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唐通事产生的历史背景
唐通事不仅是翻译官，他们还要管理唐船[1]和贸易，负责唐人内部的管理，参与长崎奉行的外交，受理与通商有关的咨询业务，并从事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用现在的语言描述，唐通事就是集翻译官、外交官、书记（秘书）官、商务官为一体的特殊官员。唐通事是长崎地方官员，这一役职是德川幕府闭关锁国政策的产物，是长崎对华贸易的附属品。
1603年2月，日本天皇任命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这标志着德川幕府正式成立。整个江户时期，从1603年德川幕府成立到1868年明治维新，存续了两个半世纪，对外始终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对外贸易，但允许对中国和荷兰之间的贸易；关闭所有的港口，但保留长崎一港；限制与外国人交往，但默认中日民间人士之间的交往。中日贸易和长崎直辖地，这两个关键词是长崎唐通事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唐通事是长崎中日贸易的附属品，随长崎中日贸易的需要而产生，随长崎中日贸易的发展而兴旺，随日本对华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随长崎贸易的消退而退出历史舞台。
江户时期的中日贸易，对中国而言是民间贸易，但对日本而言是官方贸易。幕府当局参与了贸易管理，把长崎中日贸易纳入幕府“计划体制”，在江户初期就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管理办法，并随着两国贸易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中日贸易形势的变化以及江户幕府管理贸易经验不足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日本的对华贸易政策更迭频繁。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幕府四次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前后使用了包括丝割符制度、相对商卖法、市法、贞享令、《正德新令》在内的五种贸易制度，平均每十几二十年便有新政策出台。[2]在此梳理一下与唐船贸易和唐通事体制有关的几个主要对外贸易政策。
（一）长崎直辖地
德川幕府时期，除了亲藩，日本有260多个普通藩。从名义上看，幕府将军是各藩诸侯盟主，但各藩大名处于半独立状态，仍拥有很大的独立性，通常幕府不干涉各藩内政，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力，在自己的领地就是绝对的主宰，但受到“将军”的控制，对幕府履行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义务。长崎与普通的藩镇不同，普通藩镇的藩主叫“大名”，而长崎的管理者叫“奉行”。长崎属于特殊地区，过去属于肥前国的领地，位于九州岛西岸，是个著名的港口，是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所以幕府对长崎实行直辖管理。
最早确定长崎为直辖地的不是德川幕府，早在1588年丰臣秀吉时代就确定长崎为直辖地。1592年丰臣秀吉对朝开战，他在名护屋督战期间，已经了解到九州地区有很多华人，并嘱咐长崎官员，要善待“壮年才略”之华人，给他们许配日本女子为妻，并供应官粮，划拨宅基地，使他们安居乐业，为实现他的“亚洲大帝国”的美梦储备人才。
德川幕府政权没有改变丰臣秀吉的做法，继续按照自治地管理长崎，由幕府派遣长崎奉行。第一任长崎奉行是旗本小笠原一庵。小笠原在任时间只有两年（1603～1604），这期间根据对华贸易的需要，实行唐通事制度，并任命山西籍的冯六为第一任唐通事。冯六（？～1624）是唐通事的鼻祖。
（二）唐船长崎集中令[3]
1567年，明朝实行了近两个世纪的禁海令开禁，允许商船出港到南海一带。但还是不准商船去日本，禁止中日贸易。而成立不久的德川幕府的创建人德川家康，迫切地希望恢复明代初期的勘合贸易。1610年，家康命老中本多正纯，给福建巡抚陈子贞写信，请求恢复勘合贸易。这封信由日本江户初期的著名儒学家、汉学家林罗山（出家后法号“道春”，1583～1657）起草，委托应天府（今南京）贸易商周性如转交给陈子贞。但幕府的这一要求遭到明朝政府的拒绝。福建贸易商不知通过什么途径获知幕府的意图，突然掀起对日贸易的热潮。当时的华商主要停靠在萨摩（今属鹿儿岛县）的鹿儿岛、坊之津、京泊，肥前（今属长崎县）的平户、五岛、大村、横濑浦、唐津，大隅（今属鹿儿岛县）的口之津，筑前（今属福冈县）的博多等港口。1631年，到上述各地的中国商船有70～80艘，贸易品主要是生丝。
