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城市化对社会结构的影响
一 城市化对中东社会的影响
（一）城市化对中东农村社会的影响
中东传统的农村是自足和自治实体，由于村民面临的威胁是敌对村庄或游牧民的袭扰，人们忠诚于他们的家族血亲，听从于谢赫或伊玛目。谢赫或伊玛目从与过往的商旅之间的经济交往中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村民了解外界只能通过谢赫或伊玛目，他们自然成了家长式权威。农村的信息沟通是原始的“口传信息”方式，家长式权威人物将指令性的规定以面对面的方式下达给特定的人群。[64]
19世纪晚期在黎巴嫩出现第一批移民，移民有一部分移向国外，另一部分是从农村移向城市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黎巴嫩人移向埃及，他们在英国殖民机构中任职，充当官员或专业技术人员或经商，而有的移向美国或拉美国家。这一时期黎巴嫩农村人口增长很快，土地与人口的比率降低，富余的农村人口移向城市。农村移民以年轻男性为主，他们并没有完全退出农村，多在临近城市打短工。同一时期的埃及，土地与农民（fellah）的比率更小，农村富余人口更多，但他们仍然留在农村，土耳其的状况和埃及相似。[65]其原因在于黎巴嫩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中东国家中是最高的，因而人口的流动性较强，其城市化水平在中东国家也最高，20世纪上半叶首都贝鲁特人口占总人口的20%的黎波里、赛达和扎赫勒等城市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0%。
农村移民加强了城乡间的联系，促使封闭的农村社会领受城市文明而逐渐“开化”。移民有了独立的经济收入，在农村家庭中的地位上升。移民在城市中接触到大众传媒因而初步了解外部世界，这就塑造了他们不同于家长式权威的另一类型的权威地位。随着农村封闭状态被逐渐打破，家长式权威的影响受到削弱，加上农村中教育的发展，黎巴嫩农村中出现了新的精英。城市化给农村带来了信息方面的革命，一种具有现代气息的媒体信息系统正在取代原始的“口传信息”的方式，即由专职人员以一种广播的方式将描述性信息通告于大众。[66]
移民与农村来源地保持密切关系，他们在农村与城市间季节性往返。农村移民在城市郊区聚居，他们仍然保持农村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城市的工作机会相对较少，且很多工作是临时的，妇女和孩子被留在农村，移向城市的基本上都是农村的年轻男性劳动力。农村移民本身构成中东城市的组成部分，使中东城市带有农村社会的遗痕。
中东土地过度集中，农业生产力较低。在叙利亚，大地主占本阶层人口的2.5%，他们拥有的土地占全国土地的45%；在黎巴嫩，大地主的土地占全国的2/3。[67]为了改变落后的生产关系，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国家都相继进行了土地改革。自1953年开始埃及在868个地区推行农村合作社，覆盖1300万农村人口，投入资金以提高农村医疗和教育条件，但此项计划没有完成，直到1967年才建立了301个农村合作社。[68]但分得土地的农户由于耕种条件艰难，难以维持生计，很多放弃了土地。
土改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力的明显提高，但直接瓦解了农村社会。在伊朗，巴列维国王在60年代开始推行的“白色革命”打破了现代社会中一直未被触动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结构，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分化，农业工人、雇农、分成制佃户、无地农民等阶层成为农村的不稳定人群，农村社会的传统纽带消失，紧密的人际关系开始松动。土改破坏了伊朗农村社会得以维系的传统结构，代之以国家对农村经济的控制与支配；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解体，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进入其他行业，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廉价劳动力。传统的社会结构被摧毁，而新的结构没有建立，农村社会变成了不稳定的流动体。这一时期农村社会瓦解造成的农村移民是催发中东城市化的重要原因。
城市化过程中，那些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和游牧地带大部分保持原状，那些水源枯竭的地方逐渐被废弃，有的地区人口不断外迁，因而边远的内陆地区一直没有发展。在沙特和利比亚，游牧和半游牧人口仍占总人口的20%至25%，然而游牧和半游牧地区经济状况改变不大，游牧区成了被国家发展计划遗忘的地方，基本上不存在教育和医疗条件。游牧区从石油工业发展中唯一得到的实惠是“石油勘探队偶尔来临，在寻找石油的时候却给他们找到了水源”。[69]
（二）城市化对中东城市社会的影响
