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市化对阶级结构的冲击
一 中东传统社会的阶级结构
在中东传统社会，人们倾向于将社会成员分为穷人和富人、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阶级特征不明显，一个人之于另外一个人，并不会因为个人的出身、家系、种族、民族属性或社会地位，而比较优越。[1]人们大多否认阶级概念，当地宗教学者认为伊斯兰社会是平等的、无阶级差别的社会。传统中东社会只是被笼统地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由两种人组成——拿笔的人和提剑的人。[2]被统治阶级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中世纪开罗仅有两个阶级，即上层商人或银行家和下层体力工人，政府公务员和宗教学者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阶级。[3]
然而人们在社会群体中总有处于支配地位和从属地位之分，由于“对财富、地位或权力的不平等的占有”，社会成员就具有等级性。詹姆斯·比尔认为，中东传统伊斯兰社会包括七大阶级，即统治精英、官僚中产阶级、资产中产阶级、宗教中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牧民。[4]但是中东社会的各阶级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特征。以伊朗为例，伊朗农民阶级极为分散，绝大多数村庄规模不大，整个村庄属于外乡地主所有，农产品分配方面大多采用分成制，农民对地主的依附性很强，农民处于分散和隔离状态，因而无法团结和形成阶级以对抗地主。工人与农民状况相似，伊朗大工业少，绝大多数企业规模小，集中程度低，这种状况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散性，工人团结对抗资本家的事件少有发生。马克思论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农民阶级时讲到，农民虽然在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方面与其他阶级不同，但农民“只存在地域联系，而并没有形成全国性联系或任何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阶级”。[5]中东社会中的各阶级基本上皆属于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还没有达到政治形态。
七大阶级因民族、宗派、地域等方面的差别，其内部出现横向分层，阶级内因家族、部族、教育背景等方面的不同而分出更细的群体。因而，在各阶级内部客观存在着阶层。[6]由于中东社会缺少成熟的阶级，在分析阶级问题的时候必须借助阶层来进行。然而实际上还有一些阶层不隶属于任何阶级，如知识分子，他们不具有独立成为阶级的条件，只能被视为阶层；还存在若干阶级交叉的群体，如中东城市中的季节性农村移民，以及定居在城市中的农民工阶层；还有一些过渡性和流转性群体，如学生、军人、失业者等。由于阶层的概念能够包含上述群体，阶层概念比阶级更具体，它能深入到阶级内部、阶级之间甚至阶级之外的“中间地带”，[7]因而在中东阶级结构的研究中应当引入阶层分析的方法。
由于没有各阶级收入的相关数据，有关前现代中东社会的文献大多依据职业和经济功能来划分阶层。在中东城市阶级结构中，地主处于上层。奥斯曼帝国时期实行采邑（fief）分封制，即提马尔体系（timar），然而随着帝国统治日益削弱，其土地制度逐渐发生改变，自16世纪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解禁及土地私有化，中东的地主阶级在17和18世纪开始逐渐形成。[8]中东地区的土地绝大部分集中在大地主手中，地主居住在城市，这样中东城市中形成了外乡地主阶级，这一群体带着浓厚的城市气息。
中东地主作为新兴阶级，其来源是多元的，由商人、地方官员、部落首领等群体转变而来。城市富人购置地产也可以变身为地主，同时，贝都因部落的谢赫及乡村贵族也移居城市，他们也改变身份成为地主。一项对阿勒颇和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原始档案的研究显示，18世纪这一地区城市的30家大地主都是城市地产商通过购置农村土地而形成的。[9]而同时，他们在成为地主后还保留了以前的身份，还可以靠以前的职业获得收入，与其所属的旧家族或群体还存在紧密的联系，因而中东城市地主具有多重身份，具有多个阶级交叉复合的属性。在西欧，封建领主是居住在领地上的贵族，在其辖区内拥有司法权、私人武装，有征收地租和劳役的权利。[10]而中东的地主与西欧封建制（feudal）下的地主有很大区别。
地主不仅占有土地资源，还从事城市不动产投资或商业投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角色。地主占据城市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等的重要职位，不少公职由地主家庭成员世代继承，地主后代很多从事律师职业，他们与世家联姻。地主无论在行政部门、议会、市政机构，还是在委员会、政党等组织中都有强有力的代表，这些代表在中东城市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在国家政治中有很大影响力。一项调查表明，1937年叙利亚国会议员中约三分之一为地主。1950年，埃及319名议会议员中，拥有110费丹地产的地主有115人，拥有500费丹以上的有45人。[11]黎巴嫩20世纪50年代初44名国会议员中21人是地主。[12]
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始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东各国开展土地改革前），中东地区土地已经开始逐渐私有化，大地主拥有大部分土地，其次是宗教地产瓦克夫，王室土地份额较小，农民占有的土地占比更小。奥斯曼帝国以外的中东地区也大致相同，如伊朗，土地改革前，全国土地的65%归大地主所有，只有15%的土地为农民所有，15%为宗教地产瓦克夫，5%为王室地产。37户最大的地主家庭拥有19000个村庄，占伊朗农村村庄总数的38%；450户大地主拥有57%的村庄；拥有1至5个村庄的中小地主约7000户，这种村庄占总数的14%。[13]农村人口中，中小地主和富农占25%，分成制农户及佃农占40%，无地农民占35%。[14]
城市大商人是第二阶层。在开罗，社会阶梯的顶端是富裕的商人，人数约4000或5000人，拥有的财富从3万或4万皮尔斯到1000万皮尔斯不等。最富裕的咖啡商和宫廷商，进行的主要是对外贸易，人口大约为500或600人，在17世纪他们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其中80个咖啡商（占全部咖啡商的17%），拥有的财产高达4170万皮尔斯，占全部财产（6470万皮尔斯）的64%。[15]在伊朗社会中大商人群体的经济地位很高，从事批发贸易的大商人（tajir）是长途、大型的国内外贸易的主角，这一群体控制着城市主要的经济活动。在地方的金融活动中，大商人也扮演重要角色，地方政府的财政要靠他们来保障。[16]
在中东城市社会中商人具有很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这源自伊斯兰文化中具有崇商的价值观念，从伊斯兰教经典中可以发现不少赞美商人的句子，先知对商业贸易有极大的兴趣。“信誉好的商人是先知和殉道者的朋友。在末日审判到来的时候诚信的商人将沐浴在安拉的荣耀之光下”，“商人是安拉的信使，也是安拉所信赖的人”[17]，等等。人们倾向于认为，商人是他们中最虔诚的人，商人是最安全也最能满足人们愿望的人，是社会各阶层中最受尊敬的人。
