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日本留学生的经济思想_近代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以留学生博士论文为中心的考察-QQ阅读男生玄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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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日本留学生的经济思想

直到清朝末年由于立宪运动的兴起，清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学习宪政知识的重要性，加之科举制度的废除，知识分子要进入梦寐以求的仕途及担任新式学堂教师，必须出洋深造。由于留学日本有路近、费省、文同等优势，加上日俄战争后中国人对日本刮目相看的心理影响，官方亦从重视留学欧美转向重视留学日本。在此背景下，从20世纪初开始，留日成为一种留学热潮当时出现了“男子留日，女子留日，兄弟留日，父子留日，夫妇留日，全家留日，公费留日，自费留日，青年留日，老年留日，秀才留日，举人留日，进士留日”的景象。(参见熊月之：《西学东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39页。)据统计，留日学生人数1901年为274人，1902年为574人，1903年达到1300余人，1904年为2400多人，1905年为8000余人，1906年为12000余人。由于清政府调整留日政策，对日本留学生加以限制，所以自1907年开始，留日人数开始下降，至1910年，留日学生降至2000余人。(参见田正平主编：《中外教育交流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所学专业也由原来的偏重理工转向以法政、师范和商科为主。如以1906年96名湖北籍学生为例，“其中学法政、高等师范、高等商业的有89人，学习实业专科的只有7人”。(参见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页。)

一、日本近代初期经济思想的变迁

日本经济思想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主要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影响。“德川时代后期，朱子学派的主导地位虽然有所削弱，但儒学的基本思想甚至到德川时代末期及明治时代依然为经济思想提供框架，尤其是经济学的概念本身也受到儒学的影响。” 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页。

从19世纪60年代起，日本经济思想开始“脱亚入欧”，引进西方经济学。在早期引进西方经济学阶段，日本经历了从学习荷兰到学习英国，最后转向学习德国的历程。1862年幕府派遣西周(1829—1897)、津田真道(1829—1903)赴荷兰留学，进入莱顿大学，师从自由主义经济学权威西蒙·卫斯林(Simon Vissering,1818—1881)，这是日本近代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发端，也是日本经济思想近代转型的开始。阿里森(W.Eliss)的《经济小学》(Outlines of Social Economy)(1867)由西周的友人神田孝平(1830—1898)从荷兰文译成日文，这是最初介绍到日本的西欧经济学。稍后，随着日本与西方国家接触的范围扩大，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包括经济学)也逐渐从兰学演变成英学。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期间先后被译成日文。普法战争后，德国跃升为欧洲强国，俾斯麦体制下的德国被明治政府奉为效法的楷模。1881年以大隈重信下野为契机，明治政府大力推进德国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开始着手引进德奥国家学的著作。1877年创建的东京大学和1881年创建的独逸学协会成了传播德国学术思想的重要阵地。1889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由大岛贞益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日本快速传播。

以李斯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体系是在工业化最初阶段德国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起来的。如果说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已经发现经济法则与物理学法则一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则开始承认社会经济科学的原理总是一定的时间、空间所特有的。历史学派采取历史观点与归纳法，从史实发展的经验中观察整体现象及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影响。在经济政策方面，历史学派主张不同的国家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日本在经济思想方面由学习崇尚自由主义的英国、荷兰转向学习崇尚国家干预主义的德国并非偶然。“在国家对倡导和保护工商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经济社会，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不如德国历史学派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具有吸引力是毫不奇怪的。” 泰萨·莫里斯-铃木：《日本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页。

经济学的西方化的深入还有赖于近代学校体制的建立。早在19世纪60年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创办了庆应义塾，在民间普及经济学。1872年9月，日本颁布《学制》，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的近代教育法令。从此日本开始按照西方模式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经济学课程开始进入中等学校，大学的法科培养法律和经济学的专门人才。日本教育迅速欧化，不仅大量聘请外国教师，而且采用外国教材，用外语教学。经历30年左右的发展，日本近代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初中国出使日本考察日本教育的中国著名教育家吴汝纶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日本学校屡改而益进，其制尽取之欧美，近则取德国者独多。兴学才卅年，而国势人才已骎骎与欧美埒。” (清)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一)，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287页。