城市化过程中石油收入的增长、政府开支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等因素都导致通货膨胀。1955～1967年中东国家生活成本平均上涨17%。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伴随物价的不断上扬，这对低收入群体非常不利。随着收入差距拉大，贫困人口越来越多。中东贫困人口1985年为6000万，1990年为7300万，占人口比例从30.6%增至33.1%。[70]20世纪50年代苏丹最贫困的20%的人口仅拥有6%的国民收入，在伊拉克是2%，在黎巴嫩是3%，利比亚还不到1%。60年代黎巴嫩占人口50%的贫困人口拥有国民收入的20%，而20%的富人拥有60%的财富。1968年利比亚占人口10%的富人拥有一半的财富。[71]
中东国家企业结构调整和私有化过程中形成大批失业群体。20世纪80年代，伊朗等国的失业率为10%～18%，女性失业率高达25%。由于农村移民增长及城市就业岗位增加缓慢等因素，城市劳动力供大于求，城市失业现象严重，各国平均失业率达到15%。[72]收入差距拉大使社会不平等问题日益凸显，城市中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加剧。
统治阶层与城市社会群体之间关系紧张。在伊朗，城市中的传统中产阶层支持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是王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之一。但国王的世俗化改革降低了乌莱玛阶层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不但其宗教地产受到侵夺而日渐减少，其在司法和教育方面的垄断地位也被打破了。[73]只有在王权削弱的时候宗教阶层才有发挥社会作用的机会，他们期望重新夺回失去的财产并恢复社会地位，强烈要求在更多领域执行伊斯兰法的规则。[74]
传统中产阶层虽没得到国家经济政策的扶持，但也在战时经济中受益，规模也在扩大。四五十年代坚持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群体大大萎缩，在社会中的影响下降。巴扎商人群体逐渐远离宗教阶层并转而支持民族阵线，成为反对王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统治阶层内部也矛盾重重。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上层统治者大多是军人阶层，这一阶层的社会基础很窄，他们依靠一套现代官僚体系实现政府运作，军人和官员构成了新的统治和管理阶层。他们有条件聚敛起财富，他们不仅拥有大量土地，还聚敛证券和股票资本。政府机构中的中下层官员虽然对政府标榜“社会主义”的理想但上层却享有高收入的现实不满，但他们也在收入分配中取得了少量利益。
其次，中东城市形成传统和现代两种经济部门的对立。中东本土的工业生产有许多仍然采用传统手工技术，工业技艺的传承方面是在家庭内部或师傅学徒关系的基础上进行。本土的传统工业没有关税保护，在阿拉伯国家收入再分配中也没有得到国家发展资金的支持，同时通货膨胀对传统工业的再生产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传统工业中积累的资金被严重的通货膨胀化为乌有。传统工业发展处境艰难，这造成一系列不良反应，因工业投资的风险加大导致工业资本家将资本投向更加安全可靠的不动产行业或商业，工业资本的不断流失也是传统工业长期不发展的重要原因。阿拉伯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发展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形成密切的关系。
不断上扬的物价对商业发展极为有利，助长了城市的商业投机活动，商人是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受益的阶层，而且他们还是石油经济间接的受益者。而商业投机又助推物价疯长，这对城市下层群体的生活可谓雪上加霜。阿拉伯人大多从事农业和小商业，这些传统经济部门没有得到政府经济政策的扶持，发展非常滞后。农村移民群体中也只有少数在工业生产领域就业，大部分成了小商贩、搬运工、零售商或侍从人员。
少数民族群体（minority groups）和外国资本在金融业、制造业、国际贸易及公共服务部门处于主导地位。在利比亚，现代农业也被外商垄断，重要部门都要从国外引进技术人才，城市吸收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这些群体的经济收入遥遥领先，成为经济精英。国家经济政策偏向于发展大型现代农、工、商等行业，而传统生产部门被排斥于政府经济发展计划之外，且市场狭小，生产技术落后。国家进口补贴政策也打击了传统生产部门，使现代工业生产与传统生产部门之间的距离扩大。伊朗传统生产部门的大宗产品地毯的出口在1977年下降了13%，棉花出口下降45%。国家经济结构呈现二元性。
