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自17世纪以来，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质量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因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一系列民族国家，多把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和城市化作为自己的参照坐标，推行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核心的全面“赶超型”发展战略，其中中东国家最为典型，中东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经历了其他第三世界国家无法比拟的爆炸式城市化大发展过程，到2009年城市化水平达到66.3%，超过同期世界平均水平（50.1%）。[1]根据联合国相关数据，西亚国家城市化2014年为70%，预计2030年为74.1%，2050年为79.2%。[2]诚然，少数国家已成功实现转型，但大多数国家仍处于痛苦的社会转型之中，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城市失业率居高不下、城市贫困现象严重、住房短缺与贫民窟蔓延、城市基础设施滞后、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等引发的恶性集体暴力、罢工、游行，甚至动荡、战乱、政变等众多不稳定因素对这些国家的稳定和发展构成威胁。导致这些状况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城市化角度而言，盲目追求城市化速度而导致的“过度城市化”无疑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研究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考察过度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危害已不完全是一个纯学术问题，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显性表征和度量标准之一，其本身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呈现出多重组合。城市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对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和速度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一国城市化水平在20%以内，该国社会通常整体稳定；40%～50%之时，一般属于社会稳定危险期；在50%以上，社会秩序逐渐趋于稳定。而城市化已达70%的中东国家，社会秩序仍动荡迭起的原因与其“过度城市化”的特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化新趋向密不可分。城市化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其发展过程中存在某些可观察、可量化、可预测的规律性。作为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最快的中东国家，其城市化和社会稳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正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是我们认知中东不可或缺的领域。在全球化时代，城市是全球秩序最主要的直观表现，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就中东国家而言，无论是1979年爆发的伊朗伊斯兰革命，还是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中东城市一次次成为矛盾和冲突的前沿阵地。当今城市研究的重要性，已不在于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或城市化过程的广度与深度，而在于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为关乎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中心，城市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愈加凸显。
一 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1.国外研究状况
（1）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综合研究
在中东城市发展与社会稳定的研究方面，国外学者已取得一些成就。穆罕默德·哈费兹（Mohammed Hafez）的著作《穆斯林为什么造反》探讨了伊斯兰世界城市贫困与社会动荡之间的关系，认为，快速城市化使许多农民移居到城市，他们期望从现代教育和工作中获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人没有实现心中的期望，政府的承诺也没有兑现，导致了剥夺感的产生和“方向感的消失”，许多穆斯林容易受到激进主义和军事主义的影响。不论由于经济上的剥夺还是精神上的疏远，社会危机的发展都是穆斯林军事化的原因之一。而宗教激进主义从精神上的复苏到行动上的革命的暴力活动，所依靠的就是危机环境的蔓延。只有解决新的城市移民和受教育的年轻人的经济问题，才能消除相关激进组织。吉兰·丹诺伊克斯（Guilain Denoeux）的《动荡的中东城市——埃及、伊朗以及黎巴嫩非正式组织的比较研究》[3]一书围绕民间社团、城市动乱、快速城市化和政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以埃及、伊朗、黎巴嫩为研究重点，对城市中的保护人—委托人社团、职业社团、宗教社团、社区社团等进行了系统研究。指出，20世纪50～70年代的快速城市化浪潮使中东国家产生了大量民间社团，这些社团既具有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也是中东城市不稳的根源。认为城市民间社团“在一定情况下脱离政府控制，远离政府，并与政府发生冲突”。塞尔杰昂（R.B.Serjeant）的《伊斯兰城市》[4]内容涉及城市经济、管理、教育、社会等各个方面。阿卜杜勒阿齐兹·萨卡弗（Abdulaziz Y.Saqqaf）的《中东城市的古代传统面对现代世界》在回顾中东城市历史传统的基础上，分析了中东城市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移民问题、就业问题、少数民族社团发展问题、城市商业模式转型问题、城市过快发展问题等，并对未来城市所呈现出的不确定性和城乡不平衡发展做出了预测。布拉克和劳力斯（G.H.Blake，R.I.Lawless）的《变化的中东城市》对中东城市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卡斯特罗（V.F.Costello）的《中东城市化》在追溯中东城市历史的基础上，分析了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东城市化发展的历程、特点和影响。