但优越的经济地位并非商人阶层的唯一重要标志，商人还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被称为“居住于城市中的贵族”。在城市中，商人和宗教精英有密切的关系，伊斯兰传统文化是商人阶层形成的重要因素。城市商人经营的多是农产品而非工业产品，他们还从事放贷和金融业。近代以来，随着中东地区与西方经济贸易的增长，其在城市中的地位被外商和少数族裔商人取代。
中东城市第三大群体由作坊主、巴扎商人等组成。作坊主和巴扎商人是城市中产阶层的主要组成部分。中东地区的作坊主和小商人是以行会（guild）为组织的。行会是城市中相同职业的人群所构成的组织，行会的首领称谢赫（shaikh）。行会在城市的社会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控制着市场贸易的规则，还垄断一些地区特定商品的生产和流通。[18]手工业行会都有自己的巴扎，作为他们处理内部事务的地方，并承担着行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功能。手工业行会内部组织联合的程度很高，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行会的主要职能是选举会长和收缴会费，它兼具行政和财政两项职能，其财政职能是税务，税率是由行会和政府共同协商并长期固定的。商品的定价由行会在月初确定。行会在内部事务上具有司法裁判权，它一方面避免行会内部竞争，另一方面对外形成垄断，新开办的作坊必须报会长批准。行会会长多采用世袭制，会长由行会推选但由政府批准和任命，因此受后者控制。行会与政府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作坊主、巴扎商人深受西方工业产品冲击之害。中东地区现代工业的发展速度慢于手工业的衰落速度，其结果是城市不能吸收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城市中存在大量的失业人口。同样，由于消费者口味的变化，现代商业发展迅速，其经营者多是欧美商人或本国的少数民族（也包括宗教少数派），传统商业也因面临现代商业竞争而处境艰难。作坊主和小商人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因而对外商和西化极端敌视。一战前，叙利亚传统手工业极盛，这一地区是中东手工业的中心，但西方工业品的竞争导致该地手工业衰落，从业劳动力锐减。
不过大多数国家的作坊主和小商人绝对数量在增长，数量的下降只发生在个别国家或地区。现代经济的增长也在带动传统经济部门的发展，作坊主和小商人的人数仍在增长。在中东多数国家中，他们是城市中产阶层中人数最多的群体。但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会组织开始衰落，被新的机体所取代，新机体下的作坊主和小商人群体的队伍并不稳定，他们比之前的行会缺乏严密的组织纽带。50年代以后大部分阿拉伯城市的行会组织消失了，也门的城市中留存了传统的手工业行会，在卡塔尔的作坊主和小商人中，在地位较低的巴扎商人群体中仍保留着传统的行会体制。[19]
宗教阶层、官僚阶层和专业技术阶层为城市的中产阶层，他们是受教育程度高、享有较多的参与政治的机会、承担了城市公共活动的绝大部分职能的团体。官僚阶层是政府的公职人员，他们更接近权力，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声望，但仍依从于掌握政治、经济资源的精英阶层，在政治立场方面与上层一致。官僚中产阶层人数较少，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功能。而专业技术阶层直到20世纪50和60年代才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开始扮演独立的角色。他们也是政党成员的主要来源，专业技术阶层有自己的代言人和组织者，甚至还产生政治领袖。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是这一阶层组织斗争的常见方式。但50和60年代后，随着军官阶层的崛起，他们开始公然反对上层的统治，专业技术阶层中一部分人通过转行成为公职人员，其地位有所上升。
宗教阶层是中东社会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乌莱玛是由宗教学者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拥有较高的经济地位、政治权力和社会声望，在前现代阶段的国家政治中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是中东社会中的精英群体。首先，他们是王朝统治得以巩固的一大支柱。在波斯恺加王朝时期，由于王族是部落后裔，为使其统治合法化须先脱离部落的统治方式，使国王由部落领袖转变为国家领袖，他们凭借乌莱玛的支持稳固其统治。其次，乌莱玛也获得了独享的宗教统治地位，穆智太希德作为信徒的效仿渊源[20]，其宗教指示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伊斯兰的社会法因此得以执行。每个效仿渊源都有众多信徒，其对信徒影响很大，并以自己为核心各自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关系网。再次，宗教阶层在伊朗穆斯林日常事务中承担了管理者的角色。乌莱玛垄断了教育和司法两大领域，承担了教育和民事司法（shar）及立法等功能。最后，宗教阶层对其他社会群体具有很强的影响力，中产阶层中大部分群体都具有明显的宗教属性。乌莱玛与巴扎商人和作坊主之间存在紧密的经济联系。神学院的教学经费、宗教慈善机构的款项和其他宗教活动的经费的大部分都是由巴扎商人捐献的。在前现代的伊朗，巴扎商人的子女几乎都进入宗教学校接受神学教育，不少人因此而成为宗教阶层的成员。乌莱玛和巴扎商人之间还有通婚的习俗。由于什叶派乌莱玛依靠宗教税和瓦克夫宗教地产等财源而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在国家政治中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21]
什叶派乌莱玛阶层包含法官卡迪、教法说明官穆夫提、各级教师（库特布的谢赫或神学院的教授）、宗教领袖伊玛目、领拜人（khatib）、传道人等。这一阶层还包括没接受宗教训练的宗教机构中的其他从业人员（如召集人，mu`adhdhin）、清真寺的管理人员及仆佣等，以及赛义夫（圣裔家族的成员）。[22]宗教阶层是上层进行统治的支柱之一，然而宗教阶层大多又与劳动下层保持密切关系。由于政府机构职能的加强，宗教阶层的社会管理功能已减弱，农业税取消后宗教地产规模和数量呈缩小趋势。随着现代体系的建立，这一群体的影响力和权力开始下降。
城市下层分工薪阶层和无固定收入群体两个部分。无固定收入群体的规模最大，其来源有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农村移民，巴格达、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等城市都有规模巨大的城市低收入群体。他们工作不稳定、生存条件差，甚至从事偷盗、抢劫及走私等犯罪活动，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他们的这些特征使他们容易成为城市政治斗争的便利工具，尤其是在反对少数族群和外商的运动中，常被引导充当打手。他们多数为利益所驱使，很少注重公共事务或公益目的。
