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主党派与科学民主决策
【主讲人简介】贺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农工党中央办公厅主任科员，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治与政党。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官方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经验教训的总结，认识到并长期重视科学民主决策对国家治理的意义。早在1986年7月3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提出“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延续了自十三大以来，在政治报告中专门论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传统，[2]指出“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健全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是“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重要标准之一。[4]
一 科学民主决策的理论与现实重要性
（一）决策是政治领域最重大的问题
戴维·伊斯顿认为，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5]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会有一套体制机制解决分配什么、怎么分配、谁来分配、什么时候分配、分配得怎么样等问题。这种分配即决策，这种体制机制即公共决策体制机制。人类的历史无数次证明，正确的决策“可以给人民带来幸福，可以拯救逆境中的国家，使其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甚至可创立一个新的时代”；错误的决策“则会给人民带来灾难，甚至毁掉一个国家”。[6]社会价值的稀缺性，决定了资源分配的重要性。公共资源分配要科学，采取科学的程序和方法；公共资源分配要民主，采取民主的机制和形式。由于公共决策体制机制触及各国政治体制的核心，“通过分析一个国家的决策制度和决策过程，就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7]故钻研本国政治或比较政治的学者一般会围绕决策诸领域问题展开研究。
（二）决策民主是民主两大主题之一
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做主，用我国官方的表述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不论古今中外怎样论述民主，民主的内涵必然是一国民众在领导人选择和政策制定方面能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自主地做出决定。因此，民主包括选举民主和决策民主两大主题。做到选举民主，就可以使民众能选择代表其利益的政治人物，明确权力的授受关系；做到决策民主，就可以使民众能通过直接或接近直接的方式影响决策，保证决策结果能反映大多数人的利益。选举机制下产生的政治人物逻辑上会对民众负责，但选出之后民众对其的控制就较为有限，加之西方的“多元政治”，决策者不一定做出反映多数民众利益的决策。这样一来，选举机制下产生的政治人物对民众来说并不是最关键的，而决策机制下形成的公共政策对民众来说最为关键。因此可以说，选举民主是决策民主的保障，决策民主是选举民主的目的。良好的公共决策会让民众安居乐业，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幸福应是政治的目的。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政治、社会也经历了两三百年的发展，已经在具备市场经济繁荣、法治完备、社会建设成熟、舆论监督发达、公民素质较高等条件的基础上，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以法治下的三权分立、代议制、多党制为特点的运行较为有序的西方民主模式。三权分立是为了分割公共权力，使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互相制约和平衡，防止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代议制是一国公民不可能直接参与政权的情况下，通过选举选出代表，代表自己去决策的一套相关制度。多党制是在一国存在多元利益的情况下，不同的利益者结成各种政治性的政党，通过执掌或参与政权以维护各自利益的制度安排。西方国家通过一整套互相衔接配合的政治制度，使得民众的利益和愿望能够部分表达和实现，维护了政权的稳定。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在政治学理论研究最为发达、被许多人视为“最为民主”的美国，近年来面临着高铁计划束之高阁、医保改革几乎流产、禁枪法案无法通过的窘境。每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的各种言论无非选举政治的需要，无论谁上台，都改变不了强势利益集团主导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虽然看似美国绝大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能“输入”美国的政治系统，但这一系统“输出”的决策维护的只是少数人的利益。
（三）科学民主决策在社会主义国家更为关键
万里同志在前述讲话中还指出“解决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就能够大大完善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扬亿万人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就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教育、住房、医疗等民生领域。社会主义国家掌握着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掌握的海量财富和资源，负责给民众提供基本的，甚至超出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如果公共决策不能做到科学民主，会很容易动摇这一点，进而带给民众直接或间接的困难，从而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最终会动摇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如果执政党能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决策并有力执行，就可以保证人民的幸福，实现政权的长治久安。围绕如何做到决策的科学民主进行深入研究，能抓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
二 科学民主决策面临的新形势和存在的新问题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使得当代中国政治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特征，进而导致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范畴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势，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或挑战。
（一）科学民主决策面临的新形势
1.决策体制变迁
