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美国留学生的经济思想_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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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美国留学生的经济思想

早在1818年，就有来自中国广州的一名王姓学生进入“美国康州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但他是否在美国完成大学学业不得而知。参见钟叔河：《为使西学东渐而奋斗的一生——容闳和他的<西学东渐>》，见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1847年广东香山人容闳随澳门马礼逊学堂校长塞缪尔·勃朗(Samuel Robbins Brown,1810—1880)赴美，入麻省著名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马礼逊学堂第一班学生共有六位，除容闳外，另外还有黄宽、黄胜、李刚、周文、唐杰(即唐廷枢)。随同塞缪尔·勃朗赴美留学的有容闳、黄宽、黄胜三位。一年后黄胜因病回国，两年后黄宽在《香港中国邮报》(Hong Kong China Mail)业主兼主笔安德鲁·肖特里德(Andrew Shortrede)的资助下转往英国爱丁堡大学(University of Edinburgh)，先修文学，后学医学，“于一八五七年归国悬壶，营业颇为发达”，“成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参见容闳：《容闳回忆录》，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6页。) 1850年考入耶鲁大学，旋入美国籍，1854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留学期间在写作和哲学方面颇为擅长，屡次夺得英文论说奖金，蜚声校内外。容闳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留美大学毕业生。次年回国，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上海宝顺洋行等处任职。1860年，容闳赴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面见洪仁玕，提出了七条建议，其中第五条即为“创立银行制度，及厘订度量衡标准”。中国近代最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方案——《资政新篇》——中提到“兴银行”“发行银纸”“兴保人物之例”(即建立保险公司)等诸多新式金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与容闳的建议有关。1863年容闳入曾国藩幕，参与洋务运动。

容闳在系统学习了西方文化以后，深刻地意识到留学教育的重要意义，所以竭力鼓动政府公派出国留学，他曾研究改造中国教育之计划，以为留学最为重要。也正是在容闳的极力推动下，中国正式掀开了近代海外留学的序幕。

1869年11月23日，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代表清朝政府与美国签订了《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七款规定：“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欲入中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亦照相待最优国之人民一体优待。美国人可以在中国按约指准外国人居住地方设立学堂，中国人亦可在美国一体照办。” 周棉等：《中国留学生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这一规定为中国派遣留学生赴美学习提供了法律根据。

1872年，在容闳的多方努力和洋务大员曾国藩的支持下，清政府从福建、广东、浙江挑选了13岁以上的幼童30名，由陈兰彬带往美国留学由于当时风气未开，中国人不了解留学美国的价值，加之“中国尚无报纸以传播新闻”，国人多踯躅不前，“北人应者极少，来者皆粤人，粤人中又多半为香山籍”，为了招足学生，容闳还“亲赴香港，于英政府所设学校中，遴选少年聪颖而于中西文略有根柢者数人”。(容闳：《经理留学事务所(派送第一批留学生)》，参见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71页。)容闳历时一年之久始招集首批学生30名，于1872年派赴美国。，以后1873年、1874年、1875年三年，每年也都选拔30名，分别由黄平甫、祁兆熙、邝其照带往美国留学这120名留学生中，从籍贯看全部来自沿海省份，特别是广东，其中广东籍有83人，江苏籍有22人，浙江籍有8人，安徽籍有4人，福建籍有2人，山东籍有1人。来自容闳的故乡香山的就有39人。(参见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一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33页。) 。此外，随同幼童赴美的还有若干自费留学生，其中“第二批有七名、第四批有三名‘自备资斧’的学生同往” 容闳：《西学东渐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1页。。这是中国主动向西方学习、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开始。留美幼童赴康涅狄格州，先入小学，而后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学习的专业主要是机械工程、开矿、造船、交通运输和邮电等实用型理工专业，没有一人学习经济学专业。由于清政府留学美国的政策的改变，120名幼童“曾在大学堂毕业者，不过数人而已，其余在中小学堂肆业，或在大学堂而未毕业即行回国” 《美国留学生致津友书》, 《经世文潮》1904年第8期。。