城市中的中下层成员很多来自农村，且随着城市化的开启和加速，来自农村的成员比例逐渐增大，因而农村的阶级结构与城市阶级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中东农村中的中产阶层人数相对较少，且分散在数量庞大的村落中，因而难以形成群体运动，但他们是现代阿拉伯国家政治和宗教领袖的重要来源之一，尤其是在埃及，例如穆罕默德·阿布杜、阿布迪·安·纳赛尔等。[23]
农村中最大的群体是无地和少地的农民（fellah）。中东许多土地属于居住在城市的大地主所有，村社实行生产资料共享，村社成员采用集体劳动的生产方式。耕犁队（boneh）是农村公社中强有力的组织，负责村社的主要经济活动，在农村生产和分配等经济活动中起着决定作用。村社农产品分配采用分成制，按照人力、畜力、农种、水、地等要素以及农户和地主各自贡献的大小进行分成。产品消费方面，因为村民有共同的消费支出份额，因而在共同缴付政府赋税和支付手工业必需品之后，农产品才按照贡献大小进行分配。那些缺乏生产资料的村庄通常都属于外乡地主所有，地主有专门收租的代理人，称拜利夫（bailiff或mubasher），但地租在伊朗被视为地主的分成。地主向村庄担负维修水利设施、提供农种等，提供监护，包括政治保护，他们在农产品的分成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地主还控制着城乡间的农产品贸易，因而在伊朗经济中占据支配性的地位。[24]中东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的主要方式是地租关系。
中东传统社会的阶级有如下特点。第一，中东城市中的社会成员具有多重阶级身份。地主、商人和资本家同时可能也是公职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第二，成员的阶级界限并不明显，社会流动性较大。城市的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是可以变化的，成员从一个阶层过渡或转变到另一阶层并不罕见。这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在于，中东伊斯兰社会并不存在排他性的等级制度，显贵家族的通婚范围较大，这在东亚等级社会和南亚种姓社会中是不可能的。第三，社会成员的阶级意识不强。中东社会各阶级成员间的文化差别很小，阶级间不存在各自特有的语言或方言。
二 中东城市化对阶级结构的冲击
一般来讲，当城市化率达到10%～25%时，城市化和识字率之间会自动形成相长的关系。在西方国家，城市化率达到或超过25%，其识字率一般会达到60%。[25]因为城市生活要求高度的组织性使得人际交往的复杂性和强度都有所提高，这种需要会促使识字率上升。城市化能够改善城市居民的日常饮食，带来更便利的医疗服务，城市居民教育水平的提高也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城市化也造成了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促使相对贫困水平的提升。城市优越的教育设施以及国家对城市教育的优惠政策使农民与市民形成资质上的差距。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为社会与经济方面的发展开辟道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教育设施以及政策远远优越于乡村获得的教育设施与政策，城市通常成为各种技术、职业以及大学教育的垄断场所。因此城市化不仅导致经济发展差距和地区发展差距，还造成人类发展差距[26]和知识发展差距。城市化对教育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教育发展引起社会结构发生变迁。
（一）现代教育对城市阶层的影响
第一，新兴职业阶层——教师、律师、医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及公共部门中的管理人员增加。1913～1942年，埃及教师人数翻了两番，1942年教师人数为5万，1952年达到6.4万。在叙利亚，这一职业人数从1920年至1941年增长10倍，达到5000人，1951年达到1万人，1960年达到24367人。[27]医生和工程师多来自社会中上层，其人数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但律师职业人数相对较大，社会上层家庭大多希望后代从事律师职业以保护本家族产业或日后在政界成为家族代表。
表2-1 埃及专业技术职业人数增长情况
新兴职业大多分布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部门及石油、交通、通信等大型国营企业及大中型私人企业。1976年，伊朗国营和私人经济中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白领”总数共计47.7万人，占就业总数的5.4%。[28]国营经济中有37.6万人，占该群体的78.7%，私人经济中这类劳动力达到10.2万人（专业和技术人员占85%），占该阶层人数的21.3%。[29]私人经济中现代中产阶级人数较少，他们主要分布在大型的现代私人企业，这反映私人资本的集中程度较低。
20世纪30年代以前新兴职业阶层多来自上层社会，阿赫默德指出，“贵族、教士、地主、部落酋长是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因为仅上层社会家庭可以支持现代教育的费用。[30]自40年代开始，该阶层出现新的来源，即城市的传统中产阶层家庭。伊朗40年代新兴职业阶层的人数已达到劳动力总人数的7%。[31]60年代以后，由于高校入学考试方式变化、高等教育机构增多，以及政府各部所属培训机构及高等院校扩充，伊朗社会男性和富人垄断教育的时代结束了，社会中下层成员成为其主要来源。
教育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受现代教育程度较高的青年群体和妇女群体。学生群体是中东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力量，如苏丹议会中有大学学历的成员构成了政党的核心部分。他们对政治敏感，是城市政治斗争的主要力量。由于普遍缺乏阶级意识及政党组织，他们所能参与的政治行动主要基于亲属关系、地域关系或民族、教派关系。[32]社会群体的认同和价值难以统一起来，新一代人既不像上一代那样被民族主义激情所打动，也不参与阶级动员。
由于中东城市化大多采用西化模式，因而教育状况呈现出现代教育发展和传统教育萎缩的不平衡性。传统教育一般在清真寺附近的宗教学校和各学派进行，如古兰经班称马克塔布（maktab），是初级教育；中级和高级教育称马德拉萨（madrasah），宗教课程由毛拉任教。传统教育的主要受益群体有宗教阶层、官僚阶层和巴扎商人等，宗教阶层拥有教育资源和社会声望，巴扎商人掌控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更多的社会财富；而官僚阶层有一定政治地位和社会资源，三者之间有密切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巴扎商人可以买通官僚以获得商业的经营许可权，神职人员可以通过接收商人子女入学以获得商人所提供的经济利益，官僚可以为神职人员提供政府任命以获得神职人员的服务等。[33]总的来看，官僚阶层、巴扎商人和宗教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处于中等水平，都有传统教育背景，有相似的价值观，在政治上都倾向于保守。这三种类型的群体都享有一定的优越地位，当其自身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有能力向上层统治者施加压力。