观察现阶段中国政治，目前在决策体制方面最明显、最重要的特征是权力的集中统一，表现为中国共产党设立若干领导小组统筹协调相关党政机构并由最高领导人担任多个重要领导小组的组长、强化中共党组的权力等方面。这种集权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权威，是事关执政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正确的政治设计，有利于使用既有体制的力量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已经让国内外看到明显的成效。面对政治领域发生的种种制度创新，政治学界需要突破旧有的思维模式，研究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推进科学民主决策。
2.决策复杂性增加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我国与国际的交往更加频繁，国内国际因素互相影响更加深远，体现在决策领域，外交决策要考虑国内影响，内政决策也无法忽视其国际反应，这增加了决策的复杂性。目前我国任何一项重大决策，都涉及多个专业领域，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做出配套安排。如放开二孩政策，就与卫生、教育、公安等领域相关，必须由多个部门协调开展工作。另外，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社会分层明显、思想多元、利益多样，如何协调各种不同利益，如何防止部门利益对决策的负效应，都是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3.决策参与扩大
随着民众知识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中产阶层的壮大，对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争取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出台，反对制定与己不利的决策。专家学者也凭借专业优势，大规模深度参与决策过程。在某一特定行业，均有相关企业、行业协会、专业研究机构，代表一定的立场，争取国家某一政策的出台、终结或修订。执政党为了使决策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实施，越来越无法忽视各方面的参与要求。
（二）科学民主决策存在的新问题
1.部分改革决策落实不畅
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主的治党治国治军各项工作部署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这种顶层设计下，宏观的改革方向和具体的改革举措都已经十分明确，但一部分或大或小的改革决策有待进一步落实。这与贯彻落实资源上的有限性、节奏上的不同步性、协调上的困难性、利益上的触动性有关。另外，新的政经激励机制有待确立，一些方面落实改革决策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不足。
2.知识界的工作成果与中央的期待有差距
2016年5月以来，知识界面对着党中央新的更高的期望。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讲话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8]在拥有13亿人口、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领土面积、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进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做出各种决策，没有成功经验可以参考，没有教科书能够解答所遇到的问题。总书记特别要求作为对科学决策更有助益的哲学社会科学者，“深入研究和回答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9]就是说，知识界要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和党的建设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出规律、概括出理论、提交出建议，不能辜负中央的期待。
3.民众对决策的各方面要求与发达国家看齐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文化、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往来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人能够重新“开眼看世界”。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即使是普通民众，也能从各方面了解国外的情况。许多人从最早单纯的羡慕，发展到将我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比较，进而要求我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决策体制、决策过程、决策方法、决策技术，也具备如发达国家一样的水平，而不考虑历史、国情、发展阶段的不同。
三 民主党派参与科学民主决策的优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党派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组织，由于其自身具有的制度优势、渠道优势、组织优势、地位优势，已经全面介入公共决策的各个环节，与公共决策机构和决策者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水平。
（一）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负责领导整个国家；各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担负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基本职能。[10]民主党派积极履行各项职能，主观上力求完善公共决策，助力国家治理，提示执政疏漏。履行职能的同时，吸纳一部分（执政）党外精英加入组织，并在组织内发挥作用，从而使得这些人不断被体制同化，客观上起到了促进政治社会化、实现有序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作用。我国的政党制度是执政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本国国情而科学设计的，具有明显的合理性，是我国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大贡献。为了政权的巩固、为了加强国际社会对我国政治制度的理解，中国共产党仍然在不断完善多党合作的体制机制。
（二）渠道优势
各党派积极寻求通过调研报告与建议、党外人士座谈会、协商会、社情民意信息、政协提案等形式影响决策。与之对应，介入公共决策的渠道是非常畅通的。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采访时曾表示：“我个人是个参与者，也是个见证者，在协商现场我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脉搏的这种跳动。一个参政党的建议由规范化的渠道，能够顺畅地进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重要议事日程，而且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我认为整个程序已经成为多党合作的工作常态。”[11]
渠道1：直接接触中共领导