幼童留美原计划学习时限为15年，但进行到第十年(1881年)时，由于清政府对于幼童“全盘西化”的担忧，所以召回幼童 1882年8月，有100名学生返回中国。其中有60%以上的人才刚刚开始在大学和技术学校学习。只有2名学生拿到了学士学位。3名学生死在了美国。还有几个学生因为不服管教、欠债或是剪了辫子而被先行遣返回国。有10名拒绝回国的学生成了工程师、银行职员或在中国大使馆做了翻译。(参见史黛西·比勒：《中国留美学生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3—14页。) ，中断了留美官费生的派遣。 1881—1908年虽然官费留美生的派遣终止，但民间留美的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据统计，1895—1908年就有300名学生留学美国。(参见李翠莲：《留美生与中国经济学》，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9页。)这其中就包括在清末获得美国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锦涛和陈焕章。对于这些被召回的留学生，清政府“视如重犯”，“屏之不用”，中国第一次留美计划归于失败。《留美学生与中国之将来》, 《环球》1917年第4期。而这一时期的日本向美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当时“美国各省各大学堂，无论何处，必有日本学生一二十人在堂肆业，三十年来络绎不绝”。截止到1904年“日本学生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堂毕业者，已有二百余人” 《美国留学生致津友书》, 《经世文潮》1904年第8期。。美国是新崛起的强国，中日两国留日教育的差异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日两国教育发展的落差。

在中国政府向美国中断派遣官费留学生的同时，美国国会出于对加利福尼亚州华人移民的抵制，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排华法案——《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拒所有华人劳工于美国之外十年，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1892年，该法案又延长十年。到1902年更是被取消了时限。1904年4月2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将所有的排华法案无限期延长的决定，这一决定招致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05年中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抵制美货运动。由美国排华法案导致的中美关系的恶化严重影响了美国吸纳中国留学生，引起美国朝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当年有美国教育家在美国杂志上撰文指出：“中国学生之留学日本者，已近万人。留学于欧洲者，数百人。比利时一小国尔，犹有留学生三百人。然在美国者，其数较少。且因政治上之纠葛，近有邦交渐疏之势。循是以往，恐不但美国商货绝迹于中国市场，即美国之一切制度、习惯与良善之气质，亦不能输入中国矣。夫美虽禁华工，然非并学生亦禁之，且使华人知美国教育制度之完善，宁美国人士之所盼望者也。美国之大学及专门学校，其完善不在欧洲各学校下，其于外人来学者，又待之甚厚，乃任华人去此就彼，吾人于物质上之利害姑勿论，若为教育普及与文明进步计，诚为美国不取也。故吾人之意，深望美国政府早派遣教育家游历中土，考察其教育实业之制度，更以义侠之心，助其经营新政，以图文化之普及。” 《美报望中国派留学生》, 《教育世界》1906年第125期。

正是在美国朝野的鼓吹及中国人民抵制美货的压力下，美国开始改变对华政策。1909年中美两国达成利用“庚子赔款”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协议，清政府重启了向美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中国从清朝末年开始再次出现大批官费和自费留美学生。

与留日学生升入高等学堂者数量不多不同，辛亥革命前夕留美学生大多进入美国大学，甚至“通儒院者，亦有三四十人” 朱庭祺：《美国留学界情形》, 《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第1期。。所谓“通儒院”即研究生院。当时留美学生大多集中在美国东部地区，其次是中部，西部最少。如1911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在被调查的562人中，在美国东部地区的有330人，在美国中部地区的有202人，在美国西部地区的仅有30人。参见朱庭祺：《美国留学界情形》, 《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第1期。东部地区高等教育发达，但费用较高，故官费留学生较多，中部地区高等教育比较发达，但费用较低，故自费留学生较多。关于美国留学生的费用，“东美每年须美金九百元左右，中美西美每年亦须五六百元”(朱庭祺：《美国留学界情形》, 《留美学生年报》1911年第1期)。