在伊朗，20世纪以来现代教育已经开始发展，自20年代以后政府极力削弱传统宗教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影响，大力发展世俗化教育，同时传统教育的规模下降了。1925～1941年，宗教学校学生总数从28949人增加到37287人，但同一时期神学院学生从5984人减至285人。清真寺领祷人被排除于现代教育之外，他们被禁止讲授宗教课程。政府在德黑兰成立了中央执行局以处理教育事务，将国家教育资源集中回拢，通过教育来塑造具有现代意识的伊朗公民。
现代教育的发展打破了宗教对教育的垄断，旧官僚和神职人员群体的比重在下降。同时宗教对司法的垄断地位也丧失了。宗教阶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受到严重削弱。宗教学生数量、清真寺领祷人的数量以及宗教机构接受的捐献都有明显下降，不少神职人员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机构。60年代后宗教地产被国家不断剥夺、日渐减少，这导致清真寺数量急剧下降，1965年伊朗有2万座清真寺，1975年仅剩9015座。同一时期德黑兰32所宗教学校减少了9所，另有3所知名的神学院被政府关闭。[34]宗教机构接受的捐献减少，一大部分乌莱玛都依靠国家的经济补助，萨瓦克和首相办公署每年要为1.5万名乌莱玛发放生活补贴。
20世纪70年代后期，国家为减少开支缩减了宗教阶层的补贴，宗教阶层的经济条件进一步恶化了。此外，反对政府的神学院教师遭到审查，被禁止授课，有的被投入监狱。有不少传统的宗教活动被禁止，政府还照“文化大军”的样子成立了“宗教大军”开赴农村，向农民宣讲“真正的伊斯兰”，[35]以进一步削弱传统宗教的社会影响力。国家世俗化教育政策对传统的宗教教育产生了削弱作用。尽管如此，这一时期伊朗宗教中产阶层人数还在增长。70年代伊朗圣城库姆有三名大阿亚图拉和十多名阿亚图拉，有50名高级教授，在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大不里士、哈马丹、阿瓦士、设拉子及德黑兰等地的宗教领袖有20多名，受人尊敬的长者、宗教学者达1000多人，大城市清真寺的领祷人有3000多人，此外还有宗教学生和教阶较低的毛拉。1976年政府普查的神职人员为2347人，但这远远低于实际数字。[36]
宗教与城市每个穆斯林的日常事务间存在直接的关系，宗教阶层被当作穆斯林大众利益的代言人，他们仍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宗教阶层的地位削弱程度在各个国家有所不同，在埃及和叙利亚西化程度更高，其结果是宗教群体地位明显下降，而在沙特和也门等国，该群体受到的影响较小。在黎巴嫩虽然西化程度很高，但宗教群体的地位没有下降，其原因是政治结构中教派分成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
第二，现代教育的发展造成官僚中产阶层的新旧更替。官僚中产阶层（karmandan）是政府公职人员，具有传统的宗教教育背景，兰普顿称这一群体“是文人阶层，其基本的功能是文书和财务等（recording and accounting），他们在伊朗社会中相对于部落酋长和地主的地位较低”。[37]阿赫默德·阿史拉夫将50年代以前伊朗官僚中产阶层归入传统中产阶层之中。[38]这一阶层与社会上层的交往最多，也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官僚机构本身就是社会流动的一个重要的阶梯。该阶层组成政府机构的核心，受上层统治精英的领导，他们服务于上层阶级，与社会下层存在诸多矛盾。
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官僚中产阶层中接受传统宗教教育的政府公职人员的数量呈缩小趋势，而接受现代教育的公职人员逐渐壮大，这一群体又称“技术官僚”。工业化发展和专业化的需求使统治阶级对专业技术官僚的需要更急迫，因而这一群体成为增长最快的阶层，即技术官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ic intelligentsia）。现代国家机构扩充和现代军队的建设都促使技术官僚迅速成长，成为新阶层。社会中下层向上流动进入专业技术官僚群体，这一阶层中政府职员的后代是一大来源。
现代教育为扩充的国家机构输送人才，公职人员群体发展壮大起来。国家机构的扩大需要现代教育为其培养人才。埃及1940年至1955年初级教育人数从47480人增至170345人。[39]同一时期政府职员从1940年至1955年数量增长了61%，达到381615人。这一时期中东绝大部分中学和大学毕业生进入政府部门任职，国家公职人员群体逐渐扩大。20世纪60年代末，伊拉克财政部长阿里·穆塔兹·达夫塔里称，从1930年至1940年埃及政府职员数量增长了30%，1944年增长了44%，1947年比1930年增长了118%。[40]埃及政府职员人数占其人口比例比同一时期的英国要高，维持官僚机构运行的政府开支也相对较高。在中东各国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中，穆斯林与宗教少数派（如科普特人、亚美尼亚人及基督徒）对公职岗位的争夺非常激烈。
在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官员是特权群体，享有优厚的经济收入。新政权一般缺乏地主和资本家的支持，政治精英大多通过财富再分配的方式取得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奉行“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受益最多的社会群体是政府官员、军官、行政管理人员和国营企业的员工。国家公职人员社会地位较高，其成员中有不少来自上层社会，尤其是地主家庭。由于中产阶层接受世俗化的现代教育并与外部世界有更多接触，他们一方面要求国家实现快速现代化，另一方面要求提高自身收入，但他们与社会下层间无法建立密切关系，而现实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也难以改变。
1928年，德黑兰政府职员有2.4万，1956年全国公职人员总数达到31万人，[41]1966年达到62万，1976年达到73.2万。公职人员中的中级和低级职员占该群体的约90%，构成官僚中产阶层的主要部分。1976年国家机构中的就业人口占比达到8.3%。国家高级职员人数近6万，其中包括议员、法官、高级官员、高级军官等公职人员。[42]中下级国家公职人员包括各部、局、科室等非军事部门的职员，人数达30.6万，加上国家武装力量共计67.3万，[43]这一阶层占就业人口总数的7.64%。
伊朗巴列维国王有意分隔和重复设置各政府机构，使其具有相同的功能而相互牵制，以达到政治上绝对控制的目的。如工会由内务部和劳动部共同管理，文化团体由武装力量和教育部共同管理，经济部与发展及住房部机构重叠。这样设置的结果是管理机构规模增大，1953年共有11个部，1960年增加为16个部，1975年增至27个部。同时，国王为争取反对派的妥协，增加民事岗位以安置和笼络反对派。70年代，城市中每2个全职劳动力就有1人是国家雇佣的人员。国家政治职能部门及经济部门吸纳大量就业人口，1976年达到167.3万，占就业人口的19%，其中主要包含以下三大群体：国营企业工人56.5万，公职人员73.2万，国企的中产阶级37.6万。[44]
