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任何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毫不例外地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从这些文学作品里，我们能探求到时代的痕迹。因为，杰出的艺术家都是时代的向导，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向时代发出呼唤。

《西游记》《浮士德》之间虽然相距大约两个多世纪，但都以自己的独特的方式发出了时代的呼唤。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生当明代中叶。那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腐败、昏暗的时代。作者饱经了世道沧桑——宦官专权，政治腐败，士卒失所，百姓流离。作者用自己的作品，向那个时代发出了强烈的呼唤。

《西游记》通篇是神魔鬼怪，似与现实毫无关系，但实际上，作者将满腔的怨愤全都倾注其中。借此相当含蓄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那个时代最丑恶最黑暗的东西。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从龙宫、地府到天宫，从天宫到西天，从人间到天上，全没有一块“乐土”。天宫——富丽堂皇内隐藏着奸诈、无耻，西天——庄严神圣中透露出虚伪和自私。天宫中玉皇大帝，这个“庄严”的偶像，貌似神圣，却昏庸无能。他为了镇压孙悟空的反抗，在太白金星、太上老君一伙的策划下，设骗局、弄阴谋，完全失去了庄严崇高的气势，相反却显得格外渺小、低级。由此，我们不难看到中国明代社会中那些昏庸、贪婪、自私的封建王侯和官员的丑恶面目。更有意味的是，作者描写了取经途中的许多妖魔鬼怪，借之象征危害人民的恶势力，反映社会的现状。这些描写更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着真实可信的社会现实作依据。如第四十四回，写车迟国国王被道士所迷惑，显然有现实生活作凭借。据史书记载，明世宗崇奉道教，先后封道士邵元节、陶仲文为真人，官至礼部尚书（详见《明史》卷307《邵元节传》《陶仲文传》）。又如第四十回写红孩儿怪把一伙山神土地弄得“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怂恿小妖“讨甚么常例钱”，这不正是明代社会“豪横之剥削无已，官府之征求无度”，人民“寒暑之衣食不给”（罗一峰：《与府县言上中户书》）的社会的现状的真实反映吗？

基于这种种情况，我们已十分清楚地看到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揭露和批判。那么，作者开的医治良方是什么呢？

从作品中，我们能看到作者毕竟是大明的子民，无意推翻昏庸的朝廷，而是幻想通过推行“王道”来建立一个理想的“乌托邦”——皇图永固、国泰民安、五谷丰登、钟爱黎民的“极乐世界”。孙悟空“大闹天宫”的失败，作者对玉华国的颂扬便可见一斑。

《浮士德》作者歌德生活的时代也极端黑暗。当时的德国分裂为三百多个封建国家，连年内战、民不聊生、关税重重、暴政累累，极大地阻碍和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国内的手工业、商业、工业和农业极端凋敝。农民、手工业者和企业主遭到双重的苦难——政府的搜刮，商业的不景气……一切都很糟糕，不满情绪笼罩了全国……除了卑鄙和自私就什么也没有。”^[1]从《浮士德》中，我们能看到那个时代，《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

谁要是从这崇高庙堂向全国瞭望，

就好比做了噩梦一场，

处处是奇形怪状，

非法行为穿上合法伪装，

一个颠倒世界在跋扈飞扬。

夺人妻室，抢人牛马

还从圣坛上盗取酒杯、烛台和十字架，

匪徒逢人自夸，

说自己多年来平安无事，逃脱王法。

当今乱世扰扰纷纷！

不是你死我活，便是我夺你争，

对命令充耳不闻。

…………

士兵本应当保卫帝国，

却任其遭受抢劫和骚扰。

只好眼睁睁地看匪徒到处横行

一半天下已弄得民不聊生

各邦虽然也有国君

可是却认为这不关本身的事情。

谁还能指望联邦成员

连承认下的贡赋都不肯交献

就好比水管断了水源。

…………

财源的大门已经堵上，

人人都在搜刮、聚敛和储藏

而国库却已耗得精光。

另外，作品第一部“散步”那场中借靡非斯特讽刺了教士诈骗财物的丑态：

母亲请来一位教士，

教士还没把话听毕，

一见宝物便满心欢喜。

他说：这种想法真是不错！

谁能克制，才能收获，

教堂的胃口很强，

虽然吃遍了十方

从不曾因过量而患食伤，

信女们功德无量，

能消化不义之财的只有教堂。

没有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没有对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亲身体验与感受，又哪来上述这些鞭辟入里、入木三分的揭露与展现呢？从这些“石破天惊”的言辞中，我们不难看到，作者在对那个世道，社会现状的揭露中渗透了多少痛恨、讽刺和蔑视！

全剧贯穿了批判精神，一方面批判了现实中丑恶的东西，另一方面也否定了资产阶级自身的错误道路和不切实际的幻想。例如，诗剧中既批判了中世纪僵死教条的精神束缚，又批判了市民社会的保守鄙陋，还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败，更有力地谴责了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带来的种种罪恶。

作品将希望寄托于创造人间乐园的伟大事业——开疆辟土，使“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

如上所述，两部作品都借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揭露与批判，反映了各自的时代。尤为可贵的是，他们都走在了那个时代的前列。两位伟人都共同地对美好的未来寄予无比伟大的希望——“15～16世纪的‘皇图永固’‘国泰民安’”和“18～19世纪的‘自由的人民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尽管有差别，但都是那一时代的美好的“乌托邦”。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看，两位伟人虽然都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但他们永远也不能超越于那个时代，在他们的前面永远隔着一道历史的、时代的鸿沟。因此，他们所发出的时代呼唤——美好的理想只能寄希望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