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概况及其趋势_广州大典研究（2018年第2辑/总第2辑）-QQ阅读男生武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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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概况及其趋势

刘平清 ^[1]赵晓涛 ^[2]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广州图书馆），广东广州，510623

摘要：近年来，国内地方文献整理出版蔚然成风，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六大趋势：一是地域上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二是时间范围从古代近代文献向民国文献延伸；三是成果从出版影印到点校，再到推出系列研究成果；四是文献种类从传统图书拓展到报刊、档案、民间文书、考古出土资料；五是传播载体从以纸质出版为主到纸质与电子数据化同步进行；六是编纂出版机构从临时机构到专门研究机构更多涌现。与此同时，国内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资源重复建设；二是缺乏交流平台；三是普遍重视纸质出版，轻视数字化出版；四是普遍轻视普及型的地方文献编纂与出版；五是普遍重视整理出版传世的纸质文献，忽视其他类型的文献。

关键词：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民国文献；古代近代文献

一 “地方文献”整理的兴起与出版概况

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学者杜定友教授认为：“地方文献是指有关本地方的一切资料，表现于各种记载形式的，如：图书、杂志、报纸、图片、照片、影片、画片、唱片、拓本、表格、传单票据、文告、手稿、印模、簿籍等等。”在他看来，“地方文献包括史料、人物、出版三个部份”。^[3]

早在1957年，杜定友先生在南京图书馆举办的全国省市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上，讲述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简要地介绍了地方文献的范围、搜集、分类、编目、使用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骆伟教授认为，“这个讲稿是我国第一篇关于地方文献工作比较系统的技术与理论总结，也可以说是我国地方文献研究的奠基之作”。^[4]

在笔者看来，先不论其载体，地方文献首先是指一个特定地方区域产生的文献，此外，虽然不在该地区产生，但内容上与该区域有关的文献，也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是否在内容上具备鲜明的地方性，是判定某一文献是否属于地方文献范畴的关键。

特定区域，可以是文献反映的现行行政区域范围，也可以是文献内容反映或者产生时的行政管辖区域范围。以《广州大典》一期为例，收录文献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管辖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广州大典》二期（民国篇）地域范围比一期更大，涵盖民国时期广东行政区划范围，包括今广东省（不含怀集县）、海南省、南海诸岛以及广西的钦州、廉州地区（包括合浦、钦县、灵山、防城）。特定区域有时还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如徽州文献，收录的范围横跨今天安徽黄山市和江西省的婺源县、属宣城地区管辖的绩溪县。这些都属于古徽州地区范围。

明代中后期以来，伴随着出版业的兴盛，发达地区如江南、岭南开始出现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和地方官办出版机构。以岭南文献编纂史为例，明万历四十三年冬至四十四年春（1615～1616）刊刻的《岭南文献》，由时任广东提学副使张邦翼组织编纂，开全面整理岭南文献之先河。之后是明天启七年（1627）广东提刑按察司佥事杨瞿崃推出的《岭南文献轨范补遗》。清代康乾时期号称盛世，朝廷延揽知名学者先后推出大型文献丛书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这对地方官员、学者乃至富商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仍以岭南文献为例，整理编纂进入了一个小高潮：康熙年间，著名学者屈大均编纂《广东文集》，番禺诗人黄登刊刻《岭南五朝诗选》。乾隆年间，顺德学者梁善长编成《广东诗粹》，香山女学者陈兰芝汇编《岭南风雅》，顺德学者温汝能汇集《粤东文海》《粤东诗海》。流风所至，清中晚期，嘉庆年间顺德学者罗学鹏编就《广东文献》，阮元、张之洞先后督粤期间创办学海堂、广雅书局，刊刻古籍丛书，更是嘉惠学林，影响深远。十三行富商如伍崇曜、潘仕成，以组织文人雅士搜集、刊刻乡邦文献为荣，出版的《粤雅堂丛书》《海山仙馆丛书》流传至今。

