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对唐通事历史功绩的客观评价
对唐通事历史功绩的评价，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依据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一分为二地分析，客观地评价。既不能无条件地夸大其历史功绩，也不能一概贬为一文不值。唐通事身份特殊，他们在中日关系史上所起的作用，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江户前期，他们的作用是积极的，促进了中日贸易和文化交流；江户末期，他们的历史作用，对于日本而言是积极的，而站在中国立场而言是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
一 对江户前期唐通事的评价
（一）第一代住宅唐人是爱国华侨（华人）
长崎第一代住宅唐人是明清朝代更替时期东渡日本，并按照丰臣秀吉“壮年才略”的标准留下来的儒商，有的人是富商巨贾。
他们在长崎是华人的杰出代表，扮演着华人领袖角色。他们大多数在日本元和至宽永年间（1615～1643）东渡日本，拥有一定的财力，在华人圈拥有很高的威望，受到日本人的尊敬，得到长崎奉行的重用。他们中的多数是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修养和聪明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魏之琰、林楚玉、何毓楚、王心渠等人是富商巨贾，是商界的精英，还有一些人是治病救人的名医。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有涵养、威望高；有诚信，深得长崎奉行的信任；有学识，有素养，广泛结交文人墨客；是华人的领袖，各地华人帮头领；笃信佛教，慷慨解囊捐建佛寺；注意培养后代，民族自信心很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优秀住宅唐人的后代，成为令长崎华人羡慕的唐通事。
（二）江户初期的唐通事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多数唐通事虽然出生于日本，但他们的祖籍都是中国。他们身上具有诸多双重性。具有中日两种血脉、和汉双语人、官儒双重身份、佛俗融合，不仅受日本达官贵族的崇敬也受华人的爱戴，是中日两国人民的骄傲。他们传承中华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他们自己经常表明自己是华人。
日本当局要求他们改姓，但何、吴、郑、蔡、王、杨、周、卢、薛、李姓等唐通事家族还是一直沿用本姓，即使改姓也没有忘记祖籍，用祖籍地名代替姓氏。如“颍川”是祖籍为河南颍川的陈氏，“彭城”是祖籍为河北彭城的刘氏。
林道荣、刘宣义、陈道隆、林守壂等大通事具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家里摆放着世代祖宗的画像，格外强调自己出身于华人家族。日本长崎有很多华人家族历史文献，都是这些唐通事记载保存的。
福清籍的林道荣和长乐籍的刘宣义是长崎著名唐通事，被誉为唐通事“双璧”。他们两人同时是日本江户早期的著名诗人、书法家、学者。
（三）出自华人家庭的著名人物
江户前期，长崎华人家族里涌现了一批杰出人物，有的被列入《长崎先民传》和其他史册。现列举其中主要人物。
（1）刘宣义（1633～1695），日本名彭城仁左卫门，讳宣义，字曜哲（耀哲），号东阁，法名道诠。长乐籍华人刘一水之子，著名唐通事、诗人、书法家。
（2）林道荣（1640～1708），原名市兵卫，讳应寀、应宰，字款云，号墨痴、官梅、罗山，法名熟也。福清籍林时亮长子，长崎著名唐通事，与长乐籍刘宣义并称唐通事“双璧”，也是远近闻名的诗人、书法家。
（3）叶雅昶（1669～1723），日本名颍川四郎左卫门，讳雅昶、道树，号严正，是漳州府籍叶茂猷的嫡子，母亲是陈道隆的千金玉娘，雅昶是陈道隆的外孙。他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书画收藏家、旅行家、社会活动家，也是知名唐通事，曾任大通事格、风说定役。
（4）北山寿安（？～1701），也叫道长，号友松，别号寿庵、逃禅庵。是长乐籍华人马荣宇的长子，他出生于长崎，并在长崎学医，后到大阪行医，成为日本名医，被载入沙县籍卢千里撰写的《长崎先民传》。
