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城镇化与结构转型的内涵及其相关理论
一、城镇化与结构转型的内涵
（一）城镇化的内涵
在不同时期的文献中，“urbanization”虽然曾被广泛译为“城市化”“城镇化”和“都市化”等，但其实这三者之间在内涵上并无本质的区别，所反映的只是不同国家的专家、学者在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在城镇发展战略上侧重点和着眼点的不同。欧美国家一般使用“城市化”概念，而我国多用“城镇化”概念，因为在城市以外，不属于城市级别的县城和建制镇等城镇居民点也是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渠道（李强等，2012），我国台湾地区则译成“都市化”（王克忠等，2009）。
本研究采用的是“城镇化”的提法，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基础薄弱，自从1991年辜胜阻在《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中首次使用并拓展了“城镇化”的概念以来，“城镇化”一词已被国内外学者和专家广泛接受，用于研究中国的二元结构和“三农”问题。其二，《城市规划法》（1989）明确规定城市是包含建制镇的，且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设市的标准较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1999）规定，城市是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为主要特征的居民点，包括按国家行政建制设立的市和镇。其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首次提出“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更加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当然，本研究中出现的“城市化”“都市化”“城镇化”大都是通用的。
关于“城镇化”的概念和内涵界定，许多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地理学和国内外诸多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们，从各自独特的视角和专业领域进行研究，形成了大量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尚无统一的概念。
最早提出城市化的塞尔达（1867）是从城市规划与建筑的角度来论述城镇化的。他认为，城镇化应侧重于城市形态的发展及城镇化过程中建筑景观的规划，城镇化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地域景观的变化。科林·克拉克（C. G. Clark,1960）认为，城镇化是第一产业人口减少，第二、第三产业人口增加的过程。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1938）认为，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叫做城市性，人口数量、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这三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城市性，城镇化意味着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展、质变的过程。矶村英一（Isomura Eiichi,1989）认为，城镇化应分为形态的城镇化、社会结构的城镇化和思想感情的城镇化三个方面。埃尔德里奇（H. Eldridge）认为，人口的集中过程就是城镇化的全部含义。
经济学家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89）认为，城市化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方式的变化。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C. North, 1990）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城市（包括市和镇）是由农村（乡村）演变而来又不同于农村的人口聚居及活动方式的制度安排。人口学家赫茨勒（1963）认为城市化是人口流动并集聚的过程，强调人口从农村地区流入城市以及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其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彼此消长的人口结构变化，即城市人口上升和农村人口下降并存。社会学家威尔斯（1938）认为城市化是历史性和动态的，强调城市化就是原始农业型生活方式向现代城市型生活方式转变的历史演化全过程。地理学家山鹿城次（1986）认为城市化是人口组成结构、建筑布局结构和人文关系结构的综合调整及完善的过程，城市化内涵至少有四方面：（1）城市所在地原有土地、建筑等基础设施的重新布局、组织和开发；（2）城市框架的搭建和基础用地面积的扩大；（3）医疗、教育、体育和卫生等城市软环境的重构和完善；（4）特大型城市及其周边地域的形成。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地理学家吴友仁（1980）最早引入“城市化”一词用于我国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自从引入“城市化”这一定义后，“城镇化”和“城市化”一词就频繁出现在我国国家文件、领导人讲话以及专家、学者的著作论文中。国内学者对城镇化的研究逐渐扩大、深入，由于专业背景不同，侧重点很不一致，主要观点有：
第一种观点认为城镇化主要是指农村人口城市化，具体指农村人口不断涌进城市，农村居民点变为城镇居民点，农村人口变为城镇人口（非农业人口），城市人口比例不断上升的过程（吴友仁，1980；邬沧萍，1983；刘锋，1985；辜胜阻，1991；刘树成，2005）。
第二种观点认为城镇化是指地域城市化，即“农村地区的城市化”或“变农村地域为城市地域”（孟晓晨，1992；刘宁，2005；张叶，2006）。
第三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指人口城市化、地域城市化和职业（生活方式）城市化，即城镇化就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且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变农业人口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 1984；刘家强，1997；梅益、陈原等，2002）。
第四种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包括地域城市化、景观城市化、人口城市化、工业城市化，还有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等（朱林兴，1996；高珮义，2004）。
第五种观点认为城镇化是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镇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的变革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的改变。城镇化是一项涉及经济、社会与生态等方面的系统工程，包括人口非农化、产业高级化、设施完善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等内涵（樊纲，2008；白志礼等，2010）。
