，哲人依旧丧生。
苏格拉底亡于诡辩家之手，
卢梭受基督徒折磨而死，
卢梭——他要把基督改化成人！[233]
德国现代思想的先驱哈曼（J.G.Hamann）、雅各比（F.H. Jacobi）、费希特、黑格尔、洪堡（W.von Humboldt）、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赫巴特（J.F. Herbart）都喜欢他的作品。[234]《忏悔录》尚未出版，赫尔德急切地想看一看。[235]待之出版后，歌德致信斯特恩（C. von Stein）：“母亲给我寄来《忏悔录》，我翻了几页，每一页都像一颗明亮的星，这几大本足以照亮整个天空。”[236]法国革命后，卢梭在法国备受批评，但德国人未将激进民主实践的罪责归咎于他，1793年，为革命欢呼的根茨（F. von Gentz）反对英国人伯克的卢梭批判。[237]费希特敬仰他，是因为他沉醉于纯粹的感觉和想象，而眼见风俗败坏，知识服务于感官之乐，他才抨击时代之弊，“我们不会责难他这种敏感性，它是灵魂高尚的标志”[238]。对于法国人，浪漫主义是忧郁的气质或政治热情，对于日耳曼民族，那是现代启蒙的方式，日耳曼民族心理的自我建构。18世纪末，德国人盼望国家统一，歌德、席勒、费希特等希望唤醒同胞的民族意识，但分裂的日耳曼邦国要超越英国经济强权和法国的文化优势不是朝夕之功，所以困顿是德国浪漫派的心理背景，源自求之不得的政治愿望，与卢梭生命意义的困境不同。
对阴谋的想象是卢梭与浪漫派相关性的一个偶然因素。《忏悔录》，至少是1782年出版的前六章，是缔造浪漫主义的文本。[239]正是在其中，卢梭控诉了休谟、伏尔泰、特罗尚、达朗贝尔等人的阴谋，1766年后他深陷其中，却是妄想症的心理。浪漫主义作品同样有受迫害的语境，他们控诉社会的不公，“启蒙的文明人、有德之士想有所作为，终究一事无成，于是认定历史中有恶的力量，阻挠人类的正义事业”[240]。这是对工业化问题的心理反应，属于早期现代性批判的范畴，利奥·施特劳斯将卢梭视为现代性批判的第二次浪潮，介于马基雅维利与尼采之间。[241]这是观念史的解读，对历史人物的身心关系和生存境遇顾及不足。
浪漫派虽是卢梭的信徒，却未曾注意导师的身心病痛，也无力为之遭受的不公正批判辩护。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式微，卢梭依旧受指责。1894—1906年，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法国排斥犹太人的狂热归咎于他的唆使；拉塞尔以为法国的传统精神是古典主义，流行的浪漫主义意味着风俗的腐化，“正是卢梭创造了虚无的语境”；吉贝尔（Gilbert）将之比作古罗马的暴君尼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像那场焚烧罗马城的大火”[242]。浪漫派的精神也在变化，歌德中年后转向古典主义，对于青年时代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弃之不顾，“生怕重新感受写作时的病态心情”[243]。对此不能苛求浪漫派，那是欧洲启蒙后的新思想运动，应对的是如何在实利社会中为独立自由的精神寻找栖居地，不是思考卢梭的病。但这不能说他们的心理差异是可以忽略的，若将卢梭思想纳入现代性批判，首先要说明个体生命意义的困境是否能等同于现代制度下的普遍沉闷。
[1] A. Schinz，Etat présent des travaux sur J.-J. Rousseau，Paris：Société d'édition les belles lettres，1941，pp.3-104.
[2] R. Trousson，J.-J. Rousseau jugé par ses contemporains，Paris：H. Champion，2000，pp.471-472.
[3] O. de Corancez，De J.J. Rousseau，Extrait du Journal de Paris des N° 251，256，258，259，260，261，de l’an VI，se vend à Paris，au bureau du Journal de Paris，N° 14，1797，pp.59，62；R.A. Leigh，“La mort de J.-J. Rousseau，image d’Epinal et roman policier，” Revue d’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 France，No.2/3，1778-1978，pp.188，194.
[4] F. Cummings，“Boothby，Rousseau and the Romantic Malady，” The Burlington Magazine，Vol.110，No.789（Dec.，1968），p.663.
[5]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7 décembre 1762，Correspondance complète de J.-J. Rousseau（CCJJR），Tome XIV，Oxford，1977，p.165；Rousseau à M.-M. Rey，8 janvier 1763，CCJJR，Tome XV，p.16.
[6] B. Gagnebin（ed.），Testatement de J.-J. Rousseau，29 janvier 1763，Paris：BNF；T. Dufour，Le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février 1763，Genève：A. Jullien，1907，pp.16-18.
[7] R. A. Leigh，“Wegelin’s Visit to Rousseau in 1763，”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249），Oxford，1987，p.303.
[8] Tissot à Zimmermann，mardi 3 fevrier 1761，S.-A.-A. D. Tissot，J. G. Zimmermann，Correspondance，1754-1797，annotée par A. Emch-Dériaz，Genève，2007，p.172.
[9] A.François，“Correspondance de J.-J. Rousseau et Du Médecin Tissot，” Annales de la Société J.-J. Rousseau（ASJJR），Tome 7，Genève，1911，p.31.
