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论证中的说理方法

目前中国的法院，尤其是地方法院，在陈述判决理由时没有固定的格式标准，故实践中的表达方式，是十分复杂的。但究竟如何表达，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裁判理由”的开列、数目、相互关系，及推出“裁判理由”的中途目标策略，即支持中心观点（裁判最终结论）的枝节观点的策略。本章第一节提到的说理方法、经验常识和法律原理，一般看，是围绕这些内容而展开的，为这些内容提供论证支持，其目的，正是为了实现“很有道理”。

此份终审裁定书里的法律论证，其中，二审法院运用的上一节提到的诸如“该法官是否已请示主管法院领导……而独任法官有权独立决定判决”的内容，“民事诉讼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一项基本原则……故作为被告人的法官，要求被告举证被胁迫，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规定》，其真正含义为何”的内容，包括“错误审判系由伪证造成……该法官，及法院也是受害者”的内容，大致可归类为说理方法。而上一节提到的诸如“民事诉讼中，一方败诉后采取极端行为，是极罕见的，尤其是当事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了各种有利自己主张权利的机会”的内容，另“自杀者自杀前，未流露自杀情绪和倾向……毫无先兆突然自杀的情况，已超出了该法官的正常预见”的内容，基本属于经验常识。裁定书中提到的“民事诉讼中，法院调查核实证据的手段十分有限，不可能、也不允许采取类似刑事诉讼中的取证方式以获取证据”的内容，其一般属于法律原理。

此外，“庭审中，该法官询问被告被胁迫有何证据，另开庭后询问了原告是否胁迫……均符合法律的规定”的内容，还有十分典型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二审法院错案追究的规定，民事案件由于出现新的证据而发现原判错误需要纠正的，不属错案，不能追究办案人员的责任，也不存在错案赔偿的问题。胁迫证据，是在民事判决之后出现的，且在民事诉讼中无法取得，故该法官民事判决不属错案，作出判决的法院，亦无需承担国家赔偿的责任”的内容，则属于细节的法律规定，及法律原则，当然包括一般的形式逻辑。

在这份裁定书中，可看出，二审法院并不认为，针对枝节观点和中心观点，仅运用细节的法律规定、法律原则及一般形式逻辑，便已足够，相反，为使法律论证得以“充分”，运用上面提到的说理方法、经验常识、法律原理等其他论证资源，显然是必要的。

这一节，先讨论“说理方法”。

前面一节，针对二审法院的法律论证，已例举式地提到了一些疑问，比如，（一）既然独任法官可独立判决，那么，二审法院评判控辩双方在“主管法院领导”问题上证据如何，其意义何在？（二）既然检察机关所提出的，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之内容与本案无关，则为何二审法院，于“其次”中，还要阐述该《规定》之内容的真正含义，具体说明证据认定上如何才属“犯罪嫌疑”，如何才能“移送相关机关”？（三）为何裁定书，另外要提出“法院和该法官也是受害者”，以补充论证？“受害者”的指出，与认定不符事实判决出现的缘由责任，其间是何论证关系？（四）为何要提到，对自杀者自杀，“无论法院，还是法官，均不希望看到”？“均不希望看到”叙述的论证目标，显然不是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问题”，即“是否故意”……

如此提出疑问，似乎显示，前面一节是在搜寻裁定书的某些不当之处。其实，提出疑问的目的，仅在于通过几个例子，说明这一裁定书所表现出的“疑问招惹”，及更重要的，“疑问招惹的原因是什么”。从二审法院的角度看，其当然会认为自己的就这些疑问而言的法律论证，没有问题，是“无懈可击”的，且此为“充分”或“很有道理”的表现，否则，二审法院不会将这些论证写入终审裁定书。但这样认为，并不能阻挡旁观者者从另外角度，去追究其中的“疑惑”和问题，包括前面一节所提出的“疑惑”和问题。