各民主党派中央领导每年与中共中央领导至少有4次正式的座谈，分别是每年全国“两会”前，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每年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每年中共中央全会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党外人士对中共全会文件（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年经济形势和明年经济工作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在座谈会上，一般由各党派主席依次发言8分钟，发言稿约2000字。除此之外，每年春节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会与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换届年的全国“两会”前，中共中央会举行民主协商会，就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中共中央拟向新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推荐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和拟向全国政协新一届一次会议推荐的全国政协领导人员人选建议名单，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另外，各民主党派中央每年通过考察调研形成的意见建议，可以通过机要文件交换系统直送中共中央或国务院有关领导。收到意见建议的领导同志一般都会对其做出批示，要求有关方面阅研。[12]
渠道2：通过人民政协
各级人民政协虽然不是宪法正式规定的国家机构，但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取代其权力机关地位和作用后，它逐渐成为“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承担着“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13]通过人民政协这个制度化渠道，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可以“围绕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广泛协商、凝聚共识”。[14]每年全国政协的全体会议上，各民主党派提交党派中央名义的提案，并做口头发言和书面发言，以间接影响公共决策。平时，各党派或党派成员通过担任政协有关职务、出席会议（如全国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专题协商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对口协商会、提案办理协商会等）、报送社情民意信息等形式，在人民政协平台上履职尽责。
渠道3：通过人民代表大会
根据代表理论，代表由谁选举产生就对谁负责，然而“我国的人大代表不是按党派产生，而是按地区，由选民或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应对本地区的选民负责，而不能代表自己的政党”。[15]在人大担任领导或代表的民主党派成员，不以党派身份在人大进行活动，但不影响他们“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实际运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16]身为党派成员的人大代表主要以自身工作或专业为根据，提出议案或建议，参加审议、调研、执法检查，与群众保持联系等，其“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意识和习惯，更有利于这些代表履行义务。
渠道4：通过统战部
统一战线，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者的联盟，是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优势和战略方针，是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17]统战部（全称统一战线工作部）是负责执行中共统战政策的职能部门。在当代中国政治过程中，中共中央统战部经常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由部长主持，副部长通报中共某次会议精神、某份文件精神，有时需要党派中央主席听取通报后做发言或表态性简短发言；经常邀请党外人士到部机关阅读中共中央或国务院文件的征求意见稿，为便于党外人士准备之后的发言，阅读文件前会有文件起草组成员就文件做说明；定期召开民主党派中央常务副主席会议，副部长主持，研究沟通近期工作。
（三）组织优势
到2017年各民主党派陆续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前，各党派成员总数已达113.4万人。其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12.8万人，中国民主同盟（民盟）28.8万人，中国民主建国会（民建）17.8万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15.9万人，中国农工民主党（农工党）15.7万人，中国致公党（致公党）5.4万人，九三学社16.7万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台盟）0.3万人。党派成员一般都是知识分子，主要遍布全国的大中城市，本身是本领域的专家或本单位的领导。由于存在对党派领导的政治安排，党派中央主要领导是副国级领导人，省级组织主委一般是副省部级领导，以此类推。每个党派有长期固定的组织发展重点。如农工党有55.9%的党员是医药卫生界人士，[18]有条件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康中国建设等方面建言献策。各党派普遍通过党内运作机制，整合全党资源，以组织的力量参与公共决策。
（四）地位优势
民主党派既在体制内，又不掌握公共资源及其分配权，能超脱于各种局部利益，以公共利益的面貌出现在政治领域。我国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优良传统，以及直言敢谏的特性，深刻影响着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党派成员。种种客观和主观条件决定了民主党派可作为中立者、旁观者并站在专业的角度发出自己的声音，为国家治理提供更为全面的评价和观点，有利于决策的科学民主。
四 民主党派如何更好地参与科学民主决策
基于上述几点优势，民主党派长期以来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贡献着智慧和力量。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应该更多地发挥党派作用，使其促进国家治理诸领域的决策。
（一）各方面正视和支持民主党派发挥自身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更好体现这项制度的效能，着力点在发挥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作用。要完善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健全知情和反馈机制，增加讨论交流的平台和机会，使协商对凝聚共识、优化决策起到作用。要从制度上保障和完善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探索有效形式。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思想、组织、制度特别是领导班子建设，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解决自身问题能力。[19]所以相关方面应进一步改善对民主党派的工作。人民政协应将党派视为最主要的工作对象，巩固好政协这个发挥党派作用的平台。统战部在尊重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20]做好中共各项统战政策的具体落实。财政部门要明白多党合作的战略意义，随着党派职能的增加，加大对党派工作支持力度。编制管理部门应区别对待不同类别机关的编制调整需求，按党派党员人数、党派职能的变化情况，相应地增加党派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数。各政府部门积极配合党派的调研项目，并尽最大可能提供翔实的数据、全面的信息。