迈克尔·博尼恩（Michael E.Bonine）编著的论文集《中东城市的人口、贫穷与政治》[5]运用人口、贫穷、政治三要素对中东城市进行考察，对中东地区的城市化与政治动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城市化速度尽管与政治动荡本身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但是与动荡的频度和烈度成正相关关系；与二战后中东城市化高速发展伴随的是以反抗现状、以宗教理想为宣传口号的各种激进组织的活跃，它们在城市中找到了自己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二战后中东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快速的城市化与社会动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布略·巴尔（Gabriel Baer）在《中东的农民与市民》[6]中对中东地区的城乡关系、城市行政管理体系，特别是行会、城市发展的制约因素进行了系统探讨。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编纂的《阿拉伯国家的城市化发展和变迁》[7]论述了中东城市持续发展遇到的挑战。亚西尔·埃尔什塔维（Yasser Elshehtawy）的《发展中的阿拉伯城市：传统、现代性与城市发展》[8]反思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初中东城市的城市发展。选择这一特殊的时间段是为了阐明殖民主义（或外国保护）对城市形态的影响。该书以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地理学和社会文化为标杆，把中东城市分为两部分：挣扎的城市和新出现的城市，讨论中东城市如何经历现代化，现代化如何塑造和影响中东城市形态和建筑环境，一些中东城市的后殖民状况和它们的殖民历史的相关程度，后殖民主义和现代性之间的联系，以及全球化对中东城市的挑战和中东城市如何应战等问题。
2.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个案研究
法哈德·卡泽米（Farhad Kazemi）的《伊朗的贫穷与革命——边缘群体、城市边缘性与政治》[9]，通过实证调查法分析了旧政权下城市贫困移民日益边缘化的生活状况以及革命动员过程，除了要为食物和就业问题奋斗外，贫困移民特别是非法住房者还要为土地和住房经常参加令人绝望的械斗。该书系统分析了城市中大量贫穷移民对伊斯兰革命产生的影响以及革命进程中贫穷移民被动员的过程。艾哈迈德·沙巴托格利（Ahmad Sharbatoghlie）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城市化与区域不平等》[10]探寻了伊朗城市体系的发展和增长因素、城市体系和国家体系相适应的因素，认为伊朗是世界上地区间发展不平等最严重的国家。穆罕默德·阿姆贾德指出，革命根源与阶级斗争、国王对武力的任意使用、经济管理不善、农业衰败、农民涌入城市、长期繁荣后经济的衰落密不可分。[11]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全球城市史》一书指出，“频繁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没有让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分享到国家繁荣所带来的好处”，“1979年这些‘被边缘化’的德黑兰人和受到严重压迫的商人涌向街头去推翻伊朗国王的腐败统治”导致政权易手。[12]阿里·玛达尼普尔（Ali Madanipour）在《德黑兰：一个大都市的形成》[13]中指出，人口膨胀与市政府拆迁不当引发了革命，“由于人口快速增长，棚户区在德黑兰出现，其中一个棚户区被拆除导致流血，是革命开始的最早标志”。马苏德·卡玛利（Masoud Kamali）的《伊朗革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与国家》[14]从公民社会视角解读革命，认为“国家和乌莱玛之间力量平衡关系的变化导致乌莱玛阶层进一步分化”，“霍梅尼和激进宗教人士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部分原因是这个政治家提出一套革命理论，部分是因为新城市边缘组织从宗教人士那里接受该理论，他们支持激进宗教人士的革命活动”。
安德烈·雷蒙（Andre Raymond）的《开罗》[15]侧重对开罗城市结构及变迁进行研究，其中涉及城市发展所遭遇的问题。洛巴（S.M.Robaa）的《大开罗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的不同》[16]不仅对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的收入和工作进行了比较，而且对工业化给开罗城乡造成的环境差异进行了具体探析。詹姆斯·托特（James Toth）的《埃及农村移民对国家的冲击（1961～1992）》[17]阐述了农村移民对国家的影响，特别是对移民抗议政府运动做了详尽的论述。穆罕默德·马哈茂德·埃尔·西奥菲（Mohamed Mahmoud El Sioufi）的《农业用地城市化：开罗的非正式定居点》[18]对开罗的非正式定居点的农业发展进行了考察。艾曼·若瑞（Ayman Zohry）的《从上埃及到开罗的非技术暂时性劳工迁移》[19]对开罗和上埃及的移民进行了调查，分析了移民的工作和生活状况。阿瑟夫·巴亚特和艾瑞克·丹尼斯（Asef Bayat，Eric Denis）的《谁害怕非正规社区？埃及的城市变化与政治》[20]则探究了埃及非正式定居点移民的生存状况。莎拉·萨布里（Sarah Sabry）的《被低估的大开罗贫困》[21]指出，开罗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贫困率较低，而事实上开罗贫民人数众多且生活窘迫。艾曼·若瑞和芭芭拉·哈勒尔-邦德（Barbara Harrell-Bond）的《当代埃及人口迁移：自愿和被迫迁移概况》[22]较详细地论述了埃及的国际人口迁移和埃及国际难民的历史发展、现状和影响等。国际移民组织2003年的研究报告《当代埃及的人口迁移》[23]论述了埃及国际人口迁移的现状、原因，移民汇款对埃及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政府对人口迁移采取的政策措施等。艾曼·若瑞的《埃及的移民和发展》[24]论述了国际移民对埃及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影响。欧洲大学研究所罗伯特舒曼高级研究中心的海伯·纳赛尔（Heba Nassar）的《埃及的移民、转变和发展》[25]分析埃及移民对经济稳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马尔沙·普瑞普斯坦因·珀修斯尼（Marsha Pripstein Posusney）的《埃及的劳工与国家：工人、工会与经济重构》[26]对埃及的工会及其工人运动的起因进行了探索。盖拉·阿敏（Galal Amin）的《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1981～2011年》[27]，探讨该期的埃及工人阶级所处的经济、政治环境。