（5）高玄岱（1649～1722），字子新，高超方（漳州府籍高寿觉嗣子，日本人）之子，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医学家和书法家。高玄岱与林道荣齐名，被誉为书法界的“二妙”。
（6）卢草硕（1647～1688），通称德兵卫，讳玄琢，号葆庵，字草硕，是沙县籍卢君玉的嫡孙。1658年，12岁开始跟随日本医师小野昌硕学医，学成后从医，成为长崎名医。1673年，27岁时上京（京都）进入桂草叔（医师）门下深造，年底回长崎。他对本草、医学有很深的造诣，被称为江户时代日本本草学的鼻祖。
（7）卢草拙（1675～1729），通称元右卫门，讳元敏，号葆真、草拙，幼名卯之助，又叫平吉，是卢草硕之子，卢君玉第四代曾孙。他是江户中期的天文学家，长崎文化人，嗜好读书，知识广博，号称“博览强记”（活辞典的意思），特别在天文学领域威望很高。
（8）魏皓（1728～1774），原名富五郎，讳皓，字子明，号君山，在日本一般使用钜鹿民部。魏皓是魏之琰的嫡曾孙，追溯其家系，曾祖魏之琰—祖父魏贵—父魏明规。魏皓是日本江户时期的著名音乐家，他出身于华人富商家庭，不迷恋家产，也无心继承家业，专心追求音乐、传播音乐，把自己短暂的生命全部献给音乐普及事业，他是中日两国人民的骄傲，他的英名永远铭刻在中日两国音乐人的心里。
（四）以唐通事为代表的华人是黄檗文化的桥梁与纽带
（1）唐通事是“三福寺”的建造者。随着旅居长崎的华人数量增多，华人社会逐渐形成。华人进行社交活动的场所是寺院。1623年，陈九官等三江地区的住宅唐人建造了兴福寺；1628年，陈冲一和陈道隆父子等漳州府籍华人捐资建造了福济寺（俗称“漳州寺”）；1632年，林楚玉、魏之琰、王心渠、何毓楚等福清籍住宅唐人建造了崇福寺（俗称“福州寺”）。华人社会以寺院为基础，以他们的原籍为核心，形成了三江帮、福州帮、泉漳帮和广东帮（后来兴起）等四个帮派。
（2）唐通事是“三福寺”的经济后盾，也是“三福寺”僧人的衣食父母。“三福寺”有强有力的檀越队伍，不像日本电视剧里的僧人，靠化缘维持生计。在日本“檀越”是指为僧人提供与衣食住有关的物资，并为寺院的开基出资的信徒，也就是寺院的经济后盾。
（3）唐通事是隐元等华僧的推举人。有了寺院就得有僧人，“三福寺”及其檀越们，纷纷邀请华僧东渡入住。隐元到长崎之前，先后有16人应邀到长崎“三福寺”，还有1人遇难。邀请隐元前夕，福济寺有了住持蕴谦禅师，他是福济寺的第一檀越陈道隆邀请来的高僧，得到檀越的支持。崇福寺的住持超元禅师也得到众檀越的爱戴。而兴福寺的无心性觉和逸然性融还没有得到檀越的充分认可，这两位禅师自己也觉得修禅不够，自觉邀请大陆名僧，一开始根据无心禅师的推荐，逸然禅师邀请了也懒，但也懒应邀东渡途中遇难。之后无心禅师推举隐元，逸然禅师决定联合“三福寺”的众檀越（主要是唐通事），发起四次盛情邀请隐元的活动。
（4）唐通事是隐元东渡的动员者、感化者、推动者、操办者。长崎的住宅唐人与唐通事，曾两次联名写信给隐元，恳请隐元到长崎弘法。在第一次邀请信的13位檀越中，8人是唐通事，其中渤海久兵卫和高应科是同一人，即漳州府高寿觉的嗣子，也叫高超方。在第二次邀请信中，4人是唐通事，其中渤海久兵卫与高应科还是高超方，也许高超方邀请隐元的心情迫切，为表达诚意，才重复署名。唐通事的态度是积极、热情、诚恳的，行为是紧凑、具体、细致的。1653年，古石禅德作为专使，带着第四封邀请信到福清黄檗山，陈述长崎华人诚恳邀请大师的实情。唐通事的诚恳邀请感动了隐元，他已经无法再拒绝，即使是铁石心肠也要被感化，最后他下了东渡的决心。没有唐通事的诚意，隐元可能不会动心，所以有些学者称，唐通事数次恳请是隐元东渡的直接外因。[13]
二 对江户后期唐通事的评价
（一）幕末明治初期杰出的华人后裔
1.幕末一批华人后裔唐通事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传承者
同安籍华人蔡昆山第八代孙蔡恒次郎（1817～1858）是蔡家第一位正式唐通事，虽然级别低，但属于正式唐通事。他性格刚毅，具有很强的民族认同感。幕末幕府当局强令华人后裔唐通事学习满语，遭到长崎华人后裔的强烈反对，态度最坚决的人就是蔡恒次郎。他性格严毅耿介，刚直不阿，毫不顾忌个人的安危和利益，在唐通事中，只有他一人坚决拒绝学满语。他说：“我们华人远离先祖的故地，漂洋过海来到异国他乡寓居，就是因为憎恨夷狄（左衽），现在怎能让其后人学‘野蛮的’语言。”留下豪言壮语后，愤然辞职，另谋生路。
1871年签订的《中日修好条规》是个基本上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末代唐通事郑永宁等人参与了这个条规的整个签订过程，他不仅担任外务大臣的翻译，还负责起草文件。向外务省提交的情况报告，多数署有他的名字。