德川家康不希望华商分散到九州各地。1614年，德川家康在骏府城（今属静冈县）接见周性如，并发给他一份朱印状，其中所规定的贸易地为长崎。第二年颁发的朱印状同样把贸易地确定为长崎。1616年，萨摩藩主岛津家久给华人下发的谕书，也强调同样的内容，命到萨摩的贸易船，绕行到长崎港停泊进行互市。此时，海上霸主郑芝龙也把根据地从平户转移到长崎。但一开始唐船长崎集中令实施效果不明显，来自中国南部的贸易船还是愿意到萨摩，所以第二代将军秀忠有所妥协。到了第三代将军家光，于1635年下死令，只准外国贸易船停靠在长崎一港，并只允许在长崎交易。其目的，一是防止基督教徒的潜入，二是限制白丝贸易，三是防止白银的流失。
唐船只能停靠在长崎，对外贸易只能在长崎进行，所以定居于周边的华人纷纷移居长崎。这给长崎奉行在管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他所采取的对策就是加强唐通事队伍建设。这是唐通事地位提高、待遇优厚、职级分流的直接原因。在长崎执行唐船长崎集中令的直接产物是唐年行司和唐船请人两个管理役职，前者是管束华人的职位，后者是为唐船提供身元保证书的役职。
（三）丝割符制度
丝割符制又称“白丝割符”，是江户幕府为防止日本银超量流出而限制白丝输入的贸易法，始于1604年。
从江户初期到中期，长崎大宗输入品主要是生丝。1633年前后，一年进口量达到150吨～200吨。最初，生丝贸易是自由开放的，主要由朱印船、西班牙船、唐船、荷兰船输入日本。1604年，京都、堺、长崎大商人组建生丝商会，名为“丝座”，由其成员出资购买外国进口生丝，按照定额分配，再批发给国内丝商。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这就是所谓的生丝“割符”，意即“分割”。后来幕府介入丝割符，在京都、长崎等地设置白丝管理人员，叫“丝挂役”。丝挂役经与外国商人商定价格后，由管理人员统一购入白丝，再批发给国内丝商和工厂。在购入价与批发价之间，保持一定的高利润率，由管理机构获取。1635年，中国商船的停泊地被限定在长崎一港，输入的白丝全部被纳入丝割符制。到1655年存续了52年后，丝割符制度被废止，又于1685年重新生效，18世纪初才被彻底废除。
长崎有两个华人——漳州籍欧阳云台和福清籍何毓楚曾担任过丝挂役，他们两位都是来自福建的商人，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四）市法
1635年到宽文元年（1661），幕府的贸易统制（限制）制度初步形成，到宽文十二年（1672）初步形成体系。贸易统制的法令是1671年颁发的市法，1672年开始适用于唐船贸易，一直到1684年。颁布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控制进口货物的价格；二是控制贸易数量。到1680年，唐船入港数控制到31艘，出售额10435贯目（1贯目=1000文目=16.7两金），与前三年相比缩减了三分之一。唐船贸易受到沉重的打击。
（五）贞享令与唐人屋敷
贞享元年（1684），幕府又调整了贸易政策，颁布了贞享令。其背景是，清政府于1661年为削减郑成功的势力，正式发布迁海令，1683年消灭郑军主力，收复台湾后，第二年颁布展海令。实施展海令后赴长崎的唐船数量骤然增加，从1683年的24艘，增加到1685年的85艘。幕府害怕大量的金银流出，随调整贸易政策，把以往以金银交易改变成以铜交易，限定唐船贸易额为6000贯目，限定荷兰船贸易额为5万两黄金。
唐人屋敷是实施贞享令的配套措施。1688年，幕府下达命令，在长崎郊区原幕府乐园地建设唐人屋敷，要把所有唐人聚集到这里，不准散居于市区。其目的：一是防止走私，以此减少白银的暗道流失；二是监督铜交易中的铜价；三是进一步管控基督教徒。
建设唐人屋敷的直接后果是，华人在长崎的生业——船宿的倒闭，这导致不少华人失业。为了解决华人再就业问题，长崎奉行采取的对策是设置内通事小头职位。内通事小头就是为唐船服务（装卸货物等）的小头目，属于广义上的唐通事。
（六）《正德新令》与信牌
实行贞享令的结果是，贸易用的铜枯竭了，无法应对贸易。由此产生的新贸易政策是《正德新令》。1715年《正德新令》二十三条颁布实施，以进一步限制贸易，其内容有两方面：一是唐船贸易铜的售出量限制在150万千克；二是唐船入港数限定在一年30艘，贸易额限6000贯目。
限制进港唐船的措施是实行信牌制度，即每年向清船发放固定数目的一次性信牌。凡领有信牌的清船，可根据照票上规定的时间赴长崎进行一次贸易，如有逾越行为，则失去重新获得信牌的权利。信牌制的实行，使长崎的中日贸易完全被纳入幕府的计划贸易体制。从此中国商船不能再自由赴日贸易。18世纪30年代以后，对清船的限数又有所下降，直至幕末前每年大体在10～20艘。运往中国的输出品主要是铜、海产品；输入日本的货物主要是生丝、药材等。由于当时幕府与清朝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为避免误会，委托唐通事发放信牌。图1-1是《通航一览》一书中的信牌格式，是叶姓等七位唐通事发给宁波船主郑朗伯的信牌，右上角方框内印有“永以为好”四个字。信牌中明确写道：“长崎译司樊、愈、熊、林、叶、林、刘特奉镇台宪命，为择商给牌贸易，肃清法、纪事……”图1-2是长崎县立图书馆藏的信牌原件照片，这是熊姓等八位唐通事联名发给宁波船主杨敦厚的信牌。
图1-1 1770年发给宁波船主郑朗伯的信牌
资料来源：通航一览［M］.早川纯一郎编辑发行，1913.
