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辩证维度
问题导向和辩证思维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直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矛盾，运用辩证思维，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问题是事物矛盾的外化形态，运用辩证思维解决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的问题，亦是高校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作为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战略工程，高校意识形态教育关系着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会用辩证方法去观察处理实际问题，增强辩证思维能力。”[1]高校要直面意识形态教育过程中的病症难题，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思想教育、舆论教育、文化教育、远大理想教育等环节中主导性与从属性、建设性与批判性、民族性与世界性、远大理想与现实境遇的辩证关系。要注重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筑就意识形态建设新的高地。
（一）重视意识形态思想教育“软骨病”问题，把握好主导性与从属性的辩证关系
思想教育亦称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主义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教育的显著标志。坚持思想教育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看家法宝，更是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重要抓手。高校意识形态思想教育目前存在“软骨病”问题，其症状表现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大而不强，非马克思主义（以下简称“非马”）意识形态教育乱而无序，病症后果体现就是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失语现象频发，学生精神家园迷茫摇摆。把握好唯物辩证法中的两点论和重点论，重点处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辩证关系是解决问题之要点。
唯物辩证法揭示了矛盾贯穿事物发展始终，其兼具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辩证统一。其中，主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次要矛盾对事物的发展起从属性作用，二者为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妥善处理好意识形态思想教育中主导性与从属性的辩证关系，是意识形态教育富有实效性的根本保证。首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处于主导地位。传播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四梁八柱”，绝不能被其他意识形态思想取而代之。其次，“非马”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义支流意识形态，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其要符合差异和层次规律，并能够成为国家富强、社会发展、人民幸福的精神动力。最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非马”意识形态要相互依存，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为主，“非马”意识形态传播为辅的教育布局。如若脱离“非马”意识形态教育，那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就会僵硬和教条，反之脱离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那么“非马”意识形态教育就极易造成思想混乱。
高校意识形态思想教育要从主导性与从属性两大辩证关系入手，着力主攻“软骨病”问题。主导性方面，高校要以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实效性为核心，确保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入脑入心入课堂。一是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坚定党性原则，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2]。高校要加强党委统领作用，切实把意识形态教育当作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来落实，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地位。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思想是新时代意识形态思想教育的灵魂。高校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落实、落地、落深、落细，引领广大师生真正学马、懂马、用马、颂马。二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耦合度。马克思主义说到底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其起源于社会、关涉社会、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理论亦泛存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高校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关联，进一步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鲜活度，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更加“有趣”。三是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与实践的契合度。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高校要充分发挥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在学生学习、科研、生活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在实践中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教育实效。要在实践中学习马克思主义，继而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经过实践—学习—再实践—再学习的循环往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更加“有用”，真正改变精神缺“钙”困境。四是进一步加强教师主流意识形态教育力度。相较于学生，长期以来高校对于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略显不足。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教师的思想言行对于学生的成长成才将产生深远影响。高校要加强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力度和比重，发挥好党委宣传部、共青团、工会、教师工作部等部门的培育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教师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引领示范作用，提高教师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认识，辐射更多教师身体力行，利用三尺讲台传播中国好声音，唱响新时代最强音，帮助广大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从属性方面，高校要在意识形态甄别上确立标准。不同于糟粕意识形态，“非马”意识形态虽然复杂多样，但多数意识形态内容亦非反动。如若对其“一刀切”否定，并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发展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3]意识形态能否浸润灵魂、尊重生命、塑造于人，应为“非马”意识形态好坏与否的选择标准。积极有益的“非马”意识形态思想标准是趋同的，树立学生的蓬勃朝气和浩然正气，引导学生严于律己和克己勤勉，提升学生研判现实与虚无、积极与消极的能力。高校是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场，教师是意识形态传播的“守门员”，要以身作则，坚持立德树人，保持高度使命感和责任感，决不允许任何人，将任何消极声音，以任何形式传入校园和课堂。要建立长效机制，把握好“非马”意识形态校园“准入”标准和宣传维度，杜绝向“非马”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度看齐甚至凌驾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之上。
（二）重视意识形态舆论教育“色盲病”问题，把握好建设性与批判性的辩证关系
