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123，YD00004 施蒂文致艾德礼电^[32]

（1946年11月23日）

（F 17620/25/10）

极机密，南京（12月10日收到）

首相：

1.我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了8月30日罗伯茨先生关于全面考察苏联远东政策编号为659的电报^[33]。关于该电报的最后一段，我的建议如下：

2.目前可以对这里的形势做出判断，我赞同罗伯茨先生关于苏联政策的目标和范围的结论。但与罗伯茨先生电报中的详细考量相比，我认为来自南京的总体考察可以为您提供一个更为有用的借鉴。

3.在调查和编写这份报告的过程中，我得到了沃林格先生及大使馆公使的鼎力相助。在这里，我试图推断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意图，我确信这能准确反映出莫斯科的愿望、中国的对苏（联）政策、美国在远东的政策以及中国的对美政策，因为所有的这些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尽管大英帝国没有直接卷入其中，但从广义上而言，我们和美国有着相似的利益，也同样关注着苏联，由此中国政府在应对未来苏联压力时也希望得到来自我们的帮助——尽管基于现实的原因，在远东，来自我方的这些帮助不是必要的。所以美国对苏联现在和未来在其核心利益之所在的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态度，理应需要我们重点关注。

背景

4.罗伯茨先生电报中的第5到第9段已经对中苏关系的历史背景做出了详尽的描述，所以基于该报告的目的，我们没必要追溯1945年中苏条约之前的背景。从国民党的立场看，该条约有一个极大的好处：那就是自己作为中国唯一的、被认可的政府，得到了苏联的积极承认。尽管官方媒体把它奉为中苏合作新纪元的第一步，但它并不被多数中国人欣然接受。因为该条约不仅使中国放弃了外蒙古，而且也忽略了大连、亚瑟港^[34]以及铁路条款的未来发展，这些都是绝不应该被忽视的。在之后占领满洲里的时间里，马利诺夫斯基^[35]军队的活动激起了更多公众（当然不是官方的）的公开批评。雅尔塔秘密议定书的公开不仅引发了民众的示威，要求苏联早日撤出满洲里，那些潜在的激进排外者和学生们的自由言论，并没有遭到政府当局的阻止。秘密议定书的泄露还导致了官员们的临阵退缩。近来，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博士和我的一名工作人员谈起最终定都北京时，悲哀地说，政府曾经一度决定迁出重庆，但是“把亚瑟港出卖给苏联的消息让我们震惊，所以我们来到了南京”。我讲这件事并不是我对此深信不疑，而是因为在我看来，这表明了中国政府对苏联的担心里也有对西方民主的不确定。接下来美国和英国与苏联打交道时如果采取果断的措施，可能会减少中国政府对西方的这种忧虑；罗伯茨先生所谓的“盗窃癖”的情形也逐渐为人所知，即苏联军队掠夺了满洲里的工业，但官方似乎隐而不提；尽管国民党媒体不鼓励对苏联的批评，但《大公报》等独立媒体变得更加直言不讳，而总体趋势也是逐渐允许可以自由讨论中苏关系的一些问题。总之，我们大使馆的人发现中国外交部以及官员们一般都站在我们这一边。这种谨慎的双边合作在我来华工作期间达到了顶峰，那就是在王世杰博士^[36]的请求下，日本战败后不久，关于苏联在满洲里掠夺的秘密报告被附在沃林格先生11月1日的第1349号信函中送交给了邓宁先生。