1872年发生的玛利亚·路斯号事件，时任神奈川县一等翻译，兼权典事的林道三郎介入调查，及时妥善处理，得到外务省和清政府的嘉奖。在此，华裔外交官扮演了和平使节的角色，他们虽身为日本政府官员，但没有忘记自己是华人，不仅传承了中华文化，还为华人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末代唐通事出身的外交官颍川君平晚年（1897）编写了《译司统谱》，记载了从1604年到1861年258年间，各级唐通事（含广义上的唐通事）1654人次（实际836人）的姓名。在这本书里，唐通事出身的著名政治家何礼之和外交家郑永宁分别撰写了序言和跋文。唐通事的姓名和家系之所以能够流传到现在没有被遗忘，得益于这部文献。
2.不少末代唐通事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功臣
日本幕末和明治初期，在遣清使节团和岩仓遣欧美使节团等重要对外考察团以及其他重要的外国访问活动中，都能找到华裔末代唐通事的身影。他们在考察活动中所承担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翻译，更重要的是借助语言优势参与考察外国的形势，以及政治、外交、法律、军事、经济、教育、文化、风俗习惯，回国后还要整理撰写考察报告，翻译有价值的外国书籍。幕末日本人主要通过“千岁丸”使节团的报告获得外部信息，了解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基本形势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的中国情况。
刚刚诞生的明治政府，也是通过遣欧美使节团的考察报告，才开始真正了解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发展工商业是实现民富国强的根本途径，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彻底改革日本封建的政治体制，健全法制，加强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何礼之在遣欧美使节团里所起的作用，除了给全权大使担任英语翻译官外，也参与了对欧美国家政治制度的调查，还翻译了大量西方书籍，传播西方进步的政治制度，对明治维新以及后来的自由民权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译著也传播到中国，上海等地曾经出版过何礼之译著的汉译版。
幕末明治初期，多数末代华裔唐通事率先学习英语，成为日本最早习得英语的英才。他们兴办英语教育机构，培养英语人才，编撰英语辞典，普及英语，造就了何礼之等日本最早的华裔英语教育家。他们凭借英语才华进入日本政界和外交界，并担任了要职，为明治维新文明开化做出了贡献。长乐籍华人郑宗明的嫡后孙郑干辅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二）优秀的末代唐通事在明治初期日本外交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
幕末和明治初期，由于刚刚打开国门，既缺乏外语人才，也无外交经验，日本外交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日本外交部门一开始没有设专门的翻译官职位，每当与外国交涉或与外国发生纠纷的时候，都是由具有外语才华的官员临时充任翻译。率先掌握英语的末代唐通事，虽然处于各级政府的普通官员位置上，但一遇到外交事务或外事纠纷，首先承担了各类翻译工作。这些末代唐通事不负众望，在外交界和其他领域展示了外语才华，赢得了日本政府的信赖。日本外交正是依靠这些华裔，打破了被动的局面，走向了世界。
从19世纪末开始，日本在世界各国设立大量驻外领事机构，到1933年为止，仅在中国就设了55个领事馆。在这些驻华领事机构里担任重要职务（副领事以上）的末代华裔唐通事就有5人，还有不少人担任书记官、翻译官，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凭借英语优势，担任美国领事的末代华裔唐通事就有2位，有的在外务省、内务省、海关、地方政府任要职，完全融入日本政界，还出现了杰出的政治家（何礼之）和外交家（郑永宁）。
这些华裔外交家，对于明治政府而言，都是宝贵的难得的人才，对日本外交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三）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个别唐通事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