舆论教育亦称宣传教育，作为加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舆论教育是扩大意识形态教育覆盖范围和作用实效的“放大器”。目前高校意识形态舆论教育存在“色盲病”问题，其症状表现为片面重视正面舆论的宣传表达，忽视负面舆论的斗争批判，其后果体现在正面舆论信息的传导严重衰减，负面舆论信息的传播泛滥蔓延。处理好唯物辩证法中辩证统一的根本规律，把握其统一关系是解决问题之要点。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就是将建设性与批判性对立统一之结果。目前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对于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扬弃后建立起来的。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非将前人哲学彻底批判，亦非对前人哲学成果的简单相加，而是马克思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深植于实践，使其得以“新生”，进而实现哲学历史上的伟大飞跃。如果马克思仅仅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未建构新的哲学系统，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必将是不完整的；反之，如果马克思未能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彻底的批判和扬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必将受到质疑。所谓不破不立，“破”即是批判，“立”即是建立，二者既是对立亦是统一，片面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辩证的。意识形态舆论教育如果只立不破，那么那些负能量声音就会同台唱戏，大大削弱正能量的传播效能；如果只破不立，那么社会就有陷入思想空洞的危险，意识形态教育也就无从谈起。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客观矛盾尚待破解。与此同时，少数分子利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阵痛现象大做文章，积极利用舆论平台扭曲渲染客观存在。近年来，我国高校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工作方针不动摇，正面舆论教育建设成效显著。但面对负面舆论往往出现“失语”或“被漠视”的现象。不放弃舆论斗争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意识形态工作复杂形势的重要研判。高校要在坚持正面宣传建设不动摇的基础上，积极斗争负面舆论信息。
一要善于运用斗争策略和批判武器。防御战与进攻战是斗争策略的两大战法。高校既要强化防御意识，完善领导体制、舆论防御网络和通报制度，筑牢意识形态坚固堡垒；也要强化主动意识，掌握斗争先机，完善负面舆论信息“前置”处理方案，在其出现并蔓延之前主动发声批判。思想理论是批判武器的重要支撑。高校要创新意识形态理论教育体系，夺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舆论话语权。要坚守好思政课主阵地，加强国内外政治局势、经济形势、文化斗争、社会风险、生态危机等方面的教育力度，使广大学生更加深刻理解新时代进行“新的历史特点伟大斗争”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二要强化意识形态网络监测能力。“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4]。以新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媒介已经成为负面舆论蔓延的灾区。高校要顺势而为提高舆情斗争科学化水平。首先，要建立网络技术攻防体系。通过大数据加强对校园论坛、微信等自媒体平台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研判，及时干预制止负面舆论的传播。其次，要建立学校、政府、企业联动机制。由于技术瓶颈和法律权限，高校处理校外负面舆论的能力有限，要进一步加强高校与互联网企业、政府网络安全部门的联动机制，及时发现、消解负面信息扩散。最后，要加强网络信息引导机制。负面舆论具有快速传播性，高校要及时发现和掌握不良信息征候，跟踪网络舆情及现实回应，加大网络领袖和舆情团队的批判力度，敢于亮剑。要以贴近青年话语体系的表达方式引领广大学生正视听、明事理、辨是非，共筑良好风气。
三要制定解决问题的方法策略。负面舆论往往来源于社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在不法分子“包装异化”下被扭曲。高校要开展舆论教育，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回击扭曲谬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解决之径。首先，要以“两点论”观察现实问题。伴随负面舆论的社会现实问题往往是难啃的硬骨头，要不回避问题、全面看待问题，既看到问题又看到成绩，既看到挑战又看到机遇，避免以偏概全，一叶障目。其次，要以“本质论”分析现实问题。舆论教育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被现象甚至假象所迷惑。列宁曾经强调：“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5]作为舆论教育的重要载体，师生在参与舆论建设的过程中要以理性的分析、严密的逻辑、科学的判断，提出正确的看法、鲜明的观点、独到的见解，在批判中凝聚共识。最后，要以“过程论”把握现实问题。“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6]。广大师生必须把握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趋势，既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亦要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客观看待发展过程的问题矛盾，进而夺取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最终胜利。
（三）重视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崇洋病”问题，把握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
文化教育是国家教育的必要组成，涵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领域。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文化教育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途径。目前高校泛存意识形态文化教育“崇洋病”的问题，其症状表现为“外强我弱”的文化势差和崇洋媚外的盲目表达，后果体现在师生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相对不足。把握好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是解决问题之要点。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家园，以塑造共同价值观、民族认同感，提高民族凝聚力为归宿，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阵地。意识形态具有普遍性，只有与各国自身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才能得到本国人民认可。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时代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滋养下的理论实践硕果。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7]高校“崇洋病”的出现十分危险，其与“外强我弱”的文化势差紧密相关。一方面，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民族文化自信不够与我国总体经济实力大而不强、人民生活水平足而不富密切关联。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及西方社会存在普遍“神化”，其导致部分学生易于甚至乐于接受其附带的西方社会意识的“同化”，进而直接倒逼了学生对于植根中华大地主流社会意识的“弱化”。
为解决好“崇洋病”的问题，高校要更加重视意识形态文化建设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关系。一要支持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建构起坚固的社会存在。文化缺乏自信和底蕴不足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存在，高校要积极发挥其独有的智力优势，加强产学研合作，解决改革建设过程中的“硬骨头”，协调推进各领域社会存在的发展进步。二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以核心社会意识整合多元社会意识。高校要进一步深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底蕴。要落实“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的责任分工，坚持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除思政课外，其他教师要根据各自学科特点深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伦理，积极找寻本专业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联系，创新转化话语体系，以润物无声的教育方式浸润学生心田。三要助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我创新。我国现行社会科学课程概念、理论、思想、范式大多源于西方，其社会理论融合了西方多种意识形态的价值本源。伟大思想源于伟大实践，新时代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新概念、新理论、新思想、新范式提供了丰富滋养。高校特别是社会科学教师要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构建，研究中国理论，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高中国文化在国内外舞台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抵制西方文化圭臬化趋势。四要重视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教育浸润。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是联系中华民族历史、现在和未来的重要纽带，是当今社会意识形态选择和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确立的重要参照。相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目前高校对于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教育力度明显不足。要加强以民族观、历史观、革命观为核心的文化培育，善用隐性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增强学生文化自信，进而增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五要合理吸收世界文化，加强外来文化本土性转化力度。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的一贯主张。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习。”[8]改革开放40年的丰硕成果业已证明，只有放眼世界，合理学习吸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世界文明成果，中华民族方能永葆生机活力。
