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浦山的《技术进步与就业》
浦山(1923—2003)，原名浦寿山，生于北京，祖籍江苏无锡。1940—1941年从上海沪江大学肄业。1941年赴美国留学，1943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经济系，之后赴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1947—1948)曾任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卡尔顿学院(Carleton College)和密歇根州立大学经济系副教授。1946年10月，他在《计量经济学杂志》第14卷第14期上发表了《宏观经济学简论》(A Note on Macroeconomics)一文，评述了198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劳伦斯· R ·克莱因(Lawrence R.Klein)同年4月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宏观经济学与理性行为理论》(Macroeconomics and Theory of Rational Behavior)一文的学术观点。1948年秋，浦山又在《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第12卷第4期上发表了评述梅尔文·W·瑞德(Melvin Warren Reder)1947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理论研究》(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Welfare Economics)一书的评论文章。
诺贝尔奖得主克莱因认为浦山“是当时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生中最优秀的一个”，“是与克莱因、索洛等不分轩轾的明日之星”
,“在哈佛读书时是班里的顶尖学生，在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时应该也是如此”。留学美国期间，浦山在中国留美学生刊物《中国学生意见》上发表了《美国援华的讽嘲》《国民大会和宪政民主》等论文并参加了当地的进步活动，于1945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同年秋经董必武批准转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获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外交部情报司。1951—1953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1954年和1955年先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1980年被卡尔顿学院聘为讲座教授并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1980—1982年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1982—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1985—1997年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1997年任名誉会长；1991—1994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2006年其论著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辑为《浦山集》作为该院的“学者文选”出版。
浦山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经济学大师熊彼特。当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美国实行军用技术的民用化，许多新技术将应用到国民经济中来，公众很是担忧这些技术会对就业造成不利影响：“1946—1949年间，人们关心的是战后制造业和总体工业体系的重建，技术有许多新发展，但公众普遍担心会退回到战前就业机会短缺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浦山完成博士论文《技术进步与就业》。该论文依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凯恩斯的收入决定理论，建立了一个包含技术进步的模型，运用静态与动态比较方法分析了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各种影响。