1953年以后外国资本对伊朗加强渗透，美国的发展和资源开发公司（P&R）、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及原子能委员会等相继进入伊朗农村，进行农业开发。外国资本控制了伊朗的农业、工业和金融等部门。伊朗走上依附发展道路，国王及技术精英移植美国经济发展模式，自身成为大资本家，一个与外国资本有紧密关系的、受其控制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产生了。他们是伊朗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产物，这一阶层来自现代工商业资本家、王室成员、高级官员和军官、现代银行家、农业资本家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银行、工业、外贸、保险、建筑等行业取得独占地位，85%的大型私企都属于这一阶级。在伊朗，本土各阶层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经济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后者被视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剥削中东人民的工具，因而在伊斯兰革命中成为首先被清洗的对象。
再次，传统中产阶层和现代中产阶层并存和对立。现代中产阶层基于现代教育，他们是现代主义者，赞成推进西化，支持国王世俗化改革。这与宗教阶层在意识形态上是对立的。而传统主义者认为西化只会破坏他们的本土文化，是造成各种地区问题的根源。传统主义者认为破坏老城中心的行为及西化的价值观都是对伊斯兰文化的攻击，西化和现代化带来了腐败等恶劣的影响。伊斯兰传统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他们主张保留清真寺、巴扎等传统建筑，因为这些是伊斯兰文化的标志，只有它们能够满足最基本的宗教和社会道德要求。[75]他们将背离伊斯兰准则的言行视为伊斯兰世界没落的主要原因，认为补救的办法唯有严格执行伊斯兰的准则。中东社会结构中出现两种相互排斥的社会群体，这对该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东城市中成功的政治运动都需要协调这两种对立的群体才能取胜。
在城市中，旧的中心区被废弃，而宗教场所成为城市下层民众的活动区。政府兴建的低收入群体聚居区及贫民窟成了宗教和激进政治的发源地。贫困、政治和宗教的激进主义都是这些地区下层民众中暴乱的根源，他们也极易被恐怖分子渗透和利用。[76]暴乱者从悲苦的城市贫民中招收成员，赢得他们的支持，将贫民区作为他们的庇护所。要消除暴乱就要先改善城市贫民的生活条件。
最后，农村移民和外籍劳动力成为城市社会结构中的组成部分。科威特人大多充任金融行业和政府机构的员工，80%的科威特人属于白领阶层，76.2%的科威特人在政府部门任职。[77]在科威特，15岁以下的人占总人口的50%以上，因而该国是中东“最年轻的国家”。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科威特的就业人口比例偏低，女性就业率更低，1975年仅达到3.2%，就业女性绝大多数从事教育和医疗等行业。科威特的教育发展程度也比较低，70年代44.6%的科威特人还是文盲。种种状况都使科威特人力资源面临短缺。科威特经济发展很快，这需要大量劳动力，而本籍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科威特对外籍劳工的依赖非常严重。科威特免税的经济政策、政治的宽容和高工资、高福利都吸引了大批国际移民。在外籍劳工中，20.5%是巴勒斯坦和约旦移民，约26万；埃及移民占6.1%。国际移民的涌入使科威特人在本国成为“少数”（占国内人口47.5%）。[78]科威特周围国家的失业率很高，加上阿以战争造成大批难民潮，这成为移民的“推力因素”。外籍移民中，阿拉伯人在科威特平均居住年限可达5.8年，非阿拉伯人为5.3年。
阿拉伯国家的贝都因人部落原本就有人口迁移的传统，城市经济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外籍劳工，使人口迁移规模空前扩大。1975年，欧佩克成员国用于城市发展的投资达到70亿美元，资金大量注入城市地区吸引了大批国际移民流入城市。欧佩克国家吸引了170万外籍劳工，占其总劳动力的25%。[79]据世界银行统计，1972年中东约有外籍劳工80万，1975年增长了一倍，1985年达到340万（其中阿拉伯劳工占228.3万），外籍劳工加上他们的亲属，人口高达1000万。[80]70年代外籍劳工在欧佩克成员国的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普遍在29%和84%之间。埃及、也门、约旦、印度及巴基斯坦是主要的劳务输出国，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及利比亚是主要的劳务输入国。巴林、阿曼、卡塔尔和阿联酋四个海湾国家的亚洲劳工比例较高，但以非熟练工人为主。外籍劳工中有71.2%来自阿拉伯非产油国，19.9%来自中东以外的亚洲地区，另有2.1%来自欧美国家。[81]外籍劳工占产油国人口比例如下（见表2-3）。
