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被害妄想症
1766年1月，卢梭赴英避难，水土不服，营养不良，1766年8—10月只以清水和面包为食[96]，病情再度发作。根据拜访者的描述，那时他的精神出了问题，即通常所说的被害妄想症，属偏执型精神障碍。乌德托夫人曾是卢梭的情感寄托，《新爱洛漪丝》的写作得益于他们的交往，卢梭去世后，她却称其为“有趣的疯子”。启蒙晚期的文人布里索（J.-P. Brissot）提及与卢梭断交的原因：“有二十次我想给他写信，但没有，我怕他怀疑我是他的敌人派来的密探。”[97]1798年，比塞特医院的皮内尔从《忏悔录》中发现作者的忧郁和受迫害倾向。[98]19世纪德国莱比锡的生理学家莫比乌斯（Möbius）有一天看到研究卢梭疾病的论文，之后去翻阅《忏悔录》，“这是一部极有吸引力的作品，让人着迷，尤其是对心理细致而深入的描写”，但读完后，他对自己的结论越来越确定，“这个人是个疯子”[99]。现代医生艾洛叙也将这部作品视为心理学文献，“指导精神病医生研究体质性的被害妄想症”，福柯在《古典时代疯狂史》中说被害妄想隐藏于文辞间；2006年，新版《卢梭研究辞典》有了结论：他为被害妄想症所困扰，他的晚期作品里有证据。[100]
根据现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被害妄想症源于个体心理困境或生活上的沟通障碍，患者在不知不觉中有了系统的妄想，逻辑清晰，却违背常理。所谓妄想，病人以为对他的迫害正在或即将发生，施加迫害的人是有意的，压抑感长期存在，难以克制，病人对社会的印象被持续性的妄想所干扰，精神错乱，失去对现实的感知力和控制力，与人疏远，甚至萌生敌意。[101]在英期间，卢梭屡次控诉朋友和论敌合谋陷害他，这是被害妄想症的典型特征，患者有系统的推理，却建立于错误的基础上，将幻觉当真实。但古典时代与启蒙时代，被害妄想的病因已然不同，从上帝附身、恶灵发难到同类相害、精神空虚。自1762年起，天主教势力追捕卢梭，文人同侪的讥讽也未停息，伏尔泰的《公民的感想》一度是论敌诋毁卢梭的依据。1764年，巴黎又流传着一本小册子《日内瓦卢梭的抄袭》，指责他模仿一些不知名作家“危险大胆的矛盾风格”[102]。
卢梭逃亡多年，压力重重，在英国仍不被人理解，诸事不顺，前三个月联系住所，多次搬家。[103]在匆忙中，他以为欧洲有权势的人沆瀣一气，到处是黑暗的影子，阴谋无处不在，“屋顶上有眼睛，墙壁上有耳朵，被心怀恶意、目不转睛的密探包围着”[104]。卢梭又获悉他被人诬陷为骗子，就在晚年的自传里澄清真相。《忏悔录》是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写成的，文本里有惶恐不安，以及对于社会不公的愤怒。1770年1—9月，他在每封信的开篇附加短诗：
我们都是可怜的瞎子，
上帝，让伪君子们原形毕露吧，
好叫世人看到他们粗野的内心。[105]
在1772—1775年写就的《卢梭评判让-雅克》里，他塑造了热爱自然、追求正义的让-雅克，大人物、作家、医生和掌握公共舆论的机构加害于他，扼杀他对真理的追求。[106]《忏悔录》是希望身后的读者为他评理，《卢梭评判让-雅克》是对自我的评判，在未完成的《漫步遐想录》里，他觉得生命最后十五年处于噩梦般的境地。[107]在临终遗言里，他料想敌人待其死后会迫害他的妻子。
被害妄想症的发作，归因于性格、病痛，抑或生存环境？弗洛伊德视之为慢性的精神错乱，“病人有夸大、受压迫、被嫉妒和被爱的幻想”[108]。病因潜藏于个体心理中：年少时是否受过虐待或心理创伤，是否有认知错误（自大狂）和强烈的情感（愤怒、焦虑），是否有对他的交往形成压力的事件等。[109]根据弗洛姆的精神分析理论，“正常的心理成长过程是从同母亲的亲密关系发展到同父亲的亲密关系，这是心理健康的基础，否则容易有精神问题”[110]。所以，童年缺少母爱的人成年后会不安宁，尤其是面对无法逾越的障碍时。这些因素多少与卢梭有关。出生后第八天，他的母亲去世，父亲有时会责备他，卢梭深感内疚，请求父亲的原谅：“我的出生让母亲丧命，这是我无数不幸中的第一个。”成年后，他根据父亲的讲述虚构了一个慈母形象，时常陷入温馨的想象，并在异性身上寻找母爱，包括少年时的朗贝西（Lambercier）小姐、巴兹勒（Basile）夫人、华伦夫人，成年后遇见的维尔德兰（Verdelin）夫人、埃皮奈夫人和卢森堡公爵夫人等。他给她们写信，诉说痛苦与快乐，以获得安慰。孤独的成长经历使其缺乏心理依靠，到老有天真的性情，拜访过他的人对之有所悟。1778年，杜西（Ducis）说他的快乐是“孩子般的快乐”；1796年，《巴黎日报》（Journal de Paris）的主编克兰赛（Corancez）从交往见闻中揣测他的性格：“少见的单纯，有些孩子气，坦率善良，加上一点羞怯。”[111]同年，艾斯切尼（Escherny）分析卢梭作品的心理背景：
他以成年人的语气写作，悲伤时却像个孩子……一个真正的孩子，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也有极度的悲伤。他是个有活力的孩子，从哲学中获得滋养，毕生又以攻击这些滋养为乐。他在天真的《忏悔录》里自我诋毁，可当初为什么去写？[112]
母亲的过早离世和父亲淡薄的家庭观念影响了卢梭的性格，成年后，面对社会纷争时往往不知所措。旅英期间，身体病痛发作了，屡屡受报纸嘲讽，心中郁郁。他的伴侣特蕾兹不久到了英国，日常相处不融洽。特蕾兹不识字，辨别钟表的时刻有困难，1779年，她以口语化的法语写了一封信，勉强合乎语法，却有违通行的拼写规范：
口语：geu vous embraceu e vous reuquemandeu avoire soin a votteusanté
Vousssaves biendeula passianceu delire mongrifonage.[113]
书面语：Je vous embrace et vous recommande à avoir soin à votre santé.