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前，中东国家在公共领域的投资主要是水利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及政府开支占国家收入的比例不超过20%，只有产油国除外。[45]60年代中期以后这一比例开始增大，叙利亚和埃及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每年都以高于15%的速度在增长。在约旦，公共服务部门的投资达到了50%，伊拉克达到80%。[46]沙特公共投资增长速度是私人投资速度的2倍。政府投资的加大使国家经济部门中的雇员群体不断扩大。1965年埃及政府为2.6万名大学毕业生创造就业岗位。苏丹铁路公司是该国最大的国营单位，随着其运营业务的拓展，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劳动力。1959～1965年，沙特公职人员的数量增长了120%，1967年沙特30%的劳动力都成了国家的职员。[47]1965年，科威特公职人员的数量增长了40%，6人中就有1人是国家职员。
第三，现代教育为军人阶层的崛起创造了条件。在中东国家，受过良好教育的、有现代意识的、训练有素的军人和中下层官员率先成为现代化的推进者。他们最先接受了现代教育并具有理性主义特点，因最先感受到先进技术和西方思想而成为整个社会中最具现代性意识的社会力量。自近代以来，中东的军人阶层是倡导或进行根本社会变革的激进势力，对中东地区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有埃及1881年图拉比运动和1952年青年军官运动、1908年青年土耳其运动，以及自1936年开始在伊拉克及1949年在叙利亚兴起的复兴社会主义等。伊朗19世纪60年代开始教育改革，建立了第一所世俗学校“大学堂”（Dar-fonun）以培养现代化人才。[48]军校和翻译学校为军队培育专业人才，1898年德黑兰成立高中尼扎姆（Nezam），为军队输送专业人才。伊朗现代军队中较先进的有俄国训练的哥萨克旅和瑞士训练的宪兵队伍，它们与本土队伍逐渐成为一体。军队逐渐增加了西方国家的军事训练，军队规模也在增长，并且在平定部落叛乱中取得了声望，其职能和权力都扩大了。军官的待遇得到提升，在新中产阶层中，军官是一个享有特权的阶层。
中东国家的军人阶层曾多次挑战旧的统治秩序，造成政权频繁更迭，其原因首先在于中下级军人大多来自中产阶层，他们不少成员来自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律师、教师等职业（如纳吉布将军有法学教育背景）。其次，军人阶层还包括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认同与统治精英有较大差异。1952年埃及青年军官运动中暴乱的军官大多是阿拉伯人，他们称埃及的统治者是突厥人，其矛头直指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家族。最后，军人是西化和社会改革的先锋。阿以战争中失利使阿拉伯国家旧体制下工业落后、士兵懒散、上层腐败等现象暴露无遗，军人对现存体制不满。随着社会内部矛盾的加剧，阿拉伯国家在对外事务中失利，各种因素为军人掌握政权创造了条件。军人通过政变夺取政权，新政权倡导平等主义、推行改革，这都符合中产阶层的政治愿望，但由于中间阶层仍弱小，民主政治条件尚不成熟，最后军人政府大多采用威权政府的形式，其社会基础较为狭小。
第四，现代教育发展使新的职业阶层不断壮大。中东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要求现代教育培育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20世纪中东国家大多形成了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还有职业教育及教师培训等的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各国识字率明显提高，见表2-2。
表2-2 1950年中东部分国家的教育及人口状况
（二）工业发展对阶级结构的改变
一般来讲，城市人口是工业发展所需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在西方国家，城市化率10%是启动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之一。[49]西方经济学家丹尼尔·勒纳提出，城市人口达到7%～17%（一般以10%为界）是现代化启动的最低要求。
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工业化冲破农村自然经济的桎梏，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也带动了交通的大变化。工业的发展使中东国家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城市第三产业也在迅速发展。劳动力分布也随之改变，农业就业人口下降，工业、商业和服务业中的劳动力比例在增长，其经营规模普遍比较小，有不少仍然是雇佣家庭工人的个体经营者，这些非正式的经济部门吸收了大量劳动力，为城市提供价格低廉的商品和劳务，这些经济部门都是免税的，有的成员收入较高，如商人群体。个体经营者除了巴扎商人和作坊主外，还包括出租车司机、建筑工人、家庭工人、理发师、面包师、裁缝、小作坊工人和修理工等，也有美容服务、首饰制作、私人教师等行业的从业人员。
中东城市产生新的群体，如现代工商业资本家、新兴中产阶层、工人阶级等，同时旧的阶级中分化出新的阶层，有现代工商业资本家、合同商等，阶级结构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第一，地主阶级地位的变化。20世纪50年代起，中东国家开始土地改革，大地主受到削弱。例如1955年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大地主的地产被充公。地主及其家庭成员开发城市的其他经济领域，他们转而从事现代工业、商业、合同商及不动产业。1929～1935年埃及因发生农业危机，政府提高保护关税，导致地主将资本投向了工业生产。叙利亚穆达利斯家族也有相同经历。中东国家五六十年代发生政治突变，一方面结束了外商在中东经济和政治中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使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逐渐丧失。地主中有的将资金投向工商业领域成为资本家，有的将资本存入国外银行从而成为食利阶层。
20～50年代，政治权力逐渐从以地主和酋长为主体的传统政治精英向专业技术官僚转移。虽然专业技术官僚人数所占比例不大，但其在议会、内阁、各政党及国营工业中占据重要职位。1925～1961年的议会议员中，地主占30%～40%，官僚占30%，专业技术人员占9%～13%。从议员出身和家庭背景看，40～60年代议员中来自公职人员家庭的占40%，地主家庭占26%，商人家庭占12%，宗教家庭占8%，工人家庭占6%。60～70年代，70%的议员和全部内阁成员都是有学士学位的技术官僚。[50]
在中东，工业的投资收益不如不动产稳定，因而仍有资本家、大商人、放贷人和合同商将资本投入地产，从而成为地主阶级的新成员。如叙利亚霍姆斯和哈马的商人，大棉花商艾敏·伊赫亚，还有艾哈迈德·阿布德等家族。中东城市资本家、地主、商人三者交叉重合，地主除了自身的阶级身份外可能同时还是商人或资本家。随着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中东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强，各阶级成员之间的界限仍然很模糊。