举凡历史上政局相对安定，物质相对富裕，所谓的太平盛世，都会有地方官员学者留意地方文献的挖掘整理、刊刻保护。当然也有例外。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动荡期，热心辑录越中地方文献，后以《会稽郡故书杂集》刊行。从这点上说，鲁迅先生也是地方文献整理的先驱者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傅斯年等历史学家，出于对日本学界编造的东北不属于中国谬论的义愤，组织撰写出版《东北史纲》。1936年4月，中国当代东北地方史研究的主要开创者和奠基人金毓黻先生主持并参与编辑的《辽海丛书》问世。这是第一部以东北地区历史、地理、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大型地方文献，是东北地方丛书中辑录广博、去取严谨的一套集大成者。

在这之后，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尽管有杜定友等学者的大力呼吁与提倡，图书馆界特别是省级图书馆比较重视收录地方文献，但大陆地方文献的编纂出版，基本上处于相对沉寂期。而在海峡对岸，在国民党元老陈立夫等人的大力提倡下，兴起一股整理编纂出版地方文献的热潮。这股热潮的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首先，从大陆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文教学界人士，来自全国各省区市，流离失所，背井离乡，在局势安顿之后，纷纷成立同乡会；聚会之余，为寄托乡愁，“追忆记述，就不期然会归结到乡邦文献的蒐辑保存与整理”。^[5]此外，大陆“文革”爆发，大破“四旧”，客观上也刺激了在台人士“保护我国固有伦理文化的责任，而地方文献的整理，就是此中的基本工作”。^[6]1970年4月，台湾地区成立了“中国地方文献学会”。学会之宗旨，“一为地方文献之蒐集与整理，二为爱乡爱国精神之发扬，三为作重建乡邦之准备”。^[7]学会成立之后，台湾地区涌现更多的相关刊物、图书等地方文献（见表1）。

表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刊物一览

表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刊物一览-续表1

表1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地方文献刊物一览-续表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进入复苏期，各地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些地方文献，但整体规模不大。规模相对较大的有安徽大学古籍整理办公室负责组织编纂、黄山书社负责出版的《安徽古籍丛书》（自1989年开始刊行，采用现代点校本的整理方式）等。进入21世纪，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地方文献的整理逐渐迈入黄金期。2007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各地掀起了新一轮规模、力度前所未有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工作热潮。如《广州大典》《山东文献集成》《湖湘文库》《荆楚文库》《江苏文库》《燕赵文库》《新疆文库》《巴蜀全书》《浙江文丛》等，在这一时期，相继问世或者在编纂中。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有50种大型地方文献已经出版或在编纂中（见附表1）。毫不夸张地说，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进入了一个井喷状态。地方文献是中华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文献编纂整理出版，为保存地方特色的资料、延续地方文脉、弘扬地方文化、彰显地方特色、传播地方形象、助推地方学的形成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地方文献整理出版的几大趋势

（一）区域上，从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展

东部是我国经济文化相对发达地区，尤其是江苏、浙江一带，自明清以来就是文献渊薮，前人留下的著述浩如烟海。从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东部地区除了省一级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一些副省级城市乃至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级市也在组织本地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如广州市有《广州大典》、东莞市有《东莞历史文献丛书》，江苏省南京市有《金陵全书》、苏州市有《苏州文献丛书》、无锡市有《无锡文库》，浙江省衢州市有《衢州文库》（含《衢州文献集成》《衢州区域文化集成》《衢州名人集成》）、温州市有《温州文献丛书（刊）》、台州市有《台州文献丛书》，福建省有《泉州文库》。甚至下到县、镇一级都有本地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如温州市下辖的平阳县有《平阳地方文献丛书》、苍南县有《苍南文献丛书》，宁波市下辖的宁海县有《宁海丛书》，泉州市下辖的晋江市（县级市）有《晋江文库》，广州市的近邻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有《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