美国在中国的政策

5.上面我已经提及中国政府对西方民主的不确定性。当然，事实上，南京以及莫斯科的政策需要放在大的背景下进行考虑：苏联和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这里我们没必要提及），尤其是美国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战后政策。因为这种政策产生于战时，那时，国民党的中国被武装和被训练，为使日本最终战败提供了基地。面对日本的突然崩溃，这种军事政策得以继续维系，原因一方面是源于政策自身发展的动力以及承诺的继续存在，另一方面是只要苏联军队继续留在满洲里，美国就不能冒险完全撤出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华盛顿没有看到国民党政权的缺点，1945年末赫尔利的黯然离去的确引发了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中国政策的重新思考。1945年12月杜鲁门关于中国政策的阐述，得到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三国外长会议的进一步认可。接下来的一年里，肩负调停使命的马歇尔将军来到中国，他要为中国创造内部和平，在这之下使“统一、民主的中国”实际成为可能。尽管马歇尔先生近期同我的美国同僚表达了对其自身地位及共和党在投票中获胜的不确定，但在执行任务时，他会继续享有充分的权力和自由。不管上面提及的遗留下来的军事政策是否会帮助马歇尔将军，他显然并不认为完全逆转是可能的。那么目前是：（a）美国在中国的武装力量具有相当大的实力（力量也在减弱），通过运送军队、提供装备甚至（在北京和天津）直接占领从而确保有些地区不至于陷入不受欢迎者的控制，给予国民党直接的支持；（b）一个虽小但很重要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军事顾问小组”，加入重组的国防部；（c）通过工程、农业和矿物学的调查（据我所知，限于非共产党控制的区域）给予中国额外的援助。另一方面，马歇尔将军也向共产党提供同样的条件试图给国民党施压，希望让共产党把军队加入国民军中，作为一个政党参与到政府的立法和行政管理中。这两种政策的矛盾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但在该年的1月和2月，马歇尔将军还是得到了第一次回报，（国共之间）在政治和军事问题上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中国出现了妥协的希望。如果能避免内战，就没有任何政治理由来批评美国的援助以及其为足够民主政权的出现打下的基础，因为在西方人看来，这已可以软化针对美国人干涉中国政治构架的批评态度。

内战的开始和相伴而行的谈判

6.然而不幸的是，伴随着日本的溃败，中国的两大党派开始通过军事占领来控制解放的领土，并且表现出继续推进这一进程的更大的兴趣。在我看来，现有的证据不足以确定是延安首先破坏了1946年1月达成的政治协商协定。而实际上的情况是，共产党人停止向南推进，以便占领满洲地理意义重要的更多地区。伴随着年初苏联军队撤退的时间安排和方式，这一占领行为变得更加便利。或多或少可以确定的是马利诺夫斯基在该地区留下了相当多日本的武器装备，这些成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主要军备。

7.再看中国政府军，由于重新占领广东、广西和沿海省份及扬子江流域的任务繁重，直到2月份中国政府才有时间表现出对满洲里的严重关切。然而由于共产党军队占据着山东、江苏、安徽和湖南广阔的解放地区，所以只有通过海运和空运才能把国民党的军队运送到北方。但必须强调的是这是蒋介石处理满洲里问题的唯一机会，原因首先在于美国的海军已经为他占领了天津、北京、秦皇岛三角，其次是美国的运输工具可以为国民党的军队和设备所用。在这场军队相互蚕食的行动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交战很少，只有在满洲里出现了“中国未宣战的内战”中第一次严重的冲突。由此追溯到去年4月中旬，中国便进入了战争和调停同时并存的奇怪时期。尽管，马歇尔将军及其在北京的复杂的三人小组，试图努力找到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之间“事件”的本土化解决方法，也的确继续提供这样的调停机制，但是国共双方都没有准备真诚地接受或者反对。国民党方面，由于相信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军队的能力，倾向进行军事冒险，而延安的意图也令人怀疑。到去年1月底，共产党似乎已经从与马歇尔将军全心全意的合作中得到了一切，尽管合作将会使延安放弃这种不稳定的独立（共产党军队的重组显然是最大的阻碍），但他们能够从马歇尔将军确保的国民党的善意行为中获益，从而加入行政管理及其国民军，并从中开展工作。

8.然而，任何一方都没有同马歇尔将军展开真正的合作。正如上面所强调的那样，共产党扩大了对满洲里的控制，而大元帅（指蒋介石）甚至发动进攻把军队最终带入了张家口和安东，江苏北部、湖北和湖南已经被共产党收入囊中。大元帅的进攻给了苏联及延安宣传的动力，他们标榜自己同美国在中国的“帝国主义侵略”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9.苏联撤出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后，美国已进入了军事援助政策的调整阶段。在左翼的政治压力下，美国决定从9月开始停止进一步的军事供应。尽管结论有反常态，但我们都很清楚的是，在中国，如果没有马歇尔将军，蒋介石可能早已发动了对共产党的全面进攻。现在留给蒋介石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已经被骗走了军事获胜的优势，与此同时，延安则沉迷于谈判桌上的拖延战术。一旦大元帅决定实行积极的政策，那么马歇尔的调停就离失败不远了。敌对双方的战术迫使两方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如果一方退出，在世界看来，备受指责的就是对方。事实上大元帅认为冒险让国民党接受马歇尔将军的指责是必须的，这也是共产党军队带来的有益教训。从4月到9月，国民党一方面迫使共产党离开了几个根据地，另一方面与其在南京进行着漫长的讨价还价的谈判。但共产党似乎在这一阶段再次抓住机会接受了提议，该党本应该获利，但是他们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大元帅的博弈获得了胜利。