表2-3 外籍劳工占人口比例的变化[82]
除了石油美元的刺激外，产油国的教育状况也是促使移民涌入的重要因素。产油国每年向教育领域投入13%的政府预算，而非产油国此项支出占22%；职业教育和高级培训机构不足，使前者的教育体系所培养的专业技术人员远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产油国只能仰赖从国外引进技术人员，欧佩克国家急需熟练工人、技工和专业技术人员。1975年世行估计产油国此类人才短缺20%，1980年缺口进一步加大，短缺达28%，1985年短缺达30%。[83]
外籍移民是流动群体，他们也成为城市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外籍工人的社会地位与当地穆斯林不平等，他们不被聚居在清真寺的城市居民所接纳，且被后者视为伊斯兰的威胁。[84]外籍劳工是产油国城市中的不稳定人群。
资金的集中投入和外籍劳工的涌入导致大城市住房紧缺，助长了不动产投机活动，导致城市中生活成本更加高昂，促发了城市的“白光效应”（bright lights effect）。城市的高收入和高消费也吸引了当地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移入城市。非产油国也未能将输出的移民回拢到农村，同样也存在大城市畸形发展的问题，例如在北非地区，农村人口移向城市，又移向国外，而他们回国后大多定居城市。
非产油国的农村移民也面临相同的问题，他们大多是文盲，聚居在城郊的贫民窟，生活条件差，政府很难对之施加控制。贫民窟是农村移民重要的中转处。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刺激投资，政府计划消除贫民窟，如约旦的安曼在贫民窟的邻近区投资建设大楼、修建道路、兴建污水工程等服务设施，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中东城市中市政管理松弛、交通量巨大、城市环境污染严重；阿以战争、也门内战、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及黎巴嫩内战都对城市形成严重破坏，战争难民在中东地区流动等，种种因素都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投资积累。
二 城市化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一）石油工业的发展对中东经济结构产生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产油国与国际石油财团重新确定石油收益的分配比例，各国石油收入大幅增长。伊朗的石油收入在60年代后期已占到外汇的75%，国民总收入的20%，政府财政的50%。[85]1973年以后，油价持续上涨，1973年每桶为2.71美元，1974年每桶涨至12.41美元，1981年每桶高达34美元。政府投资能力和私人的购买能力都得到提高，石油收入成为中东地区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的生长源泉。[86]“石油财富”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为发展经济提供了资金，国家也因此有条件采取低税收政策，从而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繁荣。[87]在高积累、高投资的同时，各国保持较高的消费水准。
石油还是一种新的资源，它直接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所需的副产品，如化肥、塑料，带动了其他经济部门的发展，使整个经济体系充满动力。伊朗从50年代开始进入“石油历史的新时代”。各产油国的石油经济繁荣带动了石化、钢铁、机械、建筑、交通等各行业的发展。石油工业是中东产油国的经济支柱，在石油业的带动下，城市工业、商业、交通业、建筑业及公共服务业发展很快。但中东地区制造工业发展较好的国家其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较低，服务业的比重较高，比如以工业发展水平较高的伊朗，见表2-4。
表2-4 伊朗各经济部门占GDP比重的变化[88]
从表2-4可见，伊朗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六七十年代，石油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服务业所占比重最大，而工业产值增长十分明显。但70～90年代伊朗工业产值的比重一直在18%左右徘徊（见表2-5）。
表2-5 1997/1998到2001/2002年度伊朗经济结构的变化[89]
