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Lewis在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从二元经济的角度出发，假定经济中存在生产率不同的两个部门，分析了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增长过程[2]。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由于新兴产业相对落后，没有足够的能力吸纳劳动力，剩余劳动力大量分布在农业、临时性职业、小商贩等行业中，以“隐蔽性失业”的方式存在，这些部门劳动生产率很低，刘易斯称之为“传统部门”，或者说是“维持生计的部门”。那些支撑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部门，因为其技术含量较高，具有更高的生产率，被称为“现代部门”。在刘易斯看来，存在于传统部门的大部分劳动力，他们的边际生产力很低，或者为零，有时候甚至为负，即便这些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部门，也不会影响到产量，这部分劳动力为绝对剩余劳动力，或者被称为具有无限供给弹性的劳动力。在观察到一些落后国家的相关经验事实之后，大部分学者认为古典经济学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仍然是可用的，稀缺的只有资本。欠发达国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经济发展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转移，只要现代部门能提供一个高于剩余劳动力在传统部门得到的工资，劳动力便会发生部门之间的转移，这个工资一般为生存工资（见图2-2）。由此可知，只要存在刘易斯意义上的绝对剩余劳动力（MPL=0），现代部门的工资定价法就不再是边际生产力定价法则，而是生存工资定价法则。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在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现代部门的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是不变的，为一条直线，资本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并用于资本积累，加速资本积累进程，使经济得到快速增长。当绝对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后，两部门开始争夺劳动力资源，工资水平在部门之间逐渐趋于均等化，中间这个分界点称为“刘易斯拐点”。
图2-2 刘易斯意义上的绝对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模型以绝对剩余劳动力这个基本假定为前提，讨论了二元经济中的资本积累、收入分配、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模型所描述的剩余劳动力情况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如一些经济发展落后的亚非国家以及南美国家。刘易斯模型能解释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成为经典的二元经济增长理论，被很多国家拿来作为政府制定经济增长政策的依据。刘易斯认为只要现代部门能够提供一个高于生存工资的工资水平，就会发生劳动力的转移，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动因源于工资水平的差异。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劳动力的大量转移，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农村劳动力转移便是这一理论的经典验证。
刘易斯模型为研究一些国家早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然而该理论赖以存在的严格假设在之后的相关研究中受到质疑。首先，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边际产出为零的绝对剩余劳动力是不存在的，从而对现代部门无限供给廉价劳动力的阶段也是不存在的。其次，刘易斯模型中的农业土地制度被默认为是地主所有制，关注的对象是非熟练劳动力，而在现实经济中，各个国家的土地制度差异很大，很多国家采取的是自耕农土地制度或准自耕农土地制度。各地区的土地制度与刘易斯对土地制度的假定不同，经济发展过程也表现出与刘易斯模型研究结论不同的特征。比如，在中国台湾，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自耕农制度，之后20多年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农业工资和非农工资同时增长，并没有存在典型的工资不变阶段，经济发展导致的收入不平等也没有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那么严重。最后，刘易斯模型建立在同质劳动力假定之上，没有对劳动力转移的顺序进行说明。现实情况是农村劳动力因受教育水平、年龄、性别等不同，劳动力往往表现出异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