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译词从何处来
“译词”不同于“词”，并非天然存在，需要通过努力才能获得。那么译词从何处来？这在今天并不难回答，各类外语辞典就是译词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严复早在其翻译活动最为活跃的1902年就说过：“字典者，群书之总汇，而亦治语言文字者之权舆也。”[22]约而言之，外语辞典的作用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建构不同语言之间词汇体系的对应关系；
第二，以清单的形式将语言之间词汇体系的对应关系提供给语言社会。
16世纪末耶稣会士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开始为编纂辞典做准备，但是并未能实际刊行。[23]19世纪初马礼逊作为新教传教士进入中国的第一人，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编辑出版了3卷6册的英汉双语辞典《字典》（1815～1823），由此开创了系统对译中外概念的先河。此后整整一个世纪，传教士编纂出版的汉外辞典无一不受其影响。
马礼逊之后，麦都思、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1812-1884）、罗存德（Wihelm Lobscheid，1822-1893）相继推出多种大型辞典，传教士主导的翻译活动也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广泛展开。翻译与外语辞典的编纂互相促进，相辅相成。1872年，美国传教士卢公明（Justin Doolittle，1824-1880）出版了《英华萃林韵府》（1872）。如其序言所说，编者的原意是编一本“提供一个包含最实用的汉语词汇和与这些词汇等义的英语译词的词汇集”，所以英语名称是Vocabulary and Hand-book，而不是Dictionary 。《英华萃林韵府》的译词90%取自近30年前卫三畏编《英华韵府历阶》（1844），并无新意，但值得一提的是，辞典的第3部收录了在华传教士们提供的各类术语集共21种。[24]在江南制造局主持科技书籍翻译的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也编有数种术语集。这是教会组织试图改变译词混乱的现状，规范术语所做的努力。尽管其他传教士们积极响应教会组织的呼吁，热情提供翻译过程中积累的译词，以反馈中国社会，但效果并不显著。辞典是知识积累的结果，截至19世纪末，辞典尚不尽如人意，翻译也就举步维艰了。严复在1895年着手《天演论》翻译时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辞典，他在《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中说：
尚忆三十年以往，不佞初学英文时，堂馆所颁独有广州一种，寥落数百千言，而义不备具。浸假而有《五车韵府》等书，则大抵教会所编辑，取便西人之学中国文字者耳。[25]
这些为外国人学习汉语而编纂的辞典，不但数量少，而且质量差。严复批评当时辞典的词义、词类“皆绲而不分。学者叩其所不知，而黮暗愈甚。用以迻译，则事义违反。鼠璞相贸，往往多可笑者”。严复甚至建议学生“勉用西文字典，不得以华文字典之译义，望文骈迭为之”。[26]辜鸿铭（1857～1928）也说为中国学生准备的辞典太少。[27]尽管严复对《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赞赏有加，但他本人即使在辞典刊行的1902年以后，译文中也没有使用这本辞典的痕迹，可见《华英音韵字典集成》仍不足以应付西方人文社科内容的翻译。这种状况一直到颜惠庆编《英华大辞典》（1908）出版后才逐渐有了质的改善。[28]关于严复与辞典的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集中讨论。
总之，既然世纪之交的双语辞典不能提供社会所需的译词，译者只好独自准备，严复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在下一章我们将具体讨论。
[1]《〈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严复集》第2册，第277页。《普通百科新大辞典》由黄人主编，上海国学扶轮社1911年刊行，是我国第一部百科辞典。
[2]文章是由概念和叙述构成的，文中的概念由词，即命名性成分表示，而不是靠定义来完成的。例如一个极普通的句子“我吃了一个苹果”，其中每个词的定义（即词典义，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如下：
我=人称代词，指称自己；
吃=把食物等放到嘴里经过咀嚼咽下去；
一=最小的正整数；
个=量词，用于没有专用量词的名词；
苹果=苹果树的果实。
显而易见，将上述定义代入句中取代译词并不能得到有效的叙述。
[3]严复紧接着写道：“吾读佛书，考其名义，其涵闳深博，既若此矣，况居今而言科学之事哉！”佛经的词语已经难解，何况现在的科学术语了。关于这段话的含义，我们在第七章“严复与辞典”中还将继续讨论。
[4]“译语”为汉语古典词，清乾隆时期编纂有《华夷译语》，此前的四夷馆已经有各种译语资料，收录朝贡品的中外名称的对译词。
[5]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第415页。
[6]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高一虹等译，商务印书馆，2012，第225页。
[7]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第226、227、286页。