东部地区上述地方文献丛书的编纂，有些已经完成，如2006年初正式启动的《山东文献集成》，由于体量规模不算太大（最终出版200册），且有财力、人才双重保障，特别是主事者非常得力，至2011年9月便告完成，可谓相当顺利，捷足先登。有些已实现阶段性目标，如2006年8月《泉州文库》整理出版委员会即告成立，2011年底前出版完成点校的第一批书目12种共10部著作。《福建文献汇编》2008年启动，迄今已整理出版三辑共919余种360册（约1.4亿字）。《浙江文丛》2010年底启动，至2016年底便实现第一期500册出版目标，2017年初很快启动第二期。东部地区特别是江浙闽地区，一些经济文化发达的地级市、县级市，其地方文献由于编纂基础较好，文献相对集中，其编纂出版相对而言比全省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启动更早，其中许多已经完成；其工作无疑为全省地方文献编纂出版起到了先行先试的作用。

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除了少数如《中原文化大典》《湖湘文库》编纂出版无论是启动还是完成都较早（按：《中原文化大典》2001年启动，2008年完成，虽完成在先，但只有55册3000多万字，其体量规模跟其他省地方文献丛书完全不在同一个数量级上；《湖湘文库》2006年启动，2013年完成）外，其他绝大部分省区市一般启动要晚。如《荆楚文库》2014年启动，《贵州文库》《朔方文库》都是2016年启动。有些文献如《三晋文库》自2005年开始酝酿、筹备，但进展不太顺利。2014年底，山西古籍和历史文献的抢救保护整理传承工程《山西文华》开始实施，2015年至今已出版图书291册。2017年底，向全国图书馆入藏，一期工程基本完成。极少数中西部省区市尚处于空白状态。如全国省一级地方文献典籍丛刊，西藏、青海还是空白。其中部分省区市编纂出版工作由于财力保障不足、缺乏专门机构等时断时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编纂出版进度，如《陕西文献集成》等。当然以上是就总体而言，其中不乏极少数的特例，如以“扬（羊）眉（煤）吐（土）气”著称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早在2005年就全面、系统地整理出版《鄂尔多斯古籍文献丛书》，又如云南红河自治州的《红河文库》等。

这里重点介绍两部丛书。其一是河源市紫金县《紫邑丛书》。紫金是广东省级贫困县。《紫邑丛书》所收录起自明隆庆三年（1569）置县断至1949年的著作，包括紫金人的著述和紫金的事物记载，着重收集历代学术成就卓著、影响广泛的著述，分为史志、诗文、术数、风物、医学、影像六个系列，务期反映紫金文献之全貌。该丛书采用底本多系有学术价值之稿本、抄本、孤本、善本、罕见本，整理方式为校点、汇编、辑佚等。《紫邑丛书》从2009年立项，2011年开始出版，因受经费不足限制，每年只能出2～3种。该书主编黄海棠先生，初中毕业后坚持自学，并用心搜集地方文献，几乎以一己之力推动此事，令人感佩。

其二是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的《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这大概是全国唯一一部镇一级推出的地方文献，由中山大学学者主持编纂，目前已整理出版近40种100册。根据该丛书总序，丛书总规模将多达两三百种图书，“非如此不足以呈现西樵镇深厚而复杂的文化底蕴”。与一般的地方文献编纂不同的是，该丛书不仅包括历史文献（如史乘、家乘、金石、档案、民间文书、乡贤寓贤之论著等），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如口述史、传说、民谣民谚等）、自然与物质文化遗产系列（地貌、景观、遗址、建筑等）。其扩展内容又分为两大类别：一是有关西樵文化的研究论著，二是有关西樵的通俗读物等。

（二）时间范围上，从整理古代近代文献向民国文献延伸

从我们掌握的数据看，目前各地编纂出版的地方文献，多以清朝覆亡为时间节点。这样处理当然有其道理：一则因为清朝覆亡后，革命党建立临时政府，并于1912年正式建立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使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二则从出版形态上来说，虽然民国时期也有大量的传统雕版印刷书籍，但现代印刷技术广泛运用，已成为主要业态；三则中国古籍普查时段范围多以1911年为下限，这为各地影印地方文献在书目的查找上提供了很多便利。

