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合作交流 共同推动地方文献保护与编纂出版工作

陈建华

《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主任、主编，广州大典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我们举办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的目的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文化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重要讲话，对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传承发展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批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护好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对做好新时代文化遗产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充分体现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我们研讨会的主题是“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指导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们，介绍和交流各地各单位在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方面的做法和经验，共享最新的研究成果。

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有关古籍整理的出版规划。到2018年，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已走过整整六十年。

2018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前二十年举国上下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奋斗。这一时期全国各地重视古籍整理及历史文献抢救保护和整理出版的机构为数不多，今天在座的有若干家机构是其中杰出的代表，抢救整理并影印出版了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这需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守，极为难能可贵。你们是保护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先行者和楷模，你们传承文化的功绩将永载史册！

国运兴则文化兴。进入21世纪以来，在古籍整理的热潮中，伴随着地方学的兴起，地方文献的保护和整理出版渐入佳境。2007年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在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坚实基础上，各地掀起了新一轮规模、力度空前的地方文献编纂出版工作热潮。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地方文献的整理出版迈入黄金时期。如《山东文献集成》《湖湘文库》《荆楚文库》《江苏文库》《燕赵文库》《巴蜀全书》《巴渝文库》《浙江文丛》《福建文献汇编》《朔方文库》《中原文化大典》《金陵全书》《杭州全书》《衢州文献集成》《宁海丛书》《温州文献丛书》，以及广东省内的东莞、南海、紫金等市县甚至镇的历史文献的整理出版。据不完全统计，21世纪以来全国有40余种大型地方文献已经出版或在编纂中。盛世修典成为客观现实。以国家图书馆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大图书馆、上海师大图书馆、南京出版社、广州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岳麓书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为代表的图书馆及档案馆界、党史办和地方志办、出版社，在抢救、保护、整理、研究、出版地方历史文献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在各级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地方历史文献保护展示了宏伟蓝图和美好愿景。

在本次会议上，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位专家学者发言，让我们聆听和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成果。我坚信，这将是一场文化的盛宴，我们对此有许多期待。在这里，我先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发言，向大家汇报《广州大典》第一期编纂的得与失以及第二期编纂的进展与思考。

一 编纂《广州大典》的缘起和《广州大典》的基本情况

（一）编纂《广州大典》的缘起

《广州大典》是由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省文化厅策划并组织研究编纂，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地方文献典籍、传播岭南历史文化的大型地方文献丛书。缘起于200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岑桑和陈海烈两位老社长的建议，在征求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王贵忱、李昭淳以及中山大学图书馆程焕文三位馆长和广州地区几所大学的老师以及部分专家的意见之后，取得比较一致的共识。我和时任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担任主编，组织一批专家学者成立编纂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和编辑部，于2005年4月30日正式启动编纂工作，编纂内容为清代中期广州府管辖地域范围内的1911年前文献。历时十年征集编纂，《广州大典》第一期520册于2015年4月底出版。2016年广东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厅做出决定并发文，由《广州大典》编纂委员会和广州大典研究中心负责第二期编纂工作，内容为民国时期广东文献汇编。地域范围扩大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区域（包含海南和今属广西的钦州、廉州地区）。民国虽然时间跨度不大，但各类文献浩如烟海、种类繁多。从三年多来初步调查情况看，纸质文献多半以上酸化脆化严重，如不及时抢救保护恐毁于一旦，“民国文献断层”绝不是危言耸听。因而，要有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抢救民国文献的紧迫感与责任担当。