[10] Boswell，The Grand Tour，1764，F. Pottle（ed.），Yale University，1953，p.231；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aris，1809，p.163.
[11] Rousseau à M.-M.Rey，12 sept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p.10.
[12] Rousseau à R. Davenport，27 mai 1766，CCJJR，Tome XXIX，p.226.
[13] R. Davenport à D. Hume，14 mai 1766；Hume à R. Davenport，23 juin 1766，CCJJR，Tome XXIX，pp.212，277.
[14] T.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CCJJR，Tome VI，p.55.
[15] T. Tronchin à L.-F.Tronchin，1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3；Voltaire，“Sentiment des Citoyens，” Moland（ed.），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Tome 26，Paris，1893，p.127.
[16] Lettre de R. de Girardin à Du Peyrou，ASJJR，Tome 24，1935，p.167；John S. Spink，“Un Document Inédit sur les Deniers Jours de J.-J. Rousseau，” ibid.，p.158；《贝纳尔丹·德 ·圣·皮埃尔眼中的卢梭》，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钱培鑫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17] Récit de la mort de Rousseau par F. de Francenville，daté du juillet 1778 et envoyé à Girardin le 18，CCJJR，Tome XLI，pp.38-41.
[18] 图片采自法国国家图书馆资源库，本书图片除注明出处者，其他均出于此。
[19] Le Bègue de Presele，Relation ou notice des derniers jours de Mons. Jean Jacques Rousseau，circonstances de sa mort et quells sont les ouvrages posthumes qu’on peut attendre de lui，Londres，1778，p.18；Certificat du père P. Gaucher，curé d’Ermenonville，16 juin 1789，CCJJR，Tome XLVI，p.41；Lettre de R. de Girardin à P.-A. Du Peyrou，CCJJR，Tome XXIV，p.168；E. Bire，Dernières Causeries，Lyon，1898，p.65.
[20] C. Wacjman，Les jugements de la critique sur la ‘folie’ de J.-J. Rousseau，Oxford，1996，p.55；A. Châtelain，La folie de J.-J. Rousseau，Librairie Fischbacher，1890，pp.15-17；J. Starobinski，“The Illness of Rousseau，” Yale French Study，No.28（1961），p.69.
[21] S. 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Librairie Fischbacher，1929，p.38.
[22] 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12 septembre 1767，CCJJR，Tome XXXIV，p.93.
[23] E. Grossfeld，“Acute porphyria with unusual feature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BMJ），Vol. 1，June 2，1951，p.1241.
[24] D. Bensoussan，L’Unité chez J.-J. Rousseau，une quête de l’impossible，Paris，1977，p.186.
[25] Ibid.，p.189.
[26] “Essai sur les régnes de Claude et de Néron，” Œuvres complètes de Diderot，Tome III，Paris，1875，pp.197-198.
[27] Eloge de J. J. Rousseau，mis au concours de 1790，L’académie a renvoyé sa décision pour 1791，Paris，1790，pp.48，80.
[28] G. Lanson，“L’Unité de la pensée de Rousseau，” ASJJR，Tome 8，1912，pp.7，8.
[29]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aris：Klincksieck，1974，pp.29-34.邦苏桑参考的医学研究：G.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Paris，1965；R. Laforgue，“Etude sur J.-J. Rousseau” 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I，1927；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ean Jacques Rousseau，” ASJJR，Tome 16，1924-25；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Paris，1929；A. Gajdos，“Données récentes concernant la biosynthèse des porphyrines et les porphyries，” La Presse Médecine，N° 71，24，1963；J. Waldenström，“Studies on the incidence and heredity of actute porphyria in Sweden，” Acta Genetica and Statistica，Medica Basel，6，1956；Soemmering，“Maladies de la Vessie et de l’Urèthre chez les Vieillards，” Cabinet secret de l’histoire，Troisième série，Paris，1898；Borel，Génie et Folie de J.-J. Rousseau，Paris，1966；Dropsy，Diagnostic de la Porphyrie intermittente，Reims，1964.
[30]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p.39-50.
[31]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p.54-103.
[32]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133. 沃登斯多姆（1906—1996年）是紫质症研究的专家，美国和法国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医学会荣誉会员。1937年，他在博士论文中分析了150个病例，并提出新的临床分类方法。Gérard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Paris：BNF，1965，N° 199，p.26.
[33] C. Gardou，“J.-J. Rousseau：de l’érrant infirme au géant de la littétarure，” Reliance，2005/3，no.17，p.135；G. Androutsos，S. Geroulanos，“La 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une nouvelle hypothèse pour expliquer les troubles urinaires de J.-J. Rousseau，” Progrès en Urologie，2000/10，p.1288.
[34] T. Dufour（ed.），Correspondance générale de J.-J. Rousseau，Paris：Librairie Armand Colin，1924-1934；P. Robinson，“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 French Studies，January 1980，XXXIII，p.759.
[35] I. MacAlpine，R. Hunter，C. Rimington，“Porphyria in the Royal Houses of Stuart，Hanover and Prussia，” BMJ，Vol. 1，No. 5583（Jan. 6，1968），p.9；P. Robinson，“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 French Studies，January 1980，XXXIII，p.760.