近年来，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出现了新的趋势，这就是从文献成书的时间上延续到民国时期。其中以《云南丛书续编》最具代表性。该书接续民国时期云南先贤编纂的《云南丛书》，按全科精选原则，以学术性、史实性、艺术性为标准，突出地方性特点，选收民国云南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并补收1911年前《云南丛书》应收而未收的著作。具体为选收记载滇事之书和滇人所著之书，尤以记载滇事之书为重点。其中对非滇籍在滇学者名流仅收其以滇事为主题的著作；对滇人著作侧重于反映民国史事，兼收具有学术水平且有影响力的研究性著作或文学艺术作品。既着意收录流传较少的稀见、未刊著作，同时对1949年后再版过的重要著作不避重复遴选入编。

再如《金陵全书》，虽然重点放在1911年前，但收录出版的文献也延伸到民国，如《首都市政公报》第一次对民国首都南京市政公报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整理出版。此外，《金陵全书》还收录了《南京调查资料》《南京概况》。这两种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人在1949年4月解放南京前夕，为保护南京而编写的情报资料。正在开展的《广州大典》二期（民国篇），同样把时间范围锁定在1912年至1949年。收录的文献不只限于图书，还希望能扩充到其他载体，如档案、内部资料、报纸、期刊等。

（三）成果形态上，从影印到点校，再到推出系列研究成果

《浙江文丛》《湖湘文库》《苏州文献丛书》《泉州文库》等少数地方文献丛书，采用现代点校本或以现代点校本为主出版，大多数地方文献的编纂，基于种种考虑，如整理耗时相对较少，利于缩短出版周期，对整理者知识素养要求相对较低等，以精选善本影印为主。

影印古籍看似相对简便，然因影印古籍的底本形态及介质的差别甚大，采用哪一种复制设备和复制模式，将直接关系到出版图书的最终质量。一些地方文献在整理出版过程中，由于受委托的出版社为了争抢更多出版资源，获取更多项目资金，存在使用廉价的底本资源（如扫描已出版的影印古籍、缩微胶片）等问题，一些地方文献的出版质量不高，影响到学者使用，使其社会效益无形之中打了折扣。

对古籍文献的加工整理，影印旨在化身千百、传本扬学、守先待后，是实现再生性保护的主要方式。如果说影印是对古籍文献的初步加工整理，那么点校则是对古籍文献的深入加工整理。点校工作对点校者的相关专业知识素养和视野无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非积学有年者不能胜任，否则稍有不慎易致谬种流传。以《浙江文丛》为例，这套大型丛书90%以上的图书是点校整理本。文集点校者，一般约请有相当专业学养和研究基础的学者，如《全芳备祖》的点校者程杰、《袁枚全集新编》的编校者王英志、《全浙诗话》的点校者蒋寅等，皆可谓一时之选。

好的点校本更加方便一般学者和读者使用，有利于地方文献在更大范围内和在更深层次上发挥其使用价值，特别是有利于可全文检索的古籍文献数据库建设。以《广州大典》为例，《广州大典》一期520册共收录珍稀稿抄本462种。这些稿抄本相较一般刻本，不仅非常不便现代读者阅读使用，且无法纳入电子全文检索范围，更有碍实现《广州大典》全文数据库化，从而影响《广州大典》在更大范围内和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为此亟待组织专业人员，对这些为数不少的稿抄本进行加工整理，尽快推出质量上乘的点校本乃至校注本。

只有先有了好的影印本和点校本（包括校注本），对古籍文献开展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才有坚实可靠的文本基础。毋庸置疑，文本基础是对古籍文献进行深入研究的前提条件。

从前期的古籍文献影印到点校，再到相关研究，近年来地方文献事业总体上呈现某种逐步深入、有机统一的局面。这一局面，在《湖湘文库》《杭州全书》等目前少数几种地方文献丛书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此外，如近年来东莞市莞城图书馆坚持藏用兼顾的古籍保护与开发原则，他们既组织出版以校点为主的《东莞历代著作丛书》，也组织出版以影印为主的《东莞历史文献丛书》，此外还有以研究为主的《东莞文史研究丛书》，可谓“三管齐下”、整体推进。这几个地方的做法无疑为其他地方文献丛书编纂出版工作的持久深入开展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借鉴。