10.完成这个场景还需要提及另外两个因素：该时期整个氛围受到双方暴力宣传的影响，使双方对彼此的怨恨增加；由于政府决定用军事的手段解决与延安的分歧，致使备受战争蹂躏的财政、贸易、工业以及交通的复兴和重建受到影响。

11.在国民党看来，大元帅的手腕似乎略胜一筹。从7月中旬到9月26日，大元帅在牯牛岭的度假本可以使调停者能够远离南京的炎热，但8月中旬司徒雷登博士和马歇尔先生措辞犀利的联合声明使其震惊，坚守政策的蒋介石到那时（10月11日张家口陷落前）才给了共产党人合理的提议，这也阻止了原本慎重考虑把在中国调停失败的原因大部分归结到国民党身上的马歇尔将军采取这一行为。但共产党拒绝了这一提议，之后一系列满足其迫切要求的提议，共产党也继续拒绝。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控制了越来越多的地区。11月9日达成的停火协议以及接下来的国民大会的召开，成为军事和政治上的娴熟运作的高潮。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拒绝了非常合理的提议，这一事实不会再为大元帅忽略，即使马歇尔将军仍然决定离开。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12.这份关于目前状况的分析还需要加上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地位。我能得出的最主要的推论是该党目前没有与国民党达成任何妥协协议的兴趣。私下里，我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各方面更中国化而不是更共产化，更像农民革命者而不是误入歧途的共产主义者。我也准备接受共产党的支持者对他们更为公正的描述。然而我深信，像其他地方一样，该党的领导人是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不仅会在任何情况下遵从“党的路线”，而且也会自动地为苏联的最大利益服务。乍看上去延安错过了“通过民主的联合‘渗入’进政府”的机会，似乎令人费解，但罗伯茨先生电报中的第17段却把这看作是共产党战术的“典范”。难道这么做单纯只是为了中国的利益？我不这么想，原因是被共产党领导人视为自身事业最大利益之所在的决定，却像其他地区一样，如此巧合地符合了苏联的利益。共产党及他们拥护的民主同盟在现在能容纳它们的民主联合政府中毕竟是少数，而共产党的领导人通常希望在加入的任何同盟中都占据相对公正的主宰地位；加之国民党竭力出卖共产党的事实，所以在目前这种敌对和仇恨的状态下，联盟也就变成了令人尴尬、华而不实的摆设了。从中国和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评判这种政策的合理性，但该政策毫无疑问会延长中国的内战和无序状态，也会相应地延缓国家的重建和复兴。基于战术的考虑，周恩来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提到合法和“程序”问题。因此在我看来，真正的理由是，目前延安和莫斯科的政党以及那些可以从目前持续的政治经济混乱状态中获益的人认为保持在中国的渗透优势，以及维系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武装力量更为重要，他们的根基在便于驻守的中苏之间广阔的边界地带。在我看来，采取消极政策更大的可能是基于以下考虑：（a）中国现在的联合政府要在美国的援助下才能得以实现；（b）只有马歇尔将军使用美国的经济援助迫使专制的国民党当局进行民主实践时，联合政府才有可能得以维系；（c）联合政府的建立能够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莫斯科所不欢迎的。我相信，这些才是共产党采取当前政策的真正原因，这里没有更为合理的“中国理由”。

美国在除中国之外的远东的政策

13.之前已经提及，南京及苏联的政策不仅要考虑美国在中国的政策，也要考虑美国在朝鲜、日本的政策。在这里，我没有资格去评述朝鲜国内的形势，也不是挑战罗伯茨先生在电报第12段中的表述，但我相信，对于朝鲜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的控制，南京政府也担心着这种可能性。但是对于苏联在朝鲜的政策可能成为苏联远东政策到来的前兆这一看法，我有些质疑。