[36] C. Wacjman，Fous de Rousseau，p.59.
[37] 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J. Rousseau，” ASJJR，Tome 16，1924-1925，p.59.
[38] J. Starobinski，“The Illness of Rousseau，” Yale French Study，No.28（1961），pp.66，67，69，70，71，72.
[39] J. Starobinski，J.-J. Rousseau，La transparence et l’obstacle，Gallimard，1971，p.242.
[40] 信件原文：Cher Monsieur，J’ai bien reçu votre message，mais je ne pourrai pas donner de réponse précise à chacune de vos questions.（Je dois en ce moment combler de grands retards dans mes publications.）Je ne connais pas les travaux de M. Bensoussan. Et surtout je ne crois pas que les documents disponibles permettent de dépasser le stade de la simple conjecture en ce qui concerne la personnalité physique de Rousseau. Il faut s’attacher aux textes，rien qu’aux textes des œuvres et de la correspondance，sans émettre d’hypothèses modernes sur la physiopathologie sous-jacente. Les textes sont des évidences. Tout le reste est invérifiable. Il faut s’attacher à la façon dont Rousseau parle de son corps et de sa santé sans chercher à savoir ce qu’elle fut “en réalité”，c’est-à-dire selon notre savoir actuel. Ce serait se fonder sur des vraisemblances et des probabilités. Avec tous mes encouragements et mes sentiments cordiaux. J. Starobinski.
[41] G.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pp.21，25.
[42]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BMJ，Vol. 1，No. 5479（Jan. 8，1966），pp.68-70.
[43]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p.65.
[44] J. Brook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Porphyria，” p.109；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pp.67-68.
[45] J. Brooke，“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Porphyria，” ibid.，Vol. 1，No. 5584（Jan. 13，1968），p.109；F. Poynter，“Psychiatry from 1535 to 1860，” ibid.，Vol. 1，No. 5338（Apr. 27，1963），pp.1147-1148；“A Royal Case of Porphyria？” ibid.，Vol. 1，No. 5479（Jan. 8，1966），p.59.
[46] J. Brooke，King George III，London：Constable，1972；A. Bennett，The Madness of King George，New York，1995.
[47] 卡尔·贝克尔：《论〈独立宣言〉》，《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8页。
[48] J. Brooke，King George III，p.ix.
[49] “Heredity：Royal Malady（Aug. 1，1969），” 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901194-1，00.html.
[50] P. Pinel，Nosographie philosophique，ou la méthode de l’analyse appliquée à la médecine，Paris，1810；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ou la malanie，Paris，An IX；P. Pinel，La médecine clinique rendue plus précise et plus exacte par l’application de l’analyse，Paris，1815；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aris：J. Ant Brosson，1809，pp.iii-iv.
[51] E. Blanche，De l’Etat actuel du traitement de la folie en France，Paris：Gardembas，1840，pp.10，66.
[52] 奈瓦尔：《奥蕾莉娅》手稿片段，《火的女儿》，余中先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460、465页。
[53] 奈瓦尔：《阿尔忒弥斯》，《火的女儿》，余中先译，第8—9页。
[54] 克洛德·皮舒瓦、米歇尔·布里：《奈瓦尔传》，余中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1、151、152、251、261、262、265、267、271、275、311、312、461、475、476、468页。
[55] 奈瓦尔：《火的女儿》，余中先译，第464、441页。
[56] 梵谷：《梵谷书简全集》，艾文史东编，雨云译，台北：艺术家出版社，1990年，第399页。
[57] Loretta S. Loftus and Wilfred Niels Arnold，“Vincent Van Gogh’s Illness：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BMJ，Vol. 303，No. 6817（Dec. 21-28，1991），p. 1591.
[58] 梵谷：《梵谷书简全集》，艾文史东编，雨云译，1990年。
[59] 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86、294页。
[60] Connor，“Acute Intermittent Porphyri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Nursing，Vol. 81，No. 6（Jan，1981），p.1186.
[61] G. Dean，“Porphyria，” BMJ，Vol. 2，No. 4849（Dec. 12，1953），p.1292；A. Vannotti，Porphyrins：their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importance，London，1954，pp.34-44.
[62] G. Peyrefitte，La 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pp.127，144.
[63] C. Lepintre，Du syndrome psychique de la porphyrie intermittente aiguë，Université Paris V，1975，p.36.
[64] Dépenses de Rousseau à Wootton，15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I，p.323.
[65]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aris，1912，pp.214，221.
[66] Rousseau à R. Davenport，27 mai 1766，CCJJR，Tome XXIX，p.226.
[67] Rousseau à L.-F.-P. L. d’Epinay，4 janvier 1757，CCJJR，Tome IV，p.145；Rousseau à J.-F. Deluc，28 décembre 1755，CCJJR，Tome III，p.247；G. Keith à Rousseau，3 juillet 1766，CCJJR，Tome XXX，p.5；Rousseau à F. Coindet，29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67；Rousseau à R. Davenport，22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48；R. Davenport à Rousseau，25 févier 1767，CCJJR，Tome XXXII，p.176.