还有一些国内学者（徐宪平，2012等）从经济学角度定义城镇化，认为城镇化是生产要素在区域空间合理聚集的过程，是农村人口生产方式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基本术语标准》（1999）将城镇化定义为，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总结上述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认为城镇化是指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农村自然经济向城镇社会化大生产转变的历史过程，表现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以及随之发生的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重组的现代化过程，具体内涵有五方面：一是人口城镇化，即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二是地域城镇化，即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城镇数量的增加；三是职业城镇化，即进城农民逐渐转变为第二、三产业的就业者；四是城镇现代化，即城镇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五是农村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小康化，即城乡差距大大缩小、城乡经济和社会逐步融合的过程。
（二）结构转型的内涵
“转型”最初应用在数学、医学和语言学领域，后来才延伸到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西方转型研究学者（热若尔·罗兰，科尔内等）强调“转型”是一个综合性和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流派，不属于任何传统分科，重点研究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所谓转型（transformation, transition），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型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
经济转型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根本变化，即一种经济运行状态转向另一种经济运行状态的过程，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的转变。通常，经济领域的转型，分为体制转型和发展转型。厉以宁（2013）指出，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经济转型是指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即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和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发展转型。
按转型的状态划分，经济转型可分为体制转型和结构转型。其中，结构转型是指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通常，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市场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等，结构转型即包括上述几大结构的调整。库兹涅茨（1989）曾指出，绝大多数增长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巨大的结构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包括：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即工业化过程；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发生了变化，即城市化的过程；以及各个集团相对经济地位、产品分配的变化等。
在城镇化与结构转型方面，概括来讲，工业化与城镇化是结构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工业化、城镇化作为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必经的阶段，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如何完成结构转型。工业化作为产业结构演进的重要阶段，是经济结构转变的最直接内容，也是结构转型最本质的内容。而城镇化则从空间地理角度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型。一国（地区）经济发展是在特定的空间维度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形态也在伴随经济发展不断演进变化。城镇化以产业和人口在特定空间地理范围集聚为特征，是经济活动空间变化的最直接表现，反映了生产布局结构的变化，也是结构转型的重要方面。H．钱纳里等（1988）更加明确地指出，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经济结构会发生一系列转变：一是工业化，即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二是城市化，即人口连续不断地从农村地区向城市迁移。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型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等具体问题时往往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工业化上，而将城镇化发展视为工业化的伴生物。从根本上来讲，发展经济学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发展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从相对落后、贫困的状态迈向经济发达的状态。一方面，大量对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研究表明，工业化是一国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工业化带来了经济发展的较高水平、人均收入的提高。如第一个发达国家英国，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工业生产在19世纪前半世纪提高了400%；欧洲各个主要强国（德国和法国）和美国在19世纪成功仿效英国的模式，以及日本和苏联通过工业化也成为世界强国（金暗，2009）。另一方面，发展经济学家不仅承认经济发展中存在非均衡，同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时也主张非均衡的增长。例如，赫希曼（1991）提出“非均衡增长理论”，认为“发展是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指出“发展确实是按照主导部门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由一个行业引发另一个行业增长的方式进行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应将有限的资源按照引致投资最大化、联系效应最大化的原则，重点优先发展工业。因而，在结构主义思路下，一个国家经济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就是是否建立起了现代化的工业，有效推进工业化就成了实现经济发展的代名词。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结构变迁则被定义为工业化进程中各部门生产及其要素相对重要性的结构变换过程（塞尔昆，1988）。