图1-2 1815年发给宁波船主杨敦厚的信牌
资料来源：大庭修.日中交流史话［M］.大阪：燃烧社，2015.
根据《正德新令》，原来只针对生丝贸易的“值组”制度，适用于所有输入品。这是一种对进口货物先进行估价，然后按照估价竞标的交易制度。唐通事也介入值组交易，其职位是值组定立合通事，名义上属于大通事之上的高级役职。
幕末闭关锁国的国策随着1853年发生的黑船事件而告终，从此日本国门被打开了，曾经的对外贸易唯一窗口失去了往年的魅力。随着长崎对华贸易的衰退，唐通事体制也宣告解体。
二 本课题研究现状
日本江户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给唐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且给移居日本的唐人以改变命运的机遇。唐通事是日本闭关锁国政策和中日贸易的产物。唐通事体制与整个江户时期共命运，存续了两个半世纪，为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历史贡献。但国内对唐通事缺乏了解，更谈不上研究。
（一）国内唐通事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唐通事的学者很少，而且起步晚。在整个20世纪，国内基本无人知晓唐通事的存在，不仅没人研究、介绍唐通事，而且在其他中日关系史研究里，很少有人提及唐通事。1988年汪向荣先生的《日本教习》出版。在该书中，作者作为附录收录了《明清之际任译司诸归化家族世系》，列举了30家唐通事家族简谱（只列名单），这是国内第一部介绍唐通事的资料。1992年出版的《福建省地方志·华侨志》列举了林楚玉、卢君玉、陈冲一、欧阳云台、俞惟和等日本华侨的名字。
进入21世纪，学术界开始关注唐通事，有些人物辞典收录了唐通事。2001年杨保筠主编的《华侨华人百科全书》（人物卷），收录了林道荣、陈道隆、刘宣义等几十位唐通事的条目。21世纪初，以“唐通事”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已经超过10篇，如：邵继勇的《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刘小珊的《活跃在中日交通史上的使者》，许海华的《幕末长崎唐通事体制》，蒋春红的《从“唐话课本五编”管窥唐通事的汉语教育》。他们的研究侧重点在于唐通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唐通事体制与唐通事的职责以及唐通事的唐话教育等问题，只有童家洲先生的《明末清初日本长崎福建籍华侨述略》，涉及部分福建籍华人（唐通事）。更可喜的是，从2012年开始部分硕士研究生关注唐通事，以唐通事为主题的硕士论文出现5篇。其中，多数把研究重点放在唐通事体制及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只有少数涉及唐通事人物。如，沈丁心的《唐通事在明治维新期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涉及幕末对明治维新有贡献的何礼之、郑永宁等末代唐通事；吕田的《从〈忠臣蔵演义〉看江户期唐通事周文次右卫门的汉译手法》，以泉州府籍华人周辰官的第六代孙周文次右卫门（？～1825）为中心，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周辰官及其第六代孙周文次右卫门，其研究重点是周文次右卫门的汉译《忠臣蔵演义》的翻译技巧。福清籍魏之琰及其后孙，不仅把明代乐器带到日本，而且传播、普及明代音乐，所以中日两国音乐界学者主要从音乐角度研究魏之琰及其后孙，其研究论文和论著有上百篇，最具代表性的是漆明镜教授的《魏氏乐谱》。漆明镜在其论著中介绍了魏之琰及其曾孙魏皓的生平。
（二）日本对唐通事的研究情况
唐通事诞生于日本长崎，对日本而言，无论是江户时期，还是明治维新时期，唐通事都对日本做出过重要贡献。所以日本对唐通事的研究起步早，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在日本，以唐通事为主题的研究论文有50余篇，多数集中于21世纪，少数发表于20世纪末。其研究侧重点放在唐通事唐话教育、唐话教育教本，从教育学角度研究的居多，少数研究唐通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唐通事体制，极个别论文涉及何礼之、林道荣、高玄岱等唐通事，这属于个案研究。
但是记录唐通事历史与人物的文献非常丰富。现列举主要文献。
（1）田边茂启的《长崎实录大成》。这是手抄本，田边茂启作为长崎地役人，记录了他任职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其中有高寿觉、林时亮等33位长崎住宅唐人的名字。本书中住宅唐人的名字主要参考这部文献。
（2）颍川君平的《译司统谱》。这是唐通事颍川君平于1897年编写梓刻的历史文献，记载着从1604年到1861年258年间，各级唐通事（含广义上的唐通事）的姓名，共1654人次，实际为836人。这是本课题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但此文献只罗列唐通事的名字与部分人的生卒年以及任职、免职时间。在郑永宁的跋文中考证了27家唐通事始祖。
（3）宫田安的《唐通事家系论考》。这是本课题研究中最基础的参考文献。宫田安考证了48个唐通事家族和1个东京[4]通事，其中来自中国的有47个。可以判明原籍为福建的有23个，约占中国籍唐通事家族的49%。按地区统计，福州府12个，漳州府6个，泉州府4个，延平府1个。
（4）李献璋的《长崎唐人之研究》。分十一章比较全面地考证了部分住宅唐人以及江户初期的主要唐通事。
（5）增田廉吉的《锁国之窗》。记述了锁国时期，锁国之窗——长崎发生的逸闻趣事40多件，其中讲述了林道荣、魏皓、郑干辅、蔡慎吾等唐通事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6）林陆朗的《长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荣和他的周边人物》。林陆朗是福清籍华人林时亮的嫡后孙，曾经到福清港头镇前林村进行过寻祖访问，于2017年初离世。他在书中以丰富的历史文献为依据，详细地考证、记述了以林时亮为始祖的林氏唐通事后代在日本活跃的历史。这部论著虽然是著名唐通事林道荣的个案研究，但比较详细地阐述了唐通事产生的历史背景、唐通事体制、唐通事的职责与待遇，还涉及与林道荣及其后代同时代的唐通事以及隐元、木庵和即非等东渡名僧。这是研究唐通事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