（二）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我们要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保证人民当家做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不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21]为此，首先，做好选举民主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我国政权根本性的领导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委员会的委员需要通过党内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由我国公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选举产生各级人大代表，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产生一府两院。我国各级党委政府“直接决策者”的产生，[22]离不开选举民主机制发挥作用，因此，一定要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权力的来源路径，让全社会认识到明确权力授受关系的重要意义，为选举民主的未来发展创造条件。其次，加强协商民主建设。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我国官方找到了另一条路径，就是加强协商民主建设。协商民主恰恰是决策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23]将各类协商引入公共决策过程，让不同利益充分表达，互相妥协，最终求取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再次，严格规范决策程序。坚持实现决策过程的制度化，排除人为因素对决策的不确定性影响。在执政党决策方面，凡属重大问题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做出决定；[24]在行政决策方面，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25]并且要根据国际通行的现代决策理念、技术、方法（如大数据）进行决策，借鉴私人部门决策的成功做法，做好决策工作。建立一整套符合国情的国家治理体系之后，民主党派就可以更加规范地参与公共决策。
（三）给予民主党派履行职能言论免责权
民主党派履行自身职能过程中，难免会对一些问题发出不同的声音。这恰恰是党派的价值所在。特别是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时代，党派越来越参与到政治性决策中来，容易提出各种不同的意见建议。习近平同志2017年初在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时提到“参政党一个重要职责是让执政党听到各方面声音，特别是批评的意见。同志们要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情况”，[26]后又在当年全国“两会”期间明确指出“对来自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批评，只要出发点是好的，就要热忱欢迎，对的就积极采纳。即使个别意见有偏差甚至是错误的，也要多一些包涵、多一些宽容”。[27]一方面，党派应优化言论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为了创造说真话的环境，建议在党派和党派领导履行职能时，特别是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人民政协或统战部组织的内部会议上发表的言论，从制度上确认其不被追究的特别权力。
（四）提升民主党派制度化水平
根据亨廷顿的制度化理论，中共的制度化水平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迅速提高。[28]民主党派有以执政党为师的光荣传统，应提高自身制度化水平，与执政党一同进步。增强组织的适应性，寻求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发挥主观能动性解决自身问题，保证和中共“长期共存”；做好高层次人才储备，培养优秀的领导人才，保证参政党的事业后继有人；专注于民主党派三项职能中的两项——参政议政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着眼于如何更好地履行这两种重点职能而进行自身建设。增强组织的复杂性，处理好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的关系，严格贯彻民主集中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保证中央领导与基层党员的沟通，全面了解党员的利益或愿望，掌握党员的动态和专长；各级机关必须设置与重点职能相对应的部门，同时设立民主监督部（负责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社会工作部（负责加强本党派与社会的联系）等服务重点职能的部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前提下，增强组织的自主性；通过党内由低到高不同职位的锻炼，使骨干党员由专家成长为专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形塑有党派特点的复合型高级领导。增强组织的内部协调性，扭转党派组织过于松散的局面，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党员和党的各级机关干部应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严格执行纪律和命令，保证党的高效有序运转。
（五）完善民主党派党内决策机制
每五年一次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内最高决策机构，负责讨论和决定党的重大事项。因此，应让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充分反映所代表的党员的愿望和要求，对代表的各种意见建议要进行回应或反馈，使代表大会做出的各项决议体现全党的意志。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和决定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在中央委员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常务委员会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每年举行一次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和每年举行四次左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参会人员均为党的骨干，会议研究和决定的均为党内重大的政治和人事问题。应在会前将会议议题和材料发给参与人员，会上充分讨论，表决通过。在中央常务委员会闭会期间，根据议题的不同，由中央主席会议或主席办公会议做出决定。日常工作中，规范呈批件的流转。最终形成完备的重大意见建议的集体讨论或书面沟通机制，使建言献策成果体现本党的意志。
（六）加强民主党派内部智库建设
民主党派由于人才荟萃、智力密集，善于给执政党乃至社会各界贡献智慧。但党派内部仍需要有专门的研究机构，为本党派提供智力支持，最终服务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事业。建议设立党派中央机关直属的事业单位——政党信息与研究中心，其性质是为党派中央和中央机关服务的信息分析和研究机构。中心作为参政党内部的新型智库，多渠道收集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的动态信息，并依托各种文件、图书、报刊、档案等研究资料，梳理分析中国各政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现实进展和理论观点，研究执政党治党、治国、治军相关重大问题，预估党派自身建设的发展趋势，将各种研究成果编成内部参考报领导同志。通过中心这个平台，可以广泛联系党内外专家学者、党务工作者，动员各种力量，提供完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参考；发现人才、储备人才、凝聚人才，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现人才强党；提出切实可行的本党派思想、组织、制度、机关建设的意见建议，做中央领导身后的智囊；为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政治协商供给可用素材，提升党派政治参与的质量和水平。
