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我谈“萧山精神”
采访者：“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已载入《萧山市志》，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萧山人“潮”前走。能否结合您的工作与生活经历，谈谈您对这种萧山精神的认识与理解？
洪献耕：这个问题非常好，“奔竞不息，勇立潮头”今天已经成为萧山精神。在总结萧山精神的过程当中，凝聚着我们领导干部和干部群众的智慧。这八个字很恰当，萧山精神我觉得也有它特定的区域性和原动性。萧山位于钱塘江的涌潮口，钱塘江涌潮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惊涛拍岸，奔涌不息。它是一种特定的自然现象，而占我们56%以上的萧山人的地区，我们叫东沙，就是刚刚讲的萧绍公路以北地区，这批东沙人，他们发展的历史不长，也就是100年到300年。
采访者：这些人都是从哪里迁移过来的？
洪献耕：他们不只是迁移过来的，其中有我们萧山当地的人，也有从外地迁移过来的人。我的祖上是湖南的，都是逐步沿着钱塘江潮退进，慢慢地迁移过来的，也就几百年的短暂历史。实际上这一部分人，也开创了自力更生、勤奋不息、自立创业、勇于创新的奋斗史。我的老家在瓜沥那边，也就几百年的历史。
采访者：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洪献耕：那个地方叫坎山，农民迁移出去以后，这里的生活来源除了土地其他没有一点希望。这个土地也不是今天的大片土地，不是今天的责任田、承包地，它没有其他的土地，只有一点集体的农耕地，只有很少的资源为唯一的生活来源，同时做一些别的，自给自足都不能达到，这个客观的情况迫使东沙人要考虑怎么生存，怎么去创业，怎么去立足。这个就不太一样，东沙和萧绍公路以南包括临浦、戴村这两个区，是不一样的。萧山在地形地势上像是一只起飞的鹰，南边是山区半山区，山区半山区的农民和东沙农民不一样，他们靠山吃山，去山上砍一些树，背着树去卖掉，三天的粮食就带回来了，萧绍公路北边的东沙人一点东西都没有的，没有粮食也没有经济来源，它完全是要靠集体经济的，就是这个客观情况，萧山精神的区域性和原动性就体现在这个地方。这批农民占萧山人口的56%以上，这个情况摆在那里，这迫使我们沿江的老百姓想方设法生存下来。
当时有一个说法叫作“抢潮头鱼”，就是指的钱塘江的潮头鱼。具体怎么操作呢？钱塘江潮涌不息，当地的农民就守在江边。就是在潮来时有鱼滚到潮头上，有一些渔民就可以拿着鱼兜，一网打下去，然后赶快跑，就这么一下子，抓到就抓到，抓不到就抓不到，这个就是抢潮头鱼。抢潮头鱼也好，吃潮头水也好，这里的区域性和原动性迫使老百姓，必须有这样的勇气与胆魄。他们要争取抢得先机，快速发展，抢先富起来。所以后来我们在总结萧山精神的时候，将它概括为“奔竞不息，勇立潮头”，在我看来有这么一个原创性。如果没有这个客观情况，如果都是山区半山区，老百姓不一定有这股干劲的。“奔竞不息”说的就是钱塘江的奔流不息嘛；“抢潮头鱼”是钱塘江沿江百姓的秉性，所以我就觉得非常恰当，是根据萧山百姓总结出来的。
采访者：当前，萧山正在努力打造体现世界名城风貌的现代化国际城区，那么在您看来该赋予新时期萧山精神什么样的内涵？刚刚我们提到的这种精神可能已经被普遍认可了，但是今天萧山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现代化国际化的视野，您认为新时期这一种精神应该还有一些什么新的内涵可以加进来？
洪献耕：我觉得尽管现在很多地方变化很大，它的经济结构不一样，大环境不一样，背景不一样，但是萧山“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的精神传承不止。“奔竞不息”就是永远往前走，促使你不要满足，不要停留；“勇立潮头”就是说不是被大潮推着走，而是你要立在潮头，手把红旗旗不湿。我觉得这个永远不会过时。问题在于在这样的一个新时代，我们萧山人怎样发展和继承萧山精神呢？首先，我觉得还是要敢于创新，要改革。改革和创新永远是萧山进步不息的原动力，这两个原动力不能被丢弃。今天萧山已经不能满足于一点点进步，满足现状。例如，滨江区由原来浦沿公社、西兴公社、长河公社加上一部分村庄组成。它走的是科技路线，定位是发展的杭州的科技城，它的起点很高，今天它的经济对萧山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萧山因为它原始乡镇企业的萌芽、起步比较早，伴随着这样一个问题，即它的科技含量会比较低。越是现在起步晚的，它的科技含量越高；越是起步比较早的，科技含量会越低。摆在萧山面前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怎么样调整它的结构，从时代的需要，从改革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定产业的布局也好，改变我们原来传统的东西也好，这是一个新的课题。所以，决定着我们萧山在新的经济时代发展很重要的、很关键的一个词，就是改革。而且这个改革要有高起点、高科技。还有一个就是，要抓萧山本地的精神，就是抢潮头鱼，吃潮头水。理论地讲就是，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当排头兵、先行者、领头羊。要丢掉头脑当中的患得患失，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出发。还有一个就是创新，这个是前辈们走过的路，瞄准今天的国际前沿，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有萧山精神、符合萧山自己实际的一条路来。这才是对今天萧山“奔竞不息，勇立潮头”精神新的诠释。
采访者：除了我们上面准备的问题，洪先生有没有其他需要补充的？
洪献耕：萧山促富大会已经过去快40年了，它同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至关重要。这次会议，放大来看是萧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的生命中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转折。这个访谈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系统梳理，回顾人生、回顾历史，总结工作上的事情，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从个人走过的历程当中总结经验教训，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通过总结，体会新的萧山精神，促使我们今天从新时代的角度，在新的改革征程当中走出新的步伐。