Vous avez bien de la patience de lire mes griffonnages.
译文：我拥抱您，建议您（里尔丹侯爵）注意自己的健康。
您读完了我的乱涂乱画，真有耐心。
特蕾兹时常喋喋不休，怨言不止，奚落卢梭缺点太多，“很多可恶的蠢话不该出自她的口中”[114]。卢梭的朋友德吕兹（De Luze）和培鲁指责她搬弄是非：“卢梭是好人，敏感慷慨，间或有疑虑，因生活不幸和妻子的嫉妒更严重。”[115]根据博斯韦尔的记录，1766年3月，他陪同特蕾兹去英国的路上，他们之间有过暧昧之事。[116]又据培鲁的叙述，1778年春卢梭在埃莫农维尔生活时，特蕾兹与里尔丹侯爵家的仆人关系亲密，卢梭去世不久，她就与其在巴黎普莱西（Plessis-Belleville）同居。[117]莫里斯（Antoine Maurice）对之也有微词，“卢梭刚去世，她就从卢梭秘书那里取得钥匙，找到了他积攒的14600利弗尔（livre，法国旧制度时代的货币单位）存款，急忙清点，她不节约，很快花费一空”[118]。事情真伪有待考辨，但确定的是，培鲁和莫里斯不认为特蕾兹是个好伴侣。
生活中的寄托不多，卢梭依赖他的狗苏尔坦（Sultan）。它有不寻常的智力，能识别音律，伴着节拍跳舞，卢梭视之为忠诚的朋友，避难路上带着它，去英国时带着它。回到法国后，苏尔坦得了病，卢梭请来兽医科施瓦（Cochois）救治，1767年6月，他离开亚眠（Amien）时又托付给杜切尼（Duchesne）夫人照料。[119]写《忏悔录》时，他仍与之为伴，“这只狗不好看，我把它当成伴侣和朋友，它比大部分自称为朋友的人更配称为朋友，禀性对人亲热，我们彼此依恋”。1769年8月末，苏尔坦走丢了，卢梭致友人的信里充满悲伤与忧虑，“采集植物标本时发生了灾难性的事，天总在下雨，我只发现很少的植物标本，又失去了我的狗，它被另一条狗咬伤了，跑得不见踪影，我觉得它会在树丛中死去”[120]。
在卢梭构想的阴谋里，一个关键词是间谍，这种职业给他造成无所不在的压力。正是得益于四处打探的间谍，伏尔泰、休谟、狄德罗等策划的阴谋才得以实施。自英国回法国后，他觉得到处是间谍，一举一动都被监视，1770年2月26日他予以斥责：
大人物、贵妇人、间谍、作家都在搜集我的消息，想抹黑我，寻找我的作品，企图篡改。对于有权势的人，扭曲他人的技巧太简单，能在各方面让我变得丑陋……派遣各种间谍，跟随我，按既定要求描绘我。[121]
这是卢梭的凭空想象，还是说在旧制度下间谍制度已影响到人的正常思考？根据警察局的档案，18世纪中后期，法国间谍制度的监控力是空前的，巴黎的咖啡馆、沙龙和街头闲谈处都有间谍的影子，他们负责监视谈话内容和出版物。1748年，狄德罗的《不得体的首饰》（Bijoux indiscrets）刊行不久，巴黎书商伯尼（Boni）向警察局通报：“一个叫Dridot（即狄德罗）的人写的，出版商是住在圣雅克街（St. Jacques）的杜朗（Durand），他以1200利弗尔购得书稿，埃杜（Eidous）是其同党，负责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版的翻译，Dridot还在写一部更加无神论的作品。”[122]之后，狄德罗引起巴黎警察局的注意，1749年出版《盲人书简》后，7月23日他被收押于文森监狱，那天早上七点半，警察局官员罗什布朗（Rochebrune）与间谍埃梅里（Hémery）守在他的门前。[123]民众一不小心因言获罪，被关入巴士底狱或文森监狱，在押期间的遭遇会给他们留下难以消解的恐怖记忆。
自1762年起，卢梭受教会和政府缉捕，报刊上有侮辱他的消息，这让他有被人监视的感觉。1766年旅英期间，他要承受来自身体、家庭和旧制度的压力，从受监视到受迫害，从为一人所害到为众人所害，心中更加悲观，被害妄想症发作。1762年1月，致马勒泽尔布的第二封信已有此倾向：
我渐渐与人群疏远，在想象中营造了另一个社会，我能随心所欲地培育它，没有风险，始终可靠，完全合乎我的需要，也更吸引我。[124]