试析前面已提到的一个疑问。此疑问是：二审法院认为，“依据法律规定，独任法官可独立作出判决”，既然二审法院如此认为，则为何其在之前，另要陈述、分析，“该法官是否请示过主管法院领导，以作出判决”？之前的陈述、分析，涉及事实问题，即该法官做过什么，而且，此陈述、分析，着重说明证据如何表明控方所说是不可采信的，即“无法确定是否请示过”。陈述、分析的论证目标，应是“控方无法充分证明自己的事实主张”。与此不同，甚至没有关系的，则是二审法院提到“根据法律规定，独任法官有权独立作出判决”，其却涉及规范问题，即该法官应做什么或可作什么，其论证目标，应是“控方忘记了该法官是可以作出独立审判的”。这意味着，没有之前陈述、分析，二审法院提到“根据法律规定，独任法官有权独立作出判决”，同样可以且应当成立。甚至可认为，二审法院对事实问题的陈述、分析，多此一举。[30]为进一步澄清，可参考一个例子。甲声称自己没去某地，乙声称甲去过，双方各自举证试图说明事实；但丙却说，不论甲是否去过，甲都有权去这个地方。显然，丙提出的规范判断，是在排除甲、乙的事实之辩，意在说明甲乙之间的事实之辩是没有意义的，即不论是否去过，都不妨碍“甲有权前往”。如果丙在提出“不论怎样甲都有权前往”这一规范判断之前，对甲乙的事实之争作出事实真伪的判断和陈述，则甲就留给他人一个“多此一举”的印象。

再看前面提到的另一疑问。该疑问是：二审法院强调，控方提出的理由，即“最高人民法院在《规定》中提到了经济纠纷审理中发现经济犯罪应当如何处理民事诉讼，而该法官没有依照这个《规定》相关条文履行职责”，其与案件是无关的，因为，该规定涉及“经济犯罪”，而非“暴力犯罪”（莫兆军审理的民事纠纷，即使之中涉及犯罪，也为“暴力犯罪”），既然二审法院如此强调，则为何还要继续分析一个问题，即如为认定是否构成“暴力犯罪”，需要足够的证据，而非如控方所理解，一方只要提出涉嫌犯罪即可移送公安机关？此处，疑问与前面分析的疑问，具有类似性，即已断定一个表述无疑，则另一陈述、分析便为多余。具体看，已断定“经济犯罪”和“暴力犯罪”是不同的，《规定》的一个内容不能适用，则对所谓“证据上如何足够，方可移送公安机关”内容的理解，也便无需再解释。换言之，两者论证的目标，是不同的，或可说，没有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依然可加以陈述；反之亦然。这里，旁观者可认为，二审法院如此推论，容易招惹疑问。

再析一个前面已提到的疑问。此疑问所质疑的问题，相对看，并非很严重。其意在指出，二审法院已断定，与事实不符的民事判决是由伪证造成的，不是该法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既然二审法院已如此断定，为何还要提出，“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此有些令人蹊跷。二审法院是否认为，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故更加不能认为，与事实不符的民事判决是由该法官的职务行为造成的？如二审法院是这样思考的，那么，就仿佛认为物品A是被甲拿走的，而非乙拿走的，而且乙的物品同时也被甲拿走了，故更加不能认为乙拿走了物品A。这种说理逻辑，同样是“招惹疑问”的。在此，二审法院极可能正是如此思考问题的。如果不是，则实在难以理解二审法院，究竟为何另要陈述“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

前面亦提到一个疑问，即为何二审法院提到，对自杀者自杀，无论法院，还是法官，均不希望看到。二审法院在此存在的问题，与上文所析“该法官和法院也是受害者”，是类似的。[31]

上述疑问，均涉及了二审法院在法律论证中的“说理方法”。而在这些疑问所质疑的二审法院说理中，可发现，法院是希望“全面”“充分”“全景”“一个都不能少”地论证自己裁定理由。不幸的是，这样一种希望及实施，由于运用自己认为不错的说理方法，反而徒增旁观者可自然而然提出的疑问，乃至质疑。这是为什么？

首先，可提出一点，即该裁定书涉及的“说理方法”，本身便存瑕疵，其或许的确出现了论理的“水准问题”。依正确的说理方法，不会亦不应按裁定书的叙述实践以展开。但如此认为，或许无法成立。因为，不应忘记，二审裁定是由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特别是还经过其审判委员会的讨论，应假定其颇谨慎，缘其针对的是颇有争议的案件，且针对的是级别颇高的检察机构的抗辩，所作的裁定其也必定知道至关重要并影响极大，[32]另应假定，其享有较高的审判实践权威，缘其已享有法律设定的较高审判地位，而且，可进入省高级人民法院并担任如此争议案件的审判工作，特别是作为审判委员会成员以参与，一般总具备较高的法律判断及阐述能力。此意味着，轻易认定其存论证瑕疵，以说明对其疑问是可成立的，等于是在冒“外行比内行更懂”的尴尬风险。故关键为，疑问可提出，但仅为能持续不断的疑问可提出。