采访者：非常感谢洪先生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再次感谢！
洪献耕：不用客气，你们辛苦了！
[1]1979年12月25日，全县农村促富大会在城厢镇召开，大会总结交流了如何使农村一部分社队和社员尽快富起来的经验。参加会议的有县级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区委、公社、镇党委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以及部分先进生产队队长1 200余人。多年来，极“左”路线严重破坏了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打击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次会议在学（转下页注）
[2]习了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基础上，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纠正了把“富”当作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号召全县人民，树立敢于做“富”字文章的思想，造成先富起来光荣的社会舆论，尽快把萧山农村建设成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农工商一体的富庶农村。会议表彰了一批依靠集体经济，富得快的社队和农场，听取了欢潭、党山、新围、浦沿、许贤、石岩、城北等7个公社关于全面贯彻农业生产方针，使农村、农民迅速富起来的典型发言，总结了这些先进社队的经验。会议确定了1980年萧山县农村的奋斗目标是：粮食增产2 000万千克，棉花亩产超历史，络麻亩产400千克，油料、养猪登新峰；社队企业产值1.6亿元，利润3 000万元；多种经营1亿元，社队收入超万元，人均收入170元，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8‰以下。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参观了全县社队企业多种经营产品展览。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94页。
[3]1979年1月1日，县委宣传部发出《关于学习三中全会公报的意见》，要求各级党委明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中心思想是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地恢复和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文献。要求把学习、宣传公报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并且运用广播、图片等各种宣传工具，掀起一个学习、宣传的热潮。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83页。
[4]1979年2月13日，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与1978年度群英大会同时召开。会议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中心，讨论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学习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达省委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讨论分析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义与条件，研究怎样使本县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得快一点、顺一点。二、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新的“六十条”，联系实际，总结在农业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研究怎样高速度地发展萧山县的农业生产。三、商讨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研究实现目标的措施，并具体部署当前工作。四、表彰奖励1978年在工农业各条战线上取得突出成绩，做出了出色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号召各地迅速掀起以加速现代化建设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促进春耕生产与各项工作。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84页。