按照中美两国达成的协议，从1909年起前4年中国每年派遣100名留学生赴美留学。清末共招考了三批庚款生，由于当时中国教育水平低加之选拔严格，实际仅录取180名，未达预定人数。这些赴美留学生必须经过清政府由外务部和学部共同管辖的游美学务处进行的“品学甄别考试”，故而又被称为“甄别生” 清末留美甄别生考试分两轮进行，首轮中英文各考一天。第二轮考试考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1909年国文的考题为“学然后知不足义”。历史(三题任选二题)的考题为“诸葛亮自比管乐而杜诗以伊吕许之具品诣究居何等”，“李德裕张居正具功过若何”，“王守仁为名世真才试言其作用”。地理(三题任选二题)的考题为“秦伐匈奴略取河南河南当今何地”，“晋楚争郑城虎牢楚汉交兵守成皋试言其故”，“汉孝武通西域光武不许西域内属试言其故”。(参见《学部考验赴美留学生题》, 《浙江教育官报》1910年第17期。)是年第二轮考试共考3天，第一天考代数、平面几何、法文、德文、拉丁文；第二天考立体几何、物理、美国历史、英国历史；第三天考三角、化学、罗马史、希腊史。考试题水平相当于美国大学预科，以符合美国大学对于入学学生基本知识的要求。(参见王天骏：《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11页。) 。与留美幼童全部学习理工专业不同，清政府在1909年由外务部和学部会奏的《奏派遣学生赴美谨拟办法折》中在留学生专业选择方面改变了原来的只重视理工专业的倾向，规定所派赴美官方留学生“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5页。。以上提到的商科、法政学、理财学、师范均为文科，其中商科和理财学与经济学密切相关。清末180名庚款生中有不少学习经济学，有的还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第一批(1909年9月录取)630人报考，录取的47名甄别生中就有5人学习经济学和商学科，他们分别是邱培涵邱培涵(1889—1960)，字养吾，浙江吴兴人，近代著名艺术大师吴昌硕女婿。留美前就读于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预科(南洋中学)。1909年参加庚款留美第一批考试，考试成绩为总分465分，平均分51分，列第39名。留美后1910年毕业于科兴学院(Cushing Academy)高中，1914年获康奈尔大学农学学士学位，1915年获威斯康星大学商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职外交部、北京大学。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上海担任英商保险公司(永明保险公司)华方经理。54岁以后因风湿关节炎长期卧病在家。 (学习农商)、高纶瑾高纶瑾(1888—? )，字季瑜，江苏江宁人，留美前就读于金陵汇文书院。1909年参加庚款留美第一批考试，考试成绩为总分445分，平均分49分，列第41名。留美后1910年毕业于科兴学院高中， 1912年获密歇根大学铁道管理专业学士学位，1915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铁道管理专业硕士学位，回国后供职于铁路系统，任津浦铁路管理局会计处处长、胶济铁路会计处处长、粤汉铁路总稽核。后来曾参与创建东南大学商科和暨南大学会计系并任会计系教授。和陈兆贞陈兆贞(1891—? )，广东番禺人，留美前就读于上海同文馆。1909年参加庚款留美第一批考试，考试成绩为总分554分，平均分55分，列第35名。1914年获麻省理工学院铁道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回国以后任职交通部京奉铁路管理局。 (学习铁道管理)、裘昌运裘昌运(1889—1930)，江苏无锡人，留美前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09年参加庚款留美第一批考试，考试成绩为总分619分，平均分68分，列第18名。1910年毕业于美国大学预科，后留学威斯康星大学农科、普渡大学经济系，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商科学士学位。担任过留美中国学生中美学生分会会长、全美中国学生联合会机关报《中国留学生月报》1913学年主编。回国初任劝业委员会工商访问所主任员，曾随中国丝业代表团参加过1921年在美国纽约举办的世界博览会。1925年前后任外交部参事，参与中俄会议公署工作，1926年任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1928年因病回国，1930年去世。 (学习农业和经济)、魏文彬(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财政)。其中，魏文彬1914在著名的财政学家塞利格曼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的货币问题”。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从1909年起出国，最早归国于1912年，最迟归国于1920年，47人全部归国。与理工科留学生回国以后大多成为各自领域的科学技术精英不同，第一批学习经济学专业的庚款生回国以后多半从事与专业并不对口的工作，如魏文彬及裘昌运长期任职于外交部，高培涵甚至当了外资银行高级管理人员。“财政经济和商业管理本来都是国家重要的上层建筑，然而对于民国初年一个没有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基础的旧中国，所谓的财政经济和商业管理都只能是筑在沙滩上的大厦，‘皮之不存，毛之焉附’，这可能也就是为什么庚款第一批中学习财政经济和商业管理的同学回国以后多半从事与专业并不对口的工作的原因。” 王天骏：《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2页。