[68] 因涉及通信很多，此处只引述每次发病始末和中间的三封信。Rousseau à I. Rousseau，fin mai-début juin 1731，Tome I，p.12；Rousseau à I. Rousseau，printemps 1735，Tome I，p.25；Rousseau à Mme de Warens，13 septembre 1737，Tome I，p.49.
[69] Rousseau à Mme de Warens，26 août 1748，Tome II，p.108；Rousseau au professeur J. Jallobert，10 août 1755，Tome III，p.146；Le docteur T.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Tome VI，p.56；T. Dufour，Le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février 1763，Genève，1907，p.1.
[70] Rousseau à Dom Léger-Marie Deschamps，8 mai 1761，Tome VIII，p.268；Rousseau à H. Laliaud，23 octobre 1768，Tome XXXVI，p.153；Rousseau à M.-M. Rey，11 juin 1769，Tome XXXVII，p.100.
[71] Rousseau à M.-C. Delessert，24 août 1775，Tome XL，p.25；Rousseau à M.-C. Delessert，3 février 1778，Tome XL，p.194；Rousseau à M.-C. Delessert，15 mars 1778，Tome XL，p.206.
[72] Rousseau à P. Moultou，11 juin 1763，Tome XVI，p.298；Rousseau à N.-B. Dechesne，6 novembre 1763，Tome XVIII，p.107.
[73] Rousseau à M.-M. Rey 17 mars 1764，Tome XIX，p.226；Rousseau à F.-H. d’Ivernois，31 août 1764，Tome XXI，p.67；Le journal de Boswell，14 décembre 1764，Tome XXI，p.359.
[74] Rousseau à Julie de La Tour，20 janvier 1765，Tome XXIII，p.159；Rousseau à P.-A. du Peyrou，29 juin 1765，Tome XXVI，p.64；Rousseau à M.-M. de Brémond d’Ars，18 décembre 1765，Tome XXVIII，p.4.
[75] Rousseau à D. Hume，17 mars 1766，Tome XXIX，p.41；Rousseau à B. Granville，30 novembre 1766，Tome XXX，p.229.
[76] Rousseau à D. Malthus，2 janvier 1767，Tome XXXI，p.2；Rousseau à M. C. de Portland，12 février 1767，Tome XXXII，p.134.
[77] Rousseau à F. Coindet，6 septembre 1767，Tome XXXIV，p.73；Rousseau à Comtesse de Boufflers-Rouverel，25 février 1768，Tome XXXV，p.146；Rousseau à P.-A. du Peyrou，6 juillet 1768，Tome XXXVI，p.1.
[78] Rousseau à H. Laliaud，23 octobre 1768，Tome XXXVI，p.153；Rousseau à P.-A. du Peyrou，18 janvier 1769，Tome XXXVII，p.32.
[79] J. Dusaulx，De mes rapports avec J.J. Rousseau et de notre correspondence，suivie d’une notice très importante，Paris，1798，p.48.
[80] C. Jean-Louis，Association grossesses et 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Paris：BNF，1966，N° 192，p.23；G. Dean and H. Barnes，“The Inheritance of Porphyria，” BMJ，Vol. 2，No. 4931（Jul. 9，1955），p.90.
[81] G. Dean and H. Barnes，“The Inheritance of Porphyria，” BMJ，Vol. 2，No. 4931（Jul. 9，1955），pp.91，92.
[82] I. MacAlpine，R. Hunter，C. Rimington，“Porphyria in the Royal Houses of Stuart，Hanover and Prussia，” BMJ，Vol. 1，No. 5583（Jan. 6，1968），p.8.
[83] Rousseau à Mme la Baronne de Warens，25 février 1745，CCJJR，Tome II，p.74.
[84] D. Bensoussan，La Maladie de Rousseau，p.124；M. Brodie，A. Beattie，M. Moore and A. Goldberg，“Pregnancy and Hereditary Hepatic Porphyria”，in M. Doss（ed.），Porphyrins in Human Diseases：first International Porphyrin Meetings，New York：Karger，1976，p.251.
[85] 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J. Rousseau，” pp.67-68.
[86] E. Ritter，Issac Rousseau，le père de Jean-Jacques，Paris：BNF，p.314；E. Ritter，“La Famille et la Jeunesse de J.-J. Rousseau，” p.59.
[87] E. Petrie，“A Case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 1，No. 4558（May. 15，1948），p.927.
[88] Rousseau à L.-F.-P. L. d’Epinay，novembre 1756，Tome IV，p.126.
[89] E. Petrie，“A Case of Acute Porphyria，” p.927.
[90] E. Grossfeld，“Acute Porphyria With Unusual Features，” BMJ，Vol. 1，No. 4717（Jun. 2，1951），pp.1240，1241.
[91] E.G. Saint，D. Curnow，R. Paton，J.B. Stokes，“Diagnosis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 1，No. 4872（May. 22，1954），p.1183.
[92] E.G. Saint，D. Curnow，R. Paton，J.B. Stokes，“Diagnosis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 1，No. 4872（May. 22，1954），p.1182.
[93] A. François，“Correspondance de J.-J. Rousseau et Du Médecin Tissot，” ASJJR，Tome 7，Genève，1911，p.31.
[94] http：//www.porphyriafoundation.com./about-the-apf/member-stories.
[95] M.W. Shelley，Frankenstein：or，The modern Prometheus，London，1823.
