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清朝末年留日学生及留日使节的财政学研究

近代留学生撰写的财政学著作，最早、最值得注意的当推留日学生胡子清1905年在日本东京出版的《财政学》一书。该书为当年在日本东京留学的以夏同和、杨度为首的一批留学生编译出版的“法政萃编”之一种，是作者在早稻田大学将老师冈实先生讲课的笔记加以整理，“兼采《明治财政史》《法规大全》、下村宏《财政学》等书，证所未详，间有未惬，则参以己意”编写而成的。全书分总论、经费论、收入论、收支适合论和地方财政五部分。这种体例虽然借鉴了日本财政学著作的成果，但它开创了中国财政学著作的新范式，民国时期的财政学著作大都与之大同小异。

该书分析了经济学与财政学、财政与私人经济之间的区别，认为“经济学为个人谋利益，财政学则为国家谋利益”。财政上的经费是“政团为谋公益所需一切之费用也”，主要做“私人所不能为之事”(如军备、警察)、“不可使私人为之事”(如铁路、运河)和“私人所不欲为事”(如普及教育、公共卫生、救贫、保护劳动者)。该书认为财政与私人经济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区别：“政团之收入极广泛，私人则不能；政团之行为不得如私人之积资财者——计较利益(例如国防)；凡其所为以不求私人——酬报为原则(例如警察)；政团有时为营利事业等而得禁私人为之(例如专卖)。”该书特别强调国家财政经费的处置有四个方面必须注意：“(1)经费以充国家何种任务‘果当与否不可不熟筹之也’;(2)经费宜按事务必要之程度依比例公正分配；(3)既取公众之财即宜以治公众之事，权利义务乃得均平；(4)筹经费必量民力也。”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公共财政论。

该书特别灌输“政治”是以公权谋公益的思想，将日本明治维新以来财政收入和国民经济的增长，对比中国的财政困境与人民的愈益贫困，论证财政机关的作用。认为预算和决算乃“昭信用谋公益之母。监督机关，又预算决算之母”。“政治团体之目的为公益而不为私益；政团得强制私人而行其收入之事；政团以预算支出而制收入为原则；政团者预筹永远之生存而立其财政计划者也。”该书注意到了西方政治的三权分立，强调财政经费必须受三个原则支配：经费必经议会认可(立法监督)；岁出之执行必经财政部长之认可(行政监督)；决算必经会计检查院之检查(司法监督)。该书介绍了日本的财政体制，如谈到预算监督时指出，日本“除大藏大臣监督之”，“外须别有一会计检查”，其监督结果还要报告议会。特别言明“今中国急宜施行矣”，主张在做完“预算表”后，“必公布使人民知之”，以增加财政的透明度，而不是到财政决算审计之后。

1907年湖北法政学堂出版了系列法政丛书，其中即有留日生叶开琼、何福麟等编辑的《财政学》。同年，留日学生黄可权翻译了《财政学》，张锡之翻译了《比较财政学》，前者根据日本学者松崎藏之助和神户正雄两本同名书编译；后者原著者为日本学者小林丑三郎。此外，留日学生汪荣宝等编著的《新尔雅》一书，其中有“释财政”一节，所释内容包括税收、支出、预算和公债等近代财政概念。留日学生翻译的日著《官制篇》一书，以较大的篇幅讨论了中央会计与地方会计的关系。此外，当时的报纸杂志也不断刊登留学生的有关财政学方面的译文和论文，如《民报》(1906—1907)刊登了留日学生朱执信等人介绍德国华格纳(即瓦格纳)的《财政学》和日本小林丑三郎《比较财政学》的连载文章。

从上文可以看出，清末国人对近代财政理论的引进道路主要是一条“导源西籍，取径东瀛”的道路，日本的财政理论对中国财政思想的近代化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存在这一特殊情况是由于自甲午之役以后国人对日本的看法起了很大的转变。本世纪初以来不断有留学生负笈东洋，而那时的东京又成了变法失败分子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避难所。大批志士仁人麋集日本，自会较易于从那里转运资产阶级的财政学著作。”

光绪、宣统之际，驻外使节、考察大臣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搜集西方宪政成果和理财成就汇报国内以供参考，其中特别注意吸取各国财政方面的经验教训。如1877年被任命为驻日参赞的黄遵宪，在担任驻日本参赞五年期间，广泛地和日本人交往，研究了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写成了《日本国志》(1887年定稿、1895年刊行)一书，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介绍了西方的预算制度：“泰西理财之法，预计一岁之入，某物课税若干，某事课税若干，一一普告于众，名曰预算。及其支用已毕，又计一岁之出，某项费若干，某款费若干，亦一一普告于众，名曰决算，其征敛有制，其出纳有程，其支销各有实数，于预计之数无所增，于实用之数不能滥，取之于民，布之于民，既公且明，上下孚信…… (中国)国用所在，曾不得与闻……上下阻隔，猜疑横起，欲谋筹饷，势处至难……不如举国用之数，公布之于民之为愈也……彼不愿核出入之数，明取之、实用之、公布之者，不谓此为纷扰多事，即谓此为聚敛言利，殆为相沿之陋规，阴便其额之无定得以上下其手，百端侵渔，阳利其用之不敷，得以推诿敷衍，无所事事，坐视政事之弛废，国家之贫乏，小民之困穷。”

这里，黄遵宪介绍了西方的预算和决算，论述了预算的重要性，揭露了中国封建统治者不敢公布预算是为了掩盖其陋规侵渔。值得注意的是，黄遵宪在这里将英文“Budget”一词直接译为“预算”，这是迄今所见汉语中第一次出现“预算”这一词汇。《日本国志》一书取材于日本，该书作者在日本担任驻日本公使馆参赞长达五年之久。可见，就像中国许多现代经济名词转译于日文一样，“预算”一词亦是从日本舶来的。

1908年清廷派唐绍仪率随员九人专门考察日欧八国财政，为行将试办的国家预算提供参考。唐绍仪考察之后不仅带回了大量列国财政资料，而且提供了详细的考察报告，提出了“划一币制”“定虚金本位”“造币”“修改税则”“保护民间财产”“国有营业”等七个“经营财政最要点”。

1898年起出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的钱恂在日本期间关注财政金融问题，他整理留日学生的听课笔记和讲义，于1901年出版《财政四纲》一书，分租税、货币、银行和国债四卷，其中租税卷含“租税释类”“地租”“关税”“日本现行税法”和“地方税”五节，这是迄今已知的国人出版的最早对西方税收知识做专门介绍的著作。

1908年钱恂出使意大利，对意大利的财政收支结构、预决算情况、国债发行利弊以及我国裁厘增税讨论在国外的反响等积攒了翔实的材料。他在《意财政困纾片》中，详尽介绍了意大利的财政状况，分析了其财政长期陷于困顿的原因，也考察了其财政困难得以缓解的成功经验。经济复苏后的意大利虑及巴尔干半岛的局势，开始在行政、国防方面增加投入，在《意预算疏》中，他将意大利1909—1910年度的财政预算情况列为三表，上报朝廷，供其采择参考。在《意国国税疏》中，他详细介绍了意大利的国税征收，涉及地税、屋税、所得税、进口税、门关税、造酿税、人事税及专卖税等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