迈克尔·丹尼尔逊·鲁森·凯斯（Michael N.Danielson Rusen Keles）的《快速城市化政策》[28]对土耳其城市化进程与问题展开探讨。菲利普·库皮（Philips Khoupy）的《城市贵族与阿拉伯民族主义——1860～1920年大马士革的政治》[29]侧重研究大马士革的社会阶层演变，认为变迁中的大马士革为20世纪早期风起云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领导阶层——“地主官僚阶层”。
默罕默德·卡麦尔·多哈（Mohamed Kamel Doraï1）的《从难民营居民到城市难民？——黎巴嫩难民营的城市化和边缘化》[30]和《巴勒斯坦难民、伊拉克难民和叙利亚、黎巴嫩的城市发展》[31]对黎巴嫩的难民和城市发展做了系统阐述。阿伦·芬德莱和穆萨·萨姆哈（Allan Findlay & Musa Samha）合著的《国际移民对安曼城市结构的影响》[32]论述了候鸟型移民和永久性移民这两种类型的国际移民对安曼城市结构变化的影响。
3.城市化与城市治理
亚西尔的《中东城市规划——全球化世界中城市的万花筒》[33]从全球化视角，对开罗、突尼斯城、巴格达、萨那、阿尔及尔和迪拜的空间发展、城市建筑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变迁进行了研究，并号召中东人理解全球化、融入全球化。黛安·辛格曼和保罗·阿马尔（Diane Singerman and Paul Amar）的《世界性的开罗：新全球化下中东地区的政治、文化和城市空间》[34]阐释了全球化时期中东的政治、文化和城市空间状态，分析了开罗居民的情况，以及全球化下与其他力量的相互作用。法哈·加纳姆（Farha Ghannam）的《现代化的重建——全球化开罗的空间、搬迁以及政治特性》[35]考察了埃及住房政策对住房改造计划和开罗的影响，阐述社会行动者、国家政策以及各种全球性力量是如何根据他们各自的需求和文化特性来重建开罗城的。卡拉尔·凯迪尔（Çalar Keyder）的《伊斯坦布尔——在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36]认为社会化过程创造了城市空间，城市空间又反作用于社会化。该书关注以下几个问题：文化在城市转向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个体政治的本质，伊斯兰与全球化的关系，帝国遗产和伊斯兰历史对伊斯坦布尔的全球化的影响，伊斯坦布尔不同居民的真实状况，全球化新文化、流行音乐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弱化国家控制与政治运动、建立对城市经济和市政政治的控制，以及居住环境在移民时期的变化。梅婷·哈帕（Metin Heper）的《大伊斯坦布尔行政管理中的本地治理》[37]对伊斯坦布尔在城市管理上如何进行分权以及分权程度做了详细阐述，并对重建市政体制提出了许多建议，如减少大城市市政当局从中央集权政府继承的传统，并推进这种市政体制，使它更加接近富有责任感和高效率的自治政府，建成真正自由形式的市政体制。妮利达·佛卡罗（Nelida Fuccaro）的《海湾城市和国家历史：1800年以后的麦纳麦》[38]以麦纳麦为例考察了海湾港口城市及其内陆地区的政治、社会生活，分析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空间的变化与麦纳麦的市政改革。斯特凡诺·比安卡（Stefano Bianca）的《阿拉伯世界的城市形态：过去与现状》[39]分析和解释了伊斯兰城市建筑的基本模式，并说明了在当代背景下城市建筑是如何被重构的。吉达利·奥尔巴赫（Gedalia Auerbach）的《圣城的规划与政策》认为在团体和个人之间如果没有政治冲突就很少会有规划。彼得·格罗和哈希姆·萨尔基斯（Peter Growe，Hashim Sarkis）的《一座现代城市的构建与重建：贝鲁特城市规划》[40]考察了众多规划在建筑方面对贝鲁特城市形态的塑造。
4.国内研究状况
毕健康先生的著作《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41]论述了埃及城市化进程及动力、城市边缘区问题，以及埃及的失业状况与成因。车效梅教授的著作《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42]指出，中东城市经济的二元结构是中东城市边缘群体形成的根本原因，并从社会心理、社会秩序、社会结构三个层面论证了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指出，城市化作为经济增长的显性表征和度量标准之一，其本身与社会稳定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20世纪70年代中东地区出现的持续动荡是城市化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出现的衍生物。城市化、粮食安全与社会稳定之间关系密切，纵观中东城市历史，粮食危机一直是中东城市动荡的重要源头。坚持城市可持续发展、加强政府宏观管理、完善城市体系、发挥大城市作用是解决中东城市问题的必由之路。
毕健康的《当代埃及的城市边缘区问题》[43]一文指出，当代埃及的过度城市化造成了城市边缘区的出现和膨胀，加剧了城市贫困，形成城市二元结构。城市边缘区的政治参与表现为政治冷淡和人民议会选举中畸形的高投票率。城市边缘区卷入了自发性暴力和宗教极端组织发动的政治暴力，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直接威胁到埃及的政治稳定。因此，从1993年开始，穆巴拉克政权启动“棚户区改造计划”，以从根本上遏制城市边缘区的政治暴力，维护政治稳定。
毕健康的《从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倾覆看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44]一文指出，20世纪的伊朗历经战争与革命、改革与发展，基本完成了从传统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城市社会的社会变革。1979年巴列维王朝出人意料地突然倾覆，凸显了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对立统一关系。王朝突然倾覆，关键在于资产阶级与什叶派教士结成政治联盟。伊朗社会变革的不平衡，造成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弱小，传统势力即巴扎和教士势力比较强大。资产阶级弱小，不足以迫使巴列维国王适时推进政治改革，政治变革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
车效梅、王泽壮的《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45]一文指出，城市化迅猛推进导致伊朗阶级结构嬗变。一方面，两大传统精英阶层乌莱玛和巴扎商人的中心地位丧失而渐趋边缘化；另一方面，两大新生阶层即城市新移民和现代知识分子由于政治排斥而被边缘化。传统精英阶层因为利益受损对现状不满，新生阶层则因受制度排斥而反对政府。随着伊朗政治生态的恶化，四大阶层走向联合，并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车效梅、李晶的《城市化进程中的开罗边缘群体》[46]一文指出，二战后，埃及城市化进程走上快车道，农业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大城市开罗转移。然而这些农村移民并没有为开罗所吸纳，呈现出边缘状态。他们是城市中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参政意识淡薄，政治诉求不畅，社会交往有限，难以融入城市文化。特殊的历史背景，促成了开罗边缘群体的形成。一方面，殖民主义遗产和独立后历届政府在城市政策、工业发展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开罗城市拉力与容纳能力的失调。另一方面，政府各阶段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改变农村底层群体的生活状况，反而由于私有化的实施而拉大了城乡发展差距。寻求生存出路的农村移民进城后，社会期望严重受挫，城乡文化冲突不断，群体利益诉求不畅，所有这些都成为影响城市社会稳定的隐患。