（二）《广州大典》的历史渊源

广州为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自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广州建城，至今已有2200余年。基于独特的岭南地理环境和秦亡汉兴的历史条件，秦将赵佗以一南海尉辖三郡统一岭南，于西汉初年设南越国。广州早在汉代已是重要国际口岸，海上通商贸易达波斯湾等地，时为全球最长国际航线。隋代建南海神庙，唐代设市舶使，宋代设市舶司，清廷于1757年实行“一口通商”，万国商贾不绝于途，至鸦片战争爆发，长达80多年。在大清帝国实施“一口通商”后的200周年之际，新中国成立后于1957年在广州开办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为中外贸易重要窗口，因而成就了广州两千多年长盛不衰的东方大港，在对外贸易往来中与海上丝绸之路及世界各国（以美国纽约“中国皇后”号、瑞典“哥德堡”号为代表）文化交流融合。秦汉以降，在不断融汇中原和百越文化以及汲取海外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岭南文化。明末清初“岭南三大家”之一屈大均说：“广东之文始尉佗。”“自汉至明千有余年，名卿巨公之辈出，醇儒逸士之蝉连，操觚染翰，多有存书。”岭南文献“始然于汉，炽于唐于宋，至有明乃照于四方矣”。历史上广东文献首次大规模收集整理始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广东提学副使张邦翼编纂《岭南文献》，为第一部粤人诗文总集，至今有400多年历史。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番禺黄登编《岭南五朝诗选》，乾隆十二年（1747）顺德梁善长辑《广东诗粹》，乾隆五十年（1785）香山陈兰芝辑《岭南风雅》，嘉庆年间顺德温汝能纂《粤东文海》《粤东诗海》和罗学鹏纂《广东文献》。有清一代由官府主持文献保护，始于道光四年（1824）两广总督阮元创学海堂。嗣后同治七年（1868）两广盐运使方浚颐设广东书局，清光绪年间，两广总督张之洞办广雅书局和广雅书院。此外，民间以十三行富商伍崇曜、潘仕成、陈焯等为代表，官民共襄刊刻文献之风盛极一时。

1840年于广州爆发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帷幕，此乃中国近代史的原点。两广总督阮元、张之洞大兴文化和洋务运动，引领岭南开放风气之先河。广州这座城市承续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又较早融汇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加以地缘等诸因素，得以在民主革命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894年，世界的东方发生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一是中日甲午海战；二是中山先生上书李鸿章未果，于次年发动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次武装斗争——乙未广州起义。对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峥嵘与苦难岁月，梁启超先生曾给予非常形象的表述：“19世纪与20世纪交点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之大动力相搏相射，短兵相接，而新陈嬗代之时也。”千年未有之大变革自有其历史脉络可循——从林则徐销烟，到虎门之战；从三元里抗英，到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从康梁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从中国共产党召开三大、中华全国总工会一大、共青团一大，到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共第一次合作；从召开国民党一大，创办黄埔军校、中山大学、农民运动讲习所，到组织东征、北伐和广州起义。我国民主革命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和六个阶段：民主革命的全过程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为转折；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分为准备阶段与正规阶段，以兴中会的组建和乙未广州起义为界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解放战争，划分依据主要是革命运动的内涵和形式的变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民主革命的基本完成。由此可见，民国史至少可溯至孙中山先生及其同志的早期活动，包括组建兴中会和乙未广州起义。

凡此种种，大量珍贵的地方历史文献成为记录广州发展脉络、见证广州发展历程的载体，而这些地方历史文献成为我们研究广州历史乃至岭南文化的基础。

（三）《广州大典》编例与基本情况

1.《广州大典》编辑体例

（1）编纂宗旨。《广州大典》是一部大型的历史文献丛书，旨在系统搜集整理和抢救保护广州文献典籍，传播广州历史文化。

（2）收录范围。内容范围：广州人士（含寓贤）著述、有关广州历史文化的著述及广州版丛书。

时间范围：所收文献下限为1911年，个别门类延至民国。

地域范围：包括清代中期广州府所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从化、龙门、增城、新会、香山、三水、新宁、新安、清远、花县，以及香港、澳门、佛冈、赤溪。

（3）分类编排。大体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其中丛部酌收兼赅四部之丛书，专科性丛书俱入所属部类。各部分辑编排，未能及时入编相应各辑者，留待日后汇辑出版。个别内容完整、史料特殊的文献，独立成辑出版。

（4）版本择用。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和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书为基础，以海内外各公藏机构和个人藏书为补充，对符合收录范围的文献一般不做裁选，以保证收录的系统性和完备性。同一种图书有多个版本，择善而从；个别有特殊价值者，可多个版本并用。

（5）版式规范。按统一规格缩印，个别特殊者另做处理。底本原有之批校、题跋、印鉴和刻印的墨迹等，概予保留。底本版面漫漶缺字，概不描修。底本有残缺者，仅以相同版本补配；有缺页者，在相应位置标注。