该论文具有重要的学术创新价值，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认为《技术进步与就业》一文“的理论基础是宏观经济学分析”，“考察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关系”，“寻找独立变量的各个子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而不去细究它们的经济和概率分布”，“是一篇逻辑推理严密的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它运用新的计量经济学统计推理的方法，为经验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平台”。该论文“对于了解战后经济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同样具有启发意义”。
从论文的整体价值取向上看，浦山秉持反新古典经济学的立场，归依于新崛起的凯恩斯主义。作为秘密的共产党员，浦山的论文中还若明若暗地隐含着对新古典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完美性思想的质疑与否定。
《技术进步与就业》全文共分四章：“静态条件下的就业”“技术进步：比较静态学”“技术进步：比较动态学”“技术进步：内生变量”。第一、三、四章有“附录”，分别对各章的经济学概念和复杂的计量分析过程做出了说明。论文首先分析了没有技术进步条件下就业量的决定因素，然后将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分别作为一个比较静态学问题和比较动态学问题加以分析，最后在将技术进步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的条件下，研究了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该论文“特别注意了源于价格和工资率的非弹性，生产过程中的限制性因素和资本品过剩能力的存在而产生的问题”。
该论文广泛征引了熊彼特、里昂惕夫、萨缪尔森、库兹涅茨、凯恩斯、杜马(Evsey Domar)、哈罗德(Roy Harrod)、兰格(Oskar Lange)、哈勃勒(Haberle)、汉森(Hansen)、丁伯根(Tinbergen)、罗宾逊(Robinson)、鲍莫尔(Baumol)、庇古(Pigou)、希克斯(Hicks)、克莱因、哈耶克(Fried Hayek)等经济学者的前沿性经济学著作，反映出中国学者已经能够在最前沿的理论经济学问题上展开学术探讨并取得新进展，它是民国时期中国留学生在理论经济学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一、静态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就业
浦山认为，经济理论分析包括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前者“假定所考虑问题中的经济变化是不存在的”；后者是确定经济变化对于“其他变量的影响”。静态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构建大部分理论的隐含假定，静态分析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提供了对于经济机制的基本理解，从而也就可以分析所考虑问题中经济变化的影响”;“其次，它通过对比的方式有助于在变化发生时，将这一特定经济变化的影响分离出来”。
浦山指出，技术进步与就业的静态分析，就是“考虑在一个静态条件下就业量的决定因素”。所谓静态条件，“就是不存在消费者行为的变化，不存在与生产的初始要素的供给相关的制度和心理因素的变化，特别是不存在生产技术的变化”。按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在静态条件和完全竞争的假定条件下，“如同所有商品一样，就业量是由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所决定的。劳动力的供给假定是实际工资率的给定函数。劳动力的需求则是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所决定的，后者取决于资本品的可获得数量和给定的生产技术”。浦山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就业量决定理论存在三个方面的局限：一是“货币因素几乎被完全忽略掉了”；二是没有解决均衡稳定性是否存在的问题；三是新古典分析“是基于完全竞争这一假设”，因此“理论模型当然不能够很好地作为实际现实的一种近似”。
浦山指出，按照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在考虑货币因素的条件下，“储蓄并非是利息率的单变量函数，而实际上是收入的函数”。而居民收入的储蓄动机包括四个方面：为了获得商业项目得以开展的资源；为了获得未来收入；为了防止未来的意外；为了社会声望和权力而积累财富。利息率的下降不足以完全影响储蓄，即便利息率为零，居民依然有储蓄的需要。因此，“在一个不存在技术进步的经济里，投资机会是有限的”。“储蓄将总是会自动地被相同数量的投资所平衡这一新古典命题在静态条件下并不能够成立。”同样，在现实的世界中，新古典经济理论关于价格和工资率是完全弹性的，“它们的变化将会平衡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距，因此劳动力和生产的其他要素总是会处于充分就业状况”的假设也是不存在的。造成这种非完全弹性的原因有四个方面：垄断因素、不完全信息、技术与管理因素及工资刚性。