《中东城市化与粮食安全》[47]一文认为，一方面城市化造成耕地资源流失，农业用水偏紧，粮食需求剧增和城市贫困居民粮食获取能力下降；另一方面粮食安全威胁城市经济稳定，破坏城市政治稳定，助长社会“不公”心理。
《对中东过度城市化的思考》[48]一文指出，过度城市化一方面形成最大城市人口规模不合比例、城市首位度高，城市区位间不平衡，低下的城市生活方式等问题；另一方面其发展状况与中东国家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石油工业兴起、国家经济政治政策密切相关。《中东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49]一文以中东地区战后快速城市化发展为依据，在考察其过度城市化的若干表现的同时，从理论上探讨了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当代中东大城市困境与对策分析》[50]系统分析了日渐加快的中东城市化给各国带来的多种“城市病”，以及城市问题的成因与对策。《德黑兰都市困境分析》[51]一文对德黑兰大都市的形成及其成因，以及城市困境成因、对策得失进行了客观评析。《开罗都市化进程中的人口问题》[52]对开罗城市化进程中的人口问题的现状、成因、走向以及对策做出了客观评估。
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各有突破，但在把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这正是本研究价值所在。
二 相关概念的界定及其关系辨析
本书涉及许多基本概念，在此首先需要理清这些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以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本书的内容。
（一）城市化
城市化是个综合性概念，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各国城市化程度的统一指标也难以确定。故本书把城市化概念作狭义的理解，即城市化系指伴随现代产业革命所产生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乡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乡村地域转变为城市地域，以及城市地域的扩大等过程。本书把城市人口数量的变化看作衡量中东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城市化程度的主要指标。
（二）社会稳定、社会动荡与社会动乱
不同的学科对社会稳定的概念与内涵有不同的解读。哲学侧重于整体社会结构的协调与稳定，以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及其状况作为衡量社会稳定的根本标准；政治学侧重于政治体系的社会调控功能及其运作；社会学认为社会稳定是指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运行状态，[53]是指在社会性质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和可控状态，是政治体系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干预和调控而实现的社会生活的动态平衡和有序发展。
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心理稳定。政治稳定是指某一政治体系的延续性、秩序性和可控性，包括政权体系的延续性或稳定性、权力结构的合理性和政治运行过程的可控性；经济稳定是指经济能保持健康平稳持续的增长和发展；社会心理稳定可视为绝大多数民众认同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理论，对社会状况基本满意，不存在思想认识的严重混乱和情绪的巨大波动；社会秩序稳定是指社会利益关系较为和谐，没有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冲突，社会治安状况良好。
政治稳定是社会稳定的核心，是社会稳定的政治保障。“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主导作用。与此相应，社会政治生活的稳定或政治稳定在整个社会稳定中也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既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内容，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稳定，就不可能有整个社会稳定。”[54]
政治稳定的基本特征如下。①政治共同体的稳定，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②宪政制度的维持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延续。③政府更迭的法制化和守常性。这是政局稳定最为明显的标志。所谓法制化，即政府更迭是法定政治过程的产物，而不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个人意志或军事政变的结果。所谓守常性，是指政府更迭的相对稳定。④基础阶级结构的保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必然出现一些新生的边缘阶级或利益集团，影响社会的阶级结构。由此，“在变革社会中，应当设法保持主导性政治力量的保持和壮大，这是维持政治稳定的根本性举措”。[55]⑤与社会动员相适应的政治参与制度化水平。根据塞缪尔·亨廷顿的研究，“政治参与÷政治制度化=政治动乱”。[56]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越高，政治体系吸收社会政治力量越多，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权威性和有效性就越强，政治稳定的程度就越高。⑥政治文化的内在一致性程度。政治文化分为两个层次，即执政者倡导的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和民间流行的传统政治文化（政治亚文化）。主流政治文化越强大，社会成员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政治体系的认同就越强，政治就愈加稳定。反之，缺乏对政治体系的认同、对现存政权体系及执政者的合法性表示怀疑，即离心离德、人心不稳，极易出现政治失稳。