解决“崇洋病”并不意味着要拒绝一切世界的社会意识。高校作为文化交流碰撞的集散地，要积极探索、比较、吸收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发展的域外文明成果，在确保无碍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特别重视加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创造性结合转化，助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与此同时，对于域外反动渗透意识形态，要旗帜鲜明予以抵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9]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纷繁中西文化场域面前，广大师生应当保持“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文化自信，坚决抵制、决不认同与主流文化相悖的错误声音，共筑高校意识形态氛围风清气正。
（四）重视意识形态远大理想教育“空虚病”问题，把握好远大理想与现实境遇的辩证关系
远大理想教育亦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的终极目标，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美好希冀并为之矢志奋斗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目前高校普遍存在远大理想教育“空虚病”问题，其症状表现为高校意识形态培育谈及现实境遇较多，强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较少，后果体现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培育缺位，学生远大理想信仰空虚。统筹好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性任务的辩证关系，是解决问题之要点。
意识形态教育说到底是解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而远大理想和现实境遇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号召共产党人“反驳共产主义幽灵神话”[10]。共产主义是理想还是任务？如果共产主义仅是乌托邦式社会理想，那么这样的运动只能是虚无的“幽灵”；如果共产主义仅是现实运动，那么这样的运动只能是魂无定所、行无依归。“我们现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向着最高理想所进行的实实在在努力”[11]。将远大理想和现实境遇统一起来的意识形态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教育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政党运动一旦摒弃了共产主义理想，那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共产主义运动就会土崩瓦解。诚然，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亦经历过强调理想而忽视现实的惨痛教训，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目前，高校对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严重不足，将远大理想和现实境遇相结合的统一教育更是难以开展。一方面，新时代大学生多数为“95后”，对于远大理想意识形态相较陌生；另一方面，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高校教师对于《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研究不足，对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专业化解读水平层次不高，故而不敢、不愿、不能传道授业，解答学生疑惑。
解决警惕“空虚病”问题，必须提高教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培育的专业化水平，杜绝一味地空喊口号。一是要求教师阐述共产主义科学性，批驳共产主义“过时论”的伪命题。学生之所以动摇远大理想信念，其根源来自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认知缺失。事实上，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科学阐释了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批判，尖锐指出了资本创造生产的局限性。唯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即生产资料不再为某一阶级或某一群体所有的情境下，资本主义生产矛盾才能得以破除，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才能得到实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政要和经济学者纷纷学习《资本论》以寻求破解之道，这从侧面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仍未“过时”。
二是要求教师阐述共产主义发展过程性，批驳共产主义“迷茫论”的伪命题。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美好愿景。但其不仅是一种希冀，更是一种向着希冀而努力奋斗的现实进程。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将共产主义以阶段划分，表明共产主义也存在从低级到高级、从不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发展脉络。中国共产党人更是清楚认识到最高理想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因此在不同时期的奋斗任务亦不尽相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是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人的阶段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使命。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目标亦更近一步。“实现共产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而这个最高理想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奋斗的”[12]。高校意识形态建设既要宣传远大理想，又要倡导其与现实阶段的统一性，增强人民对现阶段奋斗目标的广泛认同，实现二者有机结合。
三要要求教师加强阐述共产主义能动性，批驳共产主义“虚无论”的伪命题。远大理想并非毫无作用，高校要教育引导学生自觉担当，把个人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紧密结合，并使之成为个人奋斗的能动源泉。新时代，将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建设事业中，就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行动方向。高校要坚持目的导向，进一步统筹把握远大理想和个人理想的辩证统一关系，增强学生对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认同和信心。“要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不断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13]。
[1]《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4日，第1版。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3]习近平：《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
[4]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
[5]《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90，第364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50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0页。
[8]史春风：《论十大关系导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第25页。
[9]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3日，第2版。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70页。
[11]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第5页。
[12]习近平：《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第5页。
[13]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8，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