[5]1979年2月13日，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与1978年度群英大会同时召开。会议围绕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这个中心，讨论研究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一、学习党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传达省委六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讨论分析工作着重点转移的意义与条件，研究怎样使本县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得快一点、顺一点。二、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和新的“六十条”，联系实际，总结在农业问题上的经验教训，研究怎样高速度地发展萧山县的农业生产。三、商讨全县工农业生产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奋斗目标，研究实现目标的措施，并具体部署当前工作。四、表彰奖励1978年在工农业各条战线上取得突出成绩，做出了出色贡献的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号召各地迅速掀起以加速现代化建设为内容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促进春耕生产与各项工作。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84页。
[6]1979年4月5日至20日，县级机关干部集中15天时间，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进行深入学习。县委要求每位干部认真学习公报与政治经济学，领会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提高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以适应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要求。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85页。
[7]1979年6月11日至16日，县委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集中讨论调整国民经济的问题，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与广大党员、群众进一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农业、工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工作搞好，在全县范围内大力开展增产节约的运动，逐步落实中央方针，把国民经济纳入持久的按比例高速度发展的轨道，为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而努力奋斗。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88页。
[8]1979年6月18日至7月7日，县委举办县级机关干部读书活动，学习邓小平在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30年来宣传理论工作的主要经验教训，并就一些重大理论原则问题进行了讨论。进一步明确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继续批判极“左”思潮；把党内外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宣传贯彻四项基本原则；纠正一些被歪曲的重大理论问题；宣传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理论，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提高广大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思想水平。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88页。
[9]1979年9月26日至28日，中共萧山县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参加会议代表共665人。这次代表大会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武器，总结了县第五次党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清除“左”的影响，拨乱反正，提出了本县在四化建设的第一战役（即1981年前）中发展国民经济与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与措施，动员全县共产党员、干部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加速全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大会审查批准了上届县委的工作报告，并做出了相应的决议。大会选举产生了第六届县委会，由委员37人，候补委员4人组成。选出了出席杭州市第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60人，候补代表5人。在六届一次全会上选举产生常务委员12人，选举金鸣珠为书记，费根楠、金其法、虞荣仁为副书记。全会选举产生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由金其法任纪检委书记。具体参见中共萧山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萧山党政要事录（1949.5—1992.12）》，浙江大学出版社，1994，第291页。
[10]络麻，学名黄麻。是一种一年生草本韧皮纤维作物，其纤维白而有光泽，吸湿性好，散水快，是制麻袋、麻布、造纸、绳索的主要原料，用途十分广泛。因此，络麻也成了我国农业中一种大宗的经济作物。
[11]多种经营指企业的生产活动涉及横向、纵向和侧向等多个领域。最初为资本主义企业的一种经营方式。引申到农业经济和地理研究中，一般指主导部门同辅助部门相结合的经营方式。不同的地区和农业生产单位，因自然、社会经济和资源条件的不同，多种经营的方式、项目和生产结构也不同，如中国广大农区，多以水稻或小麦生产为主，以猪、家禽及水产养殖等为辅；在牧区以畜牧业为主体，兼营农业和其他副业等。当前，中国广大农村的多种经营，常以乡村工业、家庭副业和庭院经济形式出现，并逐步向多部门、多层次、深加工的商品性生产方向发展。