在结构转型理论研究中，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伴生物。在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下，城镇化只是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重新配置的结果。引发劳动力重新配置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化的发展，只要推进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便会理所当然地发生。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越高，城市化的水平自然也就越高。城市化作为人口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及非农产业和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空间聚集过程，其发展水平是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及相关产业）的互动增长中内生地决定的（钱陈、史晋川，2006）。在相关的理论模型中，城镇化也是隐含在工业化进程中分析的。配第-克拉克定理和库兹涅茨的研究阐明了在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顺序演进规律，这种关系背后隐含着一个条件：在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过程中，必须伴有相应城市化的发展，因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需要依托城市化，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内容（干春晖、余典范，2003年）。再如，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本质上讨论的是工业化发展过程，只是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导致了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这样工业化的发展也就与城镇化进程在模型中合二为一了。
综上分析，本研究认为，经济转型包括宏观层面的经济体制转型和中微观层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本书将结构转型定义为：一国（地区）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社会转型中经济结构（目标、方式和路径）的调整过程。结构转型涉及工业化、经济增长和城镇化等诸多命题，围绕城镇化与结构转型的相关理论主要有二元结构理论、区位理论、人口迁移理论、非均衡增长理论等。
二、二元结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由落后的农业部门和发达的工业部门组成，城镇化就是农业劳动力不断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过程，城市部门的非农产业发展推动了城镇化进程。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在深化李嘉图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两部门模型作为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理论，该模型分析了具有不同的行为准则的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为代表）之间交互作用的发展过程，奠定了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基础。刘易斯认为，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保证了资本积累与利润同步增长（与李嘉图模型相同）。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低收入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不同于李嘉图的机制——以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为基础），实际上农业部门的隐蔽性失业劳动力支持了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刘易斯据此提出了经济的二元性质消失的“刘易斯拐点”。
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Fei,1961）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作了重要的补充和修正，形成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强调，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努力提高农业生产率，试图靠强行把资源从农业配置到工业来实现经济现代化，就有可能掉入“李嘉图陷阱”。拉尼斯和费景汉比刘易斯更加详细地论述了在经济结构转换中就业结构转换的条件和阶段，提出了部门间平衡发展的思想，更加重视人口增长因素，并把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的实现由一种无阻碍过程变为一种可能受阻的发展过程，从而进一步丰富了二元结构理论。
戴尔·乔根森（Dale W. Jorgenson,1961）的模型与拉尼斯和费景汉的模型十分相似，强调在农业没有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工业化从一开始就必须依靠农业技术进步的支持，以制止食品和生活费用急剧上升。
托达罗（M. P. Todaro,1969）的预期收入模型表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不仅取决于城市与农村实际收入的差异，同时取决于城市就业率的高低和由此而作出的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农民向城市流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既注意现实又含有预期的理性行为，只要城镇里还存在较高预期收入，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就不会停止。
舒尔茨（T. Z. W. Schultz,1960）充分肯定了农民优化资源配置的能力和很强的学习能力，他认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正是技术人才的缺乏和劳动力素质的低下。人力资本和资本之间的不平衡很难通过引进加以解决，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并依靠自身努力去改善本国人力资本状况。