（四）文献范畴上，从传统图书拓展到报刊、档案、民间文书、考古出土资料

早期的地方文献整理，图书是重点，其中方志占的分量不小。但这种情况近来有所改变，出版界越来越重视非图书的其他文献。以刚刚出炉的《朔方文库》为例，在今宁夏辖境内出土的、1949年以前形成的各种出土文献资料，或出土于宁夏辖境之外、内容与宁夏有关的各种出土文献资料都纳入其中。此外，存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国家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史语所等单位的有关宁夏的上谕、朱批、奏议、文书等珍贵档案也是应收尽收，极大地拓展了文献范畴。《金陵全书》收录的《首都市政公报》《南京调查资料》《南京概况》，同样属于档案性质的文献。

再如徽州文献的整理，既包括传统的典籍文献，更有为史学界所重视的30万件左右的民间契约文书，它们构成了徽学的学术基础。在这方面，“清水江文书”的整理更具代表性。

20世纪60年代，贵州学者在清水江流域进行苗族、侗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在锦屏县的一些苗村侗寨发现了大量林木、土地契约等。其后数十年来，当地政府部门、学术机构、高校和相关学者又在清水江流域其他各县发现并搜集了大量的文书，有契约、账单、税单、家产清单、纳粮执照、诉状、判词、官府告示、算命书、风水书、清白书、分关书、婚书、休书、过继契约、陪嫁资契、保结书、碑铭、日记、教材稿本等类别。这些文书因在清水江流域发现并记录清水江流域的人和事，故而学术界统称其为“清水江文书”。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清水江流域各县已搜集到此类文书达20万份以上，已出版“清水江文书”整理影印本接近100册4万份，主要有《清水江文书》33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贵州清水江文书·黎平文书》22册（贵州民族出版社）、《天柱文书》22册（江苏人民出版社）、贵州省档案馆编《贵州清水江文书》15册（贵州人民出版社）等。

广东作为华侨大省，近代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广东籍华侨漂洋过海到世界各地。由此遗存了大量的侨批档案，即侨批（银信），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信件、账册、票据、证书、谱牒、照片、广告、匾额、印章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近年来备受学界的重视和出版界的青睐。潮汕地区侨批的收集整理主要有《潮汕侨批萃编》（共三辑，由公元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2004年出版）、《潮汕侨批业档案选编（1942～1949）》（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潮汕侨批档案选编》（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1）、《潮汕侨批集成》（共三辑108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2011年、2015年出版）等，五邑地区有刘进等编的《华侨书信抗战史料选编：五邑侨乡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梅州则有《梅州侨批档案选编》（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2）、广东省档案局编《梅州侨批·世界记忆——魏金华收藏侨批档案汇编》（2014）等。这些具有浓郁侨乡特色的文献，鲜明地记录了广东百余年来华侨与家乡的密切联系、在海外的奋斗历程、对家乡的牵挂、热心慈善捐赠用以修路建校等各种公益事业。

（五）传播载体上，从纸质出版到纸质与数据化同步进行

在当前信息技术背景下，利用电子数据库进行学术研究日趋成为许多学者首选的资源获取和利用方式，数字资源建设成为图书馆界和信息技术产业界共同关注的领域。古籍数字化也是顺应古籍整理、保护和利用需求的一个发展趋势，属于新技术条件下的古籍再生性保护之一，如《广州大典》正式出版前数据化已被纳入议事日程中。

《广州大典》数据化项目于2014年8月启动，前期经过数据库调研和选型、专家研讨，先后制定《〈广州大典〉数据库设计方案》《〈广州大典〉数字图书馆建设网络服务平台建设方案》《〈广州大典〉网络服务平台功能需求书》等文件，为《广州大典》数字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项目方案得到了市领导的认可和批准。2014年11月，项目经过公开招标，确定了承建方。至2015年4月，项目第一期完成了数字图书馆的开发及页面设计，完成《广州大典·丛部》影像数据的导入与标引，《广州大典通讯》电子杂志试刊的编纂以及大典介绍、动态资讯、大典研究栏目的内容策划和信息编辑。自2015年4月至2016年6月，项目在第一期建设的基础上，开展了平台功能完善、资源核对、众包功能开发、后台建设、统计功能开发、资源拆卷加工、数据校对等一系列工作，最终将经、史、子、集、丛五部数据全部上线。