中东产油国的农业产值在下降，只有石油业和服务业的产值增长较快。产油国的工业发展并不充分，多数国家工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不超过15%。中东的大工业和现代工业在国有化运动中大部分变成了国营企业，私有经济的发展空间狭小。中东其他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伊朗非常相似，其原因部分地与中东国家的城市化存在密切关系。首都不仅存在制造业等产业过于集中的问题，而且城市负荷也远远超出了其生产能力，城市化与工业的发展并不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前者超出了工业发展的需要。城市畸形发展首先增强消费能力，城市不仅需要奢侈品，还需要大量的食物、用于生产的原材料及市场，而落后的农村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巨大的缺口促使政府寻求外援，国家只能在进口方面放开，国外食品和工业品大批输入，这对中东本土工业形成了巨大冲击。
石油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只有服务业成为吸收城市富余劳动力的主要经济部门。制造业的劳动力人数在就业人数中的比例较小，1947～1960年埃及工业的劳动力增长了12.6%，而城市人口增长了37%。1952～1963年埃及的工业又吸纳了35万劳动力。伊拉克1957～1965年城市人口比例从18.8%增至40.4%，然而制造业在GDP中的比例仍然是9%。[90]劳动力人口增长较快的部门主要集中在国营企业。而且中东国家将发展资金集中投向首都和经济中心等首要城市，其他地方性城市及小城镇仅得到少量的经济资源，城市化非常缓慢。因而与其称之为“过度城市化”，不如称为“过度集中”。
（二）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
过快的城市化速度对农村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大量的工作岗位吸引着农村人口移向城市。农业劳动力流失严重，同时，随着农业劳动力一起流失的还有农业生产技术和资金，传统的农业水利系统也渐渐荒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工业化需要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不发展就会成为工业增长的严重障碍。然而在中东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农业生产滞后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产油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不但没有带动农业的发展，相反还给农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1955～1959年，各国向农业提供的贷款仅占贷款额度的5%。[91]在埃及、叙利亚等较为“激进”的国家，农业贷款额度较大，超过了向工业的投入，但农业贷款主要面向水利工程，这只解决了部分农田用水问题，且有的水利工程没有完成，如叙利亚的幼发拉底河坝和埃及的“新河谷”计划，农业生产需要的机械、化肥短缺，且有的耕地逐渐盐碱化。
在苏丹，农业发展投入过于集中在“两尼罗河”河间带（Khartoum）上的少量现代农场，其他地方的农业没有进入发展计划，因而占总就业人数2/3的农业劳动人口仍然以传统方式经营。中东国家在城市加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的发展速度严重滞后，改革仅仅在部分地区艰难推行，处于“试点”阶段，现代农业还远没有普及。城市化的结果是拉大了城乡差距，农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见表2-6）。
表2-6 1965年中东国家农业劳动人口比例及农业占GDP比例
（三）城市化与建筑业蓬勃发展
由于建筑业能在就业和住房等方面带来实效，政府更愿意将发展资金多投入建筑业。各国建筑业占固定资产投资普遍超过50%，甚至更多，建筑业大约占本国GDP的10%。[92]例如，1975～1978年伊拉克投向建筑业的资金占固定资产投资的56%，在沙特是86%，在科威特是39%，阿联酋为41%，约旦为69%，摩洛哥为56%，叙利亚为48%，突尼斯为58%，北也门为70%。[93]
建筑业吸纳了大批非熟练工人，解决了绝大部分国际移民和农村移民的就业问题。1971～1977年，在中东劳务输入国中，建筑业的就业人口占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的11%～58%，这些国家中外籍劳工40%集中于建筑业，其中科威特外籍劳工的60%在建筑业。在劳务输出国中，其就业人口占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为8%～17%。1975年南北也门移民大多移向沙特，其中75%在建筑业。突尼斯移向利比亚的移民中30%～50%在建筑业，移向沙特的移民90%在建筑业。[94]建筑业中的就业人数在多数阿拉伯国家中是仅次于农业和服务业的。建筑业工人大多是国际移民，属于非熟练工人，且大多单身，几年之后就返回其本国。建筑业吸收非熟练工人，又为他们提供了宝贵的职业培训，获得技术的工人返国最终使劳务输出国在技术方面得到实惠。移民回寄的侨汇对农村和小城镇中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非常有利，因而建筑业在较为贫穷的阿拉伯国家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95]