[96] Dépense de Rousseau à Wootton，4 août-12 octobre 1766，CCJJR，Tome XXX，pp.323-325.
[97] Mémoires de Brissot，par M. De Lescure，Paris，1877，p.130.
[98] C. Wacjman，Fous de Rousseau，p.85.
[99] F. Brunetière，“La Folie de J.-J. Rousseau，” Revue des Deux Mondes，tome 97，1890，p.683.
[100] S. 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pp.99，133；R. Trousson，F. Eigeldinger（eds.），Dictionnaire de J.-J. Rousseau，Paris，2006，p.713.
[101] D. Freman，P. Garety，Paranoia：The psychology of persecutory delusions，Hove，2004，pp.7，10，13；Y. Fried and J. Agassi，Paranoia：A Study in Diagnosis，Boston，1976，p.75.
[102] Plagiats de M. J.J. Rousseau de Genève & publié à Paris en 1764，Réponse des Auteurs à la precedente lettre，CCJJR，Tome XXXIII，p.303.
[103] 刚到英国，卢梭找住所时写的信：Rousseau à C. Price，15 mars 1766，CCJJR，Tome XXIX，p.31；Rousseau à D. Roguin，15 février 1766，CCJJR，Tome XXVIII，p.304；Rousseau à D. Malthus，22 février 1766，p.318；D. Malthus à Rousseau，24 février 1766，p.324；D. Hume à R. Penneck，23 février 1766，p.322；D. Hume à W. Fitzherbert，25 février 1766，p.328.
[104] 卢梭：《忏悔录》，黎星、范希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6、726页。
[105] Rousseau à M.B. de La Tour，22 janv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09.
[106] 卢梭：《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袁树仁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
[107] 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钱培鑫译，第1页。
[108]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41页。
[109] M. Kantor，Understanding Paranoia，London：Praeger，2004，pp.121，132.
[110] 弗洛姆：《爱的艺术》，李健鸣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41页。
[111] J.-F. Ducis à René-Louis，marquis de Girardin，7 aoust 1778，CCJJR，Tome XLI，p.141；O. de Corancez，De J.J. Rousseau，extrait du Journal de Paris，des N° 251，256，258，259，260，261，de l’an VI，pp.6，24.
[112] F.-L. d’Escherny et Rousseau，1796，CCJJR，Tome XLIX，p.9.
[113] M.-T. Levasseur à R.-L.，marquis de Girardin，11 fevrier？1779，CCJJR，Tome XLIII，p.107.
[114] J.-C. Grancher à J.-P.-J.-A. de Labouisse-Rouchefort，4 juin 1798，CCJJR，Tome XLIX，p.139.
[115]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Genève，1927-1928，p.80.
[116] Boswell et Thérèse，12 February 1766（à Douvres），CCJJR，Tome XXVIII，p.347.
[117] A. Du Peyrou à Moultou，5 aoust 1778，CCJJR，Tome XLI，p.134；Une visite à Ermenonville en juillet 1789，22 juillet 1789，CCJJR，Tome XLVI，p.46.
[118] Une visite à Ermenonville en juillet 1789，22 juillet 1789，CCJJR，Tome XLVI，p.46.
[119] M.le Comte de Barruel-Beauvert，Vie de J.J. Rousseau，Londres 1789，p.65；Rousseau à F. Coindet，27 juin au soir 1767，CCJJR，Tome XXXIII，p.177；Rousseau à madame Duchesne，3 juin 1767，CCJJR，Tome XXXIII，p.117.
[120] Rousseau à H. Laliaud，27 août 1769，Tome XXXVII，p.130.
[121]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64.
[122] D. Diderot，Correspondance，Tome I，1713-1757，G. Roth（ed.），Paris：Les édition de Minuit，1955，p.55.
[123] Ibid.，p.80.
[124] Rousseau à C.-G.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2 janvier，1762，CCJJR，Tome X，p.25.
[125] E. Duffy，Rousseau in England：the context for Shelly’s critique of the Enlighten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9，p.26.
[126] Rousseau à W. Wentworth，19 avril 1766，CCJJR，Tome XXIX，pp.123，124.
[127] P. Henri，Contribution à l’étude clinique des formes neurologiques de la Porphyrie Aiguë Intermittente，Paris，1956，p.26.
[128]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A Classic Case of Porphyria，” BMJ，Vol. 1，No. 5479（Jan. 8，1966），pp.69，66.
[129] Eric G. Saint，D. Curnow，R. Paton，John B. Stokes，“Diagnosis of Acute Porphyria，” BMJ，Vol. 1，No. 4872（May. 22，1954），p.1182.
[130] I. MacAlpine and R. Hunter，“The ‘Insanity’ of King George III，” p.70.
[131] http：//www.porphyriafoundation.com./about-the-apf/member-stories.
[132] Rousseau à A.-R.-J.-G.-G. de Sartine，15 janvier 1772，Tome XXXIX，p.11.
[133] G.-H. Morin，Essais sur la vie et le caractère de J.-J. Rousseau，Paris，1851；L. A. Mercier，Explication de 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 et de l’influence qu’elle a eue sur son caractère et ses écrits，Paris，1859；L. Blanc，Le centenaire de J.-J. Rousseau célébré à Paris sous la présidence de L. Blanc，Paris，1878；H. Buffenoir，Le Prestige de J.-J. Rousseau，1909，p.193；J.-L. Lecerche，J.-J. Rousseau，Paris，1973.