第二，工商业资本家兴起，新的经济精英形成。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在中东地区竞争力较弱，大工业没有经历充分的发展。这与工业国有化及政府财政、补贴、进口及市场密切相关。工业增长缺乏坚实的金融支撑，只有在产油国中与石油相关的工业才有充足的发展资金。产油国和非产油国经济发展呈现两种不同的类型。非产油国主要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纺织业、重工业及高技术行业等，但纺织和钢铁等老产业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而高技术产业的基础还很薄弱，技术升级速度缓慢。[51]资产阶级很弱小，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很小。在阿拉伯国家工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比例一般都在15%以下。因而中东城市工业资本来源于土地收入和商业利润，新兴的工业资本家群体不是来自手工业者，这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资本家的形成和构成有很大差别。在西方国家，资本家的重要来源是手工业者，而中东地区的手工业因西方工业品的竞争而衰落。
在阿拉伯国家，军人政权建立后，地主的统治地位逐渐衰落，但私人企业并没有迎来工业繁荣契机，这是由于新政权发动国有化运动，接手并开始经营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压制。私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性贷款及来自国外的捐助。但新政权下，私人经济很难得到这些急需的资源。新政府不相信私人经济能发展成为工业资本，而且他们不愿看到经济精英阶层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新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是平等主义的，它要使社会下层得到实惠，以扩大政权的社会基础。埃及在1961年发布新法，限制私人企业的发展，将更多的发展机会留给国营企业。国有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层，即企业中的官僚阶层，例如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后埃及经营运河的官员。
手工业者和中小工业家群体在壮大。由于经济的发展、资本加大投入及生产技术的进步，从事家庭生产的个体经营者及巴扎商人群体的人数在逐渐增长，中东国家中传统社会遗留下来的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形态被保留下来。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在阿拉伯世界的再生和扩张，与中东国家在世界市场产业链中所处的地位密切相关。这一群体内部采用旧式经营的成员不断再生，同时也出现了新式经营群体，那些采用了现代的或效率高的个体经营者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或改进了技术，逐渐变成中小企业主或专业技术人员，有的还成了外包商。他们有的经营范围扩展到全国，有的扩大到中东地区，有的甚至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寻求发展。他们不但投资股票和证券市场，还拥有土地和不动产，这加速了群体内部的分层。阶级界限更加模糊，社会群体更加碎化。[52]
新的企业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如亚美尼亚人、阿拉伯基督徒、犹太人、希腊人及欧裔少数民族等。叙利亚、埃及和伊拉克也有穆斯林工业家。工业资本家的地位比商人的地位要低。在黎巴嫩，工业资本家主要来自商业经纪人和金融家及从事内外贸易的批发商。在叙利亚，工业资本家来自进口商、外企代表等，如大马士革的沙赫那维集团、哈利利及阿勒颇的沙巴里克。在叙利亚的加兹拉，工业资本家从贝都因人谢赫手中租借土地从事现代农场的生产经营，如阿斯法尔和那加尔家族，他们以前也都是商人。在埃及，企业家来自商人和地主，大地主和工程承包商一方面投资和经营工业，另一方面也并未脱离以前的行业。中东上层群体的这一特征，即他们从事多种行业，集官僚、地主、商人、资本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形成了对政治经济等重要资源的多重垄断，而这正是他们在国内政治、经济冲突中长期缺席的主要原因。黎巴嫩的城市中有工商业的联合会；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有六个商业协会，其中的三个操控了整个城市的工业组织。有的学者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东称为“商业资本时代”，因为这一时期，与西欧的商业资本阶段一样，中东的商业仍然缺乏理性的经验、没有成册的经营记录，其所有者和经营者合一，具有家族公司等特征。
中东社会上层成员仍倾向于将资本投向土地等不动产，而不是工业生产。这不仅是因为地主的社会声望高于工业资本家，而且因为工人阶级的兴起和不断斗争也使工业资本家的利益不时受到威胁。中东地区缺乏代表工业资本家群体的政党组织，工业资本家的土地改革愿望无法表达，因而他们与地主结盟，借助代表地主利益的政党实现自身的利益。
第三，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阿拉伯城市的工人阶级诞生较晚，其成员的年龄也偏年轻，这一方面是由于阿拉伯国家人口结构的年轻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移民大多是来自农村的年轻人群体，且年龄较大的工人不断被新来的年轻移民所替代。早期的工人成员主要是农村或部落的移民。1954年，苏丹的港口工人其父辈为工人的仅占11%，83%从事农牧业。[53]在开罗、亚历山大里亚、阿勒颇、贝鲁特的工人阶级中其父辈为工人的比例比其略微低一点。而城市中的这类工人与农村仍然维持着密切关系，这在苏丹的港口城市的相关调查中得到印证。工人将城市中的工作当作临时的营生，因而流动性很强。工人流动性强的直接后果是工人的实际收入一直停滞不前。工人群体缺乏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工厂的生产本身就有季节性，特别是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工厂更加明显。在叙利亚的纺织工业中，夏季是外地劳工因请假缺勤的高峰，高达15%。二战期间IPC和AIOC石油公司工人的流动量达到20%，石油开发期间城市工人的流动量更大，埃及经济学家报道其工人流动量每年都有50%以上，马哈拉和卡布拉的纺织工厂中工人的流动量甚至达到300%。中东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建筑业、交通业等行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尤其是铁路、工厂、港口及船坞等集中了大批劳动力。巴士拉港口工人和铁路工人是伊拉克南部最大的工人群体；在基尔库克，仅石油工人就占这座城市人口的1/3。沙特石油工人占工人总数的40%。苏丹的阿塔巴拉居民有4万，铁路工人及家属就占其人口的90%。[54]