经济稳定是整个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由于城市是引领国家经济发展的龙头和经济增长的极点，有巨大的集聚效应、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城市经济的波动对区域乃至国家的经济形势有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稳定主要表现为合理、稳定的产业结构，连续的经济政策，市场供求相对平衡，各项经济指标能呈稳步合理的波动趋势等。而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实现市场调节与政治指导相结合，缩小城市贫富差距，实现产业升级，避免经济发展出现周期性起落等，是实现城市经济稳定的重要途径。
政治稳定与经济稳定居于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定性地位。[57]
社会心理稳定即人心稳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内涵。[58]心理稳定是社会稳定的综合反映和重要内容。中东过度城市化对社会心理产生的不良影响首先体现在“城市化”的迅速发展提高了公众（主要是农村移民者）的社会期望，但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造成了社会期望与社会满足间的巨大鸿沟，致使公众不满心理形成，构成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心理基础。同时，城市的异质性导致城市人产生孤独感、寂寞感和不信任感。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指出，城市是“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59]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城市个体的异质性特征越来越强烈，范围越来越扩大，农村原来的以血缘、亲缘关系为基础的初级纽带被城市中非个人的次级纽带所取代，城市居民普遍感受到孤独感和不信任感。在社会转型时，传统的法律、道德、观念与现实脱节或冲突，人们的社会心理危机表现得非常明显，一些人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出现犯罪、吸毒、暴力行为、精神错乱等。正如当代美国学者罗伯特·默顿所说，凡是一个文化目标和达到这个目标所规定的手段之间发生脱节的地方，无准则的状况就普遍存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尖锐的犯罪问题和少年犯罪问题将随之而起。[60]而在城市社会成员的众多社会心理中，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程度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的。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部分制度的革新和变化，会引起很多社会群体的地位等变化，心理危机更容易产生。心理危机主要指人们在心理层面出现的恐慌、焦虑等，如果这种心理危机不断扩散，极有可能演化为社会心理危机。如粮食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必需品常常成为影响社会心理稳定的关键。在中东粮食危机发生时，低收入群体在心理上产生巨大“不公平”感，进而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和“仇富”心理，从而激化社会矛盾。而当这种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一些偶发性事件便会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点燃骚乱的导火索。这也从侧面解释了2010年末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能够掀起整个阿拉伯世界政治动荡的缘由。
社会秩序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表现和条件。社会是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自我更新和自我意识功能的有机整体。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一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形成一种固定的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秩序。因此，社会有机体中的某一组成部分或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势必影响整个有机体的正常运作，如破坏有机体业已形成的固定关系，就会打乱有机体的正常秩序。城市化打破了或部分冲击了业已形成的社会结构，引发社会转型。“社会转型”的含义比较宽泛，既包括恢宏的社会制度变革，也包括微小的社会习俗变化。社会转型主要是指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程。传统型社会是指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而现代型社会是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中东大多数国家作为后发型、外源型推进现代化的国家，其现代化是一个“被压缩了的过程”，意味着在同一历史时空下，要完成早发型现代化国家300余年才得以完成的任务。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经济发展、政治参与、社会福利等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61]在国家内部，“市场秩序”还未壮大到能够整合社会秩序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化发展不得不求助于强大的国家力量：通过强人政治统治，来维持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与安定。迅猛的城市化导致城市秩序紊乱，主要表现为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安全感，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使得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较为紧张的状态之中。社会秩序稳定根本上取决于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只有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才能井然有序，社会心理会安定。
总之，对于社会稳定系统来说，四个方面既相对区分，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动。同时，这四方面不断整合和建构，才能保证社会的稳定、正常运行。
社会稳定是相对的，即是相对于社会失稳而言的。社会失稳是社会波动、动荡、变革和发展的综合表述。按社会变动的程度，社会失稳可分为社会动荡和社会动乱。
社会动荡，是指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出现了未意料到的剧烈动荡，危及该领域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不及时化解和遏制，有可能波及其他领域，从而危及整个社会生活的秩序性和可控性。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进而威胁到整个社会秩序，造成社会政治生活的混乱与失控，即社会动乱。
