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崎福建籍住宅唐人

唐通事主要出自旅居长崎的华人家族，并世代传承，一直延续到幕末。要了解闽籍唐通事家系情况，首先要考察旅居长崎的住宅唐人。

一 华人移居长崎

日本江户时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不仅给唐船贸易带来了很大的影响，而且给移居日本的唐人以改变命运的机遇。

幕府政权在1633年至1939年下达五道锁国令，驱逐日本境内的天主教势力，禁止奉书船以外的日本船渡航，禁止在外五年以上的日本人归国，禁止长崎以外的唐船贸易，禁止定居日本的唐人往海外渡航，最后只允许中国和荷兰船只与日本通商，且通商地限制在长崎一个港口^[1]，禁止新来的唐人定居日本，并严禁给航渡到日本的唐人介绍日本女子为妻。

闭关锁国政策直接导致以下两个变化：一是所有中国贸易船都汇集到长崎；二是多数旅居日本的华人聚集到长崎。锁国令实施后，中国船和荷兰船纷纷到长崎，长崎成为当时日本最繁华的地方，给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在长崎的对外贸易中，中国商船凭借地理上的优势，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荷兰商船，所以中日贸易实际上占据了主流地位。据日本学者大庭修《江户时代日中秘话》^[2]记载，在第五次锁国令发布的1639年前，到达长崎的唐船每年达到近百艘。这些贸易船主要来自广东、福建、浙江和江苏等中国南方沿海地区。

华人于日本锁国之前开始居住在九州各地，其中福建籍华人占多数。据唐通事后裔林陆朗^[3]（著名唐通事林道荣的后孙）介绍，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初，大量唐人（华人）定居九州各地，如丰后国的臼杵和府内（今属大分县）、日向（今宫崎县北部）、萨摩（今属鹿儿岛县）、大隅（今属鹿儿岛县）、肥后（今属熊本县）等地都有不少华商往来，一部分逐渐定居于这些地方。其上限可追溯到丰臣秀吉把长崎划定为直辖地的1588年（天正十六年），下限为1604年（庆长九年），这一年德川家康政权实行垄断生丝买卖的丝割符制度。

江户初期，幕府实行朱印船贸易制度之时，就有闽籍华商获得朱印状，从事日本南洋贸易。据史料记载，1604～1636年日本共颁发356份朱印状，主要发给日商和小部分在日本定居的外国人。郑、黄、欧阳、薛、魏、李、林和张等8个姓氏的11个在日华商共获得43份朱印状。他们都是长期从事南洋贸易的家族，大部分来自福建。^[4]综合分析各种史料后，可以确认几位参与朱印船贸易的福建籍华商身份，他们是郑芝龙（郑成功之父）、欧阳华宇（与欧阳云台有族缘关系）、薛八官（薛禄）、魏之琰、魏毓桢（魏之琰之兄）、林三官（泉州人）、李旦（日本学者推测为泉漳人）等7人。

实行锁国令之后，居住在日本各地的中国人纷纷移居长崎。定居长崎的唐人叫“住宅唐人”，以便与“渡航唐人”区别。江户幕府在长崎设置长崎奉行，派遣高级幕臣（直参旗本——直接侍奉幕府将军的大臣），将长崎作为直辖地进行管理。长崎奉行给住宅唐人划拨宅基地，承认他们的永住权，实际上已将他们归化为日本人。当时有多少住宅唐人，至今没有准确的数据。据童家洲先生介绍，日本元禄年间（1688～1704），旅居长崎的中国人约有1万人，约占当时长崎总人口（1696年长崎的总人口为64523人）的近六分之一，其中福建籍唐人数量最多。^[5]但是，这些华人是不是都是住宅唐人，现在无法说清。

二 福建籍住宅唐人

田边茂启在《长崎实录大成》第十卷中列举了高寿觉等33位住宅唐人的姓名，颍川君平在《译司统谱》“住宅唐人之觉”中列举了10位住宅唐人。这两部文献所列的住宅唐人有的名字重复，合起来实际为38位。^[6]其中，可以判明原籍（含祖籍）为福建的有25人（见表3-1），约占66%。