1766年春夏之交，卢梭以为帮助他的人意图险恶，“他们不惜代价，将之骗到他不熟悉的国家，容易施加迫害”。1767年5月5日，他被来历不明的人追捕，从英国德比郡武通（Wootton，Derbyshire）的住处逃走，在百余公里外林肯郡的斯帕丁（Spalding）脱身。[125]情节真伪已难以考证，因为被害妄想症患者有被人追踪的幻觉，卢梭却更加相信之前的想象。那时候，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不能从周围的目光与言语中获得慰藉，就此想到《爱弥儿》出版后的境遇：“在法国遭追捕，在瑞士受粗暴对待，在英国为人贬损。”[126]有头面的人物这样做，路上的行人也如此，批判的矛头偏向浮华的公共交往，以及不公正的制度。
根据医学研究，精神异常是紫质症患者的普遍现象。[127]乔治三世的精神有问题，如情感多变、出现幻觉、与不在场的人谈话等，1788年11月国王精神错乱，次年3月又恢复神智，能处理日常事务，十二年后彻底疯了，最后转为老年痴呆。[128]又据《英国医学杂志》上的病例，1952年，一位二十七岁的女性患者感觉腿和后背疼痛难忍，几星期后被送往精神病院。[129]1962年，戈德伯格（Goldberg）观察了50例紫质症患者，14例有抑郁、歇斯底里、爱哭等症状，9例存在幻想、思维混乱、失去方向感等症状，其中6人的精神问题有助于确诊紫质症。1963年，森特（Saint）研究了16个病例，5例心中抑郁或精神分裂，并在精神病院治疗。[130]“紫质症基金会”的病人回忆录说明他们易患抑郁症、意识模糊和被害妄想症，“而且是诊断紫质症的诊断依据”[131]：诺顿（Amanda Norton）说他失去了理智，有被害妄想的倾向。塔非（Ruth Taffet）病发时脉搏每分钟180次，精神抑郁。布鲁诺（Ruth Bruno）的情况更严重，思维混乱、情感麻木、内心惶恐。困扰布莱克（Cheryl Black-Blair）的是心中的抑郁，仿佛人行路时走进雾里，先是薄雾，后是浓雾，反抗也是无力，“生活里只有黑暗，我想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费尼根小时候有过离奇的精神问题，最好的儿童精神病学家无计可施，“医生想办法让我意识到我的问题，但我明白自己没有疯”。
相比于现代患者，卢梭的处境更艰难，他因导尿和持续的病痛而日渐成为舆论的丑角。排尿症状在18世纪对患者有伦理意义上的否定性，所以他对公共交往并不热衷。他曾努力维持与医生的交往，但医生无能为力，医德混乱，稿费和母亲的遗产多用来治病，甚至要举债，疗效甚微。医学在当时科学诸科目中最接近人的心理，好医生能抚慰心灵，坏医生徒增病人的怨恨。他们不能诊断卢梭的病，却会取笑他，这让他对科学与风俗失望。病痛使之退缩到与社会隔绝的个体世界，在误解与孤独中，受迫害的幻想压迫着精神，余生未能摆脱。1772年1月15日，他致信友人萨迪纳（Sartine）时提及他的心灰意冷：“十年来，有人将我围在黑暗里，我要用光线刺透这黑暗，只是徒劳，现在我已放弃了。”[132]1776—1778年写作《漫步遐想录》时，他依旧没能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境地中走出来：
这个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的人，竟被一口咬定是魔鬼、毒夫、凶手，遭人切齿痛恨，为乌合之众所戏弄……怎能想到整整一代人串通一气，乐于将我活埋？
1766年，童年经历、身体病痛、教会缉捕、生活贫困、同侪的奚落等问题迎面袭来，卢梭不堪重负，被害妄想症发作。紫质症是主因，病痛发作时，身心失衡，理智为变化的感受误导。反复发作的病痛为他的公共交往设置障碍，不清不白的症状使之备受奚落，精神苦闷。心理弱势的善良人易受此类问题的困扰，他们在无理无据的非议里独自体味人世的艰辛，不愿诉诸赤裸裸的铁血报复。若反思之路到了尽头，无力应付外界充满恶意的观念时，内心会出现介于反抗、报复与自我反省之间的精神状态，即被害妄想症，一种自我伤害式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