（7）《光风盖宇》。这是二战前福济寺出版的图片集，收录了几十幅长崎“三福寺”（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的住持与檀越的画像图片以及他们的墨迹图片。本书中的住宅唐人与唐通事的画像图片主要来自这部文献。
三 唐通事研究意义
明清之际在日本长崎活跃的唐通事中，福建籍华人及他们的后裔占多数，他们为中日经济和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扎根于长崎这片土地，与异国他乡结下了深厚的情缘，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
但是，查阅福建省各级地方志后发现，个别唐通事的名字零散地记载其中，普遍缺少这些福建籍唐通事的家族背景以及他们对中日经济与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等内容。全面、系统地整理福建籍唐通事资料，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大学日语教师的使命
树德育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教书育人历来是教师的光荣使命。作为大学教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还要进行科学研究，在学术上创新；要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在本学科领域面向社会普及科学知识，推广技术；要为地方社会献计献策，为地方社会与经济发展服务。
（1）笔者的专业是日语，在大学主要负责日本语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侧重点是日语翻译的教学与研究。
本课题研究，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本专业没有关系，有人可能会说：“你这个课题是历史研究。”没错！这个课题按照学科分类，肯定属于历史学科，但既不完全属于中国古代史，也不完全属于世界史。从宏观角度考察，本课题属于中日经济文化交流史，从微观角度分析，属于华侨史。因此，可以将本课题归于专门史研究范畴。但其本质上属于交叉学科，其外延涉及中国史和日本史，而且历史学与历史文献学交叉，内涵包括思想、宗教、法制、民俗、文学、艺术、社会、教育、经济、语言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关键的是这又是翻译家群体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把唐通事作为翻译家群体来研究，因为研究日语翻译家是笔者职责所在。本研究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日本，多数是日文，需要收集、整理、翻译大量日本历史文献，这需要利用语言工具。简言之，本课题研究是，利用日语语言工具，研究日本江户时代长崎华人翻译家群体。所以，本课题的研究没有脱离日本语言文化这一专业。
（2）作为大学语言类教师，如何为社会服务呢？笔者在从事日语翻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利用语言工具，积极为地方社会发展开展了咨询、服务工作。笔者曾经翻译出版了日本东亚同文会编撰的《福建省全志》，译稿由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入库藏并精装印刷成册。同时，笔者被聘为福建省地方志第二批专家库成员和第六届福建省地方志学会理事，2017年又受聘为福建省方志文化专家委员会委员，还与有关单位签订了多项合作项目。事后，博得不少同行好评，国内日语界知名教授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李斗石教授翻译日本历史文献，解决地方社会实际问题，弥补地情文献的不足，而且为青年教师指明了语言如何为地方社会服务的方向，并树立了榜样。本研究，对福建地方志、华侨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而言，都是有益的补充，有些文献资料在国内是首次出现。
（3）本课题的研究，也为日语专业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笔者的科研成果以及利用语言服务社会的经验，为自己所承担的日语翻译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有效提高了教学水平。课堂教学素材，大量来自笔者的译文，翻译实践成果为翻译课教学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在课堂上讲解翻译技巧时，笔者结合教学内容介绍自己的翻译经验，并以自己翻译过的实例进行讲解，活跃了课堂气氛，提高了教学效果，使学生很容易理解掌握。另外，笔者为学生举办专题讲座，开展沙龙活动，带学生参观黄檗文化场所，宣传黄檗文化与唐通事的历史功绩，感染了不少同学。根据翻译实践经验撰写的翻译体会，发表在相关刊物上，总结了笔者翻译实践的几点经验，并将其升华至理论的高度。在进行课题研究过程中，邀请青年教师参与，履行传、帮、带义务，引导他们参与科研活动，为他们创造平台，努力提升他们的科研能力与教学能力，为培养青年教师做出微薄贡献。几年来，已有七八位青年教师参与了笔者的科研项目。
（二）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的体会