社会动乱是社会生活急剧变革或极端无序的状态，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极端形式，是社会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极端状态，意味着从一种社会稳定演化到另一种社会稳定的过渡形态。一般地说，相对于社会稳定而言，社会动乱是短暂的。
三 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
本书主要采取论述与比较分析的研究思路与写作方法。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历史发展的视角，运用政治学、社会学多学科知识对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关系进行研究。在研究与写作方法上，遵循以下原则。
首先，以历史学为主，同时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在考察中东城市化特点与现状的基础上，对其引发的城市社会结构进行解析。由于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研究涉及多个学科，本书在运用历史学的基础上，采用政治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而多视角、更全面地了解中东城市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其次，以城市化为坐标，分别论述了其与构成社会稳定的四大要素之间的关系——城市化与政治稳定、城市化与经济稳定、城市化与社会秩序稳定、城市化与社会心理稳定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笔者在研究过程中，从基本概念解读入手，采取史论结合的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探求中东城市化与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在辩证分析的前提下，研究城市治理在社会稳定中的作用。
最后，以专题研究为主。本书将有关的内容分解为许多专题，通过对这些专题进行重点研究在整体上深化课题研究。
四 基本框架与创新
本书共分三部分，即导言、正文、结语。正文主要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一章介绍中东城市化历程、现状与特点。中东城市历史源远流长，第一章在展示中东辉煌城市文明的基础上，着力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地区城市化发展迅猛的原因。城市化的发展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现代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和石油工业的兴起；中东国家的土改政策和优先发展工业政策的实行；现代医学进步和医疗设施的改善；传统观念的制约等。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使中东地区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中东城市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过度城市化、城市首位度高、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分布差异大等特征。中东城市化的特征与社会稳定紧密相关。
第二章指出，城市化的推进是中东社会阶级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本章首先在阐明城市化之前传统城市社会结构的基础上，从城市现代教育发展、工业化推进、市场经济配置优化等方面入手，指出城市化导致地主阶级分化、工商业资本家群体发展、宗教阶层削弱、官僚阶层成员更替、军人群体崛起、“白领”与工人阶级壮大等，而阶级成分的变化促使城市阶级结构嬗变。其次，分析城市化对农村和城市的不同影响，指出城市化导致大量农民移民城市，但进城的农民遭遇了各种困境，形成城市的边缘群体（边缘阶层），导致城市的阶级冲突和文化冲突加剧，影响城市社会稳定。最后，城市化使各国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石油业发展、农业衰落、工业生产滞后，低端服务业的规模迅速扩大，构成各国城市化中经济结构的共同特征。
第二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了城市化与社会稳定的四个组成要素，即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心理稳定、社会秩序稳定之间的关系。这是本书的核心部分。
第三章探析城市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城市化是影响中东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本章从城市化发展对社会群体影响的视角出发，在分析城市化与中东政治制度稳定、城市化与公共秩序有序性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析城市化对基础阶级关系均衡性的影响，并以伊朗伊斯兰革命为案例，阐释基础阶级关系失衡对政治稳定的危害，得出结论：平衡推进或进度平缓的城市化对政治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章探讨城市化与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首先从宏观的视角分析了城市化与城市经济、城市化与宏观经济稳定、城市化与经济形势稳定的关系，继而探究城市化与中东国家产业政策及产业转型的关系、产业调整与经济稳定的关系，指出城市经济形势不稳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中东城市化与工业化不匹配，产业结构不合理。城市化影响到中东各国宏观调控的灵敏性，传统的财政、金融政策受到人口、政府执行能力、社会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掣肘。中东维持经济稳定的底线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贫困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可以防止经济波动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城市通过聚集经济促进了资本、人力和物流的集中，间接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城市化的过程中也伴随失业、贫困、通胀等问题，削弱了城市化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中东各国应在本地区生产结构和技术水平基础上下，制定相应的城市化政策，方能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进而确保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五章从社会心理视角审视城市化对中东城市社会心理的影响，继而揭示社会心理变化对中东城市稳定的影响。首先，从城市化与城市社会成员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之间的关系着手论述了在城市化过程中，市民心理上对政府的满意度决定其对政府的支持程度；继而又从城市化与城市社会成员价值选择和行为取向的微调上着手论述了在城市化过快的中东，城市化中的问题往往引起市民社会心理的异化和行为的极端化；最后从城市化与“阿拉伯之春”来阐释中东城市化的问题引发的社会心理问题最终导致中东动荡的发生与发展。