建筑业的发展与移民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建筑业的发展政策来“控制”后者流动的速度，因而政府也以制定相应的建设规划来达到调整移民分布的目的，将过多的人口从大城市中分流出去，以解决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
三 城市化对人口结构的影响
（一）人口自然增长状况
20世纪初苏丹人口增长率为2%，埃及30年代人口增长率为1.5%，50年代增长率达到2.5%，50年代中期达到3%。同一时期叙利亚的人口增长率为2.5%。20世纪前半叶中东国家人口每10年就会增长1/3。[96]20世纪上半叶埃及人口增长了一倍，1950年以后每30年或35年会再增长一倍。[97]同样，1950～1985年，伊朗、伊拉克人口增长1倍，60～80年代沙特、阿曼、利比亚和阿联酋的人口也增长1倍。[98]80年代初中东人口年均增长率为3%。[99]
人口增长的原因首先是死亡率下降。1955年中东出生婴儿死亡率为20%，90年代降为7%，1998年降为4.5%，2000年为3%，2009年为2.1%。2009年的阿拉伯人口发展报告显示，也门和摩洛哥出生婴儿死亡率分别为4.3%和2.4%。其次是人口寿命在延长，中东人口平均寿命从70年代的52岁增长至2000年的67岁。海湾国家最高，达到75岁，也门最低仅60岁。[100]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人口生育率下降了，20世纪50年代中东城市平均每个母亲生育7个儿女，1990年降为4.8个，2001年再降至3.6个，2010年为2.8个。伊朗、黎巴嫩和突尼斯的生育率最低，也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最高。
（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
城市化使中东社会的人口结构发生巨变。游牧人口由于被强制定居而急剧下降；农村人口由于向城市迁移而大量流失，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下降；城市人口迅速增长，已逐步成为人口结构的主要部分。伊朗人口中游牧民主要分布在法尔斯、巴赫蒂亚里、胡齐斯坦、俾路支斯坦、阿塞拜疆和呼罗珊。受到政府强制定居政策的影响，游牧民开始从事农耕生产，大片牧场变成了耕地或果园。[101]因此，游牧民的人口持续下降。20世纪初，游牧人口有247万，占总人口的25%；到1932年减为约100万，占比降到13%；1955～1966年游牧人口有24万，占比为3%，到1976年仅占1%。[102]
伊朗农村人口由于增速缓慢其所占比例逐渐下降。1901～1934年伊朗农村人口占79%，巴列维国王时期农村人口比重开始急速下降，1956年占全国人口的69%，1966年降至61%，1976年为53%，伊斯兰革命前降至50%。[103]1934年以前伊朗城乡人口增长率持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约22%，而且这一比例基本没有变化。从40年代开始城市人口比例逐渐增大，1956年达到全国总人口的31%，1966年达到39%，1976年达到47%（见表2-7）。[104]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反映了伊朗城市化的发展，也深刻反映了其现代化转型的力度和广度。
表2-7 1901～1976年伊朗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化
中东城市中的女性比农村女性更封闭，她们为避免见到生人只能躲在家里，就业的极少，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城市中生育率要高于农村。此外，城市工作不稳定、收入少，他们也会以多养孩子防老，因而城市家庭形式大多是大家庭，例如巴格达1959年家庭平均成员为6.16人，全国平均为5.65人。同时，城市大工业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也创造了就业机会，加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人们相信在城市中总会得到期待的高收入，促使人们离开农村到城市谋生。由于以上原因，中东城市人口增速远超农村，城市化速度加快。伊朗城乡人口比率的变化见表2-7。