[8]中国历来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
[9]严复：《天演论》，商务印书馆，1981，第xii页。
[10]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第528页。
[11]沃尔夫则指出：“现代中国或土耳其的科学家们在对世界进行描述时，使用了和西方科学家们一样的术语。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他们全盘套用了西方的理性体系，而不意味着他们立足于本族语观察角度证实了这一体系。”参见本杰明·李·沃尔夫《论语言、思维和现实——沃尔夫文集》，第226～227页。
[12]王先谦：《荀子集解》，第419页。
[13]但这似乎是西方的观点，中国从“人物”一词可知，并不将“人”和“物”截然分开，对立起来，更推崇“天人合一”。
[14]章太炎：《国故论衡》（与《国学概论》合本），中华书局，2015，第290页。
[15]本书关于认知语言学的叙述主要参考了弗里德里希·温格瑞尔、汉斯-尤格·施密特《认知语言学导论》（第二版），彭利贞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16]所谓“内部结构”，笔者曾描述过同位异义范畴和同位同义范畴。前者如“鸟”的下位范畴里包括：麻雀、燕子、鸽子……鸵鸟、企鹅；后者如概念范畴“妻子”里包括：老婆、爱人、太太……拙荆。参见沈国威《词汇的体系与词汇的习得》，《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年第2期，第9～15页。
[17]《严复集》第3册，第518～519页。
[18]《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中为夹注。
[19]《英文汉诂》，汪征鲁、方宝川、马勇主编《严复全集》第6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第128页。
[20]《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46页。
[21]这种方法在严复研究中被称为“格义”与“会通”。韩江洪指出：所谓“格义”，是指用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术语、概念解释和比附西学中的术语和概念，用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或观念，在按语或序言里进一步解释译文中的西学概念或观念，这种做法用严复的话来说就是“会通”。“格义”和“会通”的区别在于，前者发生于英汉语言之间，目的是要了解西学本意；后者发生于汉语言之内，在翻译过来的西学概念或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的概念或观念之间作类比解释，重在中西学术的贯通。在严复看来，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学术有共同的义理，可以相互沟通和发明。参见韩江洪《严复话语系统与近代中国文化转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163、165页。
[22]严复：《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1902）。本序言《严复集》不收，可参见沈国威編著『近代英華華英辞典解題』関西大学出版部、2011、188～189頁。
[23]有关情况请参见马西尼「早期の宣教師による言語政策：17世紀までの外国人の漢語学習における概況——音声、語彙、文法」內田慶市·沈国威編『19世紀中国語の諸相』雄松堂、2007、17～30頁；姚小平《早期的汉外字典》，《当代语言学》2007年第2期，第97～116页。
[24]参见沈国威編著『近代英華華英辞典解題』、163～171頁。
[25]严复：《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严复1867年14岁进福建船政学堂，该学堂的法国人教习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1835-1886）曾编写Mechanical and Nautical Terms in French，Chinese and English，共收机械术语1962条。这个术语手册后来被卢公明收入了《英华萃林韵府》。参见沈国威編著『近代英華華英辞典解題』、170頁。《五车韵府》是马礼逊《字典》第二部的名称，1860年代以后，在上海等地出现过石印的《五车韵府》删节本。
[26]严复：《商务书馆华英音韵字典集成序》。
[27]辜鸿铭《华英音韵字典集成》英文序：“许多外国学者并不轻视为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编纂极有帮助的汉英辞典的工作。但是对于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来说，除了邝其照先生以外，还没有其他人可以帮助他们。”译文参见沈国威編著『近代英華華英辞典解題』、190頁。
[28]关于19世纪汉外辞典的编纂情况，可参照笔者编著的『近代英華華英辞典解題』等，在此不展开。日本的西周（1829～1897）在明治初年的翻译著述中主要使用了韦伯斯特1865年版的英语辞典（Noah Webster，An Americ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1865），术语等关键词的定义也都遵循韦伯斯特。参见山本貴光『百学連環を読む』三省堂、2016。与此相比，严复本人在翻译过程中使用了何种辞典并没有具体记录。这是一个需要廓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