20世纪50年代初，埃及劳动力有700万～800万，其中从事工业、建筑、采矿、交通及通信等行业的在90万至110万之间。社会事务部长侯赛因·阿沙沙非仪称，1957年仅工业和建筑工人就有75万。同一时期在苏丹，工业和手工业工人有2.5万，铁路工人2.5万，还有建筑、采矿等其他行业的工人。[55]1953年，叙利亚有工人91167人。黎巴嫩的现代工业有工人2.5万人，还有传统工业部门工人2.5万，此外还有石油业、建筑业和交通业的工人。[56]1960年利比亚石油工人有6000人。[57]沙特有石油工人2万；1956年，在巴林，从事工业、建筑、采矿、商业、交通等行业的工人有29596人，其中12203人是外籍工人。巴林石油公司有工人8500人，其中巴林人6000人。科威特石油公司有8000人，其中阿拉伯人5000人。伊拉克工业有4.5万工人，手工业有工人3万，交通业有工人4.5万人。[58]
阿拉伯国家的工人阶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大城市，通常情况下，每个国家中仅有两个较大的城市，一个是首都和另一个是港口城市。伊拉克70%的工人集中在巴格达，绝大多数交通业工人集中于巴格达和巴士拉两个城市。叙利亚城市工人阶级集中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拉塔基亚的工人数量也有明显增长。在黎巴嫩，贝鲁特和的黎波里占据同样的地位。埃及50%的工人集中于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其原因是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发展并不依赖于原材料产地，而是位于人口多、消费量大的中心城市。每个国家的两大主要城市集中了比例较高的人口，因而具有较高的购买能力；大城市有便利的交通网，充足的水供应及电力和燃气设备，有较好的人力资源和维修、保养服务中心；大城市也是在工业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外商及少数民族工商业者集中的地方。
阿拉伯国家的工业发展起步较迟，又面临缺乏工业资本和信贷、国内市场狭窄等不利因素，工业发展速度不快。私人工业发展很有限，工业中雇佣几千人的大公司数量极少，中型企业数量也很小，绝大多数是小企业。工人集中在大型的国营企业，苏丹的铁路工人数量高于几百个小企业的工人的总和。1956年，巴林96.6%的企业是雇佣10人以下的小企业，其雇佣工人占工业劳动力的32.9%；0.5%的企业是200人以上的大企业，雇佣工人数量占工业劳动力的46.9%。1954年的调查显示巴格达的500人以上的大企业雇佣工人占当地劳动力总数的1/3，10人以下的小企业雇佣占1/3，三个最大的企业雇佣了20%的劳动力。40年代，埃及5人以下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3%，而其余7%的企业雇佣工人占劳动力的72%，其中两家最大的纺织厂雇佣劳动力占30%。[59]
工人阶级中非熟练工人比例很高，现代工业中的熟练工人和管理阶层大多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的外籍人和本地的少数民族裔。其原因是他们对手工劳动的轻视使受到教育的阿拉伯人向往行政职位，而新迁入城市的非熟练工人认为向上流动不是靠技能、经验或成就，而是出身和财富。另外外资企业、石油业也倾向于雇佣外籍人，以确保对技术的垄断。这样就造成非熟练工人、熟练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因而管理人员也自视与工人不同，管理人员和工人的收入差距也很大，这是工人和中产阶层之间关系疏远的重要原因。
工人阶级缺乏稳定性使工人组织的发展较为滞后。20世纪50年代中期，埃及注册的工会组织有900个，成员有25万，而实际的工会组织大大少于注册数，被组织起来的工会成员还不到15万人，其中59%集中于开罗和亚历山大里亚。[60]1956年，苏丹有工会150个，成员有10万人，但实际上其中除了工人外还包括公司的雇主和公司的管理职员等成员。1958年发生军事革命后苏丹工人工会被取消。1960年苏丹立法对工人运动的压制更加严厉。阿拉伯半岛也有工会组织，1956年巴林的工人联盟成员有6000人，但在沙特，工人组织是非法的。
20世纪40年代，伊拉克的工会组织受到很大限制，1958年革命后工会取得合法地位，1959年底成立了劳工总联盟。1956年叙利亚工会达256个，成员有32943人，其中67.5%的成员集中于大马士革和阿勒颇。[61]约旦1957年工会成员有1.18万，黎巴嫩有6万。1956年，阿拉伯工会总联盟成立，其目标是维系阿拉伯国家间工人群体的政治团结。
在工会组织中，只有极少数较大的组织，其他工会的规模都很小。1951年，埃及官方数字显示，491个工会中有12个较大的工会组织，其成员有55730人，而392个小工会一共有46946人（300人以下的小工会）。苏丹仅铁路工人工会的成员就占工会总成员的45.7%。绝大多数的工人组织仅限于一个工厂，苏丹的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在埃及，同一经济部门的全国性工会五六十年代才开始出现。1956年，全国工人总工会成立，包括全国各行业的工人协会。苏丹全国的工人工会成立于1949年。叙利亚没有全国统一的工人组织，工人组织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职业差别，工会间还在政治倾向方面存在较大差别。黎巴嫩的四个较大的工会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政治倾向。
工会的人数多少和成员构成也是不断变化的，其原因是工人本身的不稳定性，要把短期居住城市的流动工人组织起来难度很大。即便永久居住的工会成员也只有在维权时与工会有正常的交往，只有少数核心成员与工会保持经常性联系。工会没有经济基础，经费有限。由于工资较低，工会规模小且有很大分散性，除了会费外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些都限制了工会的功能，如救助、罢工、法律和医疗援助等因资金问题无法有效开展，工会会址设在主席家里或咖啡馆，四五十年代阿拉伯国家的工会工作人员主要由工会成员中的志愿者兼任。黎巴嫩的工会有几万名成员，但工会中专任的工作人员不到10人。
工会组织的低层大多来自工人，而领导层大多来自教师、官员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群体。在20年代和30年代埃及的工人运动中，律师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工人运动的领袖萨维·艾哈迈德就是律师。工人运动的领袖也有皇室成员，如在20年代领导工人运动的阿巴斯·哈利姆王子。50年代黎巴嫩的工人运动领袖就有政治家和贵族，如总统的儿子哈立德·胡里及贝鲁特富商亨利·帕拉万。在埃及和叙利亚也有工人出身的人成为工人运动领袖的。[62]
领袖和成员间存在社会地位和教育程度方面的鸿沟，这对组织内部的民主机制和工人参与的发展是不利的。工会难以召开定期的会议，几乎所有事务都由工会的领袖处理，而实际上工会领袖却常常处于雇主控制之下，这在叙利亚和黎巴嫩较为常见。而在埃及，由于工会领袖和处于统治地位的军官集团关系密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