甲午战争之前，在清政府里一直没有日语翻译官。直到甲午战争后，1895年李鸿章到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进行谈判的时候，才开始有中方的日语翻译官。据《日本外交文书》记载，此次谈判共进行七次，中方翻译官卢永铭和罗庚龄始终在谈判席上担任李鸿章的翻译。据查证，这两个日语翻译官是1882年后中国驻日公使馆培养的首批翻译官。甲午战争之前中日两国间的交涉，大多由日方人员担任翻译，而日方的汉语翻译又大多是华裔唐通事出身的外交官。
在和平时期，中日之间进行平等外交往来的时候，华裔外交官和翻译官起到和平使节的作用。但在近代中日外交史上，不平等的外交活动占多数，和平外交活动是很少的，中国始终处于被欺负、受凌辱的地位，华裔在中日和平交流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每当日本觊觎中国、侵略中国的时候，这些华裔外交官不管是否愿意，但在事实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从明治初期到甲午战争发生，中日之间签署了不少不平等条约，也发生了琉球漂民事件、日军入侵台湾事件以及中日甲午战争。在这些事件中，末代华裔唐通事充当了外交官和翻译官，为日本政府所利用，为日本侵华战争充当“马前卒”。
不仅如此，不少华裔唐通事还亲自参与了这些战争。据初步核对，华裔唐通事参与侵华战争的事例有：福建省沙县籍卢君玉的第九代传承人卢高朗和江苏省淮安府籍华人刘凤岐第十一代后人彭城大次郎，参与“牡丹社事件”（出兵台湾事件），前者受伤九死一生，后者死于台湾；江苏省籍华人刘凤岐的分家第十一代后人彭城邦贞参加了1894年甲午战争，后任台湾总督的翻译官；以福建省漳州府籍吴振浦为始祖的唐通事家族第十代后裔吴大五郎，在甲午战争期间配合情报部门破译清军电报密码，致使清军损失惨重。
甲午战争以前，在中日外交较量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频频败给对方。导致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清政府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以及大部分官员不作为。但中国外交上的失利，也与没有自己的翻译官有一定的联系。没有自己的翻译官，等于失去话语权、主动权，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1] 陈杰.江户幕府［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1-11.
[2] 李斗石.明清之际日本长崎福建籍唐通事家系概略［J］.福建史志，2014（3，4）.
[3] 以下参考林陸朗.長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栄とその周辺［M］.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4] 許海華.幕末における長崎唐通事の体制［J］.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11（5）.
[5] 以下参考邵继勇.长崎贸易中的唐通事［J］.江南大学学报，2008（5）.
[6] 林陸朗.長崎唐通事—大通事林道栄とその周辺［M］.東京：吉川弘文館，2000.
[7] 除特别注明的外，俸禄均指月俸。
[8] 山住正己.日本教育史［M］.东京：岩波书店，1987：11-12.
[9] 喜多田久仁彦.唐通事の中国語について［J］.研究論叢，2016（87）：9-20.
[10] 木津祐子.《唐通事心得》译注稿［J］.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00（39）：1-50.
[11] 成春有，汪捷主编.日本历史名人词典［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364.
[12] 增田廉吉.鎖国の窓［M］.大阪：毎日新聞社出版局，1943：138-152.
[13] 林观潮.临济宗黄檗派与日本黄檗宗［M］.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3：14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