[12]张建人，出生于1955年10月，男，浙江萧山人。1987年，张建人借助促富大会全面发展农业的东风，联合个体养蜂户，创办萧山蜂产品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发展已形成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科技实业。1992年，张建人又成立杭州萧山天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蜂”产品的基础上新增“中华鳖”系列产品，效益显著，扬名中外，多次被评为“农业龙头企业”。
[13]万向集团的前身，创建于1969年，从鲁冠球以4 000元资金在钱塘江畔创办农机修配厂开始，以年均递增25.89%的速度，发展成为营收超千亿元、利润过百亿元的现代化跨国企业集团。万向集团是国务院120家试点企业集团和国家520个重点企业中唯一的汽车零部件企业，是中国向世界名牌进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16家企业之一，被誉为“中国企业常青树”。
[14]鲁冠球，1945年1月出生于浙江萧山。60年代开始他做过锻工，自办个体修车铺、粮食加工厂，因属个体而得不到发展；1969年他创办萧山宁围农机厂，发展为万向集团，任万向集团董事会主席兼党委书记，香港理工大学荣誉博士。鲁冠球把一个铁匠铺发展成实力雄厚的现代企业集团，不但在实践中为发展中国乡镇企业带领农民致富开创了新道路，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很大的发展和贡献。
[15]杭州弹簧垫圈厂，主要生产标准紧固——机械防松件弹簧垫圈。杭州弹簧垫圈厂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具规模且历史最悠久的弹簧垫圈制造厂之一，成立于1972年，至今已有30多年的历史，是全国唯一的弹簧垫圈出口基地企业，浙江省首批获外贸自营进出口权的企业。几十年来，“杭弹”公司品牌一直深受广大客户的支持和信赖，公司的产品销售已遍布全国，并遍及北美、西欧、日本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6]1992年9月，美国最大的弹簧垫圈生产商伊利诺伊工具公司防震工业品分公司（简称I.T.W公司）向美国商务部和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起诉，控告中国境内11家外贸公司和企业“以低于公平合理的价格在美国倾销产品，给美国工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要求对中国企业征收高达128.63%的反倾销税。1993年10月8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进行了终裁，以5∶1的多数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国销售的弹簧垫圈有损害威胁。是月，美国商务部终裁决定，对除杭州（编者注：指杭州弹簧垫圈厂）之外的所有输美弹簧垫圈产品征收128.63%的反倾销税；对杭州弹簧垫圈厂及其通过境外7家公司转口美国的弹簧垫圈产品征收69.88%的反倾销税。至此，历时13个月的中国首例乡镇企业反倾销案，以杭州弹簧垫圈厂胜诉而告终。具体参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萧山市志》（第二册），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第1191～1194页。
[17]航民村地处钱塘江南岸，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东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航民村人主要以打鱼为生，当时的航民村穷得远近闻名，俗称“三只半米淘箩，三十六根讨饭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航民村人仅靠400多亩种粮地维持生活，到1978年，全村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仅为148元，仍然是一个“倒挂户多、缺粮户多”的贫困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航民村抓住机遇，凭胆识和勤奋去开拓、去创造。1979年12月，航民村人以仅有的6万元集体积累资金，在万分艰苦的环境下，购买国营印染厂淘汰的旧设备，买了12口大水缸作染缸，创办了第一个村办企业——萧山漂染厂，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作为浙江首富村，2003年底航民村村民的户均净资产超过了200万元。人均居住面积达到80平方米，有的家庭还有乒乓球台，实现了不少城市人难以实现的梦想。
[18]浙江胜达集团有限公司，前身为1983年成立的浙江胜达包装材料厂，是1994年12月组建的首批省级企业集团，2003年9月升格为国家级企业集团，总部设在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市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它是一家以纸包装为主业，涉及生活用纸、棉纺纱、化工原料、房地产、钢构制造、保税物流、造纸等七大行业，集科、工、贸为一体，拥有13家子公司的大型集团化公司。
[19]费根楠，1933年出生，浙江富阳人。1949年9月参加工作，1950年6月入党，历任富阳县委、区委书记、宣传部部长、农工部部长。1964年10月起历任萧山县委副书记、县长、县委书记。1984年12月调离萧山，2000年离休。
[20]金鸣珠，1926年出生，山东泗水人。1944年9月参加工作，1945年3月入党。先后在泗水、曲阜、华东野战军工作，1949年2月随军南下，同年5月6日到杭州余杭县。1965年2月调到萧山，先后任副县长，县委常委，副县长兼公安局局长，县委副书记、书记（兼人武部第一政委）。1981年2月到中央党校学习半年。1981年8月调任杭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后改任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来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