第二批(1910年8月录取)400余人报考，录取的70名甄别生中有分别于1915年和1916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徐墀和朱进。前者研究铁路管理，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的铁路问题”，回国后于1923年在《东方杂志》第3号上发表题为“天图铁路问题”的论文，讨论东北地区天宝山至图们江铁路的建设问题；后者研究财政，其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关税问题”。参见邹进文：《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来自留学生博士论文的考察》, 《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此外，这批庚款生中，学习经济管理但没有取得博士学位的尚有陈伯庄陈伯庄(1888—1987)，字延寿，广东番禺人，毕业于长沙雅礼大学，先后留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曾任铁道部工务司司长、中央设计局副秘书长、立法院立法委员。著有《小麦及面粉》(1936)、《平汉沿线农村经济调查》(1936)、《中国海关铁路主要商品流通概况》(1937)、《苏联经济制度》(1943)、《经建五论》(1943)等。 (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孙恒孙恒(1892— )，浙江仁和人，毕业于杭州育英中学。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刘寰伟刘寰伟(1891—1982)，广东台山人。毕业于岭南学堂，1910年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1916年回国。先后在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大同大学、同济大学等校任教。20世纪30年代起，创办中西医结合的“刘氏药局”。1980年赴美国费城定居。 (康奈尔大学)和胡继贤胡继贤(1891—? )，字志道，广东番禺人。1910年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岭南大学教员、香港广利洋行总经理、广州市政府土地局局长、粤汉铁路管理局局长。1919年5月任国民政府铁道部理财司司长、财务司司长，兼代理沪宁、沪杭甬两铁路局局长。 (密歇根大学)。陈伯庄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经济学，回国以后成为著名的交通运输专家，曾经担任过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工务司司长。

第三批(1911年8月录取)468人报考，录取的63名甄别生中，学习经济类专业的学生人数大大超过前两批。其中王赓王赓(1895—1942)，江苏无锡人。1911年赴美留学，先后在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及西点军校留学。1918年毕业回国，先后供职于陆军部、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他和前妻陆小曼以及徐志摩之间的感情纠葛在当年是热门新闻。 (普林斯顿大学)、张国辉张国辉，福建邵武人，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1914年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法律，分别于1916年和1917年获硕士、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福建省公署顾问及西部边防督办公署参议、中国驻古巴总领事、司法院参事。 (密歇根大学)、陈嘉勋陈嘉勋(1885—1972)，湖南湘阴人，早年考入湖北方言学堂学习德语，继而留学日本，1909年回国考入清华学堂，1911年毕业考取庚款生，留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1915年获学士学位，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训育长、教务长，湖南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代校长，民国大学教授、教务长。1949—1956年任教于湖南省立第八中学，1957年退休。 (哥伦比亚大学)、黄宗法黄宗法，安徽无为人。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回国后任外交部秘书、参事，招商局天津分局经理。 (密歇根大学、纽约大学)、张福运张福运(1890—1983)，山东福山人。1911年赴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是中国第一个留学哈佛大学的留学生。1917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后进入北洋政府交通部和外交部任职。1922—1925年担任交通大学校长。1927年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首任关务署署长兼国定税则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赴美国供职于亚洲学会。1983年逝世于旧金山寓所。 (哈佛大学)、黄汉樑(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赵文锐(哥伦比亚大学)、卫挺生(哈佛大学)、谭其蓁谭其蓁(1888—1959)，四川荥经人。早年就读于四川高等学堂、清华大学，1911年留学美国， 1915年获密歇根大学政治学学士学位，1916年获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四川法政专科学校、商业专科学校教授，外国语专科学校校长，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康省政府顾问，国民政府第一届立法委员。1955年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密歇根大学)学习经济学，史译宣史译宣(1886— )，山东福山人，1911年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财政学，1913年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商业管理，1916年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苏州海关监督、胶济铁路管理局材料处处长、陇海铁路稽核员、平汉铁路管理局副局长、道清铁路管理局局长、北平铁道管理学院院长、招商局业务课主任、交通部航政视察员，后来担任过青岛市市长。 (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学习财政学、工商管理，鲍锡藩鲍锡藩，1911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财政学，1916年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17年获硕士学位。回国以后在交通部、铁道部门任职，曾任胶济铁路管理局运输课长。 (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财政学、经济学，顾宗林顾宗林，1911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会计学，1914年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银行学，1915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以后任交通部路政司科员、京奉铁路管理局会计处副处长、胶济铁路会计处处长、交通部邮政司司长、北宁铁路管理局总稽核、铁道部平绥路驻路总稽核。 (伊利诺伊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会计学、银行学，陈长蘅(哈佛大学)、张贻志张贻志，安徽全椒人，1911年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化学工程，1917年获学士学位，随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1918年获硕士学位。留学期间担任过《留美学生季报》总编辑，回国后曾任芜湖海关监督、财政部税务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江苏印花烟酒税局局长。 (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工商管理，黄明道(威斯康星大学)学习财政学，甘纯启甘纯启，江苏嘉定人，1911年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学习银行学。 (伊利诺伊大学)学习银行学。以上留学生中，黄汉樑在著名财政学家塞利格曼的指导下于1918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题目为“中国的地租”。