[134] Alphonse de Lamartine，J.-J. Rousseau，Paris，1878；Lamartine，J.-J. Rousseau：son faux Contrat Social，Paris，1926，p.69.
[135] A. Richerand，Nouveaux éléments de physiologie，Paris，1807；J. Itard，Traité des maladies de l’oreille et de l’audition，Paris，1821；J. Guislain，Traité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 et sur les hospices d’aliénés，Amsterdam，1826；A. Bougeault，Etude sur l’état mental de J.-J. Rousseau et sa mort à Ermenonville，Paris，1883.
[136] A. Chatelain，La folie de J.-J. Rousseau，Paris，1890；A. Poncet et R. Leriche，“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 Bulletin de l’Académie de medicine，déc 31，1907.
[137] S. Elosu，La maladie de J.-J. Rousseau，p.38.
[138] 参与纪念活动的医院包括：尚贝里医院（Centre Hospitalier de Chambéry）、里昂圣约瑟夫-圣吕克医院（Centre Hospitalier St. Joseph-St. Luc de Lyon）、格勒诺布尔大学医院（CHU de Grenoble）、日内瓦大学医院（Hôpitaux Universitaires de Genève）。
[139] P. Hecketseiler，Histoire de la médecine，Paris：Ellipses，2010，pp.238，246；C. Wacjman，Les jugements de la critique sur la ‘folie’ de J.-J. Rousseau，p.44.
[140] Hélène Berlan，Faire sa médecine au XVIIIe siècle，recrutement et devenir professionnel des étudiants montpellierain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 Méditeranée，2013，pp.264，266，268，273，44，195-196.
[141] 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265；卡斯蒂廖尼：《医学史》，程之范主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12、519页。
[142] “Prenez un 1/2 livre de miel blanc，& 2. pintes d’eau，faites les bouillir prendant une heure，Ecumez les，& tirez les au Clair，ajoutez y alors 2. onces de raciness de fenouil concassées，on les laissera infuser près du feu，pendant 2. heures，on passera alors la liqueur，& quand elle sera refroidie，on y ajoutera une drachme d’esprit de Sel ammoniac，pour en prendre ainsi qu’il à été dit toutes les 2. heures une tasse tiedie.” T. Tronchin à Rousseau，4 avril 1759，CCJJR，Tome VI，p.56.法国古斤，巴黎地区1斤合490克。品脱，容量单位，1品脱合0.9升。盎司，法国古两，1盎司合30.5克。德拉马克，古希腊重量单位，1德拉马克合3.2克。
[143] Le docteur T. Tronchin à L.-F. Tronchin，21 juillet 1762，Tome XII，p.125.
[144] Rousseau au professeur S.-A.-A.-D. Tissot，1 février 1769，CCJJR，Tome XXXVII，p.38；S.-A. Tissot，De la santé des Gens de Lettres，Paris，1991，pp.22-24.
[145] La Gazette d’Amsterdam，Miroir de l’Europe au XVIIIe siècle，Sous la direction de Pierre Rétat，Oxford，2001，p.103.
[146] 李瑜：《文艺复兴书信集》，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莫里哀：《无病呻吟》，《莫里哀喜剧选》下，赵少侯、王子一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318、393页；拉封丹：《拉封丹寓言诗》，远方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72页。
[147] A M. de Morand，16 décembre 1748，D. Diderot，Correspondance，Tome I，1713-1757，G. Roth（ed.），pp.59，62.
[148] Rousseau à Marie-Madeleine Bernardoni，16 novembre 1761，CCJJR，Tome IX，p.243；L.-S. Mercier，Tableau de Paris，Tome I，Amsterdam，1782，pp.227-229.
[149] J. Brooke，King George III，p.333.
[150] 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37页。
[151] P. Pinel，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sur l’aliénation mentale，p.250.
[152] Le médecin en chef de l’hospice de Charenton à Son Excellence le sénateur ministre de la police générale，2 août 1808.
[153] G. Spurzheim，Oberservations sur la folie，Paris，1818，p.4.
[154] 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第9—11页。
[155] 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21页。
[156] “Programme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et des belles lettres de Dijon pour le Prix de Morale de 1750，” Mercure de France，octobre 1749，Paris，pp.153-160.
[157] Rousseau à C.-G. de Lamoignon de Malesherbes，12 janvier，1762，CCJJR，Tome X，p.25.
[158] G. Gran，“La Crise de Vincennes，” ASJJR，Tome 7，1911，p.15；卢梭：《卢梭评判让-雅克：对话录》，袁树仁译，第152页。
[159] G. Lanson，“L’unité de la pensée de Rousseau，” ASJJR，Tome 8，1912，p.7.
[160] 罗曼·罗兰：《卢梭的生平和著作》，王子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年，第2—4页。
[161] R. Galliani，Rousseau，l’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 et la critique moderne，pp.427-428.
[162] Rousseau à Mme la Baronne de Warens，26 août 1748，CCJJR，Tome II，p.108.
[163] Ibid.，27 janvier 1749，CCJJR，Tome II，pp.112-113.