二、清末留日生的经济思想

清末学习经济学的留日生虽然人数很多关于清末留学生人数的估计，各种文献资料的记载差别较大，谈敏认为1896—1911年中国留日学生各年人数如下：1896年，13人；1897年，9人；1898年，61人；1899年，200人；1900年，159人；1901年，274人；1902年，727人；1903年，1242人；1904年，2584人；1905年，8600人；1906年，约8000人；1907年，6797人；1908年，5217人；1909年，5266人；1910年，3979人；1911年，3328人。(参见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8页。) ，但学术水平很低清末留日学生的质量可以从清末留学生归国考试成绩中略见端倪。1905年，清政府举办了第一届留学生归国考试，参加考试的14名留学生全部是留日学生；次年的第二届留学生归国考试，参加考试的留学生共42名，其中日本留学生23名，美国留学生16名，英国留学生2名，德国留学生1名。这次考试录取32名，其中最优等9人(名列榜首的是留美经济学博士陈锦涛)、优等5名、中等18名。最优等9人全部是留学英国或美国的学生，其中留美学生8人，留英学生1名；优等生5人中，留美学生3人，留日学生2人；中等生18名中，留美学生3人，留英学生1人，留德学生1人，留日学生9人。这次考试总的录取率为76.2%，而留日学生的录取率仅为47.5%。(参见刘晓琴：《严复与晚清留学生归国考试研究》,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大多在速成学校学习，升入高等以上学校的不多，没有一人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日本当时实行非常严格的学位制度，经济学所属法科大学学制长达4—8年，且留学生之后还要进入研究院学习5年才有资格申请博士学位。关于当时日本的博士学位授予制度，吴汝纶在1902年考察日本教育后所作的《东游丛录》中有详细的记载：“凡博士乃有学位。博士四等：一、大学卒业，入大学院五年，呈一文于大学校长，校长取中，乃为博士；二、未入大学，能作文呈博士会，会中老博士赏拔，荐于文部大臣，许为博士；三、作文呈文部大臣，文部大臣取中，亦可为博士；四、大学校长推荐，亦可为博士。自博士会赏荐以外，校长、文部大臣所取，必须经评议会论定，评议会又先以教授公举为主。博士会至少须得七人，乃能立会。”(参见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三)，黄山书社2002年版，第677页。)日本学位制度的官办色彩和学位获取过程中的人为因素限制了博士学位教育的发展。据统计，1898年以前，日本全国仅授予139个博士学位。其中，课程博士仅4名，论文博士19名，其余为推荐博士。

清末留日学生的主要经济学贡献有四个方面。

一是引进了大量的经济学名词，使中国经济思想的表达形式开始现代化(有关情况参见本书第十二章的论述)。

二是翻译了大量的经济学论著。清末中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引进主要是一条“道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日本的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的近代化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如有的学者在论及清末留日学生引入新的思想资源时所评述的：“这是一波没有陈独秀、胡适那样的文化明星却又影响广泛的译介运动，是前于五四的一次启蒙。近代中国的启蒙是一连续体，不是一次发动中完成的。晚清这一笔由日本引入的思想资源固然不像新文化运动那样轰轰烈烈，不过它的重要性却不可忽视。它透过各种学门的基本书籍或是上自大学、下至中小学教科书，奠下了新的‘文化基层结构’。” 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63页。据不完全统计，“从1896年至1911年，15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014种。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此前半个世纪中国翻译西文书籍数字的总和，也大大超过同时期中国翻译西文书籍的数字” 熊月之：《西学东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40页。清末留日学生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的贡献亦应作如是观。据统计，“从1901年到1911年，我国所谓经济学原理书约38种，来自日本的就占了30种” 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见《集雨窖文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70页。。至于由日本留学生翻译的日文应用经济学著作则更多，其中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金邦平金邦平(1881—1946)，字伯平，安徽黟县人。1899年毕业于天津北洋西学堂律例科后留学日本，先入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后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法政，1902年回国。1905年参加清廷学部组织的留学生归国考试，被授予进士出身，赏给翰林院检讨。1915年任农商部次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又在段祺瑞内阁中出任农商部总长。晚年任天津、上海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天津耀华学校校长。胞弟金邦正(1886—1946)，留学美国，为近代著名科学家，曾任清华学校校长。翻译的《欧洲财政史》是中国首次使用“财政”作为书名的著作，此后，“财政”一词被广泛使用。从总体上看，“来自日本的经济学论著和译作、或以日文作品为其蓝本的中文经济学著述，在当时国人发表的具有近代经济科学意味的著译作和文章中，占据压倒性优势” 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49页。。日本早期经济思想深受德国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这一取向通过留日学生影响到中国早期经济思想界，如早在严复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的前一年(1901年)，留日学生就在其主编的《译书汇编》上分4期(见该刊1901年第2、3、4、8期刊载的译文《理财学》)节译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主流不是自由放任主义而是国家干预主义，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就是留日学生对于德国经济思想的引介。