清末留美生除庚款生中有不少人学习经济学专业外，还有大学堂选派的留学生及自费生学习经济学专业。如北洋大学堂1901年选派的陈锦涛1906年获得博士学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博士。1906年北洋大学堂选派留美的34名留学生中就有马寅初、马泰钧、朱庭祺朱庭祺(1887—1979)，江苏人，北洋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1915年获哈佛大学商业管理硕士学位。曾任财政部参事、会计司司长，盐务稽核所总办兼盐务署署长。1949年赴美。、刘景山刘景山(1885—1976)，字竹君，河北沧县人，回族。1903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学习矿冶， 1906年选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1909年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回国以后曾任天津商业专门学校教授，后长期在交通部门工作，担任过交通部路政司司长，铁道部参事、业务司司长， 1935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1949年以后去往台湾。等人学习经济学，其中马寅初于1914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清末自费留美生中亦有学习经济学的，如程天斗(1879—1936)1891年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成为该大学第一位中国留学生。

清末留美学生中学习经济学与商学专业的人数也比较多，仅清华学校1909—1911年此类留学生就有18人。1905—1911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留学生共有7人，其中就有经济学博士学位获得者陈锦涛和陈焕章。1906年师从著名的经济学家费雪(Irving Fisher)的中国留美学生陈锦涛在耶鲁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撰写的博士论文《社会流通的测算》受到费雪教授的高度重视，费雪希望该论文修改后出版，陈锦涛回国二十多年后费雪仍然记得他。参见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陈锦涛回国以后将其博士论文献给清廷学部，学部在《批答留学美国计学博士陈锦涛所呈钱物转流理书》中给予该书很高的评价：“详阅该生所呈钱物转流理一书，以探赜索隐之思，考物值翔沈之理，虽古人大潭思浑天岂足相过往者。欧美名计大家有算法仪器，有名理仪器范思成象，当世称为绝伦。今生据物货可欲之等差与财币积储之量数观其通流转易情，御以微积方维后出至精之算术制为计学仪器，将以预知物情亭毒民力，此不徒神州所未曾有，将彼西哲亦不觉前贤畏后生矣。耶路大学掌教那顿君之击赏论欢，良有以也。” 《批答留学美国计学博士陈锦涛所呈钱物转流理书》, 《学部官报》1906年第4期。