通过本课题研究，笔者所获得的启发和体会很多。唐通事这一翻译家群体的案例，为我们如何进行语言类专业建设，如何培养实用型语言类人才，如何做新时代外语人，提供了有益借鉴。
（1）外语人要做“双语人”。“双语人”就是母语与外语都要精通。著名的唐通事都是精通双语的华人后裔。唐通事多数出身于有才华的华人儒商家庭，他们习得双语的家庭环境是，父亲是有文化的华人，母亲是日本大家闺秀，他们从襁褓开始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江户时代的长崎，不仅是华人集聚的地方，也是日本崇尚中华文化的对外窗口，有文采的华人受到人们的青睐，“双语人”得到重用。我们现代外语人要努力做“双语人”，这是高校外语教育的最高理想。现在不少人担心学外语无法就业。在此借用朱舜水的一句名言：“但患不读书，不患读书无所用也。”也就是说，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忧虑的是学生不努力做“双语人”，而不应忧虑“双语人”无用武之地。
（2）要做有文化的外语人。在唐通事中出现了不少有文化的才子，只有有文化、有才华的唐通事才可以成为著名唐通事。被誉为唐通事“双璧”的林道荣和刘宣义，不仅是“双语人”，而且博览群书，通晓天文地理，是著名的诗人、书法家、学者。他们因有才华衬托着，才使其唐通事身份显得更加华丽。我们外语人不仅要努力掌握双语，也要深入学习两国历史文化。不懂历史文化的外语人，成不了大器。
（3）要做专技型外语人。本通事（大通事和小通事）不仅是语言的翻译人员，同时也是商务官、外交官、秘书官，他们大多从事外贸、商务管理工作。只懂得汉语和方言土语皮毛的人，有时也叫内通事，但他们主要负责卸货、仓储保管、船只维修等工作。目前，我国外语类人才市场供大于求，就像在汽车普及的时代，专业司机纷纷下岗一样，只懂得外语的人才，找不到就业门路。面对如此严峻的现实，笔者所在的学校从前几年开始进行了“外语+专技”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由原来的“日语+文学”，调整为“日语+商务管理”“日语+旅游管理”。其理念就是受唐通事的启发。
（4）要融入外国社会。外语人模仿外国人的生活是有必要的。唐通事在日本，表面上看像日本人，这在日语里叫“日本风”。部分唐通事改姓，用祖宗的郡望作为姓氏（如颍川、钜鹿、彭城、河间），用“左卫门”“藤兵卫”等日式名字，主动融入日本社会，受到长崎奉行的重用，也得到日本民众的信任。这是唐通事代代相传的秘诀所在。其实，改革开放后，外国人来华学汉语，也有不少人给自己起中国名字。我们身边有很多外国人，相对而言，我们更容易接受使用中国名字的外国人。外语人要学好外语，还要到外国去。笔者作为高校外国语学院负责人，积极为学生创造出国留学、实习的条件和机会，鼓励他们像唐通事那样融入外国社会。凡是去过外国的学生，其语言能力都有明显的进步。
（三）本课题研究的社会意义
利用日语语言工具，研究唐通事——翻译家群体，不仅有助于日语专业建设、日语人才培养以及日语翻译教学，也对福建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历史上，福建与日本的关系很密切，日本是福建人进行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对象国，在日本有很多福建籍华侨。福建籍华人后裔唐通事，才华横溢，有的成为著名的医学家、音乐家、天文学家、书法家，他们大都擅长书法和诗文，把灿烂的中华文化传播到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使者。通过收集整理日本闽籍唐通事的历史文献，挖掘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史，不仅有利于传承中国与日本友好交流的历史，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日本文化的理解，更有利于促进中日民间友好关系继续健康发展。以史为鉴，才能继往开来。唐通事在日本的光辉历史，是如今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重要历史前提。
（2）有利于丰富福建地情文献。历史科学的研究需要有可靠的史料做支撑，史料的保存、整理、公开和科学地使用是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日本保存下来的有关唐通事的历史文献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重要依据。在历史上，不少福建人在日本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突出贡献，这些人在日本史册上都有比较详细的记录。但福建人对这些历史人物和史料了解甚少。收集、整理、编译、公开这些历史文献，不仅有利于丰富福建地情文献，也能够为中国与日本关系史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文献依据。
（3）有利于深入研究闽籍华侨历史。福建籍唐通事是华侨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挖掘他们在日本活动的史料，有利于丰富华侨历史文献，进一步明确华侨对中日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清末，我国在与日本的外交关系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其重要原因是我们没有自己的翻译队伍，失去了话语权。而且清政府忽略了日本长崎现成的华人后裔翻译家群体的存在，没有关心、安抚他们，使其为我所用。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4）有利于挖掘和弘扬黄檗文化。福建籍住宅唐人不仅捐资建寺院，而且邀请福建籍黄檗僧人到日本，为黄檗文化的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隐元是黄檗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黄檗文化的传播者是一个华人群体，不仅包括以隐元为代表的华僧，也包括以唐通事为代表的长崎华人，还包括一小部分崇尚中华文化的日本人。