每种文献均标明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版框尺寸及底本收藏者。

（6）索引编制。各辑编讫，另编制总书目、书名索引、著者索引，以便检索。

2.《广州大典》编纂原则

经反复论证，确定了应收尽收和“不选、不编、不点、不校”的四不原则。编纂之前的初步研究表明，存世的1911年之前可入典文献约2500种，经十年收集整理，第一期入典文献4064种，不包括正在编纂的曲类文献，约增加了60%。在拓展、辑轶、补遗的同时，基本上实现了对2000多年来广府文献抢救、整理和再生性保护的目标。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同志对《广州大典》的编纂出版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他认为：“由地方政府出巨资，地方部门主持编纂的大型文献丛书，在全国尚属首创。《广州大典》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值得倡导。”《广州大典》先后被列为广州市“十一五”“十二五”时期重点文化工程，被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评定为支持项目。2013年，已出版的《广州大典·丛部》荣获首届南粤出版奖。在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为代表的75家海内外藏书机构和众多单位的鼎力支持下，《广州大典》第一期的编纂历经十年坚守终于付梓。

《广州大典》依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其中丛部酌收兼赅四部之丛书，专科性丛书俱入所属部类。《广州大典》收录历代4064种文献，编成520册，总字数约3亿字。其中，《经部》收入文献375种，分为56册；《史部》收入文献1178种，分为197册；《子部》收入文献747种，分为62册；《集部》收入文献832种，分为103册；《丛部》收入文献932种，分为102册。

《广州大典》收录底本来自国内61家、国外14家藏书单位。其中，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底本2791种，中山大学图书馆底本352种，国家图书馆底本272种，上海图书馆底本98种，北京大学图书馆底本82种，南京图书馆底本40种，复旦大学图书馆底本21种，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底本13种，等等。珍本善本等稀见文献众多，共收录抄本462种，清乾隆以前刻本357种。

《广州大典》采用国际大16开，每册约850页，印500套。每页按四合一拼版，保留了古籍原来的版式和内容。天然丝封面，精装。内文选用特别定制的环保型纯棉纸，并使用水印技术，内页均有“广州大典”字样水印。

3.编辑出版《总目》《概要》《书志》

由倪俊明、王海滨同志主编的《广州大典总目》已出版；《广州大典概要》即将出版，研究中心正组织力量撰写书志。

《广州大典》作为一部大型的地方历史文化丛书，入选文献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文献珍贵，对于深入研究广州乃至岭南历史、传播岭南历史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二 《广州大典》一期的不足之处和专项研究情况

（一）不足之处

（1）收录文献地域局限。由于历史原因，仅限于清代中期广州府治地域范围，与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大致相同。面积为广东的四分之一左右，入典文献占整个广东文献的约70%。因此，《广州大典》第一期为广州地方文献或广府文献。第二期编纂工作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文化厅的支持下，把民国时期广东文献全部纳入编纂范围。初步打算把粤东西北地区1911年前文献于第三期入典。

（2）曲类文献缺失。粤剧为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广州曲类文献彰显地方特色，在广州地方文献中占有一席之地，不可或缺。多年来研究中心与中山大学黄仕忠老师带领的团队有着密切的合作。经过努力，中心有望于2019年底完成《广州大典·曲类文献》约40册的编纂出版工作。

（3）海内外文献部分缺失。岭南有两千多年的海外交往历史，海外有关岭南的著述较多，但是征集不易。我们中心已设立专门课题，委托中山大学历史系相关专家开展这方面的前期调研工作。

（4）《集部》《丛部》文献中出现少量重复编纂。主要是遵循不选不编原则，尊重文集丛书文献原貌，同时也考虑在学者研究文献版本时有一定的意义。

（5）尚未完成全书数字化工作。《广州大典》第一期收录的4064种古籍文献中，由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与广州图书馆三家单位提供底本的3215种已经完成数字化并获得授权，可通过广州大典数据库实现全文在线浏览。其余849种古籍文献在取得数字化授权后可提供全书在线浏览。

（二）专项研究和创办《广州大典研究》集刊

（1）专项研究。《广州大典》编纂启动后，广州市委宣传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基础性研究和调研工作，给予“清代广东文献辑录研究”等30多个基础课题立项，为《广州大典》文献普查和底本征集提供理论依据，为《广州大典》第一期编纂出版奠定基础。2012年7月1日，成立《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重点研究基地。几年来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出版《广东历代著者要录（广州府部）》《清代藏书思想研究》《明清孤本稀见戏曲汇刊》《〈广州大典〉海外珍稀文献书志》《广州大典总目》等著作。2013年设立“《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资金”，每年300万元。已有课题立项151个，博士论文35篇。

