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促富大会的积极意义与时代遗产

采访者：第四个部分我们主要想围绕促富大会的积极意义与时代的遗产展开。促富大会为萧山经济的全面发展吹响了进军号，它揭开了萧山改革开放的总序幕，被誉为萧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杭州地区、浙江省乃至全国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当时有哪些媒体报道了？

洪献耕：萧山促富大会应该是走得比较快的，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得比较早，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个会议，《浙江日报》《杭州日报》报道了这次会议，除了这些报道以外，《农民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都报道了。这些报道从整体性出发，也有典型的，如万向节厂、航民村、红山农场，这三面红旗都有强劲的报道。

采访者：促富大会之后，有没有其他兄弟县市来萧山学习促富和致富经验？您有没有印象？

洪献耕：有，我记得还比较多。在杭州地区，和我们隔一条江的余杭和富阳来了，建德、桐庐也都来过。据我的回忆，我们这个促富大会，思想解放的过程，应该比其他县市至少提前了一年以上。

采访者：或者有没有邀请萧山领导干部在省级会议上介绍经验？

洪献耕：省委工作会议上有个发言，它是作为典型发言的。省委办公厅有简报，是金鸣珠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这个发言我看到过。但是我没有把发言保存下来，这太遗憾了！现在我回忆一下确实挺可惜的。

采访者：促富大会结束以后，为响应会议提出的发展多种经营的要求，县委还建立了由县委副书记费根楠为组长的萧山县多种经营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那么对这个领导小组，能谈一下您自己的一些了解吗？

洪献耕：我觉得当初这个领导小组做了很多工作，而且有成效，这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我们称为“多办”，就是多种经营办公室，费根楠应该是主任。“多办”作为领导机构也好，管理机构也好，确实有必要，也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事情。首先，是它在规划上的引导，它专门有一个关于多种经营的规划，这些规划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多种经营的发展不断地得到修改和完善。这个规划引导萧山农民搞多种经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规划。其次，在产销上，由多办衔接，哪些地区也好、国外也好，他们做一些穿针引线的工作，做了大量的工作。还有一块是政策性的扶持，包括信息、科技、资金、人才。所以多办在当年发展萧山农村经济中功不可没，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采访者：后来，这个“多办”大概什么时候没有了？或者说它的职能被哪个部门取代了？

洪献耕：后来随着经济发展，已经不需要什么思想解放了，它自然而然地就被农办和农业局取代了，具体是哪一年我记不清了。

采访者：根据相关记录，1980年3月3日，萧山先召开全县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进一步贯彻全县促富大会精神，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充分利用本地自然条件，合理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大力发展社队企业，尽快使农民富起来。据您了解，促富大会精神后来是如何具体落实的？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政府层面比较少提及促富大会精神？

洪献耕：会议以后，萧山的这些领导呢，他们比较注重要抓落实，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不是就这么随随便便搞一下，如开个会，以会带会、以会带落实之类的，并不是这样的，他们会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落实。所以这个会议以后呢，更多的就是领导下基层，要下去。下去以后，既贯彻全县农村工作会议，把这个精神落地；又能与当地的干部群众、与企业负责人去讨论发展的一些规划，发展的一些措施，去帮助基层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也经常跟着领导下去，去公社、去当初的区里、去村里、去跑一些企业，经常下去。就是听听他们的意见，然后看看有什么具体困难需要帮他们解决。至于你问到的什么时候开始好像比较少地提及促富大会精神，我觉得这个会议以后两三年就好像不需要再提是不是走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道路，已经没有这个概念了。大家比较放心放胆地去发展社队企业，发展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大家更多的是比较谁的发展速度快、经济增长速度快，大家在意的是这个东西。

采访者：在您看来，此次会议对于解放干部群众的思想观念和激发“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起到了什么作用？在以后的工作中，您有没有具体感受到这种变化？可否结合一些具体例子谈谈？包括您刚刚提到也经常跟领导下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事件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洪献耕：萧山促富大会，它历史性的作用是解放了思想，就是打破了紧箍咒。这个太重要了，其实以前老是怕富，谈富色变，这个比较可怕。那次会议以后呢，富起来是光荣的，富起来再也不是遮遮掩掩的，富起来再也不是怕这个怕那个的，我觉得这个是核心的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出台了许多好的政策，鼓励农民也好，鼓励我们社队企业也好，尽快富起来，加快走向小康之路。我觉得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这个变化是不可估量的。对萧山来讲，回望历史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会议似乎就是萧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清除了思想上的极“左”思潮。以后就放心、放胆、放手地搞经济。具体怎么讲呢？萧山现在经济发展有哪些体现呢？例如，今天的宁围，当年也是一个不毛之地，它的发展历程很短暂，也就是百来年的历史，但是现在发展得确实很好；红山农场，也就几十年的历史，这次会议以后，这些地方的干部群众放手搞经济，乡镇企业、社队企业确实是发展迅速，所以红山农场20世纪80年代就走上了中国的小康路；像我们宁围的万向节厂，至今还是我们中国企业的常青树，都是和当时有非常大的关系。他们起步也早，步子也大，出的成果多，在我们萧山乃至全国都称得上是领头羊、排头兵、先行者，口碑影响着实不小的。