目前《广州大典》数字图书馆收录的文献主要来自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占《广州大典》全部文献的70%以上。《广州大典》数字图书馆主站位于广州图书馆服务器，由广州图书馆技术部负责技术保障，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负责内容维护，并分别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建立镜像站点。数据库建成后，三馆资源共享。也就是说，三馆读者都可以通过网络，凭借个人读者证号，在图书馆局域网与外网各自官网上在线阅读《广州大典》收录的原属于三馆收藏的文献。以广州图书馆为例，点开广州图书馆官网（www.gzlib.gov.cn），进入广图首页，点击“资源”栏，进入“数字资源导航”，再点击其中的“广州人文”，就能看到“广州大典网络服务平台”。点开后就能进入广州大典数据平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授权问题，现在读者只能看到三馆的数据。《广州大典》一期征集的其他80余馆，文献种类占30%，有近千种书籍。大典中心目前在和各馆协商如何进一步完成授权，让读者特别是看不到纸质版的读者，都能在网络上阅读更多的书籍。

（六）机构设置上，从临时机构到专门研究机构更多涌现

从全国情况看，参与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编纂的单位包括各地党委宣传部、高校、地方志办、图书馆、文联、政协、文史馆、出版社等。大多数由地方党委宣传部牵头，抽调各方面人员组成编辑部，开展这项工作。这虽然具有很强的灵活性，但也带来一个问题：后续研究编纂基本上无法展开。一部大型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周期较长，投入的人力财力比较多，有时因为人事更迭，后续的编纂出版都可能成为问题，更谈不上如何使用、如何研究了。从目前来看，地方文献专门机构越来越多。以下重点介绍三个。

1.广州大典研究中心

其前身是《广州大典》编辑部。2005年《广州大典》编纂出版项目启动，编辑部成员由几个机构抽调而成：广州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州市地方志办、广州图书馆、广州出版社等。编辑部在广州市委宣传部统一指导下开展工作。2015年，在《广州大典》一期编纂工作接近尾声，进入最后出版环节时，经过充分的论证，广州市编制办专门发文，批准成立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中心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设15个编制，隶属广州市文广新局，和广州图书馆合署办公，人、财、物相对独立。中心的成立，一方面，确保继续推进《广州大典》二期（民国篇）的编纂出版工作；另一方面，确保有专业的研究队伍，继续编纂《广州大典·曲类文献》《广州大典·海外文献》系列，围绕大典文献，开展其他工作，出版诸如《广州大典总目》《广州大典概要》，举办系列学术会议，推出《广州大典研究》集刊等。

2.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

越地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越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省越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在越文化研究中肩负光荣的领军使命。中心发轫于1999年正式建立的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所，2002年升格为越文化研究院，2006年申报为“一地多点式”的省社科重点基地，2010年升格为独立基地，成为浙江省内外唯一专业从事越文化研究、交流及其价值当代化的学术平台。中心主任（院长）由一位副校长担任，执行主任（执行院长）由一位专业知名学者担任。现有越地文学艺术、越地历史文化、越地经济发展与文化关系三个研究方向。现有22位专业研究人员中，浙江省社科学科组专家4人、浙江省中青年学科带头人4人、浙江省151人才工程人才8人、绍兴市领军人才2人、绍兴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4人。按照“有重点、入主流、上水平、出特色”的建设方针，中心在研究、人才培养、论坛举办等几大方面奋勉有为，受到学界和有关各方好评。

