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及其区域差异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变动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5]两方面。前者从产业布局的角度出发，强调资源要素的配置效果，反映产业之间的数量比例关系、经济技术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趋向协调平衡的过程；后者从支柱产业的更替角度出发，强调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反映产业结构系统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转化过程。本文拟从这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的变动特征。
1.1 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构建
从现有文献来看，学术界主要采用结构效益指数法、标准结构法、结构偏离度指数法[6]和泰尔指数法进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的构建。其中，泰尔指数不仅能够利用产值比例反映三次产业之间的相对权重，而且保留了结构偏离度的理论基础和经济含义，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并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鉴于此，本文也将沿用泰尔指数法测度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Y和L分别表示总产值和就业人数，i和n分别代表产业及其部门数。根据古典经济学的相关假说可知，当经济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时，各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都是相等的，此时Yi/Li=Y/L，则有TL=0。因此当泰尔指数与0的偏离程度越大时，则表明产业结构越不合理。为便于分析，本文在取值区间内对计算得到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标进行了相位对调的等量纲变换，变换后的指标数值越大则表明其产业结构布局越均衡合理。
现有文献对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的构建方式有多种，其中较为常用的有非农产业产值比重、工业产值比重、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产值比重等。此外，刘伟和张辉（2008）提出采用各产业劳动生产率与其对应的产业增加值比重的乘积之和来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付凌晖（2010）利用一种改进的结构相似系数法（夹角余弦法）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7]随着中国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第三产业迅速升级扩张，导致经济体逐步表现出“经济服务化”的趋势。现有研究表明，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的攀升是“经济服务化”的典型标志之一（干春晖等，2011）。因而，不管是其他传统的度量方式还是刘伟和张辉（2008）、付凌晖（2010）等提出的新思路，均无法体现出“经济服务化”趋势下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和特征，故本文选择使用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TS）来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该指标的数值越大，则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程度越高。
结合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本质含义及其度量方法来看，二者分别从静态层面的产业结构布局协调以及动态层面的产业结构效率升级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两个关键目标。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产业布局的协调是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基础，而产业结构高级化则是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发展目标，合理评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有助于全面系统地理解中国产业结构的变动特征和发展规律，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提供有益的理论依据与经验参考。
1.2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特征及其区域比较分析
为了系统探究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特征和区域差异，我们将全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8]进行研究。基于上文中的度量方法，我们首先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近22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进行了简单直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1）。从中可以看出，就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角度而言，东部地区的标准差最小、均值最大，说明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且调整幅度最小；西部地区标准差最大、均值最小，说明其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低。具体而言，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均表现出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较高，而云南、甘肃、贵州等地的产业结构布局则不够合理。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角度来说，东部地区的均值和标准差都较大，表明东部地区的高级化程度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且调整升级的幅度也较大；中部地区的均值和标准差均较小，则说明中部地区产业高级化的进程较为迟缓。具体而言，北京、海南等地表现出较高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说明这些地区大多以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为主导来推动其经济增长；而以制造业、加工业等第二产业为主导的黑龙江、河南等地的产业结构高级化进程则比较缓慢。
表1 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其次，我们利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均值数据汇总得到了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以及全国产业结构变动的时间序列，一方面可以从纵向角度考察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特征，另一方面能够从横向角度比较各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区域差异。结合上述两个维度更加直观地比较各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特征，以期挖掘出产业结构的变迁规律，为深入探究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奠定基础。从图1可以看出，在所有样本期内，全国以及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均表现出大致相似的变动趋势，且大多数时期内（除20世纪90年代后期[9]）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保持在最高水平。具体而言，自1993年以来，全国及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大致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却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经历了大幅下降，此后全国及各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虽然呈现缓步回升的态势，但指标序列仍然伴随着轻微波动，且基本处于较为稳定的区间。对于图2中刻画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动趋势而言，在全样本期内，全国以及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动幅度更加明显，全国范围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大体上呈现上升的态势，但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大多年份处于最低水平。此外值得关注的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变动趋势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金融危机前，各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经历了较为相似的变动特征，且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高于东部地区居首位；金融危机后，东部地区的高级化进程经历了一个急剧加速的阶段，而中部、西部地区则呈现逐渐放缓的态势，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跃居首位。
图1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变动趋势
图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变动趋势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自1993年以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及财税制度改革逐步推进，国家各地区的工业产业投资均呈现增加态势，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的提升也带动了工业产品的升级和发展，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调整，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型升级，因而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均呈现上升态势。20世纪90年代后期，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一系列基础性、结构性问题的矛盾激化导致产品的供求严重脱节、产业结构脱离了合理均衡状态，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出现下降趋势。然而为了扩大内需、维持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国家不断加快国有企业股份制度的改革进程、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在此期间第二产业的比重随之下调、第三产业的比重得以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保持着稳步上升的变动态势。自2002年至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开放的外贸市场刺激了工业产品的大量生产，重化工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进而导致这一阶段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呈现下降的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了空前的压力，倒逼政府部门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步伐；此后，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党的十八大更是明确提出将推动结构调整作为加快经济转型的主攻方向，得益于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呈现缓步攀升的趋势特征。
从产业结构变动的区域差异角度出发，就图1而言，长期以来东部地区凭借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区位优势和政策优惠，大多时期都能够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和均衡配置，而西部地区受限于其要素资源的匮乏和生产方式的落后，则各产业之间难以形成合理均衡的结构布局，因此多数时期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处于较高水平。就图2而言，金融危机前，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高于东部地区，这一方面可以归因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过低，即第二产业比重较低而第三产业在改革推动下得到较快发展，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会呈现较高水平；另一方面，该时期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正处于大幅调整的过程中，其调整幅度普遍高于中部地区，同时也高于东部地区的部分省市（卢中原，2002），因此可能会使得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值较大。此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不断提高，新型的第三产业如互联网、金融等蓬勃兴起，东部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迅猛，逐渐形成了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在后金融危机时期仍保持着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的逐步攀升，这使得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呈现金融危机前后的异质性特征。
综上所述，前文构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不管是从指标序列的变化趋势进行纵向比较，还是从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角度进行横向分析，均与经济发展和政策调整的运行实际高度耦合，合理地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变动的趋势特征，因此可以作为深入探究中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非线性影响的基础指标和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