（2）创办《广州大典研究》集刊。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推动广州地方文献整理和地方文化研究，合作打造新的学术平台。创刊号第一辑已经出版。

三 编纂《广州大典》二期民国篇若干构想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在政局跌宕、新旧思想冲突、中西文化碰撞的特殊背景下，这一时期产生的大量图书、期刊、报纸、日记、信札、档案、传单、海报、影像等文献，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民国文献存在纸质差、酸化老化等问题，许多民国文献正面临急剧老化、严重损毁的处境，历史文献面临“民国断层”的危险，保护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如果不及时抢救保护，随着时间的流逝，民国文献损毁的程度必将加剧，不仅难以开发利用，民国历史也将随着这些文献的消失而面目模糊乃至丧失记忆。广东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民国广东文献是记录这些革命以及文化学术成果的重要载体。对民国时期广东文献进行原生态或再生性保护，留真存史，承续民国文献文脉，具有极为重要的文化意义。

广州大典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除了推动《广州大典》第一期文献续征拓展和研究外，重点是整理编纂出版民国时期广东（包括海南和今属广西的钦州、廉州地区）文献。

（一）开展可行性研究

中心委托中山大学图书馆开展“民国时期广东文献的收集、整理及出版可行性”课题研究，为《广州大典》续修开展前期探索。

（二）编纂工作的“全、准、精、简”四字方针

我们提出了“文献收集要求全，整理重点要求准，材料选择要求精，编纂出版要求简”的“全、准、精、简”四字方针，即在文献征集和数字化工作中，要力求全面，包罗万象；文献整理工作的重点则要能准确反映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的脉络；进行文献加工时，材料选择要求精当；在编纂出版整理成果时，则要求删繁就简。

（三）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文献汇编”课题

这一课题是《广州大典》（民国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作为我国近现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等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在国家民国时期文献保护办公室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纳入2017年度民国文献保护出版支持项目。2019年拟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文献汇编”工作细化方案、编辑体例。我们希望用三年左右的时间编纂出版与这一时期有关的文献。

（四）启动编纂《民国市政公报丛编》《民国年鉴丛编》

中心拟把《民国市政公报丛编》《民国年鉴丛编》的编纂整理作为《广州大典》（民国篇）的突破口。

民国时期广东各地都发行过不少公报。目前除《广东省政府公报》已影印出版外，其他尚待整理挖掘。这些公报上承《两广官报》《海陆军大元帅府公报》《民国政府公报》，是研究民国广东乃至整个中国的原始资料。系统搜集、整理、出版民国时期广东出版的各类公报、年鉴，不仅有助于学界系统研究民国时期广东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更可为今天广东的建设，特别是广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建设提供借鉴。

（五）研究开发纸质文献脱酸工艺、药剂和设备

2016年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与国家图书馆、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合作开展这项工作。希望依靠国图和大学科研力量，一是研发出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脱酸工艺、药剂和设备，摆脱对国外进口的依赖，大幅度降低脱酸成本，为抢救酸化文献做出努力；二是研发中性文献典籍用纸；三是研发设计各类图书馆的“中性藏书库”。

借此机会，我谨提出如下三点建议：一是共同努力促成《公共图书馆条例》立法和各地实施办法；二是国家和各地档案馆、博物馆、方志馆、党史馆等所藏民国文献占“大半壁江山”，建议国家民保中心要适时启动各文献馆藏机构民国文献目录数字化工作，达至目录“小而全”；三是建议国家民保中心牵头组织力量对各地各单位“小而全”的民国文献目录进行全面梳理，修编完成新的总目而至“大而全”，为全面整理民国文献奠定基础。

在《广州大典》编纂工作中，我们与国内外100多家文献收藏单位建立起了长期的交往和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得文献调研、征集和扫描等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古人云：“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我诚挚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给我们以指导和支持。中山先生说：“知难行易。”自己对历史文献整理的认识尚处于学习探索和研究阶段，知之何其难，行之谈何易？！唯有与大家共勉，边干边学，敏于思而笃于行，日臻其善，努力做好民国文献广东篇编纂工作。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自信的核心，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历史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的宏伟目标和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够实现。

（编者按：本文为陈建华同志2018年10月11日在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上所做的主旨报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