表3-1 闽籍住宅唐人一览

表3-1 闽籍住宅唐人一览-续表1

表3-1 闽籍住宅唐人一览-续表2

此外，长崎还有张三官^[7]（唐年行司、漳泉帮头领之一）、何八官（唐年行司、福州帮头领之一）、欧阳华宇（漳州人，明万历中期东渡日本）、张吉泉、陈朴纯（漳州府石码人，先祖曾任宋朝宰相，1640年东渡日本）等人物经常见于日本文献。

在第一代闽籍住宅唐人中，欧阳云台、张三官、何八官、陈奕山、林时亮（一官）、王心渠、吴荣宗等7人被任命为唐年行司，蔡昆山、江七官、陈九官和薛八官等4人曾任唐船请人。当初，唐年行司与唐船请人完全融入幕藩体制。

三 丰臣秀吉的遗嘱与幕府对华人精英的安抚政策

为什么华人到九州地区后得到当地藩主的关照？为什么长崎历代奉行尊重华人儒商，给他们创造条件，设置唐年行司、唐船请人、唐通事等官职，让优秀的华人担任，而且可以世袭？其实，幕府当局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先考察丰臣秀吉生前的嘱咐。据增田廉吉《锁国之窗》记载，太阁丰臣秀吉，文禄元年（1592）在肥前名护屋（今佐贺县）督战时，对着前来伺候的长崎市地役人说：“西海诸道沿海各地有明船前来互市，听说有商人在此寄宿。如果发现其中的壮年才略的人物，悉数拉致到崎澳，许配国妇，附与官谷，让其安居，将来大有用处。”^[8]

据丰臣秀吉的年表，文禄元年（1592）日本侵略朝鲜，丰臣秀吉赴名护屋。^[9]名护屋位于今九州佐贺县，古代这个地区叫肥前。佐贺县位于九州最西部，其南部与长崎毗邻，对朝鲜发动侵略战争期间，丰臣秀吉在名护屋修建了城堡，作为征朝指挥部兼后勤基地，仅次于大阪城。对朝开战的1592年，丰臣秀吉到名护屋督战，了解到九州地区有很多华人，于是对长崎地役人下令，要善待“壮年才略”之华人，给他们许配日本女子为妻，并供应官粮，划拨宅基地，让其安居乐业，为实现他的“亚洲大帝国”的美梦预备人才。刚开始对朝开战，就想到下一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真实目的并不仅仅是吞并朝鲜，吃掉中国才能实现他的“宏伟战略”。丰臣秀吉于庆长三年（1598）怀着遗憾闭目，临终之前留下了内容相同的遗嘱，千方百计要善待“壮年才略”的华人。

德川家康原来是丰臣秀吉的“五大老”之一，但两人是政敌。丰臣秀吉死后，1603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德川幕府政权成立。他与丰臣秀吉遗臣之间的战争持续到1615年，在大阪夏季之战中才彻底消灭丰臣秀吉的遗臣。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虽然是死敌，但在国家根本利益面前，在对外政策上是一致的。虽然德川幕府敌视丰臣秀吉，还要消灭丰臣秀吉的遗臣，但德川幕府政权建立后，丰臣秀吉的遗嘱仍然有效。德川幕府对中国有成见，但它在统治期间没敢发动侵略战争。中日之间虽然没有官方的外交关系，但民间贸易活跃，交流频繁。幕府和长崎奉行对长崎华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优待安抚华人，选拔优秀的华人及其子弟为唐通事，为幕府外交与贸易事务服务。幕府统治期间，唐通事很平凡，他们没有做出过令幕府惊喜的大事，只是作为长崎地役人，勤勤恳恳、默默无闻地服务于幕府。

如上所述17世纪初期被认定的住宅唐人，都是有才华的儒商、具有一技之长的医生，都符合“壮年才略”的条件。日本幕府安抚郑芝龙就是典型的例子。郑芝龙于1612年到长崎，奉将军之命北上江户，陈述很多异国形势。将军大喜，在长崎特赐土地，供给官粮，其后因贸易上的关系，移居平户，娶田川氏家的女儿为妻，所生的儿子就是郑成功（乳名福松）。^[10]