3.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是1999年重组的实体性研究机构，是教育部批准的首批十五个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中心现收藏徽州原始文书档案1.2万多份（册），各类抄本、谱牒、徽人文集500余种。目前正在开展9个重大项目研究。先后举办过6次徽学研讨会。中心下设徽州典籍文献研究室、徽州文书研究室、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室、徽州文学艺术研究室、徽文化资源开发研究室、资料室（分资料阅览室和特藏室两个部分，其中特藏室资料为中心所独有，具有别的资料无法相比的价值）等。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15人、兼职研究人员15人。

类似的专门的地方文献机构还有陕西师范大学国际长安学研究院、负责编纂《杭州全书》的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杭州研究院）等。

从临时机构到正式机构的设置，对地方文献的整理特别是地方文献价值研究的深化，无疑能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如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一直把徽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中心积极推进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以服务于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深度挖掘，丰富旅游的文化内涵，协助地方进行开发规划。另一方面，通过科学的研究，呼吁文化资源的保护，提倡可持续发展的旅游开发。中心一些成果直接为政府和相关部门、企业所采纳。

三地方文献编纂整理：问题与探讨

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可以预期，地方文献编纂整理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的地方文化机构将会加入这个行列，越来越多的地方党委和政府会重视这项工作。这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但我们也要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资源重复建设。一些一生行踪多地、具有全国影响的知名人物，其身上的地域标识特征往往并不明显。不同于那些影响仅局限于某一地的一般地方人士，他们的著述在全国通用文献资料中一般早有收录。比如根据籍贯或者寓贤等收录标准，近代的康有为、张之洞等人的著述，往往被不止一部地方文献丛书收录，这样难免出现资源重复建设问题。

另外，历史上地域范围较大的城市，其地方文献收录范围往往包含了它今天管辖范围外的周边城镇。如今天的东莞市、中山市、佛山市西樵镇在清代皆属广州府地域范围，《东莞历史文献丛书》《中山文献》《西樵历史文化文献丛书》所收录著述，不少被《广州大典》所收录。当前这种地方文献编纂工作的各自为政，难免导致一拥而上、重复建设、浪费宝贵人力物力等问题。

第二，缺乏交流平台。上述问题的产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地方文献编纂者之间缺乏一个有效沟通交流的平台，平时各自为政。因此或者像地方学研究协会一样，专门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地方文献研究协会，或者直接挂靠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下的地方文献研究专业委员会，而把研究会成员范围扩大到图书馆以外单位，或者直接在中国古籍保护协会名下挂靠。不同地方面对的文献材料确实有别，在其编纂出版等工作过程中却有某些共性的元素，协会的成立，为各地开展同一性质的业务交流提供了共同基础。我们相信，通过搭建平台，不断交流，各地地方文献工作者将得以深化认识、取长补短，从而实现共同进步。

第三，普遍重视纸质出版，轻视数字化出版。当前出版业态和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阅读习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数字出版、电子阅读不断冲击原有格局。为更好适应这种形势变化，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地方文献编纂成果，必须采取纸质出版与数字化出版“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但从全国情况来看，除了少数地方文献在整理起步阶段就重视这个问题外，绝大多数仍然停留在纸质文献整理出版阶段。

第四，普遍轻视普及型的地方文献编纂与出版。当前地方文献的整理编纂，以卷帙浩繁的大部头居多，以影印居多，这个从抢救性保护的角度来看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许多稿抄本以这种方式得以保存与流播。但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地方文献编纂出版成果普遍远离普通读者。如何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让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做好地方文献的普及型读本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样才能让更多人分享少数人所从事的事业成果。这应当成为摆在地方文献工作者们面前的新课题。

第五，普遍重视整理出版传世的纸质文献，忽视其他类型的文献。从文献产生的材料上看，远古是金石，然后是简帛，最后才是纸质。当然也有如古墓出土的砖刻铭文，多者并重，才能反映一个地方文献概貌。截至目前，很多大型地方文献丛书在编纂过程中还是更为重视传世的纸质文献，其他类型文献成规模的抢救整理出版则相对较少。

以上五个粗浅问题，希望能引发各位专家学者对于当前地方文献工作的深入思考和实践创新，在今后把好事做得更好。

附表1 近年来全国各地地方文献编纂出版项目情况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