其中，唐通事是黄檗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因为，唐通事家族经济实力雄厚，是黄檗文化传播的经济后盾；唐通事是“双语人”，他们扮演着黄檗僧人在日本生活的向导者和语言传译者等重要角色；唐通事家族里出现的书法家、诗人、学者、本草学家、医学家、雕刻艺术家、音乐家、天文学家、兵学家等著名人物，是黄檗文化各个领域的主要代表者。其实隐元到长崎之前，华人集聚生活在长崎，已经有50多年历史。“隐元豆、隐元豆腐”早在隐元东渡之前就已传播到日本长崎，只因隐元是闽籍华人的杰出代表，后人才用隐元的名字命名而已。长崎传统文化中包含很多福建地方文化元素，这些都是以唐通事为代表的华人传播和弘扬的。林道荣、刘宣义等华人后裔（唐通事）与隐元、木庵和即非等黄檗禅师亲密交往，这是黄檗僧人在日本生活的缩影。所以，唐通事研究也是黄檗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有利于增强中华文化自信。唐通事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也是黄檗文化传播的桥梁和中坚力量。在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历史中，以唐通事为代表的华人，源源不断地把中国先进文化与科学技术传播到日本，而且唐通事家族中涌现了著名的科学家、医学家、书法家等人物。在日本长崎，灿烂的中华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从此走向全日本，在日本生根发芽，繁荣壮大，不少日本人跟着华人学习汉语，他们崇尚汉学，崇拜华人。中华文化在遥远的古代日本就已具有如此巨大的魅力，更何况如今我国已经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优秀的中华文化依然是我们引以为豪的底气。长崎地方文化中的福建地方文化元素，更是福建人的骄傲。深入研究唐通事，是我们增强中华文化自信的重要历史依据。
四 本课题研究内容
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任务是，首先，全面梳理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情况。据笔者的初步考证，福建籍唐通事主要出自林、陈、刘等25个家族，他们都是最早东渡日本的住宅唐人。其次，全面整理福建籍唐通事为中日文化交流所做出的突出历史贡献与主要人物的典型事迹。
第一章至第三章是前奏部分，主要内容包括绪论、长崎唐通事概述、福建籍唐通事概略。在绪论部分，主要考察唐通事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本课题的研究现状、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在第二章，介绍江户时期长崎唐通事体制，唐通事的选拔与世袭制度，唐通事的职责与待遇，唐通事唐话教育，个别唐通事违法犯罪问题以及对唐通事的客观评价等内容；第三章介绍整个长崎唐通事家系概况，包括长崎福建籍住宅唐人，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况和非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况。
第四章至第八章，是本书的重点部分，着重介绍5家著名福建籍唐通事家系，包括福清籍林时亮、长乐籍刘一水、龙溪籍陈冲一、福清籍魏之琰、沙县籍卢君玉唐通事家系。这5人是江户时期长崎最具代表性的住宅唐人，前三家是长崎最具代表性的唐通事世家，魏之琰家是日本明代音乐家世家，卢君玉家是日本科学家世家。
第九章至第十三章，按照唐通事出生地，分章介绍20家福建籍唐通事家系。包括：福清籍林氏、何氏、俞氏、王氏等4家唐通事家系；长乐籍郑氏、马氏2家唐通事家系；福州府籍陈氏（两家）、薛氏、田氏等4家唐通事家系；漳州府籍陈氏、欧阳氏、蔡氏、吴氏（两家）、高氏等6家唐通事家系；泉州府籍吴氏、方氏、蔡氏、周氏等4家唐通事家系。
第十四章，是笔者近几年进行的“唐通事专题研究”，包括“福建籍末代唐通事与日本明治维新”和“隐元东渡及其对唐通事的教育意义”等两个专题。
最后是参考文献，主要列举本书研究过程中收集到，并参考过的部分研究论文和论著等。
五 本课题研究过程
“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研究”（FJ2016A018）是2016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在本课题获得立项之前，笔者已经收集到不少文献资料，并取得初步成果。获得立项后，笔者集中精力按照计划进行文献的梳理、翻译、整理工作，并在此基础上顺利完成了写作任务。
（一）文献收集过程
笔者曾经留学日本数年，具备一定的双语能力，又因多年从事高校日语专业教学与研究工作，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日本学研究经验，具备一定的科研组织能力。由于笔者本科学经济学，硕士攻读教育学，现在从事日语翻译与研究工作，因此学科知识背景比较广泛，虽然看起来比较杂乱，但对完成本课题的研究任务而言，无疑提供了胜人一筹的信心和前提条件。
二十多年前，在日本留学期间，笔者接触到很多有关长崎华人、唐通事、黄檗文化等的文献资料，但由于受当时的研究课题以及地域等条件的限制，没有深入关注唐通事问题。其实，着手研究唐通事的契机是，笔者调到福建，并在黄檗文化的发源地——福清，从事高校日语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那时是2004年夏季。笔者把福建当作第二故乡，深深被勤劳、勇敢、智慧的福建人民所感动。
