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第一，总需求结构失衡导致我国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下降；在投资和出口的相互强化机制中，外需冲击的影响不断放大，宏观经济对外需冲击的脆弱性显著提高；在各种外生冲击下，政府熨平经济波动的政策力度必须不断提高，政策性干预带来的负面影响会不断加大。

第二，在就业创造效应和劳动收入增长效应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只有通过更高的增长速度才能抑制失业问题的加剧和维持必要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由此导致我国政府对高增长速度的严重依赖，也可称之为“速度饥渴”。一旦投资和出口受制于国内外约束而无法维持高增长趋势，经济总量扩张速度的下降将会使得就业和家庭收入增长问题恶化，并带来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国总需求结构对投资和出口的高度依赖性的根源在于经济赶超战略的政治动因和实现过程。为了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经济总量的扩张成为政策层面的首要目标。由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面临较多的约束和不确定性，促进资本投入的迅速增长就成为实现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首要选择。

第三，要素市场扭曲、收入分配体制和政策、产业政策、供给政策以及生产和投资补贴等手段结合在一起，一方面能够增加国内储蓄供给，使得资本积累有了充足的来源；另一方面能够维持资本收益和资本成本之间持久的、较大的差异，进而维持企业强烈的投资动机。这是支持我国高投资最为重要的内部因素。

第四，投资增长依赖于出口的增长。从外部条件来看，中国出口在2000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亚洲地区垂直分工体系以及服务于这一分工体系的区域内贸易关系和东亚—中国—欧美“三角贸易模式”。

第五，消费增长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这两方面的制约都内生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之中。传统增长模式不仅决定了当前的收入分配模式，导致劳动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导致国内供给结构与家庭消费结构的错配，并从供给层面制约家庭消费的增长。

第六，传统增长模式下失衡的总需求结构，导致总需求的增长难以持续。受制于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趋势及国外市场的竞争态势，我国出口持续快速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这必将制约国内投资的增长。此外，高投资还直接受制于国内环境和资源成本的加剧和约束的强化。

第七，实现总需求结构平衡并不是简单地用消费替代投资，事实上，在给定结构下，这种替代过程是无法完成的。内需持续增长的关键是投资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良性互动。

第八，增长模式变革下的投资转型是内需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投资转型包括投资结构变化以及投资动力机制的变革。

第九，家庭消费增长面临着比投资增长更多的约束，所以，投资转型带来的供给结构变化、就业模式变化和初次分配格局的变化不足以保证家庭消费的持续增长，还必须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包括：（1）完善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在内的整个分配体系；（2）通过城市化和区域发展政策缩小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3）完善社会保障体制。

第十，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我国传统增长模式的制度基础在于政府主导的渐进式增量改革。所以，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模式调整的必要性，而且预示着调整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

第十一，随着改革的推进和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增量改革不再具有帕累托改进的特性，原有改革路径下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先试点、后推广”模式创造了改革的垄断权租金，由此引发的寻租活动削弱了这一模式的优势。在此背景下的进一步改革的关键是政府的自我改革。

第十二，鉴于此，我们认为：首先，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角色从“与民争利”转变为“为民创利”。其次，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仅在于权力关系的调整，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起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市场力量也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核心力量之一。再次，防止一些理想主义的激进做法。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短期内消费占比不能模仿“美国”，警惕福利刚性加重中国经济前行的负担。最后，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自然演进规律与民间智慧，防止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对经济增长内生能力的扼杀。第五，“稳投资”与“扩消费”的组合是内需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基础，不能简单化。