农业对工业化的贡献不仅是提供食品和劳动力，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如工业品的国内市场，农产品出口赚取外汇，通过税收和金融市场的储蓄转移等。如果没有在发展初期占绝对支配地位的农业部门的健康发展，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几乎是不可能成功的（Mellor,1966; Johanston &Kilby,1975; Hayami &Ruttan,1985; Yujiro Hayami,1997）。
三、区位理论
区位理论学者认为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下，人们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的经济活动组合最终会导致城镇的出现和成长，不同的城镇个体及子系统构成了社会经济系统，城市化的动力源于城镇、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城市的集聚性带来远比分散系统更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农业区位理论、工业区位理论、城市区位理论作为主体共同构成了区位理论。冯·杜能（Von Thunen,1826）作为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是农业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开创性地构建了农业生产的空间圈层布局模式，该模式源于其对农产品特征、地租和运输成本差异的分析。
工业区位理论的代表人物韦伯（Alfred Weber,1929）也是德国经济地理学家，他在工业布局及工业生产的最佳区位确定中，测算了劳动力、运输和聚集三个区位因子及其相互作用，证实了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源于聚集，进而设计出相关经济布局，如工业中心区经济、城市经济和地方经济。
德国经济学家奥古斯特·廖什（August Losch,1940）在《经济的空间秩序》（英译本名为《区位经济学》）中阐述了市场区位理论，将空间均衡的思想引入区位分析，研究了市场规模和市场需求结构对区位选择和产业配置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发展了工业区位理论。
德国地理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勒（Walter Christaller,1933）是城市区位论的典型代表，他揭示了城市服务功能地域网络体系规律。他认为，城市以中心地（城市）为中心划分为高、中、低档次的若干层次等级，并将物质要素进行集聚重建，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生产方式。
四、人口迁移理论
人口迁移理论包括“推力-拉力”理论、人口迁移转变五阶段假说以及配第-克拉克定理等。
“推力-拉力”理论发端于拉文斯坦（E G. Ravenstain,1885）的“人口迁移规律”，该理论指出，人口迁移行为的发生是迁出地的推力因素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推力”是迫使居民迁出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压力，“拉力”是吸引其他地区居民迁入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引力。
人口迁移转变五阶段假说由泽林斯基（Wilber Zellinsky,1885）提出，他认为人口迁移和流动既与社会经济发展条件有关，又与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转变密切相关。他还将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即现代化以前的传统社会阶段、工业革命早期社会转变阶段、工业革命晚期社会转变阶段、发达社会阶段和未来超发达阶段，每个阶段的人口迁移具有不同的特征与规律。
配第-克拉克定理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分别提出来的。配第（1690）认为，制造业比农业、商业比制造业能够得到更多的收入，这种不同产业间相对收入上的差异促使劳动力向能够获得更高收入的部门转移。后来克拉克（1940）提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未来在产业间分布的状况是，在第一产业将减少，在第二、第三产业将增加，其原因在于需求因素和效率因素。继克拉克之后，许多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进一步补充和论证了这一定理（库兹涅茨，1971；富拉斯蒂埃，1996等）。
五、非均衡增长理论
增长极理论、中心-边缘理论和循环累积理论作为主体，构成了非均衡增长理论。
1950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 Perroux）首先提出增长极理论，论证了空间经济不平衡发展思想。他认为，在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带动下，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人口、资本、生产，以及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形成“磁场极”或“增长极”（城市），随后产生“城市化趋向”或“经济区域”。
20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A. J. Friedmann）作为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学家，提出了中心-边缘理论，其核心是空间组织中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即中心区在向边缘区输送商品的同时，进行信息传播、创新扩散和产业关联。边缘区的资本和劳动力向中心区聚集，两区互相依存，形成中心-边缘结构。
此后，循环累积理论，又称“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由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957）提出，他认为“极化效应”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经济差距逐渐扩大，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经济结构。据此，缪尔达尔提出政府应当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以及经济发展优先次序政策。城市系统的等级扩散现象还呈现“蛙跳规律”的“扩散效应”。
1958年，著名经济学家赫希曼（A. Hirschman）提出了“非均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理论。他指出在不发达地区还不具备产业和地域全面增长的资金和能力的情况下，经济的增长不会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平衡增长只能是理论上的推想，而在现实中却难以实现。因此，社会经济的发展应根据地区发展的客观差异性，有重点、有区别地规划，以不同的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随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更高层次、更高水平的均衡增长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