本课题研究方法主要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和跨国合作方式。由于本课题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日本，因此收集文献是最关键的一环。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笔者得到国内外学者、同事、弟子以及好友的协助。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松蒲章和东京外国语大学名誉教授井上史雄是历史学和语言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不仅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部分资料，而且提出了很好的研究思路。丽泽大学教授陈玉雄和日本大学博士金山泰志作为本课题组的成员，主要负责收集日本有关唐通事的学术论文。在日本做访问学者的金玉花博士（福州大学），提供了《长崎先民传注解》等珍贵文献。在长崎进修的吉星女士，冒着风险到长崎历史遗迹地，拍摄魏之琰等华人的墓地照片。此外，日本华侨陈东华先生提供了林时亮和林道荣的画像照片。正因为有了这些在日本的学者和好友的无私帮助，笔者才以跨国合作的方式，顺利解决了在国内无法解决的问题。
有些文献资料以及研究思路，同样得到国内一些学者的协助。浙江工商大学王宝平教授和许海华博士，厦门大学林观潮博士，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刘传标研究员通过各种途径，为本课题提供了一些资料。
借此机会向国内外学者和好友表示谢忱。
（二）实地考察唐通事祖籍地
田野调查方法是本课题的重要研究方法。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属于传播学范畴，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学科。在25个福建籍唐通事家族中，比较详细记录其始祖祖籍地或出生地的有5家。这5个唐通事家族的始祖都是闽籍华人，其中2位原籍是长乐，3位原籍是福清，他们都是当时长崎最有势力的第一代华人，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儒商，极具代表性。根据日本有关文献记载的线索，笔者带着助手深入唐通事的出生地，查询族谱，核对确认部分唐通事的家世。
（1）林时亮的出生地是福建省福清县化北里前林村，也就是现在的福清市港头镇。在前林村，笔者受到了村委会主任林珍兴，村文统林崇兴，村老年协会会长林珍明，还有94岁高龄的林福桃等村民的热情接待。他们都是林氏宗亲，与林时亮是同一支派。笔者在此得到《长林族谱》副本，并在家谱中找到林时亮父亲林瑞如的名字，以此确认林时亮的出生地就是前林村，之后笔者为该村林氏祠堂提供了林时亮和林道荣父子的画像照片。2017年5月，首届“黄檗禅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级论坛”召开期间，50多位日本学者和华侨访问过该村。村民们打扫村路，粉刷墙壁，清理祠堂，以崭新的面貌热情迎接客人，他们以著名的唐通事林道荣为荣，为林时亮与林道荣认祖归宗感到高兴。
（2）刘一水的祖籍地是福建省长乐县筹港，也就是现在的长乐区潭头镇二刘村。我们课题组到二刘村后，在彭城刘氏宗亲刘群俤老人的帮助下，查阅了乙丑年（1985）修订的几十册印刷本刘氏家谱。刘氏宗亲刘传标先生（福建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为我们提供了手抄本刘氏家谱复本。根据这些家谱文献可以确认刘一水的祖籍地就是潭头镇二刘村。
（3）魏之琰出生于福清市东瀚镇陈庄村西坊自然村。笔者通过钜鹿魏氏宗亲魏春先生（福鼎民族中学校长），找到文林钜鹿魏氏第三十九代后孙魏若群先生。在他的陪同下，踏访了魏氏总祠所在的文林自然村。在这里古稀老人魏氏宗亲会理事长魏季斌老先生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复印了《钜鹿魏氏总谱》（手抄本）。我们查到了魏之琰与魏毓祯兄弟俩的名字，而且收获了日本学者所不知道的重要信息：魏之琰是唐代著名宰相魏征的后孙。
（4）马荣宇的出生地是长乐县，但日本学者没有指出具体的乡镇村名，只说马荣宇是马铎的后裔。明代的马铎出生于福建长乐，永乐十年状元。马铎的故居在今长乐区潭头镇岭南村。课题组到岭南村后，在村委会主任陈氏的帮助下，查阅了《岭南村马氏家谱世系简图》（手抄本），在家谱里没有找到马荣宇及其父亲马唯仁的名字。后来在陈主任的协助下，联系到了福建马氏宗亲会的马昌盛先生，据他介绍：从马铎以后，岭南村马氏居民多数移居到周边村庄，现在岭南村的马氏居民只有几户。通过踏访马铎故居，可以确认马荣宇的出生地不是岭南村，但他的祖籍地是岭南村。
（5）林楚玉的出生地是福清县灵德里，也就是现在的福清市上迳镇上迳村。东渡名僧隐元出生于上迳村的邻村——东林村。为了查明林楚玉与隐元的出生地，笔者数次踏访上迳村与东林村，在上迳村林氏祠堂，约见迳江林氏宗亲会理事长林顿班先生（迳江林氏第十九代）。在此荣幸获赠2005年新修订的《迳江林氏家谱》一套。通过考证，笔者确认隐元和林楚玉都是入闽始祖林禄公的后孙，隐元与林楚玉属于同一支、不同干派，上述林时亮则属于林每再公支系。
通过对部分唐通事始祖的原籍考察，笔者获得了5本家谱（副本），核对、确认了部分唐通事家族始祖的原籍。这是日本学者无法做到的事情，据前林村与二刘村村民介绍，也有不少日本学者到村里“寻祖”，但多数人没有找到任何线索。通过“寻祖”访问，意外的收获也有很多。笔者十分感佩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通过家谱（族谱）记载世代祖先，不忘祖宗的恩德，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家谱所记载的内容，不仅是一个氏族的血脉传承史，是中国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地方社会演变史的佐证材料。福建人的家谱还反映了几千年中国移民历史。事后，我们为上述5个村提供了日本华人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将成为他们修订家谱的重要依据，将认祖归宗的日本华人写入他们各自的家谱中。5个村的村民纷纷伸出大拇指，夸我们“功德无量”，此时笔者感到了一丝的安慰，笔者的苦心总算没有白费。唐通事的研究资料，对这些氏族修订家谱而言，是不可多得的有益补充。