[164] 卢梭：《忏悔录》，黎星、范希衡译，第446页。
[165] R. Galliani，“Rousseau，l’illumination de Vincennes et la critique moderne，”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245，Oxford，1986，p.438.
[166] 卢梭：《新爱洛漪丝》，第一、二卷，伊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73页。
[167] Rousseau à P.-A. du Peyrou，5 novembre 1765，CCJJR，Tome XXVII，p.225.
[168] J. Lemaître，J.-J. Rousseau，Paris，1905，pp.348-349.
[169] Journal de Zinzendorf，7 septembre 1764，CCJJR，TomeXXI，p.329.
[170] Rousseau à Jean-François，15 septembre 1757，CCJJR，Tome IV，p.257.
[171] Rousseau à E.-S.-F. L. de Bellegande，comtesse d’Houdetot，début juillet 1757，CCJJR，Tome IV，pp.225，226.
[172] Rousseau à E.-S.-F. L. de Bellegande，comtesse d’Houdetot，1 novembre 1757，CCJJR，Tome IV，p.339.
[173] 卢梭：《新爱洛漪丝》，第一、二卷，伊信译，第61、101页。
[174] Rousseau à E.-S.-F. L. de Bellegande，comtesse d’Houdetot，octobre 1757，CCJJR，Tome IV，p.270；T. Dufour，Le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février 1763，Genève，1907.
[175] 卢梭：《新爱洛漪丝》，第五、六卷，伊信译，第31、88页。
[176] 孟德斯鸠：《波斯人信札》，罗大冈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31—132页。
[177] 卢梭：《新爱洛漪丝》，第五、六卷，伊信译，第83—84页。
[178] 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7 mai 1759，CCJJR，Tome VI，p.107；Rousseau à Neufville-Villeroy，7 novembre 1759，CCJJR，TomeVI，p.185.
[179] 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 février 1760，CCJJR，Tome VII，p.27.
[180] Le journal de Boswell，5 décembre 1764，CCJJR，Tome XXII，p.358.
[181] Vers sur M.Rousseau，Reguete envoyée à son Excellence Monseigneur le Duc de Choiseul，1767，CCJJR，Tome XXXIII，p.323. 1767年5月，《瑞士报》上还有几首诗歌：Vers sur M.Rousseau，Quatrain sur M.Rousseau，Vers sur M. J.-J. Rousseau，CCJJR，Tome XXXIII，pp.324-325.
[182] Rousseau à L.A. de Franquières，15 janvier 1769，CCJJR，Tome XXXVII，pp.16，15.
[183] Rousseau à I. Rousseau，fin de l’automne 1735，CCJJR，Tome I，p.31.
[184] Rousseau au J. Vernes，18 février 1758，CCJJR，Tome V，p.32.
[185] 卢梭：《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钱培鑫译，第7页。
[186] Testament de J.-J. Rousseau，trouvé à Chambéry en 1820，publié par A. Métral，Paris：BNF；Bernard Gagnebin（ed.），Testatement de J.-J. Rousseau，29 janvier 1763，Paris：BNF.
[187] Rousseau à maréchal-duc de Luxembourg，20 janvier 1763，CCJJR，Tome XV，pp.48-69；28 janvier 1763，CCJJR，Tome XV，pp.111-130；Rousseau à D. Hume，19 février 1763，CCJJR，Tome XV，pp.198-200；Rousseau à C.-H. Mereau，1 mars 1763，CCJJR，Tome XV，pp.246-252.
[188] Un testatement littéraire de J.-J. Rousseau，publié par O. Schultz-Gora，1897.
[189] R. Trousson，F. Eigeldinger（eds.），Dictionnaire de J.-J. Rousseau，Paris，2006，p.882.
[190] “Testament de Monsieur Arnauld，” P. Quesnel，Histoire de la vie et des ouvrages de M. Arnauld，Docteur de Sorbonne，Cologne，1697，p.335.
[191] M. Boulanger，Le Christianisme devoilé，ou examen des principles et des effets de la religion chrétienne，Londres，1766，p.ii.
[192] Voltaire，“Sentiment des Citoyens，” Œuvres Complètes de Voltaire，Tome 26，p.126；P.-G. Dentand à J.-P. Berenger，1 août 1778，CCJJR，Tome XLI，p.110；P.-P. Plan，J.-J. Rousseau raconté par les gazettes de son temps，p.279.
[193] M.le Comte de Barruel-Beauvert，Vie de J.J. Rousseau，Londres 1789，p.379.
[194] Rousseau à S.D. de Francueil，20 avril 1751，CCJJR，Tome II，pp.142-144.
[195] Rousseau à M.-A. de Neufville-Villeroy，duchenesse de Luxembourg，12 juin 1761，CCJJR，Tome IX，p.15.
[196] Rousseau à C.A. de Sanit-Germain，26 février 1770，CCJJR，Tome XXXVII，p.255.
[197] T. Dufour，“Les Confessions livres I-IV，premier rédaction，” ASJJR，Tome quatrième，Genève，1908，pp.1-12.
[198] E. Cassier，La philosophie des Lumières，traduit de l’allemand et présenté par Pierre Quillet，Fayard，1966，p.266.
[199] G. Garrard，Counter-Enlightenment，New York，2006，pp.18-19.