17世纪50年代后，日本对新来华人的审查更加严格，他们必须得到幕府的认可，得到定居许可的只有寥寥数人，屈指可数。在此列举四位主要人物。

（1）颍川入德。浙江杭州人，原姓陈，名明德，日本庆安年间（1648～1652）到长崎，是日本小儿科医学始祖，因有一技之长才获得特许登岸。

（2）隐元（1592～1673）。符合“壮年才略”的标准，经幕府批准后，于1654年被长崎华人邀请到长崎。幕府考察4年多后，几经周折，1658年11月德川家纲才接见隐元，次年允许他选址建寺。

（3）朱舜水（1600～1682）。明清之际的学者、教育家，浙江绍兴人，清兵入关后，流亡在外，参加反清复明活动。1661年朱舜水到日本，未能获准登岸，困守舟中，后经大学者安东守约等人的努力，才破例获得幕府的批准。他在长崎、江户（今东京）授徒讲学，传播儒家思想，很受日本朝野人士推重。

（4）魏之琰（1617～1689）。最晚到长崎的商人是魏之琰，1672年才获准定居长崎，之前他往来于东京（越南）与长崎之间，为长崎崇福寺捐献过巨款，他是豪商巨贾，也是日本明乐传播者。

到了幕末和明治时期，日本当局对外扩张的野心勃发之后，这些华人后裔，才证实了丰臣秀吉所说的“将来大有用处”的预言。幕末和明治初期，日本对外考察，随行翻译人员是末代唐通事；幕末最早习得英语的英才是末代唐通事，他们是明治初期的第一批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翻译家，当时日本了解世界靠华人；在外交事务上，在对华关系方面自不必说，在对欧美关系方面，也都有末代唐通事参与；有的末代唐通事及其子女直接参军，参与对华战争，充当了帝国主义帮凶。

四 长崎华人东渡日本的直接原因

按照丰臣秀吉的遗嘱，日本九州各地藩主，尤其是长崎奉行以优厚的待遇安抚“壮年才略”的华人。这仅仅是华人东渡安居乐业的客观原因，或者叫外因。那么，华人东渡的直接内因是什么？

多数住宅唐人都强调其东渡是为了躲避战乱。江户时期，华人东渡日本的时间，多数在日本元和至宽永年间（1615～1643）。明末万历至天启年间，政治腐败，社会矛盾重重，但不至于发生大战乱。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萨尔浒之战后迁都沈阳，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大清，1644年李自成攻占北京，当年顺治帝迁都北京，清军入闽时间是1646年。长崎第一代华人去日本的年代，福建一带虽然有倭寇来犯，但基本没有特别的战事。只有1640年以后东渡日本的华人如朱舜水、魏之琰等少数人是为躲避战乱，他们都参与过反清复明运动，东渡日本（或海外）是为躲避清军的追杀。

有些学者认为华人东渡日本是为了脱贫致富。由于福建多山，耕地稀少，福建居民不得已渡海谋生。^[11]但是，江户时期长崎的第一代华人，尤其是长崎奉行认定的住宅唐人都是“壮年才略”的华人，他们没有一个人是因贫困潦倒，生活所迫到日本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身份是商人，少数人是医师，基本没有靠体力劳动赚钱谋生的人。此时，因受渡海条件限制，福建还没有兴起移民热潮，福建居民大批移民到海外发生于清末民初，主要移民目的地是新加坡、菲律宾等地，他们多数是从事体力劳动的最底层劳工。^[12]

长崎华人东渡日本的直接内因是经商。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益，是商人冒险东渡的最重要的直接内因。17世纪初，尽管日本和明朝政府都实行“禁海”政策，但是民间贸易十分活跃，而且福建沿海地区的居民历来有闯海外淘金的历史传统。林时亮、刘一水等华人去日本的行为可以断定为经商，他们的身份就是商人。能证明他们商人身份的还有两个有力的材料：一是林时亮（公琰）、刘一水等华人最初落脚于长崎以外的九州其他地区，并在那里居住若干年，其间经常往返于这些地区与长崎之间，后来干脆在长崎租船宿；二是日本幕府颁布“唐船长崎集中令”后，住在九州各地的华人集聚长崎，林时亮从大村，刘一水从平户移居长崎。对商人来说，长崎就是发财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