第六章从社会秩序角度审视城市化中社会秩序的变化给中东城市稳定带来的影响。本章首先阐明了城市化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关系，厘清了诸如城市化中影响社会秩序的元素——城市贫困、民俗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规范体系的更新等，社会秩序功能的概念及其弱化的后果，政府对民俗的变革的社会控制等问题，继而论述了中东的城市化与社会治安、城市化与社会风气的关系问题，并揭示正是城市化给社会秩序带来的诸多问题最终给中东城市造成了极大的不稳定。
第三部分（第七章）分析了城市治理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中东城市化成果斐然，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市中的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了，尤其在“阿拉伯之春”中，城市治乱直接关系国家的长治久安，城市治理呼之欲出。城市治理是治理理念在城市管理中的延伸，强调民主、平等、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理念，力图通过城市利益主体之间的理性协商，达到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城市稳定与发展的目的。如今，中东城市的政府正在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重视城市规划，关注民生问题，发展科技，振兴经济。城市政府的治理措施固然重要，但是绝不能忽视民众的合理诉求和社会团体的积极作用。所以，城市政府应及时转变观念，加快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进程；民众和社会团体也应充分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且有效地参与到城市发展中。
[1] 车效梅：《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第1页。
[2] United Nations，World Urbanization Prospects：The 2014 Revision，New York，2015，http：//www.unpopulation.org.
[3] Guilain Denoeux，Urban Unrest in the Middle East，A Comparative Study of Informal Networks Egypt，Iran，and Leban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New York，1993.
[4] R.B.Serjeant，The Islamic City，UNESCO，Paris，1980.
[5] Michael E.Bonine，Population，Poverty，and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ities，Florida University Press，Florida，1997.
[6] Gabriel Baer，Fellah and Townsman in the Middle East，F.Cass Press，London，1988.
[7] United Nations，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ssion for Western Asia—Urban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of the Arab City，New York，2005.
[8] Yasser Elshehtawy，The Evolving Arab City，Tradition Modernity and Urban Development，Routledge，New York，2008.
[9] Farhad Kazemi，Poverty and Revolution in Iran—The Migrant Poor，Urban Marginality and Politics，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1980.
[10] Ahmad Sharbatoghlie，Urbanizatipon and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Westview Press，Boulder，1991.
[11] Mohammed Amjad，Iran：From Royal Dictatorship to Theocracy，Greenwood Press，New York，1989.
[12] 〔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王旭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3] Ali Madanipour，Tehran：The Making of a Metropolis，John Wiley and Sons，Chichester，1998.
[14] Masoud Kamali，Revolutionary Iran：Civil Society and State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Ashgate，Farnham，1998.
[15] Andre Raymond，Cairo，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2000.
[16] S.M.Robaa，“Urban-suburban/rural Differences over Great Cairo，Egypt，” Atmósfera，2003，Vol.16，No.3.
[17] James Toth，Rural Labor movements in Egypt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State，1961-1992，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Florida，1999.
[18] Mohamed Mahmoud El Sioufi，Urb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Land：Informal Settlements in Cairo，Ain Shams University，Ain Shams，1981.