正是在对新古典就业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浦山推演出了一个十分复杂的静态情形下的关于就业量决定的函数关系新体系，该体系由以下九大函数系统构成：实际生产函数、支出函数、消费函数、投资函数、资本密集度函数、资本品存量函数、流动性偏好函数、工资函数和价格水平函数。
二、技术进步与就业的比较静态学和比较动态学分析
在分析了没有技术进步条件下就业量的决定因素之后，《技术进步与就业》一文将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作为一个比较静态学和比较动态学问题分别加以分析。
(一)比较静态学分析
浦山首先对技术进步的复杂经济学含义做了辨析。他认为技术进步包括了新商品的创造和老商品生产成本的节约。考虑技术进步是为了建立一个新的“规划生产函数”，这一函数使得现有实际生产函数的适应过程变得必要。但技术进步与生产函数变动之间的关系有两点必须注意：一是“并不是规划生产函数的所有变化都被认为是技术进步”；二是“并不是所有实际生产函数的适应过程都被视为是技术进步”。
浦山指出，由于“商标和其他形式的产品差异化越来越重要”，常常很难在新商品的创造和老产品生产成本的节约这两者之间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因此，在当时的经济学文献中对于技术进步的分类存在歧义。
浦山对20世纪30—40年代西方有关技术进步分类的各种学术观点做了评介。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是在资本节约和劳动节约的创新或者提高”。其中，庇古“定义劳动节约型创新为降低了受雇于各个行业内而不仅仅是领先的某个行业及其附属部门的资本对劳动比率的创新，资本节约型创新为提高了这一比例的创新，而中性创新则是并不改变这一比例的创新”。希克斯则“按照创新的初始效应是提高、保持不变还是降低了整个经济体系内资本的边际产品对劳动的边际产品的比例，将技术进步划分成劳动节约型、中性型和资本节约型”。另一种分类是将技术进步划分为自发创新和引致创新，这主要是浦山的导师熊彼特的观点。熊彼特认为，引致创新是指“那些在某个领域里复制第一批创新者们的过程以及现有厂商在适应它们现有生产的过程中出现的额外改进”。
浦山分别从比较静态学和比较动态学两个视角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所谓比较静态学视角就是均衡分析的视角；所谓比较动态学视角就是非均衡分析的视角。
均衡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析方法之一。浦山指出，在历史上，技术进步将导致劳动的节约本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命题。但“自马歇尔和瓦尔拉斯均衡方法在经济学界盛行以来”，上述命题开始受到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是，“从长期看来，技术进步并不能够造成任何失业”，因为“造成短暂失业的技术进步初始力量最终将被其他力量补偿从而不会有持久的失业产生。这一理论通常被称为是补偿理论”。补偿理论有四个要点：一是购买力的非破坏性。在寡头垄断市场条件下，“在引入了技术改进的行业里尽管初期会有劳动力的下岗，然而社会的总购买力依然不变”。二是价格下降。“如果一项劳动节约型创新引入到在完全竞争和自由进入条件下运营的行业内，产品的价格将会下降，而产出将会增加”，“产出的增加于是将防止劳动节约型创新降低该行业的就业量”。三是利息率下降。技术进步导致价格下降，“价格下降而产出方面没有相应的成比例增加……闲置资金就会增加，而利息率因此也就会下降”。利息率下降，“投资将会增加，从而提供了重新吸收下岗工人的补偿力量”。四是工资削减。“用于防止技术进步造成持久失业的终极补偿力量是工资的削减。只要工资率是有弹性的，持久失业就无法存在于均衡的位置上。”“持久失业的存在必然是由于工资率的刚性而非引入的技术改进所造成的。”
浦山对基于静态系统上的补偿理论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辨析。
针对购买力的非破坏性观点，浦山认为其“有一个致命的错误”，“劳动节约型创新的影响恰恰就在于促使相同的实际收入水平可以用更少的劳动时间来实现。利润增加部分的支出只不过替代了下岗工人原有的支出。这一点防止了下岗工人减少支出的第二影响，然而却未能创造任何可以吸收增加的失业的力量”。
针对价格下降的论点，浦山认为技术进步本身会导致垄断的形成和市场不完全以及垄断程度的提高，“如果市场不完全和垄断程度增加到足以防止价格的下降，如果我们静态系统中除了实际生产函数以外的其他函数关系都不会因技术进步而移动，则净效应将会是劳动就业量的削减”。即使市场不完全的程度并不显著增强从而价格确实会下降，价格的下降也意味着“实际收入的自主增加”，“然而只要消费函数自身并不向上移动，只要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那么价格削减的影响就不可能永远持续”。“无论价格水平是否下降，都不存在持久的补偿力量来重新吸纳因技术改进而失业的工人。”