伊拉克1947～1957年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5.2%，叙利亚1960～1968年间为6%，科威特1961～1965年间这一速度甚至达到了16%。中东国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家相关历史时期的速度：19世纪下半叶西欧国家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长速度平均为2.1%；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大量接收移民的国家在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2%。[105]城市人口的高速增长使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大部分中东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快速突破了20%，而城市人口从10%到20%增长的过程，西欧国家经历了40多年，中东国家只经历了十几年。[106]
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60年代开罗人口增速年均3.9%，安曼人口增速年均6.1%，巴格达人口增速年均8.3%，利雅得人口增速年均10%，科威特城人口增速年均18%。[107]贝鲁特1951～1964年人口增长10倍，安曼1948～1961年增长9倍。埃及城市化速度较慢，195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2%，2005年增至43%。[108]也门是城市化最低的国家。而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都已经成为城市国家。七八十年代海合会国家城市人口中外籍移民占很大比例。迪拜1968年只有6万人，经过70年代的发展，至1980年人口达到27.6万，2010年为150万，其中主要是从印度和中东其他地区来的移民。90年代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的移民趁建筑业大发展之机大批移入这一地区。
中东国家城市人口比重见表2-8。
表2-8 中东国家城市人口比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东城市化飞速发展的时期，城市化进入快车道。农村移民大量流向城市，农业产量长期不增长、农村条件恶化是农村移民的“推力因素”，60年代后农业技术取得进步造成农村“技术性失业”，这也是另一大“推力因素”。另外，石油财富的增长，新资源、新财富、新产业的出现是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109]国家对工业投资的增加以及石油工业的带动，城市经济出现繁荣；城市服务业、建筑业发展迅速，有大量的就业岗位，城市相对于农村，收入水平高、就业机会多、生活水平高，是农村移民的“拉力因素”。此外，政府部门扩充、军队膨胀及教育发展都促使农村青年入城寻找发展机会。最后，战争难民涌入城市也是城市人口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
20世纪60年代9个阿拉伯国家中有5个国家的城市人口占比超过40%，中东国家的城市化不仅远超发展中国家，其城市人口比重已经非常接近或超过了发达国家。1954年，帕尔克（R.Parke）指出，埃及是过度城市化国家，因为埃及从经济发展程度看是发展中国家，但它的城市人口比例要比法国和瑞士都高。后来西方学者就把农业劳动力占比仍然较大，然而城市人口比重较高的亚洲国家称为过度城市化国家。[110]
20世纪70年代开始，埃及总统萨达特首先推行经济自由化（Infitah），八九十年代以来苏丹、北也门、叙利亚和伊朗也相继开启自由化改革。[111]中东地区自由化改革以来，随着经济私有化及私人经济的发展，高速发展而“失控”的城市化向正常状态发展，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下，中东国家城市化速度由高速趋于平稳。
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虽然产油国仍需要劳务输入，但人口迁移对城市化的影响在减弱，城市吸纳迁移人口的能力降低。城市化速度过快对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的思维定式是城市最终会“消化”掉移民，但中东移民规模远远超出城市发展的需要，移民对城市更像是“入侵”。此外，移民并非被城市“消化”了，他们实际上成了城市的“主宰者”，移民的生活方式渐渐流行而城市的文化和政治生活则为他们而改变。中东国家工业发展速度较低，而城市人口增长远远超过了城市的吸纳能力，其结果是中东“过度城市化”问题突出。中东多数国家的城市化普遍表现为两大主要城市的发展，首位城市的过度集中妨碍了其辐射功能的发挥，边远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缓慢，城市化呈现不平衡性。由于现代化过程中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中东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现象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