[1] 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6年7月31日，第1版。
[2] 十三大报告指出“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十四大报告指出“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听取群众意见，充分发挥各类专家和研究咨询机构的作用，加速建立一套民主的科学的决策制度”。十五大报告指出“逐步形成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决策水平和工作效率”。十六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切实珍惜民力的决策机制，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十七大报告指出“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完善决策信息和智力支持系统，增强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制定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共政策原则上要公开听取意见”。
[3]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第26页。
[4]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06/c64093-25615123.html。
[5] 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93，第122页。
[6] 李元书：《市场经济对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要求》，《学术交流》1995年第1期，第43页。
[7] 俞可平：《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基础》，《文汇报》2003年1月28日，第11版。
[8]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9]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10]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50922/n421858641.shtml。
[11] 《政治协商 和衷共济》，央视网，http：//news.cctv.com/china/20070316/104384.shtml？11456。
[12] 这一渠道在实际政治过程中最为有效。一些地方政府逐级反映问题、申报项目，可能没有效果，而通过党派反映上去，容易使问题得到解决、项目得以设立。这是党派受到地方党委政府重视的原因之一。
[1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人民网，http：//cppcc.people.com.cn/GB/46317/。
[14] 《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国政协网，http：//www.cppcc.gov.cn/zxww/2015/06/26/ARTI1435286737014327.shtml。
[15] 张英健：《为什么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人大代表不能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在人大进行活动？》，《中国统一战线》2003年第11期，第34页。
[16] 张英健：《为什么民主党派成员中的人大代表不能以民主党派的身份在人大进行活动？》，《中国统一战线》2003年第11期，第34页。
[17]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50922/n421858641.shtml。
[18] 陈竺：《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十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2015年工作报告》，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中国政党制度年鉴2015》，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第365页。
[19] 《习近平：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5/20/c_1115351358.htm。
[20]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563页。
[21]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4/0906/c64093-25615123.html。
[22] “直接决策者”一词来源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竺乾威、胡君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第115页。
[23] 《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5-02/09/c_1114310670.htm。
[24]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选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14，第34页。
[2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第12页。
[26]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人民日报》2017年3月22日，第1版。
[27] 《习近平：我国广大知识分子要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多作贡献》，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3/04/c_1120585225.htm。
[28] 从适应性方面看，随着中共的发展壮大和党建的严格推进，党的永续存在不是问题。并且中共在维持内部团结统一和维护民众切身利益的基础上，能保证执政地位的巩固，不断作为坚强的“战斗堡垒”，把社会主义事业进行下去。在权力交接已有的制度化基础上，不断细化交接的各个环节，用制度保证领导人换代的规范有序。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能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顶层设计，正在努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复杂性方面看，中共中央通过进行系统性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以便充分发挥中共的体制优势，完成治国理政的时代重任。通过体制内各个部门、组织的深化改革，提高其自身的专门化水平，保证履职尽责的有效性。从自主性方面看，十八大以来，中共保持着反腐败的高压态势，避免不受节制的资本和不正当的权力对中共中央自主性的损害，致力于始终代表民众的利益进行决策。通过干部人事制度的调整，保持公职人员队伍，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统一、目标统一。从内部协调性方面看，面对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的多元、利益追求的明显，中共中央目前正在通过强调党的纪律以保持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