采访者：在促富大会之后，萧山在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发展方面有哪些质的发展与飞跃？这对20世纪80年代萧山乡镇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可否概括性地介绍一下？

洪献耕：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萧山原来的农业生产多种经营，在这个会议以后，我觉得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命。原来叫三锄头——粮、棉、麻。萧山粮食生产原来是以萧绍公路为界，即萧山到绍兴这条路为界，这条路的南端是种粮食的，这条路以北很少种水稻。

采访者：和土壤有关系吗？

洪献耕：是的。萧绍公路以北的沙土不太适合种水稻，但是为了突出“以粮为纲”也种水稻，后来慢慢地试出来也可以种。包括我们的围垦、盐碱地，慢慢地排盐以后也是可以种粮食的。再说棉花，百姓需要棉花，从经济的角度讲，或者说从农业的产业布局来看，却不适合种棉花。像我们南边这边就不适合种棉花，种植棉花沙土比较好。再说络麻，萧绍公路以北的络麻，这个弄得当地的农民太苦了。因为络麻的生长周期很长，要差不多五六个月，不仅在培育过程当中很苦很苦，到了剥络麻的时节更辛苦。用络麻的皮来做麻袋，原来装大米、装化肥等，都要用络麻做成的麻袋盛，今天都用塑料袋取代了。

采访者：这个我也有印象。具体是怎么做的呢？

洪献耕：那么剥络麻具体怎么回事呢？我给你讲讲。首先，它是种在地里，地里种的络麻密密麻麻的，然后你要把它从地上拔起来，这个是很费劲、很累的，拔出来以后要一根一根地剥出来。这个剥络麻的过程我有体会的，手上搞得一塌糊涂，长时间下来手上还会有很多破裂的口子。剥完了之后，把络麻放到水里去浸泡，这个麻皮要浸泡约一星期，甚至更长时间。水塘里浸了络麻以后，可以说是臭得不得了，全部是臭水，环境污染不说，浸了以后人要跳到水里漂洗，原来绿色的麻皮经过浸泡，慢慢变成白色，萧山的土话叫作“麻精”，麻精用来编织麻袋。络麻的生产周期长，付出的劳力也多，人们不但辛苦，而且络麻会污染环境，价格又卖得很低。

后来萧山有林、牧、副、渔、茶、蔬、果等多种经营，被称为萧山的“七彩”。我这里还有一个数据，数据显示，去年光多种经营就有70多亿元，原来粮、棉、麻有4亿元。经济效益不说，人都要累死累活的，由此引发了萧山农业的彻底革命，革除了三个锄头，引入了萧山的“七彩”。所以打破了紧箍咒、解放了劳动力、解放了生产力。客观上为发展我们萧山的社队企业、萧山的乡镇企业腾出了时间、空间，这才有了以后我们萧山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促富大会对萧山经济社会后续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可估量。

采访者：在萧山区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促富大会”入选“三十年激情创业·萧山区改革开放十大新闻事件”，足见此次会议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在您看来，促富大会留给今天的最主要的时代遗产和精神财富是什么？您可否概括一下？

洪献耕：可以这么讲，1979年底的萧山促富大会，应该是一场思想大解放动员会，也是经济大繁荣的一个布局会，更是以后我们社会大发展的一个誓师大会。由此，它带给我们萧山以后经济、社会跳跃式发展的一个诱导效应、启迪效应、联动效应、持续效应显而易见。这也是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这个会议告诉我们，思想的大解放促进社会的大发展；思想解放到哪一步，我们生产力就发展到哪一步。改革创新永远是我们社会进步生生不息的动力。我们冲破了思想围城，让萧山的经济刚起步就实现了巨大的一个飞跃。那年的冬天，我们百万萧山人明显地感受到了有股暖暖的春意，那年的冬天也让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思想交锋的沉重。这次大会开启了改革发展大幕，它让萧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我个人感触最深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