三是发表了具有开创性的自撰经济学著作。如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的谢霖与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的孟森于1907年合著的《银行簿记学》一书是继蔡锡勇(1847—1897)1905年出版的《连环帐谱》之后，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二部簿记著作，成为中国会计发展史上重要的学术著作。再如在财政学方面，清末留日学生汪荣宝等编著的《新尔雅》一书，其中有“释财政”一节，所释内容包括税收、支出、预算和公债等近代财政概念。留日学生翻译的日著《官制篇》一书，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央会计与地方会计的关系。胡子清胡子清(1868—1946)，原名庆源，字少潜。1904年以举人身份，由湖南官费派送日本留学，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选修法政科。1906年卒业回国，任湖南仕学馆、湖南法政学堂副监督。民国初年任财政部赋税司佥事。1930年任湖南省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要著作有《财政学》《财政学讲义》《财政学讲义二编》《历代政要表》《殖民政策》等。 1905年出版了《财政学》一书。该书为当年在日本东京留学的留学生编译出版的“法政萃编”之一种，是作者在早稻田大学将课堂上听老师冈实先生讲课的笔记加以整理编写而成的。

四是促成了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由自由主义向国家干预主义的早期转向。早在19世纪初，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就试图通过介绍与西方自由贸易相关的经济现象与常识，改变清人认知，反映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开放市场的现实需求，改善中西贸易现状，维持西方国家在华商业利益并改善传教环境。如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士腊在广州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专门辟有“贸易”一栏，介绍有关国际贸易的各种知识，该刊丁酉12月号(1938)的一篇名为“通商”的评论文章，强调对外贸易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具体分析了禁商、纵商与国运盛衰的关系，这是西方人第一次系统地向中国人推介自由贸易理论。中国最早在学校开设“经济学”课程的是京师同文馆，其于1873年前后关于“富国策”课程开设的具体时间，学术界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开设于1874年；有人认为开设于1872年。参见谈敏：《回溯历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前史》，上册，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页。开设“富国策”(经济学)，担任该课程教习的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丁韪良，1880年该课程的讲义——英国人福西特186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由同文馆毕业生、后任同文馆教习的汪凤藻译、丁韪良校，于1880年以“富国策”为书名出版。该书详细叙述了传统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经济学译著。该书从框架体系、制度原则、概念术语乃至思想观念等各个方面，将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移植到了中国，从而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20世纪初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严复将其译为《原富》)更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集大成之作译介到中国。可见西方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最初传播主要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传播。

如前所述，清末留学生留学日本时期日本经济思想的主流是推崇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理论，引进德国的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思想。因此，清末留学日本学习经济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自然会受到日本经济思想的影响，他们开始摆脱传教士和留欧学生主导的以传播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主的经济学话语体系而转向历史学派的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学话语体系。1901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译书汇编》节译了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是迄今所知的德国历史学派著作在中国的最早中文译本。参见李士德：《理财学》(原名“经济论”), 《译书汇编》1901年第2期。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共分四部分：“历史”“理论”“学派”和“国民经济政治学”。该文仅译出了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第一部分“历史”中的第一章“意大利”和第二章“联盟府邑”，该刊拟连载，但未见后续译文刊出。近代日本对中国经济思想内容转向的这一影响可以梁启超为例加以印证。梁启超开始接受西方经济学时，主要立足于古典学派的观点寻求自由贸易的根据。戊戌变法以后他长期流亡日本，受到日本学者的影响，梁启超开始关注德国历史学派，他在1902年所著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列出了一个庞大的经济学说史研究计划，该计划以斯密为中心将西方经济学说史划分为斯密以前和斯密以后两个阶段，其中斯密以后的西方经济学说又分“斯密派”“非斯密派”和“新学派”三大派，而“新学派”主要包括“历史派和国群主义派”。参见朱俊瑞：《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虽然该书并没有真正展开对历史学派的研究，但说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德国历史学派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重要地位了。稍后，梁启超在1908年撰成的《王荆公》和1909年撰成的《管子传》两书中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观点分别分析了王安石和管子的“国民经济思想”，“国民经济”是德国历史学派独创的经济概念。在《管子传》中梁启超比较了经济学说史上的自由主义与干预主义，认为“放任论盛于十八世纪末与十九世纪初”，“行放任论以致治者，英国与美国也”;“干涉论则近数十年始勃兴焉”，“行干涉论以致治者，德国与日本也”。梁启超认为“今后大势之所趋”，“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 朱俊瑞：《梁启超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04页。。

日本在清末充当了西方经济学进入中国的中转站的角色，留日学生取代外籍人士成为引进西方经济学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