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大典研究(2018年第2辑/总第2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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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本辑共收录文章15篇,分为“特稿”“文学探讨”“史料发掘”“成果应用”“中药专题”“学界动态”六个栏目,并附录有《〈广州大典〉编纂出版编年大事记》。

关于两篇特稿《合作交流 共同推动地方文献保护与编纂出版工作》《全国地方文献整理出版概况及其趋势》,本辑“学界动态”栏目下《“地方文献保护与整理出版研讨会”综述》一文已有概括,兹不赘述。

“文学探讨”栏目为本辑新增一大亮点,其下有3篇文章。其中《江总:岭南文学形象的最初建构》一文,指出南朝梁末陈初江总流寓岭南十三年有余,是其时书写岭南最生动、最丰富的作家,尤其是他将岭南的万物风情与自身的情感相融汇,第一次在主流的文学书写中建构起岭南的文学形象。《论崔与之诗性建构下的淑世精神与归隐意趣》一文,从诗性建构的角度出发,探讨淑世精神与归隐意趣是如何在南宋崔与之诗作中呈现、发展的。《晚清岭南诗坛宗主递嬗——以雅集与相关文献为中心》一文,则以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学海堂文人群体与岭南诗坛的互动为大背景,透过学海堂文人群体雅集唱酬场所从云泉山馆到柳堂的时空转换,并借助《柳堂师友诗录》《寿苏集》等相关诗学文献,来呈现当时岭南诗坛宗主从张维屏到李长荣传递交接棒的历史信息。

“史料发掘”栏目为本辑“重头戏”,其下有4篇文章。其中《明歌者张丽人百花冢石刻考》一文,通过比较现存拓本和《莲香集》一书,尽量还原明末歌者张乔墓志铭的面貌,以及辨析黄绍昌重书墓志铭之误,并据多种文献记载,考论自南明弘光元年树墓以来石刻的存毁情形,复纠正以前相关研究论述之错谬。《李晚芳〈女学言行纂〉探析——兼论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藏本版本价值》一文,介绍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所藏《女学言行纂》一书的版本情况,并对该书撰写目的、内容与体例,及其影响、传播与价值做了探析,认为该书对当代女性的思想与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南北洋炮台图说〉〈广东海防图〉与晚清广州炮台——以牛山炮台为例》一文,指出广州现存晚清西式江防和海防炮台共有9处近百座,而《广州大典》已收录的相关史料主要是广东海防的宏观概说,对这批炮台的基本信息少有记载,鉴于清光绪年间成书于这批炮台建成时的萨承钰《南北洋炮台图说》、王治《广东海防图》两书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建议将以上两书收入《广州大典》。《日升昌广州分号〈咸丰十一年二月立·平遥来信底稿〉整理》一文,指出现有整理资料对日升昌广州分号《咸丰十一年二月立·平遥来信底稿》的收录都存在缺陷和偏差,更为严重的是有学者依据该信稿给出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山西票号遭受重大挫折的错误推论,而实际上该信稿仅仅是日升昌票号内部自身调整的特殊情形,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为此作者对该信稿做了重新整理。

“成果应用”栏目下有3篇文章。其中《张九龄及其家族仕进述论》一文,指出唐代岭南远离中原的地理劣势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文化劣势,它抵消了科举制的积极效用,造成当地士人入仕的有限性,张九龄入仕为相是一个极具偶然性的案例,终因其对文士集团的依附及其性格的刚硬悍直被罢相外放。张九龄为相带动了整个家族的仕进,随着唐代后期科举地位的上升,张氏后代逐渐突破地域间的文化壁垒而融入中原文化中去,此一历程折射出中原文化的向心力及边缘文化融入中原文化的历史趋势。《黄佐与王阳明之会的思想史意义》一文,通过对黄佐与王阳明二人论辩的内容及相关史实的考察,指出黄佐自始至终没有成为王阳明的信徒,阳明心学在明代中后期亦未在思想领域占绝对统治地位。由于独特的气质禀赋和学术风格,在理学传承上未能广授生徒开宗立派,黄佐在清代以来理学知识谱系的建构中逐渐被边缘化,理学地位日微而文名日隆。《广雅书局与〈史学丛书〉》一文,明确指出晚清光绪年间,坊间流行的多种石印巾箱本《史学丛书》实则都来源于广雅书局,是广雅书局原刻经改头换面的盗版。民国年间,始有标注为“广雅书局校刊”之《史学丛书》出现,但有名无实。直至1964年,台湾艺文印书馆出版《百部丛书集成》,广雅《史学丛书》才以完整的形式和崭新的面貌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药专题”栏目为本辑新增另一大亮点,其下有两篇文章。其中《中古时期广州香药辨析》一文,指出汉魏时期传统草木香物的传播逐渐退缩,与之相反,品类繁多、气味沉降而刺烈的外来香药传播面日见宽广。此一过程,不仅关系外来物质文化之为我所用,同时意味着中古人们之嗅味感受正经历一次历史的转变。史籍语焉不详之香药,其实多来源岭南,而岭南之香药,外来输入者有之,土产者也不在少数。《食疗知识的岭南化:以〈食物本草备考便览〉为中心》一文,就新发现的署名何克谏的清代食疗著作《食物本草备考便览》进行研究,认为该书应为托名之作,其内容与何克谏《食物本草备考便览》没有直接关系,进而指出该书强调食物“毒”性,强调戒口,有独特的术语,与传统食疗著作的内容有较明显的区别,反映了食疗知识在岭南的地方化转变。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广州大典研究》集刊仍处草创阶段,难免显其稚嫩。聊以自慰的是,本辑从栏目设置上,相对于第一辑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可谓“守正出新”。本辑文章之征集去取,几经波折,几番权衡,最终以今日之面目示人,可谓“水到渠成”。希望后来主事者充分吸取前两辑之经验教训,使本集刊越办越好!

赵晓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