针对利息率论，浦山认为“利息率的机制的整个问题涉及了诸如信用体系和投资过程等问题”，需要深入加以分析，但利息率论“支付手段固定和流通速度固定的假设显然是不现实的”。
针对工资削减论，浦山认为“弹性工资率并不总是意味着失业的消除，实际上却可能导致一个完全不稳定的经济系统。此外，事实上工资率在现实世界里是无弹性的”。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浦山对于新古典经济理论关于技术进步与就业的补偿理论持否定态度：“补偿理论本质上是构建于静态系统之上的”，“静态经济分析近乎毫无价值。”他认为从比较静态学的视角来考虑技术进步对就业量的影响，“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消费函数的向上移动之间的比较。这两种效应相对大小的静态决定因素非常难以取得，因为涉及的不同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和由此导致将失业确定为是作为特殊原因的技术进步过程的困难”。他的结论是“并不必然存在任何补偿力量能够总是吸纳所有因技术进步而失业的工人”。
(二)比较动态学分析
在对技术进步与就业进行比较静态学分析之后，浦山进一步从比较动态学的视角分析了技术进步与就业的关系。所谓比较动态学分析即“细致地分析技术进步通过它对于投资支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对就业造成的影响”，这种分析“将继续把技术进步考虑为是纯粹的一个外生变量，也就是说，它被假设为不受我们系统中包括的任何其他变量的影响”。这一部分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
一是不同类型的技术进步对于劳动就业量影响的分析。
浦山将创新分为资本使用型创新和资本节约型创新，前者是“在生产给定产量流时要求更多量的资本品”的创新，后者是“给定产出流可以用更少的资本品来完成的”创新。他认为，“创新，无论是资本节约型还是资本使用型，都可能导致投资支出和总支出的增加。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取决于总产出增加和劳动生产率增加之间的比较。依据总产出百分比增长是大于、等于或是小于用来衡量劳动生产率的产出劳动率的百分比增长，就业量也将增加、不变或减少”。
浦山具体分析了存在资本品的过剩能力和不存在资本品的过剩能力两种状况之下资本使用型创新和资本节约型创新对于就业量增加的效能。他认为如果存在资本品的过剩能力，“也就是说，现有资本品存量并没有充分利用”，那么在此情形之下，“资本使用型创新就有可能比资本节约型创新更有利于就业量的增加”;“如果不存在资本品的过剩能力”，也就是说，如果现有资本品存量已经被充分利用，那么在此情形之下，“资本节约型创新，而不是资本使用型创新，就更有可能有利于劳动就业量的增长”。
二是分析作为非商业外生变量的技术进步在商业周期中的作用。
浦山认为，技术进步对于就业的影响还取决于它与商业周期波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技术进步可能以三种方式导致商业活动中的周期波动。“首先，技术进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周期过程而且它是外生于本质上是非周期性的经济系统”，“技术进步过程，由于是周期性外生的过程，作用于经济系统，于是就产生了商业活动的周期性波动”;“其次，技术进步过程自身是非周期性的，然而它是外生的并且给经济系统提供了这样一种促进力量使得周期性波动得以产生”;“第三，商业活动周期性波动可能是源自于技术进步过程与系统中其他变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一种方式是经济学领域之外的问题，第三种方式实际上是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因此，浦山在论文的这一部分着重讨论了技术进步导致商业活动周期性波动的第二种方式。他认为西方最新的关于商业周期理论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对于危机的解释，“未将技术进步作为周期现象一个组成部分的现有周期理论未能够提供关于复苏特别是复苏和繁荣之间关系的任何令人满意的解释”。相反，一旦技术进步被认为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基本因素，“尽管它依然是作为非周期性的外生因素，则在解释复苏和在危机的对生(称)解释过程中涉及的困难也就迎刃而解”。首先，技术进步的引入提供了从事投资活动的理由，“技术进步不仅仅是一种额外的附加因素，而是直接影响着经济结构，它将经济系统从存在过剩能力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引起了有自己酝酿期的投资支出”；其次，“只要技术进步被视为是影响经济结构的基本因素，那么关于危机的种种解释，将不再是相互排斥，而是会变成相互补充”。