其次，或可认为，该裁定书所面对的案件是有争议的，正因为有争议且在当时争议激烈，故各方提出如何看待问题的各种说理方法，便是非常自然的。不论从控方来说，还是从被告人一方或辩方来说，还是从二审法院甚至一审法院来说，或另从本书作者的角度言之，认为自己的说理方法是正确的，甚至“无懈可击”，对方可属“捉襟见肘”，此为再容易理解不过的事实现象。这一认为，能够成立。

关于第二点，从裁定书中的相反例子，可获得进一步的确认。二审法院指出，“被告等人，不行使法律赋予的各项权利，在一审判决明显不利自己的情况下，依然没有上诉、申诉，使判决结果进入执行程序，对此，被告等人自己负有明显的责任”；另指出，“法律已赋予自杀者选择上诉、申诉等法律程序的权利，但自杀者自己放弃了权利”。在本书作者看，其是不错的，且也是可接受的，而本书作者亦的确愿意对其表示支持，某些读者，亦可能如此。但此不意味着，另外的旁观者，尤其是广泛的复杂多样的旁观者，包括可能的该省高级人民法院内部的一些法官，甚至被告人或辩护人一方，认为其不错，并乐意接受。以“法律已赋予自杀者选择上诉……”为例。其意在说明自杀者自己放弃了权利，进一步，放弃了纠正的机会，故自杀与该法官判决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相反，却是自杀与自杀者自己放弃权利有着关系。但另外的旁观者，仍可提出对立意见：为何一定须预设一个前提，即“自杀者完全懂得或应当懂得各种法律权利”，后展开论证？这种“完全懂得或应当懂得权利”的“客观”的要求，即为合理的？恋爱双方一方自杀，另外一方不阻止，究竟是要求自杀者懂得自己的权利，还是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责任？事实上，法院现在常要求另外一方承担责任。[33]故另外的旁观者可认为，问题要害，不是自杀者自己是否放弃权利，而是另外一方的责任根据或者因果根据到底如何认定、是否应认定……

上述两点意味着，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的关于“说理方法”的日常经验，其本身就是复杂的，甚至见仁见智，并不存在“一方必定是正确的”的逻辑根据。因此，旁观者提出疑问，直至质疑，或称这种说理方法本身“招惹疑问”，便不足为奇。

深入看，在这些疑问和质疑中所体现的，不是逻辑真理意义上的谁对谁错，其所体现的，却是人们日常经验化的“说理方法”的“地方性”。此“地方性”，会发生冲突。关于“地方性”，可从一个简单的宏观例子，以发觉其的确存在。人们常认为，中国古代的许多经典文本，以模糊思维和飘逸说理为其特征，具体典型如《论语》《老子》，而西方的许多经典文本，以分析思维和精细说理为其特征，而具体典型不胜枚举。两种思维说理，显然不同甚至是冲突的，但这并不妨碍两类文本的说理，在各自的社会语境中获得接受直至获得推崇，即获得稳固的“地方性”概念。此外，除“稳固”问题，另有“地方性”时而特别碎片化的问题，即随着社会背景复杂而讨论平台却是较为集中，“地方性”展现的分歧，有时殊为个体化、原子化，今天网络中的情形，便如此。在今天的网络中，如果一个问题引发争论，我们则易发现，参与争论的人越多，“意见”也会越多，“说理方法”的观点随之不断增加，“地方性”随之不断弥散，其远比现实生活中特定群体的情形来得更复杂。

概言之，若“地方性”不可避免，则“这是累赘的”/“这是充分的”，“这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这是天衣无缝的”……的对立表述，便会层出不穷。

因此，可指出，法院不应追求“说理方法”，以求自己的论证如何充分、“无懈可击”“天衣无缝”，如何“全面”，相反，恰应尽力避免之，进一步，避免挑起法律论证的“深层纠纷”，使裁判理由“招惹疑问”，更使人们不易接受裁判结果。“说理方法”的日常经验化的“地方性”，毕竟是无法摆脱的。换言之，以其为法律论证的目标之一，结果极可能是令人失望的。而级别越高的法院，似越应避开“说理方法”，因为，级别较高的法院，因其“法律管辖范围”总是较广泛的，另如果问题类似、纠纷相同，其法律论证更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议论，随之而来的则是，更多较复杂的阅读群体会将展示更多不同的、关于“说理方法”的日常经验化的“地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