[19] Ayman Zohry，Unskilled Temporary Labor Migration from Upper Egypt to Cairo，http：//www.zohry.com/pubs/Zohry-CEDEJ02.pdf.
[20] Asef Bayat，Eric Denis，“Who is Afraid of Ashwaiyyat？Urban Change and Politics in Egyp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2000，Vol.12，No.2.
[21] Sarah Sabry，“How Poverty is Underestimated in Greater Cairo，Egypt，”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Vol.22，No.2，2010.
[22] Ayman Zohry，Barbara Harrell-Bond，Contemporary Egyptian Migration：An Overview of Voluntary and Forced Migration，University of Sussex，Sussex，2003.
[23] Contemporary Egyptian Migration 2003，http：//www.zohry.com/pubs/CEM2003/CEM2003.pdf.
[24] Ayman Zohry，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Egypt，http：//policydialogue.org/files/events/Zohry_Migration_Development_Egypt.pdf.
[25] Heba Nassar，Migration，Transfers and Development in Egypt，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Robert Schuman Centre for Advanced Studies，2005.
[26] Marsha pripstein posusney，Labor and the State in Egypt：Workers，Unions，and Economic Restructuring，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Columbia，1997.
[27] Galal Amin，Egypt in the Era of Hosini Mubarak：1981-2011，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Cairo，2011.
[28] Michael N.Danielson Rusen Keles，The Polities of Rapid Urbanization，Holmes & Meier Publishers，New York，1986.
[29] Philips Khoupy，Urban Notables and Arab Nationalism，The politics of Damascus 1860-192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83.
[30] Mohamed Kamel Doraï，“From Camp Dwellers to Urban Refugees？Urban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Refugee Camps in Lebanon，”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tific Research，https：//www.cmi.no/file/？121.
[31] Mohamed Kamel Doraï，“Palestinian and Iraqi Refugees and Urban Change in Lebanon and Syria，” Refugees，Mar.2010.
[32] Allan Findlay，Musa Samha，“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Urban Srructure of Amman，” Espace Populations Societes，Vol.3，No.1，1985.
[33] Yasser Elsheshtawy，Planning Middle Eastern City：An Urban Kaleidoscope in a Globalizing World，Routledge，London and New York，2004.
[34] Diane Singerman and Paul Amar，Cairo Cosmopolitian，Politics，Culture，and Urban Space in the New Globalized Middle East，the American Universityin Cairo，Cairo，2006.
[35] Farha Ghannam，Remaking the Modern，Space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a Global Cairo，University of California，California，2002.
[36] Çalar Keyder，Istanbul：Between the Global and the Local，Rowman and Littlefield，Lanham，1999.
[37] Metin Heper，Local Government in Turkey-Governing Greater Istanbul，Routledge，London，1989.
[38] Nelida Fuccaro，Histories of City and State in the Persian Gulf：Manama since 18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2009.
[39] Stefano Bianca，Urban Form in the Arab World，Past and Present，Thames and Hudson，London，2000.
[40] Peter Growe and Hashim Sarkis，Projecting Beirut，Episodes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City，Prestel Munich，London，New York，1998.
[41]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42] 车效梅：《全球化与中东城市发展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
[43] 毕健康：《当代埃及的城市边缘区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6期。
[44] 毕健康：《从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倾覆看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史学集刊》2014年第4期。
[45] 车效梅、王泽壮：《城市化、城市边缘群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46] 车效梅、李晶：《城市化进程中的开罗边缘群体》，《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
[47] 车效梅、李晶：《中东城市化与粮食安全》，《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年第5期。
[48] 车效梅、杨琳：《对中东过度城市化的思考》，《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
[49] 王泽壮、车效梅、李晶：《中东过度城市化与社会稳定》，《史学集刊》2011年第4期。
[50] 车效梅：《当代中东大城市困境与对策分析》，《西亚非洲》2006年第9期。
[51] 车效梅：《德黑兰都市困境探析》，《世界历史》2007年第4期。
[52] 车效梅、张亚云：《开罗都市进程中的人口问题》，《西亚非洲》2009年第5期。
[53] 邓伟志等主编《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稳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20～21页。
[54] 陶德麟主编《社会稳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第10页。
[55] 王宗礼、谈振好、刘建兰：《中国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稳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第36页。
[56]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96，第51页。
[57] 马建中：《政治稳定论》，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第34页。
[58] 胡联合、胡鞍钢等：《政治稳定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问题研究》，红旗出版社，2009，第244页。
[59] 蔡禾主编《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第65页。
[60] 〔美〕弗·斯卡皮蒂：《美国社会问题》，李泰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295页。
[61] 〔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