（三）召开首届“黄檗禅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级论坛”
在同行的建议下，为充实本课题研究内容，笔者围绕本课题，筹备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最初设定的会议名称是“唐通事在黄檗文化传播中的贡献”。令人欣慰的是，学术研讨会策划书一出台，便得到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的鼎力支持。福清市黄檗禅文化研究院、福清市社科联等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表示给予配合并提供经费支持。时任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会长的陈秀姐女士，在日本积极宣传，推荐几位华侨学者带着论文参会。于是小型学术研讨会无意中扩大化了，最后会议名称变成首届“黄檗禅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级论坛”。主题仍然定为“华人（唐通事）与黄檗文化”。
首届“黄檗禅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高级论坛”，于2017年5月15日至17日在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五马山校区盛大召开，引起海内外新闻媒体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次论坛学术水平高，会议规格高，参会人数多，记者采访踊跃，社会影响广泛。这是国内首次以“华人（唐通事）与黄檗文化”为主题的学术盛会。
第一，深入研究源于福建福清的黄檗禅文化对海上丝绸之路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江户时期福建籍华侨的杰出贡献，对于践行“一带一路”构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在中日邦交四十五周年之际，召开这次论坛，有利于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促进中日民间交流健康友好发展。
第三，在黄檗山万福寺360年后重兴与喜迎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建校四十周年之际，适时召开此次论坛，对弘扬黄檗文化，宣传华侨之乡，扩大福清分校的影响，起到很好的辐射作用。
第四，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日语专业教师利用语言工具，介入黄檗文化和唐通事的研究，既有利于弘扬黄檗文化，也有利于丰富福建籍华侨历史文献，同时为国内外语类高校教师开辟了服务地方社会的有效途径。
在这次论坛期间，共收到18篇学术论文。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杨曾文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南昌佑民寺方丈纯一法师发表了主旨演讲；日本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松蒲章，厦门大学王荣国教授，日本法政大学王敏教授发表了主题演讲；日本长崎大学王维教授，日本武藏野美术大学廖赤阳教授，日本同志社大学余项科博士发表了专题演讲；日本正眼短期大学讲师村濑正光，日本滋贺县大雄山第二十八代住持、黄檗画院院长内藤香林，日本黄檗宗滋贺县米原市永明寺住持住谷光和，香港湛山寺常位释莲海，福清佛教协会原会长释悲昇等黄檗宗法师发表了黄檗禅文化专题演讲，日本黄檗山万福寺田中智诚虽然未能莅会，但提交了论文。
在这次论坛上，杨曾文、松蒲章等著名学者不吝赐稿，极大地提升了这次论坛的学术层次。十几位日本学者和旅日华侨，借助日本黄檗文化原始资料的优势撰写高质量论文，有力地提升了这次论坛论文集的文献价值。内藤香林等7位黄檗宗高僧，是隐元临济宗的嫡法孙，他们继承了隐元的衣钵，参与黄檗文化研究，从亲身体会出发，考证自己的法脉，呼吁弘扬黄檗禅文化，提出耳目一新的学术观点。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的部分教师结合本专业，参与唐通事与黄檗文化文献的挖掘与研究，考证了部分唐通事的祖籍地，吴章燕博士首次提出隐元是“习禅”诗人的观点。总之，诸位学者提供的论文主题鲜明，学风严谨，资料丰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这次论坛丰富了以唐通事为代表的长崎华侨的历史文献，极大地充实了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厦门大学吴光辉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戴显群、谢重光教授，福建省社会科学院刘传标研究员，日本中央政策研究所后藤锦隆研究员等学者、教授也应邀莅会并主持了各场演讲会和研讨会。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释本性法师，福建省地方志学会会长方清先生，NPO法人田汉文化交流会理事长田伟（田汉侄女），以及日本华侨代表、福建省地方志部门代表、福建省部分高校日语教师、福清市黄檗禅文化研究院代表150多人参会。
这次论坛的论文集《黄檗流芳》，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1] 当时日本把中国人叫“唐人”，把来自中国的贸易船叫“唐船”。
[2] 何宇.清前期中日贸易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0.
[3] 以下参考山协焍二郎.長崎の唐人貿易［M］.東京：吉川弘文館，1939：8-198.
[4] 这里的东京并非日本的城市东京，而是越南古地名，为区分二者，之后提到此东京时后面括注“越南”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