从学部的评论中可以看出，该论文主要探讨物价波动(“翔沈”)的机理，并且主要是依据商品的供给与需求(“可欲”)的状况及货币的流通数量来分析商品流通。从中亦可看出陈焕章的博士论文的计量特色，该书运用“微积分”等数学工具建立经济分析模型(“计学仪器”)来预测经济走势，学部认为陈锦涛的这一研究不仅在中国是破天荒(“神州所未曾有”)的，而且也得到西方学界特别是耶鲁大学的高度赞誉。

中国第一个留美经济学博士就在艰深的理论经济学领域取得了成就，展现了中国留学生不凡的经济学才能与天赋。陈锦涛的博士论文能在经济学领域特别是计量经济学领域取得成就与他早年在北洋大学堂担任数学教习并编写数学教科书时打下的数学基础分不开，也与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理学硕士学位及在耶鲁大学受到良好的经济学教育的经历分不开。

陈锦涛回国以后，学部推荐其在户部行走，该部在推荐上奏中对陈锦涛的经济才能予以很高的评价：“此次赴部应考之游学毕业生陈锦涛游学美国，研习格致、政治、理财各学，累经该国学校考验合格，得有博士学士文凭，臣等察其器宇才识宏毅远大，洵足为群英冕弁，该生于理财一科尤为专长，现在户部经营泉币开办银行综核全国出入经费，必须明达干练之员，以资赞画。” 《本部章奏：附奏请将游学毕业生陈锦涛分发户部行走片》, 《学部官报》1906年第7期。

陈焕章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中国经济学学者，他同时获得了中国传统最高功名(进士)和西方最高学位(博士)，中西贯通，他191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文《孔门理财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经济和公法丛书”之一，由哥伦比亚大学资助，以第45、46卷112、113号同时在纽约和伦敦出版当时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条件之一是博士伦文必须得到出版成书的保证，该大学“是全美唯一的大学历史上一向坚持博士论文必须刊印成书的”(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16页)。直到20世纪50年代，由于书册印刷费用激增，哥伦比亚大学当局才迫于情势不得不废除传统规章，“此后只要缴六十元将论文制成胶片存库即可完成学位了”(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50页)。，被哥伦比亚大学列为法政专业的重要参考书。当年的《美国历史评论报》《东方评论报》等新闻媒体发表了评价极高的评论。 1912年4月出刊的《美国历史评论报》认为“陈博士之著作，其辞气及文品，皆足以感动读者……而为特辟纪元之著作”;1912年5月出刊的《东方评论报》指出：“是书也，有莫大之价值于西方世界也……其永垂不朽，真可作为纪功碑矣，将来译作华文，必可证明其有益于华人，而为无价之宝。”参见陈焕章：《孔门理财学》(下)，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819页。美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对农业的干预政策(联邦政府在农产品价格过低时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也主要借鉴了该书中的中国古代常平仓思想。参见李超民：《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意义：以美国<1933年农业调整法>为例》, 《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

巧合的是，清末两位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显示出经济学天赋的留学生回国以后都没有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陈锦涛步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轨道，博士毕业当年9月参加清廷部试，名列第一，赐法科进士出身，进入政界，任大清银行副监督、度支部副大臣等职，民国以后，官至财政总长、财政部长作为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陈锦涛回国后一生致力于货币问题的研究，发表了几篇货币理论方面的论文：《中国币制问题之经过及展望》(《银行周报》1935年第19卷第35期)、《中国之白银局势》(《都市与农村》1935年第14期)、《管理币制本位定价之商榷》(《中央银行月报》1936年第5卷第1—3期)。，最为人所不齿的是他晚年出任了日本的傀儡政权——汪精卫领导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财政部长；而陈焕章1912年回国以后，没有将自己的经济学知识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与经济学教育，而是醉心于研究、推广孔学。他秉承康有为之意，发起国教运动，在上海创设孔教会，企图将孔教立为国教，成为儒学复兴运动的著名领袖，很快消失在经济学的视域中，其在国内经济学方面的影响远远不及国外。

第三节 美国留学生的经济思想

第三节美国留学生的经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