14.麦克阿瑟将军在日本的政策的确引发了中国人的不安，也明显再次降低了中国政府对美国政策连续性的信任。这种倾向已经在《大公报》等媒体中有所揭示，它们认为盟军最高司令试图把日本建成远东反苏维埃的主要基地。如果日本再次发展成强大的经济实体，那么中国经济又从这场漫长的战争中得到了什么？由于中国内部的动乱，日本仍会威胁复兴之路渺茫的中国，而盟军最高司令却已经对日本进行了重建。事实就是一旦获知这些争论（在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审议事项的过程中，中国经常发现自己和苏联同事们［以及大英帝国］一起反对艾奇逊先生），必定会影响中国乃至苏联的政策。

中国政府的对苏政策

15.罗伯茨先生认为，目前苏联对中国的政策是“静观，使自己的政策变得受人尊重，等待结果”。我想，南京基本赞同这一立场，中国政府的对苏政策也基本相似，可以用“友好”替代“受人尊重”。罗伯茨先生认为是美国不能成功解决中国问题的失误给了苏联机会，这也是南京政府所担心的。在我看来，这也是为什么在最近的提议中大元帅能如此广泛地满足共产党需求的一个理由。中国政府渴望美国在中国取得胜利，或者希望至少美国能无条件地支持它反对延安的“反政府武装”，但这只有在延安公开敌视美国时才会成为可能。与此同时，苏联政策的不确定也导致南京政府缺乏相应明确的路线，除新疆外（某种程度上还有满洲里，尤其是在协商苏联撤军问题时），中国政府也没有与邻邦苏联在其制造的一系列令人不快的问题上发生冲突的必要。

16.大元帅已经任命强权人物之一的张治中将军处理新疆的形势，在那里，苏联的阴谋诡计或多或少是致使部落分子永不满足的一个刺激因素。从迪化（乌鲁木齐旧称）省长府最近传出的报告表明，张治中的介入已经成功处理了这个不安分地区的问题。这一举动在我看来也表明了蒋介石有意利用有限的资源恢复秩序，来应对苏联结束静观政策那天的来临。当前，即使在新疆该政策也不具挑衅性，但中央政府必定会极力阻止其对该省新成立的权力部门产生过大的影响。

17.关于中国的其他政策也需要谨慎对待。与北方邻居相比，中国是如此软弱，不能推行任何可行的积极政策，莫斯科掌握着中苏关系的发展进程。所以即使头脑发热的国民党也如履薄冰，只能在香港问题上时不时地拽一把狮子的尾巴，但不能过问关于旅顺港和大连等令人不快的问题。中国政府对于目前没有形成关于漫长边境线上和苏联未来关系的模式多半是高兴的，它更倾向于参加联合国和一些外长会议。这些会议现在解决的是远东之外的事务，老练的中国外交官炫耀自己明智的观点，强调关心的是“独立自主的人民”而不是不恰当的自我承诺；但是他们也意识到审判即将到来，与日本的和平条约及其“战利品”的一些棘手问题，尤其是满洲里的机制问题，都近在眼前。现在，关注其他地区的发展状况对南京来说是明智的，他们可以根据美国和英国能多大程度上经得住苏联的压力来决定自己的政策。

18.在我看来，中国目前的形势如下：

（a）中国共产党以及苏联政府认为由于中国变化多端的形势，维持边境地区独立的共产党的武装部队比美国影响下的统一中国更为有利。

（b）中国政府对苏联的政策是静观其变。该政策建立在抱有期望的担忧之上，希望则是美国以及不太直接的大英帝国能够在自我利益的驱使下支持中国反对苏联的压力。

（c）虽然中国政府不太相信美国在整个远东地区的政策，但是它急切地渴望能得到美国无条件的援助，而这种情形只有在中国共产党能够向美国公众表明对美国马歇尔将军建立“强大、统一、民主的中国”的失败负责时才会出现。

（d）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还没有完全成型。遭受两面性的折磨是不可避免的，这源于美国急切渴望中国人能达成合理的交易，也源于建立一个足够强大和统一的中国来应对苏联的扩张是美国的利益所在。

拉尔夫·施蒂文爵士

（王玉玉译，姚百慧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