浦山的结论是：技术进步，即使当其被认为是一种非周期性的外生因素时，也有可能造成商业活动的周期性波动，能够持续维持充分就业的经济的稳定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技术进步对于就业量的影响，也将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模式。
三是分析技术进步与摩擦性失业问题。
浦山认为，技术进步除了导致就业量和总体商业活动的周期性波动以外，还会带来就业摩擦，“要求劳动阶级就业状态的额外适应”，这种适应过程主要有两类：工作特点的改变和工作地点的改变。
在工作特点的改变方面，“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过程，技术进步废除了对于可能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掌握的特殊技能的老要求，而由新要求来代替他们”。在工作地点的改变方面，“通过建立新的行业中心以及通过改变不同行业地点的相对重要性，技术进步也要求工人在不同地点之间的转换”。由于工人在不同职位与不同地点之间从未有完全的流动性，所以以上两方面的改变，会导致摩擦性失业。
三、作为内生变量的技术进步与就业
浦山认为，一个变量是应该被认为是内生的还是应该被认为是外生的这样一个问题，不能取决于特定分析的纯粹方便性，“该标准从本质上说是基于事实之上：一个变量自身是否显著地受包括在我们系统中的其他变量变化的影响。如果它是如此受到影响的，则它必须作为内生变量来加以对待，如果不是，则它是一个外生变量”。按照这一标准，“技术进步的过程实际上显著地受到我们系统中其他变量变化的影响，技术进步和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演进过程最为显著的解释，因此技术进步的内生性特征必然需要加以仔细分析”。
《技术进步与就业》一文着眼于周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分析技术进步过程与它作用于的经济系统中的其他变量的变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周期分析
在周期分析中，浦山主要运用他的导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他认为“熊彼特教授的创新理论目前依然是最彻底最充分推导的技术进步研究”。他将技术进步下的投资分为自主投资和模仿投资两类，在此基础上再分析它们对经济周期变化的影响，从而最后分析其对就业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当技术进步被视为是一个内生变量时，就业量就必然呈现周期波动，当要求新投资支出的技术进步正处于引入的过程时，就业量递增；而当生产能力得以如此增加以至于对大量老厂商施加了清算压力时，就业量递减。”
(二)长期分析
在长期分析中，浦山着力于技术进步对“经济力集中”影响的分析，他认为技术进步从四个方面造成“经济力集中”：
第一，技术进步的引入给了初始创新者以最初的垄断优势，初始创新者运用这种优势“以足够的时间以获得在特定行业领域内的主导地位从而暂时的优势就变成了持久的优势”。
第二，由于技术进步越来越复杂，在创造性努力中涉及不同科学和技术领域，“协调这类努力使得建立巨型研究组织变得必要，后者远超出普通小企业的经济能力”。
第三，“技术进步的引入，通过增强相对劳动的资本品的重要性和通过提高大规模企业的科学管理知识，不断地扩展了单个厂商生产的最优规模”。
第四，“高额的初始资本要求和根本上为了新生产方法开发的巨型研究实验室的维持，使得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对于金融资本的显著要求变得必要”。
浦山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技术进步与经济力集中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了在资本主义系统无拘无束发展的一个最为严重的危险”。“随着资本主义系统发展进入其后期阶段，经济力越来越集中，大量的长期失业可能变得不可避免，每个商业周期在繁荣阶段越来越不可能达到充分就业而萧条阶段则越来越严重。”
在《技术进步与就业》一文中，除内生技术进步等概念以外，浦山还讨论了集总、预期等后来在经济学文献中得到发展的重大问题。浦山不但熟谙新古典经济理论、凯恩斯理论、创新理论和当时的各种最新理论成果，而且熟练地掌握了萨缪尔森所开创的静态比较分析方法和动态比较分析方法。他所运用的数学工具包括微积分、微分方程、拉普拉斯变换等，这些数学工具，即使对于今天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来说都是相当难以掌握的。运用理论模型解释技术创新即使在今天也是经济学家望而却步的尖端学术课题，在当时更是少有人问津，“当初熊彼特对蒲寿山试图把自己技术创新——经济周期思想变为一种严格的形式化理论颇不以为然。大概他不认为这种尝试会获得成功。出乎他的意料，蒲寿山的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于是，熊彼特竭力劝说蒲寿山留下来一同发展他的理论。但是，蒲寿山毅然决然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