[200] M. Hulliung，The Autocritique of Enlightenment，Harvard，1994，pp.4-5；P. Gay，The Party of Humanity，New York，1971，pp.114-115.
[201] Rousseau à Meuron，23 mars 1765，CCJJR，Tome XXIV，p.283.
[202] M. Peoples，“La Querelle Rousseau-Hume，” ASJJR，Tome dix-huitième，p.292.
[20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5页。
[204] M. Fumaroli，“Les abeilles et les araignées，” La Querelle des Anciens et des Modernes，Gallimard，2001，p.203.
[205] D’Alembert，Encyclopédie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Paris，1986，p.162.
[206] J.M. Levine，The battle of the books，History and literature in the Augustan Age，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p.140-141.
[207] Ibid.，pp.141-142.
[208] P. Gay，The Enlightenment：An interpretation，Tome I，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6，p.6.
[209] 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18、238、244页。
[210] Memoirs of the society of Grub Street，Vol. I，London，1737，p.i.
[211] B. Clarke，From Grub Street to Fleet Street，Ashgate，1935，p.3；R. Darnton，“The High Enlightenment and the Low-Life of Literature in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Past & Present，No. 51（May，1971），p.98.
[212] 维柯：《论人文教育》，王楠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72页。
[213] 狄德罗：《对自然的解释》，《狄德罗哲学选集》，江天骥、陈修斋、王太庆译，第65页。
[214] C. Hesse，“Revolutionary Rousseau：The Story of his Editions after 1789，” M.-C. Skuncke（ed.），Media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Stockholm，2005，pp.107-110.
[215] R. Barny，Rousseau dans la Révolution：le personnage de J.-J. Rousseau et les débuts du culte révolutionaire，1787-1791，Oxford，1986，pp.98，129-132.
[216] Hommage Lyonnais à Rousseau et à Mirabeau：la Société des dames dévouées à la patrie，17 avril 1792，CCJJR，Tome XLVII，pp.38-40.
[217] François Furet，“Rousseau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Clifford Orwin and Nathan Tracov（eds.），The Legacy of Rousseau，Chicago，1997，pp.171-172；Lamartine，J.-J. Rousseau：son faux Contrat Social，p.70.
[218] M. Thiery，Eloge de J.-J. Rousseau，qui a concouru pour le prix d’éloquence de l’Académie Française，en l’année 1791，pp.32，54.
[219] Voyage à Ermenonville，ou Lettre sur la Translation de Rousseau au Panthéon，Paris，1795，p.13.
[220] Barruel-Beauvert，Vie de J.J. Rousseau，A Londres et se trouve à Paris，1789，pp.162，177，419；R. Trousson，Rousseau et sa fortune littéraire，Paris，1977，pp.35-36.
[221] Promenade ou Itinéraire des Jardins d’Ermenonville，Paris，1788，p.23.
[222] N.M. Karamzine à ses amis，juin 1790，CCJJR，Tome XLVI，pp.214-215；R. Barny，Rousseau dans la Révolution，le personnage de Jean-Jacques et les débuts du culte révolutionnaire（1787-1791），p.164.
[223] J. Lemaître，J.-J. Rousseau，p.347.
[224] 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14页。
[225] 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梁均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页。
[226] J. Lemaître，J.-J. Rousseau，p.350.
[227] B.D. Sewall，“The similarity between Rousseau’s Emile and the ealy poetry of Wordsworth，” Studies on Voltaire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edited by T. Besterman，Volume CVI，Oxford，1973，p.159.
[228] G. Dart，Rousseau，Robespirre and English Romanticism，Cambridge，1999，p.3.
[229] 雪莱：《麦布女王》，邵洵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48、54页。
[230] 缪塞：《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梁均译，第7页。
[231] 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59页。
[232] 萨义德：《论晚期风格》，阎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4页。
[233] 席勒：《席勒文集》，Ⅰ，诗歌小说卷，张玉书选编，钱春绮、朱雁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6页。
[234] A. Schinz，Etat présent des travaux sur J.-J. Rousseau，pp.47-48.
[235] J. Mounier，La Fortune des écrits de J.-J. Rousseau dans les pays de langue Allemande，Paris，1980，p.36.
[236] J. Mounier，La Fortune des écrits de J.-J. Rousseau dans les pays de langue Allemande，Paris，1980，p.42.
[237] F. von Gentz défend Rousseau contre Burke，fin janvier-début février 1793，CCJJR，Tome XLVII，p.102.
[238] 费希特：《论学者的使命》，梁志学、沈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9、51页。
[239] T. McFarland，Romanticism and the heritage of Rousseau，Oxford，1995，p.51.
[240] 以塞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241] 利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贺照田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101页。
[242] 尼禄（37—68年），古罗马暴君，同时也是诗人、音乐家、艺术家，执政期间想扩建罗马城，因居民反对而受阻。公元64年7月17日晚，一场大火烧遍罗马，持续六天七夜，尼禄被指责是放火者。P. Lasserre，Le romantisme français，essai sur la révolution dans les sentiments et dans les idées au XIXe siècle，Paris，1908，p.74；Tanguy l’Aminot，Images de J.-J. Rousseau de 1912 à 1978，Oxford，1992，pp.172-173.
[243] 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