尽管工人组织发展滞后，但中东国家的工人运动仍然蓬勃发展。例如1919年埃及的罢工热潮，工人所提要求既有政治性的也有社会性的，带有反对英国殖民当局的民族斗争性质，也抗议战争期间私人企业对劳动阶级的压迫。30年代又爆发工人运动，1936年工运和1938年工运趋于消退，二战期间由于工人就业扩大，工运低落。战争结束后生活成本的增长和失业率走高，工人运动开始高涨，加上同期政治运动的发生，罢工运动持续了3年，主要发生在开罗工业区束布拉·海玛，并向其他工业区蔓延。阿以冲突中埃及的惨败导致政权更迭，随后埃及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导致工人运动暂停，一直到1950年。50年代华夫脱当局发布生活津贴令，但雇主没有执行，导致罢工运动又一次兴起。50年代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给埃及出口带来困难，1951～1952年不少企业关闭，工人大量失业，这也是工人运动兴起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埃及工人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1952年8月卡法尔·达瓦尔的工人罢工得到了亚历山大里亚的穆哈兰港口工人的响应。
沙特也在1953年发生工运，一直持续到1956年6月。伊拉克在1946年和1953年都发生过工运。1936～1937年在叙利亚，法郎贬值导致第一次工人运动爆发，1946～1949年同样由于通货膨胀再次发生工运，进口商品对叙利亚民族工业的不利影响，以及政局不稳也是工运发生的原因。在黎巴嫩工运的爆发也有相同的原因。这一时期，工运具有自发性，组织性不强，当工人的处境无法容忍的时候，他们会自动走上街头发起斗争。缺乏组织性导致工运政策缺乏连续性，如果不能达到目的，罢工就会自动结束。工会之间缺乏协作，如埃及赛德港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港口工人往往分头行动。非熟练工人面临巨大的失业压力，生活条件极端艰难，也削弱了工人在罢工斗争中的团结、影响了罢工效果，参与斗争的工人常常面临被雇主开除的处境，甚至武装力量的镇压，斗争常造成较大伤亡。
工运推动劳动立法的日益健全。基本的劳动法都是在工运最激烈的时候产生的。在埃及，1933年和1936年通过了有关童工和女工及劳动时间的立法。40年代由于工运发生，华夫脱政府又通过了几项立法，以及1950年有关医保、工伤和社保等的系列立法。1952年新政府出台了新的立法，如个人劳动合同法、工会组织法，并对紧急法进行了修改。苏丹由于工运通过了1948年的劳动立法，涉及改善工作条件、工会、劳动合同、医疗、工伤赔付等。伊拉克1936年出台了劳动法，1942年重新修订，1958年再次修订。
各个国家的立法本身存在很大不同，但主要的问题是立法没有得到执行，劳动法仅在大城市的大企业中得到执行。工厂的分散性使法律执行难度增大，雇主对政府机构的影响、工会的弱势地位等也加剧了执法难度。立法机构缺少工人代表也使劳动立法及其执行等难以充分实现。工人代表在议会选举中的努力都相继失败。1945年埃及劳动党的竞选、1949年叙利亚工会联盟的竞选及1953年铁路工人的竞选都失败了。[63]工会常常成为政党或政治领袖拓展影响的工具，工会领袖常由熟练工人和知识分子担任，他们奉行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组织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例如左派政党或军人集团。
三 经济市场化对阶级结构的改变
传统社会的资源配置下，土地是基本生产资源，经济结构以农业经济为主，以传统手工业和小商业为补充。自近代以来中东日益卷入世界市场，其在国际经济体系的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国际市场机制的作用下，中东国家只有出口农产品的生产受到刺激而发展，但农业生产方式没有改变，农业经济整体上呈现停滞状态。同时，由于各国失去关税保护，西方工业品冲击了中东传统手工业，使其日益凋敝。小商业受到的损害较小，有一些合同商在进出口贸易中发家。由外资企业、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建立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也产生了第一批产业工人。中东社会的阶级结构开始发生局部变化。经济结构中农业比重减小，工业、商业和服务业比重增长，阶级构成上呈现多样化。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前，中东的沙特、伊朗、科威特等产油国将油田出租给西方国家，它们从中收取租金较少，政府财政对租金的依赖性很强，经济上没有自立的能力。二战后中东国家掀起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各产油国租金占石油收益的一半，因而产油国手中掌握了充足的“发展资金”，它们以执行发展计划的形式将发展资金投向现代工业、交通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在国内市场中，现代经济部门得到发展资金的支持，但传统经济部门被排斥在外。在国际市场上，中东国家出口石油收入占出口额的80%以上，其他出口以农产品为主。自六七十年代开始，各国以外汇进口机器设备、技术及半成品，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努力实现独立、自足的目标。中东产油国取得一定的经济独立能力，但由于其出口的仍是初级农矿产品，这些产品容易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中东国家的经济对国际市场还有很大的依赖性，其经济结构还存在脆弱性。
在这种国内外市场机制配置作用下，中东各国的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应运而生，他们依附于外国资本，与本国政府密切合作，并享有经济特权；他们享有各种先天优势，一经诞生就占据了制高点。外国资本在中东经济中仍旧处于支配地位。而现代经济部门吸纳了绝大部分的发展资金，但传统经济部门与国家经济联系减少，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现代经济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现代管理人员队伍得以壮大，传统经济部门中的巴扎商人和手工业主的数量也在增长。
中东国家的农业由于投入资金少，收益小，发展严重滞后。又由于各国的土地改革效果不佳，农村传统经营方式难以维系。在市场配置机制作用下，资金、技术和劳动力都朝着高收益的城市流动。商品、劳务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使中东社会群体流动起来。土地资源市场化使城市规模的扩大和新城镇的建设得以实现，劳动力市场化使劳动向城市的迁移得以实现。农村流动性增强，形成移民潮。中东地区间也出现国际移民潮。农村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农村移民和战争难民涌入城市成为建筑业和服务业中的非熟练工人，中东城市中形成了低收入群体。此外，城市中还有大批的失业者。城市化畸形发展，资源分配更加不平衡。
由于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固有的矛盾，社会矛盾呈现激化趋势，尤其是中东城市中的冲突烈度更甚。城市中各种政治运动或革命频繁上演，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性在增长，从而使社会结构在一定的深度和广度上发生了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